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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有新的梦想和目标，我把它们一个个实现并做到最好，再向着下一个方向前行。我是一个追梦的人，永不停步。”王英伟如是总结他的成功之道。
王英伟的名片上印着他目前担任的所有职务：新昌营造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太平绅士、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电影发展局副主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主席、浸会大学基金会主席、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主席、香港公共行政学院主席，让人有点目不暇接。
他从政界到商界以及艺术界的大幅度全方位“跨界”，让我莫名地想起了体操比赛里对金牌选手常用的激情洋溢的解说词：“他接连完成连续几个空翻，再华丽转体360度，表现堪称完美，漂亮！”
“有时候我一天就需要换几个职业角色，但我认为这是种幸运，能在职场上尝试自己想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去做的原因——很多人想有这种机会都没有，而偏偏人家给了我这么多。我现在是做生意的，20年前下海时，我没有做过生意，但别人就是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我不是教授，但我是浸会大学的校董会主席，主理一个学校的事务；我不是艺术家，但现在担任艺术发展局的主席，做艺术管理。这些都是丰富人生的经历。从每个圈子、每个人身上，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王英伟笑着说，“Cross-over（跨界）是今天要成就大事业所必备的。”他笑起来很随和，笑容充满了感染力。
这个喜欢电影、理解艺术的商界精英浑身充满了儒雅的气质，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幽默。采访前本刊给他拍摄封面照片，所幸他能长时间在聚光灯下保持生动的笑容，“我被媒体拍多了嘛！这是我的NO.1笑容，不过也只有这一款了。”他打趣地说。摆造型时他穿着大衣，手插口袋的造型让摄影师大赞“有风度”时，他淡淡地来了一句“是不是很像郑少秋？”
几个小时聊下来，你不得不佩服王英伟。他有大局观，又注重细节，有责任感，又吃苦耐劳。“我喜欢挑战自己，不喜欢太舒服。”他说。在江湖行走多年，在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里，他都颇有建树，最难得的是，他内心依然年轻，依然对世界充满热情。
回中国 天多高我都能攀
197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王英伟，下海之前做了17年的公务员。“我是港英政府培养的官员，受惠于他们太多。”80年代中，政府为王英伟提供了去哈佛和牛津大学深造的机会。那段经历，他至今还很感激。“它带给我的是广阔的世界观。”
“我在那边开拓了视野，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人，还遇到了赏识我的老师。”他在哈佛念公共行政硕士时，人力资源课程的教授很欣赏他。王在课堂上很活跃，也爱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两次课之后，他被任命为该课程的助教。
1987年，王英伟从哈佛毕业。“毕业时我是八门课都是A的荣誉毕业生，就他那门课是A+。他坚持让我留下。”当时哈佛的教授跟他分析了大的世界形势，认为很多跨国企业都需要 EAST MEETS WEST（东西方交流）的人才，劝他留在美国发展，王英伟当时回答说：“在美国我没有网络关系，只能算是二等公民，所以这里天再高，我的发展都会触到玻璃顶，但是我回香港，回中国，天有多高我都能攀。”
“好几年后，教授还给我写过信，”王英伟回忆说，“信里说‘很想问问我的学生，后来你摸到天边没有？’”教授的用心交流，以诚相待，让他永志难忘。
1992年，王英伟决定放弃公务员的职务，下海经商。“当时我担任的是香港工业署副署长，经常带商家来大陆参观访问。那个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处都是改革开放的风气，我感觉到中国经济的这场革命会是惊天动地的。”
本科就学习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王英伟自然不想错过这大好时机。“我看到的是每年百分之十几增长的大好的经济势头，我想留在香港不过就是守着700万的香港人，如果到大陆发展，这边有的是十多亿人的大市场。”
