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中国史学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有复杂的西方学术背景，并不是中国学术固有的术语。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其西方学术脉络中，还原到其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涵义，对于历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medieval”或者“middle ages”是欧洲史学家在17世纪开始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是antiqui－modemi(古－今)模式。欧洲史学家之所以在“古”和“今”之间构建出一个“中世纪”阶段，有其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从17世纪末开始，ancient－medieval－modem这种三段武的历史观成为主流。而后，随着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一历史架构逐渐被欧洲文明之外的文化体，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其西方学术背景及其融入东方学术脉络的历史。
关键词 medieval 中古 中世纪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47-11
“medieval”这个概念并不被它描述的时代所使用。西方中世纪时代并没有“中世纪”这个概念。15世纪晚期，在欧洲的学术写作中开始出现一些类似概念，比如medium aevum。但是这些概念最初并不用于历史分期，而且含有非常明显的褒贬色彩。到了17世纪，“medieval”才逐渐被历史学家使用。逐渐的，古代(ancient)一中世纪(medieval)－现代(modem)这种三段式的历史架构取代了以前古代一现代的架构而成为主流。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历史观，主动或者被动地被欧洲以外的文化体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
日本明治时期的史学家包括朝河贯一、原胜郎、中田薰、内田银藏等，怀着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试图建构一个“中世日本”(medieval Japan)。“中世日本”的发明，与明治时期日本重塑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紧密相关。在原先以中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体系中，日本处于边缘位置。若能证明日本与西方的历史进程一样，也存在一个medieval时代，就能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制高点下解放出来，这对于明治时期加强民族国家认同非常重要。正像朝河贯一所说的那样，明治时期，日本才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意识(nationalsense)。
与日本而言，中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政治关怀也不明显，但是medieval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非常重要，并且形成了“中古”和“中世纪”两种主流的阐释，并且分别代表着两种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世纪”是现代化主义者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因为“现代”(modem)是与“中世纪”(me－dieval)相对的，“现代”也只能在“中世纪”中酝酿而出。所以，只有走出中世纪，才能实现现代化。要走出中世纪，就要先有中世纪。现代化主义者基本上是将传统中国视为中世纪，将其描述为黑暗、糟粕、封建、不现代。对每个时代的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现代，都具有现代性。但是现行的现代化理论，将“现代性”(modernity)视为终极追求的目标，似乎它之后没有更好的时代。而其实这种“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对“me－dieval”的阐释，至今仍是我们主流的意见。
“中古”有时候也具备“中世纪”的含义，特别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创立的“唐宋变革说”，将宋代视为“近世”的开始，将之前的南北朝唐代视为“中古”。在这里，“中古”等同于“中世纪”。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现在西方中国学的概念里，“medieval”大体上等同于后古典时代(post－classical)。这跟“中世纪”学说一样，也是植根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中。欧洲视罗马陷落前的历史为古典时代。如果我们视汉朝灭亡之前为古典时代，那么之后就存在一个后古典时代了。
一、西方史学脉络中的“medieval”
在ancient－medieval－modern三段式的历史架构占据主流之前，欧洲的主流历史观是antiqui－modemi(古－今)模式。“Modemus”，作为“modern”的原型，最早出现在6世纪，最初的意思是“最近的”，是为了跟“过去的”(past)做区隔。
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中世纪”的时代，基督教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时代视为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之后的时代。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分期是建立在人类世界会走到尽头的认知上的。当基督教观念已经牢固地支配着意识领域时，中世纪的史书作者们开始更多地表现出中世纪文明的自我意识，体现当代性。他们记载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时，不再将它们追溯到罗马世界，而是归于他们自己。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所谓的“中世纪”。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现代。也就是说，“中世纪”是后加的概念，并不是当时人的认知。
从15世纪晚期开始，一些类似“中世纪”含义的词汇开始出现在学术写作中，例如mesatempora、mesa temperstas、mesa antiquitas、mesa aetas、medium aovum等等。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冲击，使欧洲开始追溯罗马陷落之前的古典时代，视其为文明，而将罗马陷落之后到古典再发现(rediscovery of Antiquity)之间的历史描述为野蛮。如果将罗马陷落之前的古典文明和古典的再发现看作是一个文化的统一，那么从古典衰落到古典再发现的这个中间阶段，就是落后的、黑暗的和野蛮的“中世纪”。“medieval”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视中世纪是打断文明的破坏期。
到了17世纪末期，三段式的历史分期才被清晰地提出来。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历史叫做Historia antiqua，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历史叫做Historia mediiaevi，之后的历史叫做Hisoria nora。此后这种分期逐渐成为欧洲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传统观点认为，德国学者Christo－ph Keller在1688年所出版的Historia Medii Aevi是最早使用“medeival”这一概念的。从此，Kel-ler所构建的Antique－Medieval－Modem的历史分期，从18世纪开始在欧洲史学界就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18世纪，“中世纪”从一个负面的形象，变得较具正面色彩。首先，随着关于非欧洲文化的知识不断增加，历史作为文明发展进程得到了重新认识。这样，“中世纪”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为介于古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野蛮蒙昧阶段。尽管史学家如何不喜欢“中世纪”，也不得不开始将其描述为商业增长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第二，德国哲学家，比如Johann Gottfried Herder，发展出一 种理念，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和独特的。因此。中世纪文化(medieval culture)的正面性就需要被认真地对待。
然而到了20世纪，medieval／modem的二分法开始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世纪”一词的贬义色彩又回来了。相对“现代”，“medieval”代表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批评的一个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medieval”跟“feudal”(封建)是同义词。这个概念无助于研究不同文明历史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它并不能清晰地定义一种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也不能定义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在西方史学界，对于中世纪的上限和下限，也是分歧很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其重要性而被当作重要的事件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推进经常发生变化。关于上限，历史学家们摇摆在戴克里先皇帝(Gaius AureliusValerius Dioeletianus，245－313)改革、337年康斯坦丁大帝的去世、476年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被弑、甚至更晚的历史事件之间的选择上。下限更是众说纷纭，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文艺复兴或者宗教改革的开始，都被当作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欧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确立，开始被当作中世纪结束的标志。
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三段式的历史分期遭到了挑战。有的学者注意到在4世纪和7世纪之间，古典时期(Antiquity)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慢慢消退，于是建议这一期间属于Late Antiquity(古典时代晚期)。有的学者则用“early medieval Europe”(早期中世纪欧洲)来形容4到11世纪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欧美中国学者偏向用“early medieval China”(早期中古中国)来概括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此外，还有的学者用晚期中世纪(late medieval)来概括从公元1000年到13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到18世纪晚期爆发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总之，“medieval”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架构(construct)而已。即使在它本来的西方学术脉络里，它的出现也不是基于历史史实的推导或者总结，而是出于价值观的判断。而且在其很多细节上，至今还含混不清。
