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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父亲、著名画家侯及名先生91岁诞辰，也是他逝世8周年。最近我们在整理书房时翻出了老人家一些旧物，睹物恩人，不禁又回忆起当年一起生活的日子，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特别是看着那些墨气淋漓的画作，仿佛又看到他泼墨挥毫的情景。
生平事略
侯及名先生1920年生于河北临榆(今秦皇岛市)，幼年随父亲到沈阳。家中早年经营皮货生意，家境还算富裕，后因一场大火，家道从此衰落，他在沈阳完成丁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1940年为躲避日本人来到北京，同年考取了中国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他青年时期喜爱中医，曾想上医学院，将来做个医生，但在父亲的极力反对下，只好转而学习历史。不过，对于医学的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研读了大量中医书籍，通晓诊疗方法，亲朋偶有小恙又不想跑医院的，往往请他诊断、开方。在他的众多藏书中，除了历史、美术书籍外，最多的就是医书。因此，从德胜门到安定门再到东便门，他一直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本草堂”。老友郭亮也好中医，书房名“甘草堂”，他们请老朋友、书法家陈叔亮题名，陈老笑称：“两个中药铺!”
1944年他大学毕业，考取了中国大学史学研究所继续深造，主攻汉代史，授课老师有齐思和、邓以蛰、王静如等著名教授。研究所授课宽松，每周只到校一次。其时，正值北京铁路局的前身——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招生，他随即报考进入铁路工作。1946年他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学校聘他为讲师，教授中国通史。此时，因为家境已衰落，相对安稳的读书生活结束了，他必须想办法谋生。中大的课程很少，收入微薄。而铁路工作虽非所愿，但毕竟有份稳定的收入，于是，他只好放弃了讲台，从此一直到退休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任，他在铁路部门工作了大半生。
由于母亲郭氏工女红，能画草虫，受此影响，侯及名幼年即喜绘画。中学毕业后，他曾经在渤海国画研究所学习绘画。大学时期，邓以蛰(邓石如后人)先生开设的中国花纹艺术和书法、篆刻课程，更是使他深得教益。进入铁路部门工作以后，曾经的专业被放下，绘画成为他工佘的最爱。他先后师从北京多位著名画家，如从胡佩衡学山水、李鹤筹学工笔花鸟、邵逸轩写意花卉、徐燕孙画人物等。名师指点，加上他的钻研，终于成就了他的画家之路。
在人才济济的北京，侯先生的绘画很早就已崭露头角，并跻身于著名画家之列。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团体——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我们偶然翻到的一张1954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目录》中，就有他的三件参展作品《落坡岭》《西山野溪》《牡丹》。当时参加展览的都是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画家，如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吴镜汀、陶一清、潘絮兹、白雪石、娄师白、郭味蕖、陈少梅、秦仲文、吴光宇、胡佩衡、关松房、李苦禅、于非閤、王雪涛、徐燕孙、董寿平等等。1953年，毛泽东主席60诞辰，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为了表达对人民领袖的热爱，他与齐白石、陈半丁等100余位画家向毛主席献画，作《人寿年丰图》，此画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1956年，为纪念建军30周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徐燕荪、胡佩衡、秦仲文等30余位著名画家集体创作《万里长征图》，他担任“娄山关”一段。这幅宽54厘米、长达4400厘米的煌煌巨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最后完成，长期湮没于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库房中。50年后，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中被重新展出，引起轰动，现已成为军博的“镇馆之宝”。而参加创作的包括侯先生在内的数十位画家，今天多数已经离世，健在的只有寥寥数位。
侯先生更多的创作活动是与铁路息息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在京、津两地铁路局和北京火车站工作，当过车长、调度和美术员。“文革”时期，由于他是在日伪时期就参加了铁路工作，再加之他的硕士学历在当时的“劳动人民”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数次被下放到列车段、行李房劳动改造。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绘画在他的生活中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铁道部在八达岭筹建詹天佑纪念馆，他被借调去搞陈列。借此机缘，他往来于关山数载，画了大量长城题材的山水作品，完成《关山万里图》长卷。这时期，他还被全国总工会借调赴福州筹建林祥谦烈士纪念馆，他创作的描绘林祥谦烈士家乡风貌的山水画《祥谦公社》，正是这段经历的写照。
