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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古人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和表述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早期以宗教为主要目的的文学实践中，古人产生了对文学功能的初步认识。到了商代晚期，遗存的文献中已隐约出现了人们对文学宗教性功能的简单表述，但尚不明确。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成熟，文学的政治性功能越来越趋于明确。西周晚期以后，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得到凸显，《诗经》中首先出现了相关的表述并在春秋时期形诸较系统的理论。
【关键词】先秦文学 文学功能 宗教功能 政治功能 个人情感功能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5.012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何种功能，或其用途、价值何在？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者、欣赏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未有完美、一致的结论。我国汉魏时期著名文学家、文论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将文学定义为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文学功能极致肯定的典型代表。纵观中外历史，文学始终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文学作品是社会历史现状的放大镜，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梳理特定阶段文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功用，对于今天传承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文论史上，对文学功能的论述并不是在汉魏时期突然出现的，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就已有论及。纵观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诸如铭文、诗经等，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宗教、政治、个人情感三方面。
先秦文学的宗教功能
一种意识的产生往往早于其形诸语言，由此，在对文学功能的文字表述出现之前，相关的意识早已包含在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实践之中。如《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蜡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②
此则材料所记之“蜡辞”可视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文学作品，其功能为配合蜡祭，具有宗教性目的。此外，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诗经》，其中都有体现文学宗教功能的记载。这时的文学作品虽然有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的具体实践，但却尚未形成关于宗教功能的明确言语表述。
目前已发现的文献文本中，很难找到有关文学宗教性功能的例证，但本文可提供一些疑似例证。
2003年國家博物馆入藏一件商代晚期的《作册般铜鼋》，是一件极为特殊的青铜艺术品，其形状为一只大龟（鼋）被四支青铜箭矢插入身体，龟背上铸刻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铭文，其通行释文如下：
丙申，王於洹，獲。王射，射三，率亡（無）废失。王令（命）寝馗貺於作册般，曰：“奏於庸（鏞）。”作母寳。
这篇铭文的释读存在很大的分歧，今以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③为基础，将铭文大意翻译为：丙申这天，商王经过洹水，猎获此鼋；（当时）王射一箭，众侍从射三箭，无一偏离目标；商王命令寝馗将此鼋赏赐给作册般，并嘱咐他作铭纪念此事，并谱入以镛为主的乐曲中以供祭祀时演奏（以炫耀商王的武功）；（作册般将其）作为宝物献给母亲。李文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说，另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如按李文释读，则此处商王的言论中含有对铜鼋铭文的功能表述，即铭文可用于祭祀和彰显功德。
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例中可以看出文学功能处于宗教为主的阶段时，它与音乐、舞蹈是密不可分的。如《诗经·周颂·有瞽》：“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④诗中谓乐歌和谐肃静，以供先祖欣赏（祭祀），又有贵客光临，共观乐终之盛美。诗中诗、乐不分，描述了它们娱乐祖先和宾客的功用。类似的例子还有《诗经·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⑤这也是表述了祭祀用诗乐舞的宗教性功能。
又，《尚书》中《盘庚》篇被认为成书年代较早，很可能为商代的遗存。其中记载：“（盘庚曰）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⑥此段大意为，盘庚对众人说：如果我作为君王有失德之处，你们就把我的失德行为陈列在这里，先皇得知我的罪行后一定会降下责罚，责备我说“你怎能虐待我的子民”。文中“陈于兹”的“陈”字，其本意是陈列、陈设，引申为陈述、陈说。与祖先交流不可能是普通的语言，因此“陈于兹”应理解为把各种情况编成祭文，陈列或陈述于祖先之前，让他们得知。因此，我们也认为《盘庚》篇中的这段叙述，是关于原始文学（广义）宗教功能的简单描述。
先秦文学的政治功能
一般来说，西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主要是用于宗教和政治。商人敬鬼神，先鬼而后人。周人以礼治国，所以与人相关的政治被提高到与宗教相同甚至超越宗教的地位。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成熟，文学的政治性功能越来越重要。大量青铜器铭文的主要内容记载了主人的功勋或上级的恩宠，主人也以此确立自身或其家族的政治地位。铭文的这种政治功能一般不需要明确直白的表述，而是在叙述事件中自然展现，阅者心知肚明。比如著名的《史墙盘》（《集成》16，10175）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叙述来达到显耀功勋、巩固政治地位的目的。这种叙述只是针对一个具体个案的功用描述，还未曾上升到普遍的理论层次，较为初级。直到《礼记·祭统》的出现，才有某种普遍性的归纳，其谓：“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名以称杨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⑦尽管这类归纳也是建立在前述初级论述的基础之上，但这正是古人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完善理论、一步步形成有关文学功能性言语表述的有益探索。