二、地方性和世界性：“medieval”架构遭遇挑战
其实众所周知，就连欧洲史本身也是被架构而后加上去的，并不是当时欧洲人的认知。在地理上的欧洲之内，历史记忆五花八门，无法统一。欧洲国家的历史，基本是神话般的构建起来的。欧洲的很多部分根本没有受到所谓繁荣于地中海的古典文明的影响。即使是在罗马化的领域内，也存在很大争议。用“Antiquity－Medieval”这样的断代，只是以地中海核心文明地区作为参照的历史观。
这样连欧洲文明都不统一，“Antiquity－Me－dieval”这个断代就只是个时间概念，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意义。可以说，ancient－medieval－mod－em的历史分期，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架构。而用一个地方性的架构来描述全世界的历史，难免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扩张，“medieval”这个概念，被西方学者广泛用于研究欧洲之外的历史，比如用来概括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或者探讨伊朗波斯文明等等。最近一些学者对于利用这一西方架构来探讨本国历史，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对于印度历史，英国史学家James Mills在1817年提出了“Hindu(印度)－Mohammedan(默罕默德)－British(英国)”的三段式分期，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主流架构。“British”阶段，强调其通俗化(secnlar)，现代性(modern)和现代化(modemising)的特点，进而将之前的两个阶段的印度，描述为宗教的和落后的。这是第一次将欧洲的三段式历史分期运用于描述印度历史。并且对以后印度史的书写，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种三段的分期，在20世纪被转化为Ancient－medieval－modem的架构，但是这个分期和之前那个分期是可以互换的。在1950到1970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个三段的分期从注重朝代更迭转向政治和经济变迁，但是分期本身并不受影响。
印度史学家Harbans Mukhia在1998年以《中世纪印度：一个外来的话语霸权?》为题的文章，对这一三段式的印度史架构提出质疑。他认为，把Ancient－Medieval－Modem的分期强加在印度历史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在作祟。HarbansMukhia并批评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运用“medic－val”这一概念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比如B.Stein的Peasant，Stat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South India，虽然通篇用了“medieval”这个词汇，但是一点解释都没有。B.Stein所谓的“Inedie－val”，基本上就是“早期”、“古代”、“现代以前”(pre－modem)一个同义词。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对于西方的文化霸权更为敏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西方史观引进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和“和魂洋才”的思想潮流下，日本史学界经历了激烈的观念变革。日本主流历史学家和明治政府主动地将日本的历史重新架构，发明出“中世日本”(Medieval Japan)。
三、“中世日本”的构建：从“东方”到“现代”的转换
日本将“medieval”翻译成“中世”(chusei)。中古chuko，在日本史研究中非常不稳定，一般认为“中世”更能对应西方“中世纪”的概念。其实在1880到1890年代，“中世”已经被使用，但是只具有普通的“中间阶段”的意思，并没有被赋予新的含义。它的含义变化跟引进西方概念密切相关。
西方文明的强势让明治时期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一些日本学者试图通过证明日本的历史道路跟西方一致，从而把日本历史和文化从“腐朽”“落后”的亚洲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完成日本从东方(oriental)到现代(modern)的转换。要证明日本具有现代化的可能，就要证明日本存在一个“中世纪”阶段，把日本的现代国家根源追入一个中世纪时代，这样日本不但可以加入西方阵营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日本传统价值。20世纪初，研究法律史的中田薰(1877－1967)甚至论断，日本的法律体系和原则，跟法兰克人的是相当的一致，他坚信德国的法律界应该学习日本的法制史。 内田银藏(1872－1919)治日本国史，擅长于史学理论。日本历史著作中的“近世”(pre－modern)这一新词，是内田银藏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以处理日本历史的。内田研究、比较了镰仓、江户、明治以后三段时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日本已经出现了与欧洲一样的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的结论。于是他使用近世一词专指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德川幕府时期(1616—1853)，亦即日本史上经过政治的统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町人(市民)”生活的繁荣过渡到近代的阶段。原胜郎(1871—1921)认为像西方一样，日本在镰仓时代(约1200—1330)完成了宗教改革，足利时代经历了种种动荡和变化，此后的德川时代(1603—1863)应该是日本的近世史。
朝河贯一(1873—1948)是这一群“中古”学者的重要一员，但是以前学者较少着墨。下面我以他为例，来详细阐述他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西方史学理论服务现实关怀的。
中国学者对于“大化革新”的研究，重点探讨古代日本对汉文化的移植与大化改新。他们通常认为，日本国家是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刺激下形成的，日本古代对汉文化的移植，使其社会发展呈跳跃式的前进，全面汉化使日本较顺利地进入封建主义发展的道路。“大化改新”使日本成为政章制度较完备的封建国家。但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河贯一在研究大化革新的时候，他潜台词里是“明治维新”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1903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大化革新的研究为主题。在他看来，“大化革新”把日本从部落制的雏形国家改造成像中国那样的帝制国家，但是制造了新的问题，而且只有等到一千两百年以后再一次改革才将这些问题解决。而第二次改革，就是“明治维新”。他认为，“大化革新”引进的中国经验，把原来日本的传统打破了。引进的中国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国家(a state without a nation)体制，只不过是一堆官僚体系的结合体。朝河贯一认为，日本天皇的权威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nation)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官僚体系之上。
朝河贯一深受西方学术影响。他运用了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他看来，“大化革新”之后的1200年，日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意识。一直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才知道如何做一个民族(People)。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产生了“民族国家的意识”(national sense)。在他看来，日本平安时代的政府，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结构(artificial structure)，仅仅是模仿了唐朝皇帝中央集权政府的产物。
但是同时朝河贯一又认为，“大化革新”开启了日本的“封建”时代，而跟西方主流观念一样，朝河贯一强调，日本民族国家意识的起源，发端于这一时代即：“现代”起源于“中世纪”。日本“中世纪”的概念和“封建主义”(feudalism)紧密联系在一起。1910年，James Murdoch的三册《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较早地将日本封建社会的起源跟大化革新和武士阶层(samurai)的兴起联系在一起。Murdoch运用“封建”这一概念比较随意，也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朝河贯一1918年的文章《日本封建制度的一些层面》(Some As- pects of Japanese Feudal Institutions)，以及1929年的《飞来文书》，是最早的研究日本封建社会的英文著作。他的研究，成为了西方研究中世纪日本的经典作品。在朝河看来，日本的武士阶层，组成了一种新的、更加强有力、更加持久的社会形态。而这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是一脉相承，或者至少是高度相同的。西方的骑士阶层，或者日本的武士阶层强调个人荣誉和忠诚是中世纪时代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也是后来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得以确立的重要根源。朝河贯一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品德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通过封建主义的构建，朝河贯一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中世纪主义者，将日本史跟西方的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日本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制高点中解放出来。
朝河贯一并不认为“中世纪”或者“封建社会”具有普适性。相反的，他强调只有西方和日本才具有这样的条件。他指出，跟所有的社会发展一样，封建制度并不是普适的。这种幸运的礼物只有世界上极少数的种族(races)才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民族，才能有机会发展出“现代性”，实现“现代化”。这里面，当然包括日本。朝河贯一的思想恰如其分地反映了20世纪初日本思想界的一些重要层面，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主义倾向。