做地产 开拓人生新天地
来上海之前，王英伟刚刚结束了新昌营造集团的周年晚会，“我们在九龙国际展贸中心摆了130桌，因为新昌营造集团包括了新昌营造和新昌管理两家上市公司，前者约有2300人，后者约有6000人。”
新昌营造集团已经有70多年的经营历史，王英伟大约5年前进入集团，他决定把这个集团偏重于建造的形式改变，开拓不同的增长点。“建筑这个行业是有周期性的，我凭着自己过去20多年在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准备进军中国内地房地产业务。”王英伟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在辽宁省的铁岭，叫星悦南岸项目。为了配合城镇化的发展，我们首期会建300万平方米的商业、居住、教育、娱乐、休闲、旅游设施一体的大型社区。”星悦南岸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180公顷，计划总投资13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开工总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25亿元，该项目包含2.8万平方米全天候恒温水上乐园、星级住宅、名品奥莱、星级酒店、国际餐饮、浪漫婚庆等。
“我感觉自己现在像个家长，旗下有9000多位员工，从家庭的角度看，就是有接近3万人在靠这个公司吃饭。年会上我就讲了，3万人的小孩成长得好不好，就要倚赖大家的努力。公司是靠每个人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建筑和物业管理行业，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他说得很实在很诚恳。
到新昌之前，王英伟做过嘉华国际集团的副行政总裁、恒基中国集团的董事总经理、瑞安集团的副主席兼常务总裁。他从政界“下海”的第一站就是去的嘉华。
“当时吕志和让我来上海，我就问为什么是我去啊。他说这么多人里面就你普通话说得比较好。”就这样，上海淮海路的嘉华中心成了王英伟的第一个项目。
而他最为人熟知的项目应该要算新天地了——他在瑞安集团的作品，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上海的新天地，是在创新思维下诞生的。它的设计很有趣，我们当时想做一个地产项目，能表达现代和古代对话，当时的宗旨是要它‘让外国人看了感觉中国化，中国人看了感觉西方；年纪大的人觉得它年轻，年轻的人觉得它怀旧’。” 这个后来非常成功的项目，在当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当时是2000年，投资需要十几个亿，当时银行也不给贷款，因为银行说看不懂，它们不明白这个项目到底是要建住宅、商业还是办公楼？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先例。当时整个董事会都反对，就我和罗康瑞先生决定坚持下来，最后是罗先生干脆地拍了板。他说：“这是我的钱，就让我做个决定吧。”
就这样，新天地顶住了巨大的资金压力，在六个月内完成了第一期。“尽管遭遇了2003年的SARS ‘非典’，我们的优质和效率，还是拉来了基金公司的投资，迎来了‘非典’之后的第一桶金。”
就开发新天地的经验，王英伟谈道：“首先，地产项目一定要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像我们经常戏谑说，只有上海才能容得下一个新天地，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会热爱这片土地的风格。其次，做新天地这样的项目一定要懂得经营，比如要及时地调整租户，对遇到的各种小问题，要非常敏感，及时处理。另外，我们对新天地有统一的规划，比如这里不允许有商业大招牌出现，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体氛围。”
在新天地之外，王英伟还分享了他做“瑞虹新城”项目的经验。“第一期的时候，整个盘亏了5个亿，第二期没有人愿意去做。我就被罗先生点名了。‘你是副主席，只有你上了。’我就去研究它为什么会亏，后来发现原来香港同事在这套项目上用的是英国标准，成本太高，调整之后，这部分的开支就更加趋于合理了。然后我把上海的年轻同事们都叫到核心讨论会上，因为他们接地气，可能知道项目存在的各种问题，我就问他们，你们认为为什么我们第一期亏5个亿，之后我吸收意见，重新规划，第二期的1500个单元赚了6个亿。”