目前已发现的较早体现政治性功能表述的是西周早期的一篇青铜器铭文《史?簋》（《集成》4030）⑧。其正文内容为： 乙亥。王誥畢公。廼賜史?貝十朋。故于彝。其于之朝夕監。
此铭大意为：乙亥这一天，周王对毕公发布诰命，赏赐“史?”十朋贝（相当于一百个贝）。（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史?将此事铸刻于彝（祭祀用的酒器）上。他刻在彝上的目的是为了早晚监督自己。《史?簋》记录的是一起典型的政治事件。铭文末两句的“?故于彝。其于之朝夕監”，第一次在文本中明确描述了文本自身的功用。
到了西周晚期及东周初年，政治作为诗歌主要功能已较多地见于诗歌本身的陈述。《诗经》二雅中有较多以政治讽谏为目的的诗篇，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这里“以究王讻”“以极反侧”“是用大谏”等语，都是表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即该诗的功能。考虑到《周颂》《大雅》《小雅》的创作年代，我们可以认为在西周时期，尤其是中晚期，对文学政治功能的言语表述已经比较常见，且为人们广泛接受。对这类功能的认识和论述在东周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成为当时文学功能观的主导，见于大量文献记载。
先秦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
关于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我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其发展初期的表述。如《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小雅·四月》：“君子作歌，唯以告哀。”《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三例表述了诗歌具有表达思念、表达哀伤和抒发忧思的功能，但它们皆出自《国风》或《小雅》，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文学个体情感功能产生的时代晚于政治功能，而且此三例的情感很难判断是否夹杂了政治失意或讥讽的意蕴。
春秋时期，文献中关于文学情感功能的论述已极为常见了。如《尚书·尧典》有极为经典的理论概括：“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⑨《尧典》的写定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但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若将其视为春秋时期的观念代表应没有疑问。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⑩此处“诗以言志”之说毫无疑问也是对诗所具有的个人情感或思想性功能的论述。又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教育太子的方针：“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所谓“导”，就是以诗来引导太子，使之心性归于平正。这里诗（《诗经》）既有政治性功能，也有情感性功能。又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两句虽然是评论诗的性质，但实际也含有对其功能的描述，即通过读诗能够起到使人“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功效，是为情感功能。
在先秦文学的实践中，个体情感功能在春秋晚期之后渐趋于消弱，转而更趋向于政治性。但对文学情感功能的思考和论述却持续存在于战国文献中。比如《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由此可看出，尽管当时人们在实践中主要关注文学的政治功能，但在认知层面他们也认同文学具有情感功能。这种矛盾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有很大的关联。人们对文学情感功能的思考经过了汉代的缓慢发酵，最终在汉末魏晋时期促成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
总之，先秦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和表述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最初是在一部分作品中偶尔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功能表述，随着实践和思考的逐渐累积，后人的表述越来越直接而深入，并最终总结为一套完善的理论。细绎先秦时期文学功能论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宗教、政治、个体情感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它们在时间上虽有一定的先后相承的关系，但自商以后、终两周之世，文学的政治功能成为当时人最为关注的焦点。先秦时代人们对文学功能的思考和表述，对后世文学乃至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思考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更好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作用，仍然需要针對这一问题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1页。
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7页。
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61页。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1024页。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5页。
朱彬：《礼记训纂》，第732页。
括号内数字为《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1135页。