早期日本中世纪主义史学家大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除了朝河贯一外，原胜郎和中田薰也是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19世纪末就到了欧洲。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在创造一种架构来重新阐释自己国家的过去，抱持着将日本历史阐释往现代民族国家导引的目的。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认识。史学研究和现实关怀交互影响，在一个激荡的时代里，演绎地淋漓尽致。
四、从日本史到中国史
追随欧洲学术潮流，依据社会进化阶段论来阐释历史的风气，最初发端于日本国史研究。如朝河贯甚至认为日本和欧洲的历史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通则，而中国为例外。用此进化阶段论来阐释历史的结果，是将文化体分为先进与落后。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就为落后，而日本则为先进。依此解释，中国在传统东亚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就荡然无存。
以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历史三分断代法来框架中国历史，以内藤湖南(1866—1934)为先锋。内藤湖南与以白鸟库吉(1865—1942)为首的东京学派不同，后者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每持近代式的批判态度，侧重边疆民族史地。但是内藤湖南汲取清代考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及学问多取亲近态度，侧重中国本位之学。
内藤湖南也借用上述三段式的历史观念来重新阐释中国之历史，以“时代”替置“朝代”，从而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和朝代谱牒史的局限。但是另一方面，内藤湖南精于中国文化与历史，明察中国文化发展史脉络，又不仅仅是“机械地撷取西方史学的分期法作为外在的框架缘饰”。
内藤湖南以宋代为中国近世的论点，应该是得自日本史研究的启示。他说，“在日本也有有力的历史学家主张”按西方意义的分期处理历史的变革。他所说的有力的历史学家，据后人研究，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内田银藏和原胜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均毕业于东京大学，是LudwigReiss的弟子，具有深厚的西洋史知识。在京都大学，内田银藏研究和讲授日本史，原胜郎担当西洋史讲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实际上内田银藏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绪论中，也开始将“近世”用于描述中国历史。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 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是在职同事，互有影响是很自然的。
关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西方学者称之为“内藤假说”即Naito’s hypothesis)的研究非常丰富，本文就不再赘述。总结起来说，其基本内容是认为中国的六朝至隋唐时代为中世(medic-val period)，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pie－modem，值得再次指出的是，此概念是内藤湖南的同事内田银藏的发明)的开始，唐宋之际的中国，从“中世”向“近世”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所有；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的私有物，他们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而中世与近世在政治上的最大不同，则“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唐宋变革论”设定了中世贵族政治与近代君主专制政治相对立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余绪至今仍在。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前瞻性地论证中国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个人对现实的关心，其重要的一点现实关怀，就是较为深刻地思考了中国从中世(medieval)到近世(pre－modem)，然后从近世走向现代(modem)的可能性。
内藤湖南不同于朝河贯一的根本之处在于，后者根本否认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认为中世阶段为西方和日本独有；而前者则因为浸淫中华文化较深，试图借用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重新构建全新的中国史面貌。
在中国，陈寅恪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但是时间上较日本学界晚很多。揆其原因，当是由于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学术生态不同。返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明治时期的日本，其语境已然大不同于中国。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事体例已被引入日本。内藤湖南能够较早提出唐宋变革说，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学术转型的差距。
虽然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初就已提出唐宋变革说，但是他的学说在1920和1930年代并不受重视。当时日本学界普遍接受的，仍然是加藤繁(1880—1946)的见解。而加滕繁认为唐宋一体，都属于前期官僚制时代，即“世族势力衰歇，主要靠科举产生的新官僚阶级主持政务的时代”。唐宋变革说，实际上是到了二战以后才开始在学界受到广泛重视，并被重新阐释。
1954年，宫川尚志在美国“远东学会”(FarEastem Association)于纽约召开的“传统中国社会”上将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冠以“内藤假说”(Nait5’s hypothesis)，并刊登在《远东季刊》(Far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号上。196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和Peter J.Colas刊出他们合编的一本宋史英文论文选编，收录宫川尚志文章的摘要。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向西方介绍内藤学说在日本的运用。大概是由于内藤假说的广泛介绍，唐宋变革的观点在西方学界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潮流。有意思的是，内藤湖南的创见，发端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西方发展式历史观的借鉴，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段，这一创见又倒流回西方汉学界，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从1970年代美国研究宋史的学者才开始注意宋代的变化，此前则是把宋代看成积贫积弱，只有文学和哲学的朝代。刘子健1969年所编的关于宋代研究的论文集，除了宫川尚志的摘要之外，只有柯睿格(E.A.Kracke)的一篇文章简单探讨了10到13世纪的变化。刘子健1974年出版了《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较早地开始探讨发生于宋代的历史变革。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美国汉学界并不是简单地承袭了内藤假说，而是对唐宋的社会变革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置换，实际上与内藤假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内藤湖南的出发点是认为历史总是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他认为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具有由贵族向君主制过渡和平民势力抬头的划时代性质。总结起来说，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之后中国应该是从贵族社会走向平民社会，在中国应该是平民势力抬头，或者是出现一个市民社会。这个观点从郝若贝开始，西方汉学家就有质疑。
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1982年发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质疑内藤湖南的宋代发生了向君，主独裁制度的转变的说法，并且指出到了南宋，地域精英虽然不排除仍有跻身庙堂之志，但是扎根地方开始成为他们的主要选项。这就为以后西方学者认为南宋地方精英崛起张本。韩明士(Robert P.Hymes)考察抚州地方士绅，认为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则多限于府州之内。郝一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强调两宋的精英起了变化，两个时期的士大夫的心态和作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则是地域精英的时代。郝一韩说对内藤说的修改主要在于重视两宋之间的断层甚于重视唐宋变革。
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包氏认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核心是在宋代专制制度加强，平民力量“抬头”。唐宋的社会转型是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步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而不是内藤湖南所描绘的贵族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崛起的社会画面。这样，包氏用地方精英的崛起代替了内藤湖南的平民抬头，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根本上的改造。
中国学界不但继续受到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影响，而且现在又受到西方汉学家改造后的变革说的冲击。追随西方步伐，探讨中国地方精英(local elite)、地方意识(local identity)和地方宗教(local religion)的研究，蔚为壮观。就地方主义的学术潮流而言，并不是没有漏洞，甚至是漏洞百出。但是本文篇幅有限，此不论述。中国学界，对于外来之学说，一定要先存祛魅之精神。这一点，当无疑问。
五、“Medieval China”：两种主流的阐释
“medieval”一个词，实际上在当今中国学界对应两个重要学术概念：“中古”和“中世纪”，进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潮流。
强调中国现代性(modernity)的学者，不论国内还是国际，一般都强调中国发展道路应如西方一样，脱胎于“中世纪”时代。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现代”相对于“中世纪”而存在，并且在“中世纪”中孕育而生。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 走出“中世纪”。要走出“中世纪”，必先有“中世纪”。所以必须将“现代”中国之前的传统时代归结为“中世纪”，或者“封建社会”。只有否定了之前时代的先进性，才能证明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光明永恒的“现代”。