1965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调到北京火车站工作，在美工室负责站容布置。期间，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曾有意调他去教书，均因北京站的“挽留”而作罢。他利用在画界的广泛交游，请来许多著名画家为北京站留下了众多墨宝。1992年出版的《北京站珍藏书画选》中收录的李苦禅、李可染、阿老、黄胄、白雪石、陈大章、霍春阳、吴冠中、秦岭云、孙其峰、溥松窗等人的作品，其中很多是在他的联络下创作的。
“文革”以后，绘画界的活动日益频繁起来，侯先生的绘画才能得到更多的发挥，声名也日益显著。他早在1959年就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他又成为了首批会员。1980年创作的山水画《水库之舂》被荣宝斋制成木版水印出版，1984年作为名画家被邀请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二年又加日中国民主同盟会，1985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成为“文革”以后首批受聘请的馆员，此后，他随文史馆多次赴全国各地釆风、写生、办画展，艺术创作进入了最盛期，留下的作品也最多。
侯先生一生勤奋，早年在中大研究所对汉代史研究用功颇多，留存至今的有《汉代官制考》、《汉代的经学》等论文。洋洋万余言，以精工的蝇头小楷书就，其学养和用功可见一斑。后来专心于绘画，更是废寝忘食。“文革”前，故宫博物院每年秋季都要将古代绘画名作展出几日，他就利用休息时间拿着画具，带上两个馒头、一个小板凳在绘画馆对临，一坐就是一天。当时，故宫内参观者很少，很多时候就是他与保管员两人，时间久了就熟悉起来，保管员见到他就打招呼：“侯先生又来啦!”当时他白天上班，晚上作画常常通宵达旦，困了就在座椅上打个盹，而不脱衣上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我们的印象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作画，画毕必要悬起看效果，稍有不满，毁弃重来，直到满意方才题字、盖印。晚年他患上美尼尔症，手臂颤抖，已很难写字，但还要画，经常是积攒几张画后让我们来题字。李可染先生有“废画三千”的名言，体现了他创作的认真态度。以此算来，侯先生的“废画”又何止三千?
侯先生为人谦逊、敦厚，又乐于助人。他的画广受欢迎，曾经有一段时期每日求画者不绝，甚至还有人慕名来信索画，他几乎很少推诿，都是 认认真真的完成。有时我们不得不劝阻，他则不以为然。他热心公益，当时一些重要的公益活动，诸如抢救国宝大熊猫、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北京亚运会、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等等，他都积极响应参加，捐赠画作。他还曾经不计报酬的为铁道部老年大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老干部局等讲课多年，颇受欢迎。当时，他在社会上已享有名声，社会活动曰多，但备课示范毫不敷衍怠慢。后来，他据此讲义编成《寿世画宝》，详述梅、兰、竹、菊、松的画法，成为老年入学习中国画的一本颇为流行的教材。
艺术成就
侯及名先生在绘画界是公认的多面手，山水、花鸟、人物诸画科均有很高的建树，书法、篆刻亦风格独特，功力不凡。他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绘画理论著作，但从平时聆听他对画理的述说以及绘画实践，可一窥他的画论主张和美学追求。
他在艺术上主张广收博取，天地造化皆为我师。他在绘画上的师从是开放性的，曾经师事的老师胡佩衡、邵逸轩、李鹤筹、徐燕孙，均为近现代开宗立派的大家。但他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广泛吸收各家画法为我所用，除了上述各家外，他学习、吸收的画家还有很多，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以及许多同时代的画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只要有所优长，均在学习之列，在艺术上没有门户之见。就是已“功成名就”形成自己风格的晚年，他仍在不断地学习、吸收，常见他尝试一些新的画法，说这是学习“某某”，而这“某某”既有当代名家，也有晚辈新秀。在他眼里，艺术是不以名声论高下的。所以，观他的画你很难说出属于哪家哪派，但又绝不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他已经把前人的营养经过咀嚼消化吸收了，笔墨间洋溢着自家的意趣。
与许多传统的中国画家一样，他早年在摹古学习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宋元人的院体花鸟一路最为垂青，曾经临抚了大量作品，如《黄筌写生珍禽图》《崔白寒雀图》《赵子昂幽篁戴胜图》《林良灌木集禽图》等，形神兼备，颇得原作神韵。这为他的花鸟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后来的写意花鸟，用笔简练、传神，寥寥数笔形神毕现，无疑得益于早年扎实的“童子功”。