左丘明：《国语》，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59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0页。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
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朱彬：《礼记训纂》，第582页。
责 编∕马冰莹
【关键词】先秦文学 文学功能 宗教功能 政治功能 个人情感功能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5.012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何种功能，或其用途、价值何在？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者、欣赏者和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未有完美、一致的结论。我国汉魏时期著名文学家、文论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将文学定义为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文学功能极致肯定的典型代表。纵观中外历史，文学始终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文学作品是社会历史现状的放大镜，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梳理特定阶段文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功用，对于今天传承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文论史上，对文学功能的论述并不是在汉魏时期突然出现的，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就已有论及。纵观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诸如铭文、诗经等，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宗教、政治、个人情感三方面。
先秦文学的宗教功能
一种意识的产生往往早于其形诸语言，由此，在对文学功能的文字表述出现之前，相关的意识早已包含在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实践之中。如《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蜡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②
此则材料所记之“蜡辞”可视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文学作品，其功能为配合蜡祭，具有宗教性目的。此外，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诗经》，其中都有体现文学宗教功能的记载。这时的文学作品虽然有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的具体实践，但却尚未形成关于宗教功能的明确言语表述。
目前已发现的文献文本中，很难找到有关文学宗教性功能的例证，但本文可提供一些疑似例证。
2003年國家博物馆入藏一件商代晚期的《作册般铜鼋》，是一件极为特殊的青铜艺术品，其形状为一只大龟（鼋）被四支青铜箭矢插入身体，龟背上铸刻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铭文，其通行释文如下：
丙申，王於洹，獲。王射，射三，率亡（無）废失。王令（命）寝馗貺於作册般，曰：“奏於庸（鏞）。”作母寳。
这篇铭文的释读存在很大的分歧，今以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③为基础，将铭文大意翻译为：丙申这天，商王经过洹水，猎获此鼋；（当时）王射一箭，众侍从射三箭，无一偏离目标；商王命令寝馗将此鼋赏赐给作册般，并嘱咐他作铭纪念此事，并谱入以镛为主的乐曲中以供祭祀时演奏（以炫耀商王的武功）；（作册般将其）作为宝物献给母亲。李文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说，另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如按李文释读，则此处商王的言论中含有对铜鼋铭文的功能表述，即铭文可用于祭祀和彰显功德。
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例中可以看出文学功能处于宗教为主的阶段时，它与音乐、舞蹈是密不可分的。如《诗经·周颂·有瞽》：“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④诗中谓乐歌和谐肃静，以供先祖欣赏（祭祀），又有贵客光临，共观乐终之盛美。诗中诗、乐不分，描述了它们娱乐祖先和宾客的功用。类似的例子还有《诗经·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⑤这也是表述了祭祀用诗乐舞的宗教性功能。
又，《尚书》中《盘庚》篇被认为成书年代较早，很可能为商代的遗存。其中记载：“（盘庚曰）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⑥此段大意为，盘庚对众人说：如果我作为君王有失德之处，你们就把我的失德行为陈列在这里，先皇得知我的罪行后一定会降下责罚，责备我说“你怎能虐待我的子民”。文中“陈于兹”的“陈”字，其本意是陈列、陈设，引申为陈述、陈说。与祖先交流不可能是普通的语言，因此“陈于兹”应理解为把各种情况编成祭文，陈列或陈述于祖先之前，让他们得知。因此，我们也认为《盘庚》篇中的这段叙述，是关于原始文学（广义）宗教功能的简单描述。
先秦文学的政治功能
一般来说，西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主要是用于宗教和政治。商人敬鬼神，先鬼而后人。周人以礼治国，所以与人相关的政治被提高到与宗教相同甚至超越宗教的地位。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成熟，文学的政治性功能越来越重要。大量青铜器铭文的主要内容记载了主人的功勋或上级的恩宠，主人也以此确立自身或其家族的政治地位。铭文的这种政治功能一般不需要明确直白的表述，而是在叙述事件中自然展现，阅者心知肚明。比如著名的《史墙盘》（《集成》16，10175）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叙述来达到显耀功勋、巩固政治地位的目的。这种叙述只是针对一个具体个案的功用描述，还未曾上升到普遍的理论层次，较为初级。直到《礼记·祭统》的出现，才有某种普遍性的归纳，其谓：“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名以称杨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⑦尽管这类归纳也是建立在前述初级论述的基础之上，但这正是古人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完善理论、一步步形成有关文学功能性言语表述的有益探索。