在这种框架下的“medieval China”是封建社会的代名词。研究者的潜台词无意或者有意地，是在强调西方学术架构出来的medieval－modern模式，在中国一榉能够实现。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模式将追求现代化之前的传统时代认定为是不“现代”的，是落后的，是需要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般将公元前5世纪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的时期定义为“封建”(feu-dal)。在某种程度上，“封建”跟“中世纪”的概念是一致的。这类的研究很多，不须一一列举。他们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至宋代，即达到了成熟的顶端。至明清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封建制度更是进入了“天崩地解”的时代。因此，从总体趋势来看，宋元明清时期正是一个封建社会由成熟的顶端而逐渐下落，逐渐瓦解，逐步灭亡的过程，亦即一个“走出中世纪”的过程。
即使在现代化这种框架下，也还存在强调西方冲击和中国内在脉络两种倾向。强调冲击一反映模式的学者，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是西方化)，是由于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刺激。而较早注意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自身“内在理路”的演化人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内学人是朱维铮先生，《走出中世纪》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作为对《走出中世纪》一书的补充和发展，朱先生在1990年初又关注晚清社会的“自改革”思潮，主张以18世纪晚清社会的“自改革”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中世纪是个译名，它的西文原语最早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拉丁语medium Aevum，近代欧洲各种语言与之同义的词例如英语middle ages，法语moyen age，意大利语medio evo，葡萄牙语中是medievo，乃至德语middle laltar，皆从此词衍变而出，意思都是“介于当中的时期或时代”。Aevum，ages，age，evo，laltar都是指一段较长的时间，亦即“时代”或“时期”，并不含有“世纪２１百年”的意思。只有俄语一词，其意义虽与上举各种语言的词相当，而Bek除作“时期”、“时代”解之外，更有“世纪”(Centvry)一义，“中世纪”这个译名似乎与此有关。
但是无论如何，“medieval”是西方学术界后发的一个概念，是基于西方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而发明出来的。西方史学之所以将中世纪跟现代截然分开，与中世纪史学精神和现代不同有莫大的关系。单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世纪史学的背离。中世纪史学是所谓的“世界史”或“拯救史”，认为世界的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是同一的，始自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终结于“末日审判”。中世纪史学观念与古典史学观念的第一个根本不同就是主题的不同。古典史学以人为本因而是经验的，中世纪史学以神为本因而是超验的。
“中世纪”的存在，多数是作为一个史学概念(historiographical)，而不是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推演出来的结果。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学弥漫着怀疑主义精神，不再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上帝的意志之上，而是追寻更宽广的证据和逻辑来解释历史。这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以中世纪来框架中国历史，那么中国的中世纪史学，跟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截然不同。中国的“中古”时期，并不是所谓的野蛮黑暗和宗教化的时期，在中古时期中国还是有相当发达的文化和学术。中国历史学家早在司马迁时代就知道运用不同的记载来互相印证。《史记》里面引用了多达82种的各类文献，包括奏章、书信、文章等等。他甚至去当事人所在的地区参访当地人。考证学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并不比欧洲最好的学术传统落后。
我国将教会看作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对中世纪本身的正面价值评价不足。但是，正如彭小瑜所说，中世纪后期的“动乱年代”并没有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而是走向扩张和成功的新时代。在历史研究中，意识到西方中心论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是在自己独特的东方背景中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在21世纪，如果还继续被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的一些幼稚和简单化的、通常是在政论文中提出的见解所左右，这委实太可悲了。
除了上述一种“中世纪”的阐释外，另外一种也被广泛接受，就是将汉朝灭亡到唐朝灭亡之间的时间，大概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时代，当作“中古”，国际中国学界一般就用“Medieval China”来框这一历史时期。虽然起止点略有不同，但是思路基本一致，就是认为“medieval”时代等同于post－classical或者post－antique，也就是“后古典时代”。这个思路应该也是出自西方将罗马陷落之前的历史描述为“古典”的影响。比如David A.Graft对中古的定义大盖是公元300年到900年。Daniel L.Overmyer大体上认为中古中国是魏晋到宋。Robert H.Shaft指的是六朝到宋。
如我们在上文指出，为了修正“中世纪”架构的不足，西方学术界内部开始用Early medievalEurope来形容4世纪到11世纪这段历史的。反映在中国学研究上，相关学者倾向于将公元220-589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定义为中国的中世纪早期，称为“early medieval China”，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杂志Early Medieval China，它明确指出，是研究220～589之间的人物、事件和文化。以为“early medieval China”为题的研究也很多，比如Fabrizio Pregadio的Feat Clarity：Daoism and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Robert Campany的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也使用“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early medieval China”(早期中古中国)来框架中国历史。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历史学概念的嫁接而已。其实对每个学者而言，中古的概念都不相同，比如，对D.G.John－SOil和A.E.Dien来讲，“medieval China”就是从汉朝结束到唐代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公元220-907这接近700年的历史。但是对s.N.C.Lieu来讲，“中古中国”似乎是从晚唐到明初， 大概是8世纪到14世纪。然而对韩森(v.Hansen)来说，南宋(1127-1279)是所谓的“中古中国”转型的最后阶段，而这一过程早在六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她的意思大概是隋唐帝国到南宋，属于“中古中国”的时期。
“middle ages”或者“medieval China”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描述过去的概念。中国历史学传统中本有自己的一套认知。对于过去的概念，中国跟古希腊有一定相似的地方。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古”“今”之别。《易经》把过去分为“上古”和“后世”。而“后世”又分为“中古”(公元前12世纪左右，周王室建立)和“下古”(从西周建立到《易经》创作的年代)。稍晚的韩非子将“下古”追溯到夏商时代，“中古”对应的是神话中的大禹时代，而“上古”指的是大禹之前的时代。这个观念在汉代基本是被接受的，比如《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议“尊号”，王云：“朕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
到了唐代，“中古”大致指代汉朝。如颜师古云：“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论宦官云：“阉竖者，给宫掖扫除事，古以奴隶畜之。中古以来，大道乖丧，疏贤哲，亲近习，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权。”跟韩非子的历史观不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将“上古”往下拓展到西周，他把东周看作是“古”，汉朝是“中古”，而汉朝之后的五个世纪叫做“近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架构反映了唐代人们的历史观念，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顾炎武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封建”时代(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上的“封建”，是指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上的封邦建国)看作是“古”，而将之后的“郡县”时代看作是“近世”。在他的历史分期里完全没有一个中间阶段的存在，也不存在“中古”阶段。
现代学者们对于“中古”的使用非常之普遍，但是极少有人进行解释和定义，其所代表的东西方学术脉络，似乎可以完全忽略。不但是中国史学家，西方中国学者更是根深蒂固地受到西方学术潮流和内在理路的影响，非常轻易地用西方学术话语来阐释和条理中国之史实。比如StevenOwen(宇文所安)所作的唐诗的研究，受到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非常之深。在他看来，初、盛唐有如西方的“中世纪”，是“讲求权威尤其是文本权威的时代”，中唐时期拥有内在自由的“自我”破茧而出，松动了外在权威的统治。“个人化”写作的出现，是跟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传统文本权威受到了挑战是一样的，体现了从上帝到理性的转折。在他看来，中唐是唐宋转型的起点，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他的初唐、盛唐以及中唐诗的研究，一而贯之的体现了他这种历史架构。
六、不是结论的结论