纵观他60余年绘画道路，在画法风格以及表现的题材内容上，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面貌，概括来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上世纪60年代中以前为早期，主要为花鸟和人物画创作，以工笔为主，工写结合，题材主要为写生花鸟和历史人物。花鸟画受宋元院体及李鹤筹影响，或摹古，或写生，工笔细致，画风典雅。除上述临摹古人之作外，《荷塘秋色图》《国色天香图》《白菊图》等也是代表作品。《荷塘秋色图》描绘早秋荷塘景色，设色淡雅，无论是零落的败叶，还是伫立的小鸟，均刻画得细腻而生动，反映了院体花鸟重视写生的特点，体现了他在学习和继承传统上的不遗余力。人物画除继承传统外，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50年代，受前苏联美术影响，中国美术界提出改造国画，提倡素描、写生等画法。他虽然早年受的是传统画法的训练，也开始学习一些西洋画法，如素描、写生、水彩等，因而这时期的人物画具有中西画法结合的特点。如历史人物画《司马迁像》，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工笔一路，但也加入了一些西画的表现方式，如画面体现出明确的透视关系，面部、手等以色彩渲染作明暗处理，具有写实效果；而衣纹、服饰则完全以白描线条勾写，凸显笔墨特点，体现了中国画的写意性。两种画法结合颇为和谐，完全没有生硬、勉强之处，繁简、虚实相映，体现了他运用技法的自如。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他进入了创作的盛期。在前期技法、素材上所做的大量准备，这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工作的关系，这期间他走访了全国许多的名山大川，积累下大量的写生素材。最为突出的是山水画的创作，将写生与创作结合，留下了一批反映时代风貌又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这也是他与同时代画家共有的特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评判一个艺术家和他的风格特点，无不要将其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考量，从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到毛泽东的“文艺为王农兵服务”，都反映的是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代表作品《祥谦公社》《鼓山胜迹》《太行朝霞》《关山万里图》等，都是在实地写生的基础上创作的，有再现，有取舍，有借景，有创造，运用的是传统的山水技法，表现的是当代风光，你可以从中看到宋元名家乃至清代四王的笔法，但又分明是状写胸襟、讴歌时代之作。《祥谦公社》是以传統小青绿画法表现当代新风貌的典型之作，反映的是闽东的新农村景象，远山葱茏，田合掩映，江水蜿蜒，一片片稻田预示着繁荣丰收，运输船队穿梭繁忙，高压电缆飞架山间。画面没有图解“大跃进”的热烈，抒发的也不是古人“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的卧游之情，而是以抒情的笔调为新时代由衷地唱着赞歌。《关山万里图》大部画于六七十年代，有数幅最后完成于1990年，前后达30余年。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数十幅汇成一长卷，发挥了他精于文史、长于写生的特点，每一段或诗，或题记，在写生的基础上融入创作，将万里长城及沿途风光融入山水长卷，首次表现长城以及现代风物，在中国画创作中可算是一次创举，是他中年山水画的代表作。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观后，以80高龄写下了数千言的长跋，赞叹称绝，并详述长城历史渊源，考据翔实，是最早的关于古代长城研究的论文之一，加之书法精妙，与是图可称“三绝”。
80年代以后，侯及名先生在创作上亦进入成熟并形成鲜明个人风格的时期，在山水、花鸟、人物画创作上全面开花，而深厚的传统功底成为他尽情挥洒的保证。此时期，他更注重发挥中国画的写意性，表现笔墨韵味。在花鸟画题材上十分广泛，从传统的梅、兰、竹、菊、松，到各种花鸟、鱼虾，就是一些前人没有涉及的题材，他也能随手画来，表现出极深的笔墨功力。用笔泼辣，造型概括、简练，不拘于形，突出笔墨情趣。齐白石老人在论述中国画“形…‘意”关系时有句精妙的总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期世”。侯先生用他的作品对此做了形象的注解，笔下的花草、鸟虫，已不拘于枝叶、羽翼的逼似，而是被赋予了画家的思想感情、品格、情操，不是反射似地描摹，而是状写，是石涛所谓的“不似之似”。同样，他这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虽然多以真山、真水为范本，但创造多于表现，画出的是他心中的山水，《石林胜景》《庐山四景图》《龙门石窟》《云冈大佛》等，可为代表。人物画还是遵循着他一如既往的为历史人物塑像的传统，但在表现形式上，更多的专注于笔墨。也许是晚年心态趋于平和，这时期的人物如《布袋和尚》、《钟馗》等，均是一副憨态可掬的形象。
侯先生在老一辈国画家中是学历最高者之一，由于深厚的学识和素养，造就了他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在传统上他扎实、厚重，在创新上他善于发展而不怪异，在动辄就以出新、创造为大旗的各种画风、画派良莠充斥的今天，他的这种严谨的艺术精神就更显得珍贵。
名号考证
