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顾雏军事件给中国资本市场讲了一则暧昧的寓言，不同的人读出了不同的“启示”和“猜想”。2006年12月17日《北京青年报》的消息说：证监会回应顾雏军“举报信”，称对科龙电器的立案调查“完全符合规定程序”。
　　顾雏军案已然超越了中国资本市场秩序之争的框架，而几乎成为经济领域的一次公共事件。证监会只能从程序正义上给此案一个合理的出口，至于“故事”本身可能关乎资本市场的、权贵经济的、法律底线的等等宏大命题和细节逻辑，是一纸“回应”解决不了的。有一个倾向让我们倍觉犹疑——为什么顾雏军在既定事实面前一直有强烈的话语表达欲望？为什么这种表达欲望屡屡被钳制？一个正在审理的案件，一个事关重大的嫌疑人，在和司法机关“亲密接触”的事实语境下，何以需要“一份长达15000多字的举报信”在庭审之外表达立场呢？
　　顾雏军的绝食或者举报信，在公众的视野里，也许“玉石俱焚”的标本意义要远甚于“救命稻草”的意义。毕竟，“郎顾之争”业已成为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精彩部分”，今天，顾雏军竭力想要讲述的“开头”和“结尾”，也许很多人不用他说也明白其中的八九分，不外乎权力和资本欲说还休的丝丝缕缕。从法理的视角来看，他有检举的权利，他也有公开更多真相的权利。他在法庭上对其涉案事实的陈述中，不断提到一些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用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界人士的话说，“这些名字就是顾雏军进军资本市场的一盏盏绿灯”。那么，这些“绿灯”是如何“打开”的？成本几何？还有几多“绿灯”被“风平浪静”的资本市场所遮蔽？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焦点。
　　其实，顾雏军该当何罪，法院自有公正判决。但我们还是希望“让他把故事讲完”，这不仅是出于一种法理层面的正义、公平，更多是寄望于借着这个“故事”去反思中国资本制度的现实之惑。这，对我们又是另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