现在中国学术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对“medieval”这个概念的讨论，并不是说此类概念不能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注意概念之后的学术脉络，对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在运用外来学术概念时，要仔细定义，并且明白这些概念在其本来学术脉络的地位及角色，以及其传人中国学界的历史背景。类似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等等概念，都需要仔细探讨，注意其与中国史实能够对应以及不能对应的地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定要先存祛魅之精神，不忘本国学术之实际地位及背景。
关键词 medieval 中古 中世纪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0)02-0147-11
“medieval”这个概念并不被它描述的时代所使用。西方中世纪时代并没有“中世纪”这个概念。15世纪晚期，在欧洲的学术写作中开始出现一些类似概念，比如medium aevum。但是这些概念最初并不用于历史分期，而且含有非常明显的褒贬色彩。到了17世纪，“medieval”才逐渐被历史学家使用。逐渐的，古代(ancient)一中世纪(medieval)－现代(modem)这种三段式的历史架构取代了以前古代一现代的架构而成为主流。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历史观，主动或者被动地被欧洲以外的文化体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
日本明治时期的史学家包括朝河贯一、原胜郎、中田薰、内田银藏等，怀着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试图建构一个“中世日本”(medieval Japan)。“中世日本”的发明，与明治时期日本重塑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紧密相关。在原先以中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体系中，日本处于边缘位置。若能证明日本与西方的历史进程一样，也存在一个medieval时代，就能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制高点下解放出来，这对于明治时期加强民族国家认同非常重要。正像朝河贯一所说的那样，明治时期，日本才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意识(nationalsense)。
与日本而言，中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政治关怀也不明显，但是medieval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非常重要，并且形成了“中古”和“中世纪”两种主流的阐释，并且分别代表着两种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世纪”是现代化主义者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因为“现代”(modem)是与“中世纪”(me－dieval)相对的，“现代”也只能在“中世纪”中酝酿而出。所以，只有走出中世纪，才能实现现代化。要走出中世纪，就要先有中世纪。现代化主义者基本上是将传统中国视为中世纪，将其描述为黑暗、糟粕、封建、不现代。对每个时代的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现代，都具有现代性。但是现行的现代化理论，将“现代性”(modernity)视为终极追求的目标，似乎它之后没有更好的时代。而其实这种“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对“me－dieval”的阐释，至今仍是我们主流的意见。
“中古”有时候也具备“中世纪”的含义，特别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创立的“唐宋变革说”，将宋代视为“近世”的开始，将之前的南北朝唐代视为“中古”。在这里，“中古”等同于“中世纪”。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现在西方中国学的概念里，“medieval”大体上等同于后古典时代(post－classical)。这跟“中世纪”学说一样，也是植根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中。欧洲视罗马陷落前的历史为古典时代。如果我们视汉朝灭亡之前为古典时代，那么之后就存在一个后古典时代了。
一、西方史学脉络中的“medieval”
在ancient－medieval－modern三段式的历史架构占据主流之前，欧洲的主流历史观是antiqui－modemi(古－今)模式。“Modemus”，作为“modern”的原型，最早出现在6世纪，最初的意思是“最近的”，是为了跟“过去的”(past)做区隔。
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中世纪”的时代，基督教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时代视为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之后的时代。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分期是建立在人类世界会走到尽头的认知上的。当基督教观念已经牢固地支配着意识领域时，中世纪的史书作者们开始更多地表现出中世纪文明的自我意识，体现当代性。他们记载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时，不再将它们追溯到罗马世界，而是归于他们自己。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所谓的“中世纪”。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现代。也就是说，“中世纪”是后加的概念，并不是当时人的认知。
从15世纪晚期开始，一些类似“中世纪”含义的词汇开始出现在学术写作中，例如mesatempora、mesa temperstas、mesa antiquitas、mesa aetas、medium aovum等等。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冲击，使欧洲开始追溯罗马陷落之前的古典时代，视其为文明，而将罗马陷落之后到古典再发现(rediscovery of Antiquity)之间的历史描述为野蛮。如果将罗马陷落之前的古典文明和古典的再发现看作是一个文化的统一，那么从古典衰落到古典再发现的这个中间阶段，就是落后的、黑暗的和野蛮的“中世纪”。“medieval”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视中世纪是打断文明的破坏期。
到了17世纪末期，三段式的历史分期才被清晰地提出来。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历史叫做Historia antiqua，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历史叫做Historia mediiaevi，之后的历史叫做Hisoria nora。此后这种分期逐渐成为欧洲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传统观点认为，德国学者Christo－ph Keller在1688年所出版的Historia Medii Aevi是最早使用“medeival”这一概念的。从此，Kel-ler所构建的Antique－Medieval－Modem的历史分期，从18世纪开始在欧洲史学界就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18世纪，“中世纪”从一个负面的形象，变得较具正面色彩。首先，随着关于非欧洲文化的知识不断增加，历史作为文明发展进程得到了重新认识。这样，“中世纪”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为介于古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野蛮蒙昧阶段。尽管史学家如何不喜欢“中世纪”，也不得不开始将其描述为商业增长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第二，德国哲学家，比如Johann Gottfried Herder，发展出一 种理念，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和独特的。因此。中世纪文化(medieval culture)的正面性就需要被认真地对待。
然而到了20世纪，medieval／modem的二分法开始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世纪”一词的贬义色彩又回来了。相对“现代”，“medieval”代表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批评的一个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medieval”跟“feudal”(封建)是同义词。这个概念无助于研究不同文明历史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它并不能清晰地定义一种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也不能定义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在西方史学界，对于中世纪的上限和下限，也是分歧很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其重要性而被当作重要的事件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推进经常发生变化。关于上限，历史学家们摇摆在戴克里先皇帝(Gaius AureliusValerius Dioeletianus，245－313)改革、337年康斯坦丁大帝的去世、476年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被弑、甚至更晚的历史事件之间的选择上。下限更是众说纷纭，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文艺复兴或者宗教改革的开始，都被当作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欧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确立，开始被当作中世纪结束的标志。
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三段式的历史分期遭到了挑战。有的学者注意到在4世纪和7世纪之间，古典时期(Antiquity)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慢慢消退，于是建议这一期间属于Late Antiquity(古典时代晚期)。有的学者则用“early medieval Europe”(早期中世纪欧洲)来形容4到11世纪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欧美中国学者偏向用“early medieval China”(早期中古中国)来概括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此外，还有的学者用晚期中世纪(late medieval)来概括从公元1000年到13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到18世纪晚期爆发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总之，“medieval”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架构(construct)而已。即使在它本来的西方学术脉络里，它的出现也不是基于历史史实的推导或者总结，而是出于价值观的判断。而且在其很多细节上，至今还含混不清。
二、地方性和世界性：“medieval”架构遭遇挑战