90年代初，《北京日报》的记者采访侯先生，被老先生谦逊的性格所感动，写下一篇题为《羞于言已的老前辈》的专访。侯先生一生谦虚谨慎，言行低调，少事宣传，但他的作品在生前、身后都广受欢迎，在他逝世多年后仍是如此。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大量的有关侯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存在着许多讹误。侯先生生前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意在艺术上如何再前进，但作为家属的我们有义务给予澄清。
侯及名，生于1920年，逝于2003年5月26日，享年83岁。他一生作画除署本名外，多署名号，最为众所知的是“友墨”、“云谷”，现存的大部分作品均署此名。特别是“友墨”，从现存资料考察，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93年的20年间，他的绘画作品大部分署此号，因而许多人只知此号。从1993年起，他改署“云谷”，直到逝世。此外，他还用过巨石、惠园、留园、澹园、蓟园、石林翁等号，多为偶然用之。“巨石”是迄今所知他最早使用的号，大概在四五十年代。他的画斋名亦有多个。他1940年定居北京，四十余年间曾在宣武门、德内大街、成贤街、东便门、索家坟等多处居住，于是，就有了丹青书屋、开卷楼、缘竹盒、本草堂、蓟门草堂、海淀居等多个斋名。
有人说，侯先生经常改名，影响了他的知名度。但我们以为，他在不同时期不断改变的名号，正体现了他在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出新的努力，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生平事略
侯及名先生1920年生于河北临榆(今秦皇岛市)，幼年随父亲到沈阳。家中早年经营皮货生意，家境还算富裕，后因一场大火，家道从此衰落，他在沈阳完成丁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1940年为躲避日本人来到北京，同年考取了中国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他青年时期喜爱中医，曾想上医学院，将来做个医生，但在父亲的极力反对下，只好转而学习历史。不过，对于医学的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研读了大量中医书籍，通晓诊疗方法，亲朋偶有小恙又不想跑医院的，往往请他诊断、开方。在他的众多藏书中，除了历史、美术书籍外，最多的就是医书。因此，从德胜门到安定门再到东便门，他一直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本草堂”。老友郭亮也好中医，书房名“甘草堂”，他们请老朋友、书法家陈叔亮题名，陈老笑称：“两个中药铺!”
1944年他大学毕业，考取了中国大学史学研究所继续深造，主攻汉代史，授课老师有齐思和、邓以蛰、王静如等著名教授。研究所授课宽松，每周只到校一次。其时，正值北京铁路局的前身——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招生，他随即报考进入铁路工作。1946年他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学校聘他为讲师，教授中国通史。此时，因为家境已衰落，相对安稳的读书生活结束了，他必须想办法谋生。中大的课程很少，收入微薄。而铁路工作虽非所愿，但毕竟有份稳定的收入，于是，他只好放弃了讲台，从此一直到退休被中央文史研究馆聘任，他在铁路部门工作了大半生。
由于母亲郭氏工女红，能画草虫，受此影响，侯及名幼年即喜绘画。中学毕业后，他曾经在渤海国画研究所学习绘画。大学时期，邓以蛰(邓石如后人)先生开设的中国花纹艺术和书法、篆刻课程，更是使他深得教益。进入铁路部门工作以后，曾经的专业被放下，绘画成为他工佘的最爱。他先后师从北京多位著名画家，如从胡佩衡学山水、李鹤筹学工笔花鸟、邵逸轩写意花卉、徐燕孙画人物等。名师指点，加上他的钻研，终于成就了他的画家之路。
在人才济济的北京，侯先生的绘画很早就已崭露头角，并跻身于著名画家之列。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团体——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我们偶然翻到的一张1954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目录》中，就有他的三件参展作品《落坡岭》《西山野溪》《牡丹》。当时参加展览的都是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画家，如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吴镜汀、陶一清、潘絮兹、白雪石、娄师白、郭味蕖、陈少梅、秦仲文、吴光宇、胡佩衡、关松房、李苦禅、于非閤、王雪涛、徐燕孙、董寿平等等。1953年，毛泽东主席60诞辰，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为了表达对人民领袖的热爱，他与齐白石、陈半丁等100余位画家向毛主席献画，作《人寿年丰图》，此画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1956年，为纪念建军30周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徐燕荪、胡佩衡、秦仲文等30余位著名画家集体创作《万里长征图》，他担任“娄山关”一段。这幅宽54厘米、长达4400厘米的煌煌巨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最后完成，长期湮没于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库房中。50年后，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中被重新展出，引起轰动，现已成为军博的“镇馆之宝”。而参加创作的包括侯先生在内的数十位画家，今天多数已经离世，健在的只有寥寥数位。