中间还有个有趣的细节。“因为罗先生喜欢中庭式的房子，而上海居民看房喜欢朝向向南，我的设计师就来找我诉苦，他说老板，两边兼顾办不到啊，因为肯定有向西向北的啊。我就想了个办法——房子不一定就要正向的啊，既然本地居民喜欢朝南，就把房子朝西南、东南等各自错落开，这样不也满足了条件吗。正南边就建个会所，也挡不住其他住宅——据说，这个案例还成为了某建筑学校的教学范本。”王先生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们。
他觉得地产开发其实有很多功夫可以做，最重要的是要去认真思考，每个人要的是什么。“地产开发，最重要的绝对是质量，要将心比心，房产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一生中最大的投资了。”
推艺术，创意改变格局
王英伟的创意不只体现在房地产开发上，还表现在他担任不同职位的方方面面。在每一个他人做来中规中矩的位置上，他都以自己的用心和创意，做出了一番启发性作为。
2013年6月，由香港特区政府拨款超过800万，助力艺术发展局筹划的首个“ADC艺术空间”出现在黄竹坑的工业大厦内，这里提供了十余个大小不等的工作室，并以五块半港币每平方英尺起步的低价租金租予本地艺术家，为年轻艺术家带来更多创作的可能性。
“三年前，我出任艺术发展局局长的时候，第一批来见我的人就是视觉艺术家，他们集体来请愿。他们一般都在工厂厂房里设置他们的工作室，没有好的物业，还面临着租金增长、拆迁等众多问题。”
“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好遇到朋友整栋大厦改建，他答应给我预留1000多平方米，以大约1/3的市价租给我。香港租期一般是三年，但我说我起码要六年。他也同意了。在各方协调下，政府破例承担了1000万装修费，还设置了基金跟我们一起做。香港之后的旧屋改建，可以在地契里加入‘预留多少空间做艺术’这样的说明，如果这个设想成功的话，这将是香港的创举，可能很多地方也会受到启发，进行尝试。香港作为艺术之都，艺文界缺乏创作和排练空间的现实，根本没办法实现更进一步的跨越，大都会应该是有这种承担的能力的，而艺术发展也需要政府和商人的共同支持。”
同时担任香港电影发展局副主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的王英伟，对电影产业发展也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我认为现代电影节必须要有四个成分：放映、市场、投资机会和颁奖。香港电影节原来只有放映的部分，后面三个部分都是我在任时添加的，以前电影节的市场开拓是贸易发展局在管理，之后我出面，将二者协调在一起，资源整合嘛。然后我跟政府申请了几百万，来办电影节的电影投资部分，目前在电影节期间，会邀请上千个投资人在几百个剧本里来选择，选中合适的让他们投资。至于颁奖嘛，最重要的当然是Star Power（明星影响力）。”
他着眼于扩大整个亚洲电影的影响力——七年前，他用4个月时间办起的“亚洲电影大奖”，也是出于这样发展的考量。“我就是想要有亚洲电影的奥斯卡。好莱坞不需要我们。”
目前，香港国际电影节已经发展与东京和釜山电影节一起，成为亚洲的三大电影盛事。“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式变了。以前，香港作为东方好莱坞，一年出产300部片子，现在香港本土一年大概就50部片子，于是很多人来问我，香港电影是不是没落了。其实他们错了，‘Made by HK’（香港制造）正在逐步取代‘Made in HK’（香港本土制作），制片人和团队正在走出香港，他们去到好莱坞，去到世界各地。形式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电影有没有国际性水准。现在的电影市场，以每年在电影节时段设置摊位和参与人数为参考，戛纳第一，香港第二，美国第三。”
王英伟喜欢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他能把武侠片拍成爱情片，多厉害啊。”在生活闲暇，王英伟也喜欢收藏艺术品，但他坦言，自己没有太大占有欲，喜欢的就买一些，但不会为了增值购买。
“每件艺术品，无论是油画、雕塑或者玻璃艺术，我买来就放在办公室，一定要每天都能看到，我喜欢欣赏。”他说。和传统艺术相比，王英伟更喜欢当代艺术。“它们更能引起我的共鸣。”所以如果去巴黎旅游，比起卢浮宫，他更爱看蓬皮杜，去伦敦，他也一定会去看泰特当代艺术馆。
他认为，现当代艺术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把艺术品作为思考的工具，并非都很美，但充满观念性。“当代艺术形式多样，刺激思考，我喜欢思考的过程。”他还介绍说，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香港艺术发展局推出了香港艺术家李杰。“他擅长装置，做东西很有想法，我挺喜欢他。《华尔街日报》还把他评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五大最有希望的新星之一。”
