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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进入近三四年间最困难的时期。从2012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比2008年第三季度世界金融危机的状况更加危险。检点历史：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是中国爆发经济危机的年份。1993年之前，叫做治理整顿；1993年以后，叫做宏观调控。总体来讲：现在是1978年之后的第八个宏观经济波动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民企崩溃年。
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一个是经济过热，一个是经济过冷。每次逢8的年份，是经济过冷的年份，需求不足，购买力下降，找不到经济增长点。1981年、1984年、1993年、2004年是经济过热的年份，电跟不上，水跟不上，物价高涨，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过热会出现什么情况？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老百姓对改革政策不满，区域发展不均衡；过冷会产生什么情况？企业破产，公司裁员，失业率提高。到底是贫富差距可怕，还是高失业率可怕？应当说：后者大于前者。失业率提高以后，农民到城里之前，种的田转包了，回不去农村了，盘踞在城里面，那是最可怕的。
2011年，中国发生很多起老板跑路事件，老板欠了银行5亿、10亿元人民币，很可怕。地方政府觉得什么最可怕？老板跑了以后，留下3000个员工，那要比5亿、10亿可怕得多。如果光是10亿人民币，地方政府先给一点资助，还可以熬过去，但是3000个员工，每天都要吃饭，没有工作咋办？失业率是一个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今年是三个矛盾交界点。第一个是政府换届年。3月22日，国务院转发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里面提到很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汇率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改革会在今年12月前开始。
第二个是4万亿元的投资终结年。2008年第4季度以后，国家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2013年，全国27个省市的地铁全部都要开通，整个投资都要终结，投资终结意味着需要寻求新的投资点。
第三个是宏观周期到达之年。在过去30多年里，整个宏观经济波动有一个特点：4-5年为一个波动周期，老一辈创业者把它叫做“春夏秋冬”。老创业者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他们说搞了几十年，中国企业就是“春夏秋冬”，“冬天”到的时候，马上找个角落躲起来；“春天”来的时候，到处去抢资源机会。
中国经济十年一次萧条，改革的全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过去30多年里，在波动的过程中，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唯一一个连续30年GDP保持8%增长。在美国、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没有一个连续30年GDP增长8%以上。
2008年之后的一轮，与以往七次宏观周期相比，产生了几个新特点：一，第一次面临与欧美市场同步萧条。二，2008年之后，跟1998年、1988年、1978年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1978年、1988年、1998年，是中国三次最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点，这次是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没有采用改革的方式做。三，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中国的消费者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消费者，内需极度旺盛。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分化加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激化。
又一个民企难做之年
仔细对照宏观周期和民营企业的败局时间，人们就会发现，每一次宏观调控之年，一定是民营企业的崩溃之年。2012年，一定是中国民营企业又一个崩溃的年份，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我们一定要非常警惕。
1998年以前，中国做企业的人说：企业倒闭怎么可能呢？到处都是钱。温州人当时发电报经常写道：钱多人少。谁也没想到：1998年发生了一次内需疲软，整个东南亚地区萎缩，国内需求紧缩、信贷紧缩，十家民企七家死。最大的连锁企业、最大的酒厂、最大的民营高科技公司，都是死在那一年。
在中国做企业一旦失败，中国的民族性告诉你，第二次崛起的机会非常之少。所以，一定不要让企业破产。企业破产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不是你的资产，而是你的信誉。你的信用破产了，没有人愿意跟你打拼，没有银行愿意给你贷款，没有政府会来支持你，更没有消费者相信你。这些都跟钱没关系，而是跟你的信用有关系。99%的企业失败者，倒下的时候，信用也破产了。
中国的一个规律：一大批企业倒闭，哀鸿遍野，有人会获取大量的资产。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开发房地产市场，把一大批最具泡沫性行业，从笼子里放出来了。朱镕基总理抓经济，最喜欢汽车制造业，最恨的是房地产行业。他知道这里面有巨大的泡沫，1992年、1993年整顿房地产，发现上海、海口、广西、北海，一大堆烂尾楼。
2008年，经历了一次宏观调控，经济形势非常紧张，温家宝总理开始推行4万亿元投资。内需低迷，政府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把钱从银行里挤出来。房地产业强力启动，大量的房地产公司赚钱。
