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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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生物医学研究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法律确认了行业层面自发探索的伦理治理机制.但是,这种伦理规制依据层级较低、内容抽象原则的伦理规范展开,且执行主要依赖研究机构层面的自我规制,只能达到“弱约束”的效果.这导致立法强化科学研究伦理约束的目标难以实现.在科学与社会关系已呈现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体制愈发不可持续.因此,有必要以受国家规制的社会自我规制为方向,将伦理规制适度法治化,既推动科学界形成更为系统化、组织化、规范化的自我规制,又为这种社会自我规制设定基本的框架秩序,并确保政府对自我规制活动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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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生物医学研究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法律确认了行业层面自发探索的伦理治理机制.但是,这种伦理规制依据层级较低、内容抽象原则的伦理规范展开,且执行主要依赖研究机构层面的自我规制,只能达到“弱约束”的效果.这导致立法强化科学研究伦理约束的目标难以实现.在科学与社会关系已呈现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体制愈发不可持续.因此,有必要以受国家规制的社会自我规制为方向,将伦理规制适度法治化,既推动科学界形成更为系统化、组织化、规范化的自我规制,又为这种社会自我规制设定基本的框架秩序,并确保政府对自我规制活动的监督、调控能力,保障法律的要求能够有效地投射到相关研究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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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在工作实践中时不时见到死因鉴定结论“阴性”的法医鉴定文书,通常表述为“死亡原因不能确定”,甚至还见到了媒体上报道的死因鉴定结论“阴性”命案的司法判例.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标志着我们的司法机关对法医鉴定甚至法医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客观而全面的认识.10年之前,如果一个法医1年内有两起以上的死因鉴定结论“阴性”,很可能会面临职业生涯的终结.因为人们很难理解,法医有这么多的检验条件和技术手段,怎么还鉴定不了死亡原因?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关注并调查这个问题,得出的基本印象是:1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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