王英伟的名片上印着他目前担任的所有职务：新昌营造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太平绅士、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电影发展局副主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主席、浸会大学基金会主席、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主席、香港公共行政学院主席，让人有点目不暇接。
他从政界到商界以及艺术界的大幅度全方位“跨界”，让我莫名地想起了体操比赛里对金牌选手常用的激情洋溢的解说词：“他接连完成连续几个空翻，再华丽转体360度，表现堪称完美，漂亮！”
“有时候我一天就需要换几个职业角色，但我认为这是种幸运，能在职场上尝试自己想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去做的原因——很多人想有这种机会都没有，而偏偏人家给了我这么多。我现在是做生意的，20年前下海时，我没有做过生意，但别人就是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我不是教授，但我是浸会大学的校董会主席，主理一个学校的事务；我不是艺术家，但现在担任艺术发展局的主席，做艺术管理。这些都是丰富人生的经历。从每个圈子、每个人身上，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王英伟笑着说，“Cross-over（跨界）是今天要成就大事业所必备的。”他笑起来很随和，笑容充满了感染力。
这个喜欢电影、理解艺术的商界精英浑身充满了儒雅的气质，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幽默。采访前本刊给他拍摄封面照片，所幸他能长时间在聚光灯下保持生动的笑容，“我被媒体拍多了嘛！这是我的NO.1笑容，不过也只有这一款了。”他打趣地说。摆造型时他穿着大衣，手插口袋的造型让摄影师大赞“有风度”时，他淡淡地来了一句“是不是很像郑少秋？”
几个小时聊下来，你不得不佩服王英伟。他有大局观，又注重细节，有责任感，又吃苦耐劳。“我喜欢挑战自己，不喜欢太舒服。”他说。在江湖行走多年，在每一个涉足的领域里，他都颇有建树，最难得的是，他内心依然年轻，依然对世界充满热情。
回中国 天多高我都能攀
197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王英伟，下海之前做了17年的公务员。“我是港英政府培养的官员，受惠于他们太多。”80年代中，政府为王英伟提供了去哈佛和牛津大学深造的机会。那段经历，他至今还很感激。“它带给我的是广阔的世界观。”
“我在那边开拓了视野，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人，还遇到了赏识我的老师。”他在哈佛念公共行政硕士时，人力资源课程的教授很欣赏他。王在课堂上很活跃，也爱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两次课之后，他被任命为该课程的助教。
1987年，王英伟从哈佛毕业。“毕业时我是八门课都是A的荣誉毕业生，就他那门课是A+。他坚持让我留下。”当时哈佛的教授跟他分析了大的世界形势，认为很多跨国企业都需要 EAST MEETS WEST（东西方交流）的人才，劝他留在美国发展，王英伟当时回答说：“在美国我没有网络关系，只能算是二等公民，所以这里天再高，我的发展都会触到玻璃顶，但是我回香港，回中国，天有多高我都能攀。”
“好几年后，教授还给我写过信，”王英伟回忆说，“信里说‘很想问问我的学生，后来你摸到天边没有？’”教授的用心交流，以诚相待，让他永志难忘。
1992年，王英伟决定放弃公务员的职务，下海经商。“当时我担任的是香港工业署副署长，经常带商家来大陆参观访问。那个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处都是改革开放的风气，我感觉到中国经济的这场革命会是惊天动地的。”
本科就学习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王英伟自然不想错过这大好时机。“我看到的是每年百分之十几增长的大好的经济势头，我想留在香港不过就是守着700万的香港人，如果到大陆发展，这边有的是十多亿人的大市场。”
做地产 开拓人生新天地
来上海之前，王英伟刚刚结束了新昌营造集团的周年晚会，“我们在九龙国际展贸中心摆了130桌，因为新昌营造集团包括了新昌营造和新昌管理两家上市公司，前者约有2300人，后者约有6000人。”