目前已发现的较早体现政治性功能表述的是西周早期的一篇青铜器铭文《史?簋》（《集成》4030）⑧。其正文内容为： 乙亥。王誥畢公。廼賜史?貝十朋。故于彝。其于之朝夕監。
此铭大意为：乙亥这一天，周王对毕公发布诰命，赏赐“史?”十朋贝（相当于一百个贝）。（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史?将此事铸刻于彝（祭祀用的酒器）上。他刻在彝上的目的是为了早晚监督自己。《史?簋》记录的是一起典型的政治事件。铭文末两句的“?故于彝。其于之朝夕監”，第一次在文本中明确描述了文本自身的功用。
到了西周晚期及东周初年，政治作为诗歌主要功能已较多地见于诗歌本身的陈述。《诗经》二雅中有较多以政治讽谏为目的的诗篇，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这里“以究王讻”“以极反侧”“是用大谏”等语，都是表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即该诗的功能。考虑到《周颂》《大雅》《小雅》的创作年代，我们可以认为在西周时期，尤其是中晚期，对文学政治功能的言语表述已经比较常见，且为人们广泛接受。对这类功能的认识和论述在东周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成为当时文学功能观的主导，见于大量文献记载。
先秦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
关于文学的个体情感功能，我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其发展初期的表述。如《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小雅·四月》：“君子作歌，唯以告哀。”《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三例表述了诗歌具有表达思念、表达哀伤和抒发忧思的功能，但它们皆出自《国风》或《小雅》，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文学个体情感功能产生的时代晚于政治功能，而且此三例的情感很难判断是否夹杂了政治失意或讥讽的意蕴。
春秋时期，文献中关于文学情感功能的论述已极为常见了。如《尚书·尧典》有极为经典的理论概括：“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⑨《尧典》的写定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但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若将其视为春秋时期的观念代表应没有疑问。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⑩此处“诗以言志”之说毫无疑问也是对诗所具有的个人情感或思想性功能的论述。又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教育太子的方针：“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所谓“导”，就是以诗来引导太子，使之心性归于平正。这里诗（《诗经》）既有政治性功能，也有情感性功能。又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两句虽然是评论诗的性质，但实际也含有对其功能的描述，即通过读诗能够起到使人“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功效，是为情感功能。
在先秦文学的实践中，个体情感功能在春秋晚期之后渐趋于消弱，转而更趋向于政治性。但对文学情感功能的思考和论述却持续存在于战国文献中。比如《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由此可看出，尽管当时人们在实践中主要关注文学的政治功能，但在认知层面他们也认同文学具有情感功能。这种矛盾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有很大的关联。人们对文学情感功能的思考经过了汉代的缓慢发酵，最终在汉末魏晋时期促成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
总之，先秦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和表述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最初是在一部分作品中偶尔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功能表述，随着实践和思考的逐渐累积，后人的表述越来越直接而深入，并最终总结为一套完善的理论。细绎先秦时期文学功能论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宗教、政治、个体情感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它们在时间上虽有一定的先后相承的关系，但自商以后、终两周之世，文学的政治功能成为当时人最为关注的焦点。先秦时代人们对文学功能的思考和表述，对后世文学乃至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思考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更好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作用，仍然需要针對这一问题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1页。
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7页。
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61页。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1024页。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5页。
朱彬：《礼记训纂》，第732页。
括号内数字为《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1135页。
左丘明：《国语》，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59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0页。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8页。
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朱彬：《礼记训纂》，第582页。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