地方政府为了完成GDP增长任务，进一步推动城市化，中国房地产过热，基本上是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2004年以后，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产生房地产热。内需启动，休闲产业中的网络游戏、旅游服务业，都在这个时候大爆发。
资金猛增，货币大量增加。经济学上说，当一个国家的GDP总量跟M2（广义货币）一样的话，就是恶性增长，铜钿就不值钱。资金产生大量泡沫，老百姓往哪里投钱？风险投资、信托理财、创业板块，企业市盈率吓死人，80倍、100倍的市盈率，是这个企业效益特别好吗？不！
内需驱动重大时刻
2009年，是中国出现外贸向内需驱动的重大时刻，是中国内需市场的新一轮启动之年。前10年，是中国制造的黄金10年；2009年，外贸萎缩，所有在中国做外贸企业的人，觉得末日降临，钱越来越难赚。
整个20世纪80年代，正是短缺经济时期；90年代是过剩经济时期；21世纪，中国出现三大引擎：出口优先为全球服务；国内地产发展；外贸中国制造。现在，进入到第四个时期，未来将是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
现在做内需，不像父辈那时做企业，找很多人，圈很多地，把一个企业从一亿元做到100亿元。一台裁缝机变成20台，20台变成一条生产流水线，一条生产流水线变成一个工业园区，然后在全国开100家、200家连锁店，这样的一个企业模型，未来必定会被淘汰掉。
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以最终产品为内容的竞争优势大不相同。首先，缺乏内生性自主创新体系，缺乏拥有知识产权的竞争性品牌，只能为国际知名品牌做全球生产链服务；其次，外资占据中国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知识与技术、品牌、贸易渠道等，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中国只能通过单一的劳动力参与分配，廉价劳动所获甚少；出于土地、环境、资源、税收等政策倾斜，让只占资本总额30%的外资，拥有了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
除去外资占据的资源，近70%的本土生产性资产、几乎全部金融资源，以国有独资和控股经营的形式，掌握在政府手里。伴随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支撑，国有企业大规模持续投资，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经济平等的社会。经济平等的社会，必然会扩大内部需求。如果大部分国民收入掌握在政府手中，必然会挤占民众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大部分收入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很容易使本土产品市场过早饱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社会紧张和冲突。
当前，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蛋糕切法不合理，使得蛋糕不再扩大，发生逐渐萎缩的趋势。所以，无论是出于扩大内需，还是为了社会和谐，都到了必须大力改革分配制度的时候了。
只有分配制度改革到位，下大力气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中的主动性，使国民收入与GDP的增长相适应，促使经济增长更多、更快地转化为结构升级、优化内涵的发展成果。如此，才能避免出现民企崩溃年，中国有望进入一个真正高效发展的时代。
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一个是经济过热，一个是经济过冷。每次逢8的年份，是经济过冷的年份，需求不足，购买力下降，找不到经济增长点。1981年、1984年、1993年、2004年是经济过热的年份，电跟不上，水跟不上，物价高涨，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过热会出现什么情况？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老百姓对改革政策不满，区域发展不均衡；过冷会产生什么情况？企业破产，公司裁员，失业率提高。到底是贫富差距可怕，还是高失业率可怕？应当说：后者大于前者。失业率提高以后，农民到城里之前，种的田转包了，回不去农村了，盘踞在城里面，那是最可怕的。
2011年，中国发生很多起老板跑路事件，老板欠了银行5亿、10亿元人民币，很可怕。地方政府觉得什么最可怕？老板跑了以后，留下3000个员工，那要比5亿、10亿可怕得多。如果光是10亿人民币，地方政府先给一点资助，还可以熬过去，但是3000个员工，每天都要吃饭，没有工作咋办？失业率是一个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今年是三个矛盾交界点。第一个是政府换届年。3月22日，国务院转发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里面提到很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汇率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改革会在今年12月前开始。
第二个是4万亿元的投资终结年。2008年第4季度以后，国家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2013年，全国27个省市的地铁全部都要开通，整个投资都要终结，投资终结意味着需要寻求新的投资点。
第三个是宏观周期到达之年。在过去30多年里，整个宏观经济波动有一个特点：4-5年为一个波动周期，老一辈创业者把它叫做“春夏秋冬”。老创业者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他们说搞了几十年，中国企业就是“春夏秋冬”，“冬天”到的时候，马上找个角落躲起来；“春天”来的时候，到处去抢资源机会。
中国经济十年一次萧条，改革的全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过去30多年里，在波动的过程中，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唯一一个连续30年GDP保持8%增长。在美国、日本高速发展时期，没有一个连续30年GDP增长8%以上。