其实众所周知，就连欧洲史本身也是被架构而后加上去的，并不是当时欧洲人的认知。在地理上的欧洲之内，历史记忆五花八门，无法统一。欧洲国家的历史，基本是神话般的构建起来的。欧洲的很多部分根本没有受到所谓繁荣于地中海的古典文明的影响。即使是在罗马化的领域内，也存在很大争议。用“Antiquity－Medieval”这样的断代，只是以地中海核心文明地区作为参照的历史观。
这样连欧洲文明都不统一，“Antiquity－Me－dieval”这个断代就只是个时间概念，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意义。可以说，ancient－medieval－mod－em的历史分期，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架构。而用一个地方性的架构来描述全世界的历史，难免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扩张，“medieval”这个概念，被西方学者广泛用于研究欧洲之外的历史，比如用来概括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或者探讨伊朗波斯文明等等。最近一些学者对于利用这一西方架构来探讨本国历史，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对于印度历史，英国史学家James Mills在1817年提出了“Hindu(印度)－Mohammedan(默罕默德)－British(英国)”的三段式分期，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主流架构。“British”阶段，强调其通俗化(secnlar)，现代性(modern)和现代化(modemising)的特点，进而将之前的两个阶段的印度，描述为宗教的和落后的。这是第一次将欧洲的三段式历史分期运用于描述印度历史。并且对以后印度史的书写，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种三段的分期，在20世纪被转化为Ancient－medieval－modem的架构，但是这个分期和之前那个分期是可以互换的。在1950到1970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个三段的分期从注重朝代更迭转向政治和经济变迁，但是分期本身并不受影响。
印度史学家Harbans Mukhia在1998年以《中世纪印度：一个外来的话语霸权?》为题的文章，对这一三段式的印度史架构提出质疑。他认为，把Ancient－Medieval－Modem的分期强加在印度历史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在作祟。HarbansMukhia并批评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运用“medic－val”这一概念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比如B.Stein的Peasant，Stat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South India，虽然通篇用了“medieval”这个词汇，但是一点解释都没有。B.Stein所谓的“Inedie－val”，基本上就是“早期”、“古代”、“现代以前”(pre－modem)一个同义词。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对于西方的文化霸权更为敏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西方史观引进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和“和魂洋才”的思想潮流下，日本史学界经历了激烈的观念变革。日本主流历史学家和明治政府主动地将日本的历史重新架构，发明出“中世日本”(Medieval Japan)。
三、“中世日本”的构建：从“东方”到“现代”的转换
日本将“medieval”翻译成“中世”(chusei)。中古chuko，在日本史研究中非常不稳定，一般认为“中世”更能对应西方“中世纪”的概念。其实在1880到1890年代，“中世”已经被使用，但是只具有普通的“中间阶段”的意思，并没有被赋予新的含义。它的含义变化跟引进西方概念密切相关。
西方文明的强势让明治时期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一些日本学者试图通过证明日本的历史道路跟西方一致，从而把日本历史和文化从“腐朽”“落后”的亚洲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完成日本从东方(oriental)到现代(modern)的转换。要证明日本具有现代化的可能，就要证明日本存在一个“中世纪”阶段，把日本的现代国家根源追入一个中世纪时代，这样日本不但可以加入西方阵营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日本传统价值。20世纪初，研究法律史的中田薰(1877－1967)甚至论断，日本的法律体系和原则，跟法兰克人的是相当的一致，他坚信德国的法律界应该学习日本的法制史。 内田银藏(1872－1919)治日本国史，擅长于史学理论。日本历史著作中的“近世”(pre－modern)这一新词，是内田银藏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以处理日本历史的。内田研究、比较了镰仓、江户、明治以后三段时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日本已经出现了与欧洲一样的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的结论。于是他使用近世一词专指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德川幕府时期(1616—1853)，亦即日本史上经过政治的统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町人(市民)”生活的繁荣过渡到近代的阶段。原胜郎(1871—1921)认为像西方一样，日本在镰仓时代(约1200—1330)完成了宗教改革，足利时代经历了种种动荡和变化，此后的德川时代(1603—1863)应该是日本的近世史。
朝河贯一(1873—1948)是这一群“中古”学者的重要一员，但是以前学者较少着墨。下面我以他为例，来详细阐述他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西方史学理论服务现实关怀的。
中国学者对于“大化革新”的研究，重点探讨古代日本对汉文化的移植与大化改新。他们通常认为，日本国家是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刺激下形成的，日本古代对汉文化的移植，使其社会发展呈跳跃式的前进，全面汉化使日本较顺利地进入封建主义发展的道路。“大化改新”使日本成为政章制度较完备的封建国家。但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河贯一在研究大化革新的时候，他潜台词里是“明治维新”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1903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大化革新的研究为主题。在他看来，“大化革新”把日本从部落制的雏形国家改造成像中国那样的帝制国家，但是制造了新的问题，而且只有等到一千两百年以后再一次改革才将这些问题解决。而第二次改革，就是“明治维新”。他认为，“大化革新”引进的中国经验，把原来日本的传统打破了。引进的中国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国家(a state without a nation)体制，只不过是一堆官僚体系的结合体。朝河贯一认为，日本天皇的权威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nation)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官僚体系之上。
朝河贯一深受西方学术影响。他运用了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他看来，“大化革新”之后的1200年，日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意识。一直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才知道如何做一个民族(People)。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产生了“民族国家的意识”(national sense)。在他看来，日本平安时代的政府，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结构(artificial structure)，仅仅是模仿了唐朝皇帝中央集权政府的产物。
但是同时朝河贯一又认为，“大化革新”开启了日本的“封建”时代，而跟西方主流观念一样，朝河贯一强调，日本民族国家意识的起源，发端于这一时代即：“现代”起源于“中世纪”。日本“中世纪”的概念和“封建主义”(feudalism)紧密联系在一起。1910年，James Murdoch的三册《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较早地将日本封建社会的起源跟大化革新和武士阶层(samurai)的兴起联系在一起。Murdoch运用“封建”这一概念比较随意，也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朝河贯一1918年的文章《日本封建制度的一些层面》(Some As- pects of Japanese Feudal Institutions)，以及1929年的《飞来文书》，是最早的研究日本封建社会的英文著作。他的研究，成为了西方研究中世纪日本的经典作品。在朝河看来，日本的武士阶层，组成了一种新的、更加强有力、更加持久的社会形态。而这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是一脉相承，或者至少是高度相同的。西方的骑士阶层，或者日本的武士阶层强调个人荣誉和忠诚是中世纪时代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也是后来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得以确立的重要根源。朝河贯一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品德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通过封建主义的构建，朝河贯一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中世纪主义者，将日本史跟西方的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日本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制高点中解放出来。
朝河贯一并不认为“中世纪”或者“封建社会”具有普适性。相反的，他强调只有西方和日本才具有这样的条件。他指出，跟所有的社会发展一样，封建制度并不是普适的。这种幸运的礼物只有世界上极少数的种族(races)才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民族，才能有机会发展出“现代性”，实现“现代化”。这里面，当然包括日本。朝河贯一的思想恰如其分地反映了20世纪初日本思想界的一些重要层面，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主义倾向。
早期日本中世纪主义史学家大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除了朝河贯一外，原胜郎和中田薰也是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19世纪末就到了欧洲。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在创造一种架构来重新阐释自己国家的过去，抱持着将日本历史阐释往现代民族国家导引的目的。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认识。史学研究和现实关怀交互影响，在一个激荡的时代里，演绎地淋漓尽致。
四、从日本史到中国史