新昌营造集团已经有70多年的经营历史，王英伟大约5年前进入集团，他决定把这个集团偏重于建造的形式改变，开拓不同的增长点。“建筑这个行业是有周期性的，我凭着自己过去20多年在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准备进军中国内地房地产业务。”王英伟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在辽宁省的铁岭，叫星悦南岸项目。为了配合城镇化的发展，我们首期会建300万平方米的商业、居住、教育、娱乐、休闲、旅游设施一体的大型社区。”星悦南岸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180公顷，计划总投资13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开工总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完成投资25亿元，该项目包含2.8万平方米全天候恒温水上乐园、星级住宅、名品奥莱、星级酒店、国际餐饮、浪漫婚庆等。
“我感觉自己现在像个家长，旗下有9000多位员工，从家庭的角度看，就是有接近3万人在靠这个公司吃饭。年会上我就讲了，3万人的小孩成长得好不好，就要倚赖大家的努力。公司是靠每个人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建筑和物业管理行业，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他说得很实在很诚恳。
到新昌之前，王英伟做过嘉华国际集团的副行政总裁、恒基中国集团的董事总经理、瑞安集团的副主席兼常务总裁。他从政界“下海”的第一站就是去的嘉华。
“当时吕志和让我来上海，我就问为什么是我去啊。他说这么多人里面就你普通话说得比较好。”就这样，上海淮海路的嘉华中心成了王英伟的第一个项目。
而他最为人熟知的项目应该要算新天地了——他在瑞安集团的作品，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上海的新天地，是在创新思维下诞生的。它的设计很有趣，我们当时想做一个地产项目，能表达现代和古代对话，当时的宗旨是要它‘让外国人看了感觉中国化，中国人看了感觉西方；年纪大的人觉得它年轻，年轻的人觉得它怀旧’。” 这个后来非常成功的项目，在当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当时是2000年，投资需要十几个亿，当时银行也不给贷款，因为银行说看不懂，它们不明白这个项目到底是要建住宅、商业还是办公楼？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先例。当时整个董事会都反对，就我和罗康瑞先生决定坚持下来，最后是罗先生干脆地拍了板。他说：“这是我的钱，就让我做个决定吧。”
就这样，新天地顶住了巨大的资金压力，在六个月内完成了第一期。“尽管遭遇了2003年的SARS ‘非典’，我们的优质和效率，还是拉来了基金公司的投资，迎来了‘非典’之后的第一桶金。”
就开发新天地的经验，王英伟谈道：“首先，地产项目一定要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像我们经常戏谑说，只有上海才能容得下一个新天地，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会热爱这片土地的风格。其次，做新天地这样的项目一定要懂得经营，比如要及时地调整租户，对遇到的各种小问题，要非常敏感，及时处理。另外，我们对新天地有统一的规划，比如这里不允许有商业大招牌出现，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体氛围。”
在新天地之外，王英伟还分享了他做“瑞虹新城”项目的经验。“第一期的时候，整个盘亏了5个亿，第二期没有人愿意去做。我就被罗先生点名了。‘你是副主席，只有你上了。’我就去研究它为什么会亏，后来发现原来香港同事在这套项目上用的是英国标准，成本太高，调整之后，这部分的开支就更加趋于合理了。然后我把上海的年轻同事们都叫到核心讨论会上，因为他们接地气，可能知道项目存在的各种问题，我就问他们，你们认为为什么我们第一期亏5个亿，之后我吸收意见，重新规划，第二期的1500个单元赚了6个亿。”
中间还有个有趣的细节。“因为罗先生喜欢中庭式的房子，而上海居民看房喜欢朝向向南，我的设计师就来找我诉苦，他说老板，两边兼顾办不到啊，因为肯定有向西向北的啊。我就想了个办法——房子不一定就要正向的啊，既然本地居民喜欢朝南，就把房子朝西南、东南等各自错落开，这样不也满足了条件吗。正南边就建个会所，也挡不住其他住宅——据说，这个案例还成为了某建筑学校的教学范本。”王先生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们。