2008年之后的一轮，与以往七次宏观周期相比，产生了几个新特点：一，第一次面临与欧美市场同步萧条。二，2008年之后，跟1998年、1988年、1978年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1978年、1988年、1998年，是中国三次最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点，这次是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没有采用改革的方式做。三，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中国的消费者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消费者，内需极度旺盛。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分化加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激化。
又一个民企难做之年
仔细对照宏观周期和民营企业的败局时间，人们就会发现，每一次宏观调控之年，一定是民营企业的崩溃之年。2012年，一定是中国民营企业又一个崩溃的年份，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我们一定要非常警惕。
1998年以前，中国做企业的人说：企业倒闭怎么可能呢？到处都是钱。温州人当时发电报经常写道：钱多人少。谁也没想到：1998年发生了一次内需疲软，整个东南亚地区萎缩，国内需求紧缩、信贷紧缩，十家民企七家死。最大的连锁企业、最大的酒厂、最大的民营高科技公司，都是死在那一年。
在中国做企业一旦失败，中国的民族性告诉你，第二次崛起的机会非常之少。所以，一定不要让企业破产。企业破产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不是你的资产，而是你的信誉。你的信用破产了，没有人愿意跟你打拼，没有银行愿意给你贷款，没有政府会来支持你，更没有消费者相信你。这些都跟钱没关系，而是跟你的信用有关系。99%的企业失败者，倒下的时候，信用也破产了。
中国的一个规律：一大批企业倒闭，哀鸿遍野，有人会获取大量的资产。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开发房地产市场，把一大批最具泡沫性行业，从笼子里放出来了。朱镕基总理抓经济，最喜欢汽车制造业，最恨的是房地产行业。他知道这里面有巨大的泡沫，1992年、1993年整顿房地产，发现上海、海口、广西、北海，一大堆烂尾楼。
2008年，经历了一次宏观调控，经济形势非常紧张，温家宝总理开始推行4万亿元投资。内需低迷，政府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把钱从银行里挤出来。房地产业强力启动，大量的房地产公司赚钱。
地方政府为了完成GDP增长任务，进一步推动城市化，中国房地产过热，基本上是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2004年以后，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产生房地产热。内需启动，休闲产业中的网络游戏、旅游服务业，都在这个时候大爆发。
资金猛增，货币大量增加。经济学上说，当一个国家的GDP总量跟M2（广义货币）一样的话，就是恶性增长，铜钿就不值钱。资金产生大量泡沫，老百姓往哪里投钱？风险投资、信托理财、创业板块，企业市盈率吓死人，80倍、100倍的市盈率，是这个企业效益特别好吗？不！
内需驱动重大时刻
2009年，是中国出现外贸向内需驱动的重大时刻，是中国内需市场的新一轮启动之年。前10年，是中国制造的黄金10年；2009年，外贸萎缩，所有在中国做外贸企业的人，觉得末日降临，钱越来越难赚。
整个20世纪80年代，正是短缺经济时期；90年代是过剩经济时期；21世纪，中国出现三大引擎：出口优先为全球服务；国内地产发展；外贸中国制造。现在，进入到第四个时期，未来将是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
现在做内需，不像父辈那时做企业，找很多人，圈很多地，把一个企业从一亿元做到100亿元。一台裁缝机变成20台，20台变成一条生产流水线，一条生产流水线变成一个工业园区，然后在全国开100家、200家连锁店，这样的一个企业模型，未来必定会被淘汰掉。
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以最终产品为内容的竞争优势大不相同。首先，缺乏内生性自主创新体系，缺乏拥有知识产权的竞争性品牌，只能为国际知名品牌做全球生产链服务；其次，外资占据中国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知识与技术、品牌、贸易渠道等，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中国只能通过单一的劳动力参与分配，廉价劳动所获甚少；出于土地、环境、资源、税收等政策倾斜，让只占资本总额30%的外资，拥有了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
除去外资占据的资源，近70%的本土生产性资产、几乎全部金融资源，以国有独资和控股经营的形式，掌握在政府手里。伴随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支撑，国有企业大规模持续投资，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经济平等的社会。经济平等的社会，必然会扩大内部需求。如果大部分国民收入掌握在政府手中，必然会挤占民众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大部分收入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很容易使本土产品市场过早饱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社会紧张和冲突。
当前，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蛋糕切法不合理，使得蛋糕不再扩大，发生逐渐萎缩的趋势。所以，无论是出于扩大内需，还是为了社会和谐，都到了必须大力改革分配制度的时候了。
只有分配制度改革到位，下大力气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环境中的主动性，使国民收入与GDP的增长相适应，促使经济增长更多、更快地转化为结构升级、优化内涵的发展成果。如此，才能避免出现民企崩溃年，中国有望进入一个真正高效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