追随欧洲学术潮流，依据社会进化阶段论来阐释历史的风气，最初发端于日本国史研究。如朝河贯甚至认为日本和欧洲的历史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通则，而中国为例外。用此进化阶段论来阐释历史的结果，是将文化体分为先进与落后。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就为落后，而日本则为先进。依此解释，中国在传统东亚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就荡然无存。
以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历史三分断代法来框架中国历史，以内藤湖南(1866—1934)为先锋。内藤湖南与以白鸟库吉(1865—1942)为首的东京学派不同，后者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每持近代式的批判态度，侧重边疆民族史地。但是内藤湖南汲取清代考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及学问多取亲近态度，侧重中国本位之学。
内藤湖南也借用上述三段式的历史观念来重新阐释中国之历史，以“时代”替置“朝代”，从而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和朝代谱牒史的局限。但是另一方面，内藤湖南精于中国文化与历史，明察中国文化发展史脉络，又不仅仅是“机械地撷取西方史学的分期法作为外在的框架缘饰”。
内藤湖南以宋代为中国近世的论点，应该是得自日本史研究的启示。他说，“在日本也有有力的历史学家主张”按西方意义的分期处理历史的变革。他所说的有力的历史学家，据后人研究，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内田银藏和原胜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均毕业于东京大学，是LudwigReiss的弟子，具有深厚的西洋史知识。在京都大学，内田银藏研究和讲授日本史，原胜郎担当西洋史讲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实际上内田银藏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绪论中，也开始将“近世”用于描述中国历史。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 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是在职同事，互有影响是很自然的。
关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西方学者称之为“内藤假说”即Naito’s hypothesis)的研究非常丰富，本文就不再赘述。总结起来说，其基本内容是认为中国的六朝至隋唐时代为中世(medic-val period)，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pie－modem，值得再次指出的是，此概念是内藤湖南的同事内田银藏的发明)的开始，唐宋之际的中国，从“中世”向“近世”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所有；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的私有物，他们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而中世与近世在政治上的最大不同，则“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唐宋变革论”设定了中世贵族政治与近代君主专制政治相对立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余绪至今仍在。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前瞻性地论证中国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个人对现实的关心，其重要的一点现实关怀，就是较为深刻地思考了中国从中世(medieval)到近世(pre－modem)，然后从近世走向现代(modem)的可能性。
内藤湖南不同于朝河贯一的根本之处在于，后者根本否认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认为中世阶段为西方和日本独有；而前者则因为浸淫中华文化较深，试图借用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重新构建全新的中国史面貌。
在中国，陈寅恪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但是时间上较日本学界晚很多。揆其原因，当是由于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学术生态不同。返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明治时期的日本，其语境已然大不同于中国。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事体例已被引入日本。内藤湖南能够较早提出唐宋变革说，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学术转型的差距。
虽然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初就已提出唐宋变革说，但是他的学说在1920和1930年代并不受重视。当时日本学界普遍接受的，仍然是加藤繁(1880—1946)的见解。而加滕繁认为唐宋一体，都属于前期官僚制时代，即“世族势力衰歇，主要靠科举产生的新官僚阶级主持政务的时代”。唐宋变革说，实际上是到了二战以后才开始在学界受到广泛重视，并被重新阐释。
1954年，宫川尚志在美国“远东学会”(FarEastem Association)于纽约召开的“传统中国社会”上将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冠以“内藤假说”(Nait5’s hypothesis)，并刊登在《远东季刊》(Far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号上。196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和Peter J.Colas刊出他们合编的一本宋史英文论文选编，收录宫川尚志文章的摘要。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向西方介绍内藤学说在日本的运用。大概是由于内藤假说的广泛介绍，唐宋变革的观点在西方学界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潮流。有意思的是，内藤湖南的创见，发端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西方发展式历史观的借鉴，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段，这一创见又倒流回西方汉学界，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从1970年代美国研究宋史的学者才开始注意宋代的变化，此前则是把宋代看成积贫积弱，只有文学和哲学的朝代。刘子健1969年所编的关于宋代研究的论文集，除了宫川尚志的摘要之外，只有柯睿格(E.A.Kracke)的一篇文章简单探讨了10到13世纪的变化。刘子健1974年出版了《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较早地开始探讨发生于宋代的历史变革。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美国汉学界并不是简单地承袭了内藤假说，而是对唐宋的社会变革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置换，实际上与内藤假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内藤湖南的出发点是认为历史总是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他认为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具有由贵族向君主制过渡和平民势力抬头的划时代性质。总结起来说，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之后中国应该是从贵族社会走向平民社会，在中国应该是平民势力抬头，或者是出现一个市民社会。这个观点从郝若贝开始，西方汉学家就有质疑。
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1982年发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质疑内藤湖南的宋代发生了向君，主独裁制度的转变的说法，并且指出到了南宋，地域精英虽然不排除仍有跻身庙堂之志，但是扎根地方开始成为他们的主要选项。这就为以后西方学者认为南宋地方精英崛起张本。韩明士(Robert P.Hymes)考察抚州地方士绅，认为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则多限于府州之内。郝一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强调两宋的精英起了变化，两个时期的士大夫的心态和作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则是地域精英的时代。郝一韩说对内藤说的修改主要在于重视两宋之间的断层甚于重视唐宋变革。
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包氏认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核心是在宋代专制制度加强，平民力量“抬头”。唐宋的社会转型是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步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而不是内藤湖南所描绘的贵族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崛起的社会画面。这样，包氏用地方精英的崛起代替了内藤湖南的平民抬头，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根本上的改造。
中国学界不但继续受到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影响，而且现在又受到西方汉学家改造后的变革说的冲击。追随西方步伐，探讨中国地方精英(local elite)、地方意识(local identity)和地方宗教(local religion)的研究，蔚为壮观。就地方主义的学术潮流而言，并不是没有漏洞，甚至是漏洞百出。但是本文篇幅有限，此不论述。中国学界，对于外来之学说，一定要先存祛魅之精神。这一点，当无疑问。
五、“Medieval China”：两种主流的阐释
“medieval”一个词，实际上在当今中国学界对应两个重要学术概念：“中古”和“中世纪”，进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潮流。
强调中国现代性(modernity)的学者，不论国内还是国际，一般都强调中国发展道路应如西方一样，脱胎于“中世纪”时代。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现代”相对于“中世纪”而存在，并且在“中世纪”中孕育而生。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 走出“中世纪”。要走出“中世纪”，必先有“中世纪”。所以必须将“现代”中国之前的传统时代归结为“中世纪”，或者“封建社会”。只有否定了之前时代的先进性，才能证明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光明永恒的“现代”。