他觉得地产开发其实有很多功夫可以做，最重要的是要去认真思考，每个人要的是什么。“地产开发，最重要的绝对是质量，要将心比心，房产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一生中最大的投资了。”
推艺术，创意改变格局
王英伟的创意不只体现在房地产开发上，还表现在他担任不同职位的方方面面。在每一个他人做来中规中矩的位置上，他都以自己的用心和创意，做出了一番启发性作为。
2013年6月，由香港特区政府拨款超过800万，助力艺术发展局筹划的首个“ADC艺术空间”出现在黄竹坑的工业大厦内，这里提供了十余个大小不等的工作室，并以五块半港币每平方英尺起步的低价租金租予本地艺术家，为年轻艺术家带来更多创作的可能性。
“三年前，我出任艺术发展局局长的时候，第一批来见我的人就是视觉艺术家，他们集体来请愿。他们一般都在工厂厂房里设置他们的工作室，没有好的物业，还面临着租金增长、拆迁等众多问题。”
“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好遇到朋友整栋大厦改建，他答应给我预留1000多平方米，以大约1/3的市价租给我。香港租期一般是三年，但我说我起码要六年。他也同意了。在各方协调下，政府破例承担了1000万装修费，还设置了基金跟我们一起做。香港之后的旧屋改建，可以在地契里加入‘预留多少空间做艺术’这样的说明，如果这个设想成功的话，这将是香港的创举，可能很多地方也会受到启发，进行尝试。香港作为艺术之都，艺文界缺乏创作和排练空间的现实，根本没办法实现更进一步的跨越，大都会应该是有这种承担的能力的，而艺术发展也需要政府和商人的共同支持。”
同时担任香港电影发展局副主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的王英伟，对电影产业发展也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我认为现代电影节必须要有四个成分：放映、市场、投资机会和颁奖。香港电影节原来只有放映的部分，后面三个部分都是我在任时添加的，以前电影节的市场开拓是贸易发展局在管理，之后我出面，将二者协调在一起，资源整合嘛。然后我跟政府申请了几百万，来办电影节的电影投资部分，目前在电影节期间，会邀请上千个投资人在几百个剧本里来选择，选中合适的让他们投资。至于颁奖嘛，最重要的当然是Star Power（明星影响力）。”
他着眼于扩大整个亚洲电影的影响力——七年前，他用4个月时间办起的“亚洲电影大奖”，也是出于这样发展的考量。“我就是想要有亚洲电影的奥斯卡。好莱坞不需要我们。”
目前，香港国际电影节已经发展与东京和釜山电影节一起，成为亚洲的三大电影盛事。“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式变了。以前，香港作为东方好莱坞，一年出产300部片子，现在香港本土一年大概就50部片子，于是很多人来问我，香港电影是不是没落了。其实他们错了，‘Made by HK’（香港制造）正在逐步取代‘Made in HK’（香港本土制作），制片人和团队正在走出香港，他们去到好莱坞，去到世界各地。形式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电影有没有国际性水准。现在的电影市场，以每年在电影节时段设置摊位和参与人数为参考，戛纳第一，香港第二，美国第三。”
王英伟喜欢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他能把武侠片拍成爱情片，多厉害啊。”在生活闲暇，王英伟也喜欢收藏艺术品，但他坦言，自己没有太大占有欲，喜欢的就买一些，但不会为了增值购买。
“每件艺术品，无论是油画、雕塑或者玻璃艺术，我买来就放在办公室，一定要每天都能看到，我喜欢欣赏。”他说。和传统艺术相比，王英伟更喜欢当代艺术。“它们更能引起我的共鸣。”所以如果去巴黎旅游，比起卢浮宫，他更爱看蓬皮杜，去伦敦，他也一定会去看泰特当代艺术馆。
他认为，现当代艺术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把艺术品作为思考的工具，并非都很美，但充满观念性。“当代艺术形式多样，刺激思考，我喜欢思考的过程。”他还介绍说，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香港艺术发展局推出了香港艺术家李杰。“他擅长装置，做东西很有想法，我挺喜欢他。《华尔街日报》还把他评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五大最有希望的新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