在这种框架下的“medieval China”是封建社会的代名词。研究者的潜台词无意或者有意地，是在强调西方学术架构出来的medieval－modern模式，在中国一榉能够实现。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模式将追求现代化之前的传统时代认定为是不“现代”的，是落后的，是需要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般将公元前5世纪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的时期定义为“封建”(feu-dal)。在某种程度上，“封建”跟“中世纪”的概念是一致的。这类的研究很多，不须一一列举。他们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至宋代，即达到了成熟的顶端。至明清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封建制度更是进入了“天崩地解”的时代。因此，从总体趋势来看，宋元明清时期正是一个封建社会由成熟的顶端而逐渐下落，逐渐瓦解，逐步灭亡的过程，亦即一个“走出中世纪”的过程。
即使在现代化这种框架下，也还存在强调西方冲击和中国内在脉络两种倾向。强调冲击一反映模式的学者，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是西方化)，是由于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刺激。而较早注意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自身“内在理路”的演化人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内学人是朱维铮先生，《走出中世纪》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作为对《走出中世纪》一书的补充和发展，朱先生在1990年初又关注晚清社会的“自改革”思潮，主张以18世纪晚清社会的“自改革”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中世纪是个译名，它的西文原语最早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拉丁语medium Aevum，近代欧洲各种语言与之同义的词例如英语middle ages，法语moyen age，意大利语medio evo，葡萄牙语中是medievo，乃至德语middle laltar，皆从此词衍变而出，意思都是“介于当中的时期或时代”。Aevum，ages，age，evo，laltar都是指一段较长的时间，亦即“时代”或“时期”，并不含有“世纪２１百年”的意思。只有俄语一词，其意义虽与上举各种语言的词相当，而Bek除作“时期”、“时代”解之外，更有“世纪”(Centvry)一义，“中世纪”这个译名似乎与此有关。
但是无论如何，“medieval”是西方学术界后发的一个概念，是基于西方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而发明出来的。西方史学之所以将中世纪跟现代截然分开，与中世纪史学精神和现代不同有莫大的关系。单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世纪史学的背离。中世纪史学是所谓的“世界史”或“拯救史”，认为世界的历史和基督教的历史是同一的，始自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终结于“末日审判”。中世纪史学观念与古典史学观念的第一个根本不同就是主题的不同。古典史学以人为本因而是经验的，中世纪史学以神为本因而是超验的。
“中世纪”的存在，多数是作为一个史学概念(historiographical)，而不是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推演出来的结果。文艺复兴时代的史学弥漫着怀疑主义精神，不再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上帝的意志之上，而是追寻更宽广的证据和逻辑来解释历史。这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以中世纪来框架中国历史，那么中国的中世纪史学，跟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截然不同。中国的“中古”时期，并不是所谓的野蛮黑暗和宗教化的时期，在中古时期中国还是有相当发达的文化和学术。中国历史学家早在司马迁时代就知道运用不同的记载来互相印证。《史记》里面引用了多达82种的各类文献，包括奏章、书信、文章等等。他甚至去当事人所在的地区参访当地人。考证学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并不比欧洲最好的学术传统落后。
我国将教会看作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对中世纪本身的正面价值评价不足。但是，正如彭小瑜所说，中世纪后期的“动乱年代”并没有导致西方文明的崩溃，而是走向扩张和成功的新时代。在历史研究中，意识到西方中心论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是在自己独特的东方背景中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在21世纪，如果还继续被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的一些幼稚和简单化的、通常是在政论文中提出的见解所左右，这委实太可悲了。
除了上述一种“中世纪”的阐释外，另外一种也被广泛接受，就是将汉朝灭亡到唐朝灭亡之间的时间，大概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时代，当作“中古”，国际中国学界一般就用“Medieval China”来框这一历史时期。虽然起止点略有不同，但是思路基本一致，就是认为“medieval”时代等同于post－classical或者post－antique，也就是“后古典时代”。这个思路应该也是出自西方将罗马陷落之前的历史描述为“古典”的影响。比如David A.Graft对中古的定义大盖是公元300年到900年。Daniel L.Overmyer大体上认为中古中国是魏晋到宋。Robert H.Shaft指的是六朝到宋。
如我们在上文指出，为了修正“中世纪”架构的不足，西方学术界内部开始用Early medievalEurope来形容4世纪到11世纪这段历史的。反映在中国学研究上，相关学者倾向于将公元220-589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定义为中国的中世纪早期，称为“early medieval China”，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杂志Early Medieval China，它明确指出，是研究220～589之间的人物、事件和文化。以为“early medieval China”为题的研究也很多，比如Fabrizio Pregadio的Feat Clarity：Daoism and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Robert Campany的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也使用“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early medieval China”(早期中古中国)来框架中国历史。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历史学概念的嫁接而已。其实对每个学者而言，中古的概念都不相同，比如，对D.G.John－SOil和A.E.Dien来讲，“medieval China”就是从汉朝结束到唐代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公元220-907这接近700年的历史。但是对s.N.C.Lieu来讲，“中古中国”似乎是从晚唐到明初， 大概是8世纪到14世纪。然而对韩森(v.Hansen)来说，南宋(1127-1279)是所谓的“中古中国”转型的最后阶段，而这一过程早在六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她的意思大概是隋唐帝国到南宋，属于“中古中国”的时期。
“middle ages”或者“medieval China”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描述过去的概念。中国历史学传统中本有自己的一套认知。对于过去的概念，中国跟古希腊有一定相似的地方。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古”“今”之别。《易经》把过去分为“上古”和“后世”。而“后世”又分为“中古”(公元前12世纪左右，周王室建立)和“下古”(从西周建立到《易经》创作的年代)。稍晚的韩非子将“下古”追溯到夏商时代，“中古”对应的是神话中的大禹时代，而“上古”指的是大禹之前的时代。这个观念在汉代基本是被接受的，比如《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议“尊号”，王云：“朕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
到了唐代，“中古”大致指代汉朝。如颜师古云：“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论宦官云：“阉竖者，给宫掖扫除事，古以奴隶畜之。中古以来，大道乖丧，疏贤哲，亲近习，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权。”跟韩非子的历史观不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将“上古”往下拓展到西周，他把东周看作是“古”，汉朝是“中古”，而汉朝之后的五个世纪叫做“近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架构反映了唐代人们的历史观念，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顾炎武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封建”时代(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上的“封建”，是指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上的封邦建国)看作是“古”，而将之后的“郡县”时代看作是“近世”。在他的历史分期里完全没有一个中间阶段的存在，也不存在“中古”阶段。
现代学者们对于“中古”的使用非常之普遍，但是极少有人进行解释和定义，其所代表的东西方学术脉络，似乎可以完全忽略。不但是中国史学家，西方中国学者更是根深蒂固地受到西方学术潮流和内在理路的影响，非常轻易地用西方学术话语来阐释和条理中国之史实。比如StevenOwen(宇文所安)所作的唐诗的研究，受到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非常之深。在他看来，初、盛唐有如西方的“中世纪”，是“讲求权威尤其是文本权威的时代”，中唐时期拥有内在自由的“自我”破茧而出，松动了外在权威的统治。“个人化”写作的出现，是跟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传统文本权威受到了挑战是一样的，体现了从上帝到理性的转折。在他看来，中唐是唐宋转型的起点，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他的初唐、盛唐以及中唐诗的研究，一而贯之的体现了他这种历史架构。
六、不是结论的结论
现在中国学术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对“medieval”这个概念的讨论，并不是说此类概念不能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注意概念之后的学术脉络，对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在运用外来学术概念时，要仔细定义，并且明白这些概念在其本来学术脉络的地位及角色，以及其传人中国学界的历史背景。类似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等等概念，都需要仔细探讨，注意其与中国史实能够对应以及不能对应的地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定要先存祛魅之精神，不忘本国学术之实际地位及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