侯先生更多的创作活动是与铁路息息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在京、津两地铁路局和北京火车站工作，当过车长、调度和美术员。“文革”时期，由于他是在日伪时期就参加了铁路工作，再加之他的硕士学历在当时的“劳动人民”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数次被下放到列车段、行李房劳动改造。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绘画在他的生活中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铁道部在八达岭筹建詹天佑纪念馆，他被借调去搞陈列。借此机缘，他往来于关山数载，画了大量长城题材的山水作品，完成《关山万里图》长卷。这时期，他还被全国总工会借调赴福州筹建林祥谦烈士纪念馆，他创作的描绘林祥谦烈士家乡风貌的山水画《祥谦公社》，正是这段经历的写照。
1965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调到北京火车站工作，在美工室负责站容布置。期间，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曾有意调他去教书，均因北京站的“挽留”而作罢。他利用在画界的广泛交游，请来许多著名画家为北京站留下了众多墨宝。1992年出版的《北京站珍藏书画选》中收录的李苦禅、李可染、阿老、黄胄、白雪石、陈大章、霍春阳、吴冠中、秦岭云、孙其峰、溥松窗等人的作品，其中很多是在他的联络下创作的。
“文革”以后，绘画界的活动日益频繁起来，侯先生的绘画才能得到更多的发挥，声名也日益显著。他早在1959年就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他又成为了首批会员。1980年创作的山水画《水库之舂》被荣宝斋制成木版水印出版，1984年作为名画家被邀请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二年又加日中国民主同盟会，1985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成为“文革”以后首批受聘请的馆员，此后，他随文史馆多次赴全国各地釆风、写生、办画展，艺术创作进入了最盛期，留下的作品也最多。
侯先生一生勤奋，早年在中大研究所对汉代史研究用功颇多，留存至今的有《汉代官制考》、《汉代的经学》等论文。洋洋万余言，以精工的蝇头小楷书就，其学养和用功可见一斑。后来专心于绘画，更是废寝忘食。“文革”前，故宫博物院每年秋季都要将古代绘画名作展出几日，他就利用休息时间拿着画具，带上两个馒头、一个小板凳在绘画馆对临，一坐就是一天。当时，故宫内参观者很少，很多时候就是他与保管员两人，时间久了就熟悉起来，保管员见到他就打招呼：“侯先生又来啦!”当时他白天上班，晚上作画常常通宵达旦，困了就在座椅上打个盹，而不脱衣上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我们的印象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作画，画毕必要悬起看效果，稍有不满，毁弃重来，直到满意方才题字、盖印。晚年他患上美尼尔症，手臂颤抖，已很难写字，但还要画，经常是积攒几张画后让我们来题字。李可染先生有“废画三千”的名言，体现了他创作的认真态度。以此算来，侯先生的“废画”又何止三千?
侯先生为人谦逊、敦厚，又乐于助人。他的画广受欢迎，曾经有一段时期每日求画者不绝，甚至还有人慕名来信索画，他几乎很少推诿，都是 认认真真的完成。有时我们不得不劝阻，他则不以为然。他热心公益，当时一些重要的公益活动，诸如抢救国宝大熊猫、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北京亚运会、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等等，他都积极响应参加，捐赠画作。他还曾经不计报酬的为铁道部老年大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老干部局等讲课多年，颇受欢迎。当时，他在社会上已享有名声，社会活动曰多，但备课示范毫不敷衍怠慢。后来，他据此讲义编成《寿世画宝》，详述梅、兰、竹、菊、松的画法，成为老年入学习中国画的一本颇为流行的教材。
艺术成就
侯及名先生在绘画界是公认的多面手，山水、花鸟、人物诸画科均有很高的建树，书法、篆刻亦风格独特，功力不凡。他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绘画理论著作，但从平时聆听他对画理的述说以及绘画实践，可一窥他的画论主张和美学追求。
他在艺术上主张广收博取，天地造化皆为我师。他在绘画上的师从是开放性的，曾经师事的老师胡佩衡、邵逸轩、李鹤筹、徐燕孙，均为近现代开宗立派的大家。但他不拘于一家一派，而是广泛吸收各家画法为我所用，除了上述各家外，他学习、吸收的画家还有很多，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以及许多同时代的画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只要有所优长，均在学习之列，在艺术上没有门户之见。就是已“功成名就”形成自己风格的晚年，他仍在不断地学习、吸收，常见他尝试一些新的画法，说这是学习“某某”，而这“某某”既有当代名家，也有晚辈新秀。在他眼里，艺术是不以名声论高下的。所以，观他的画你很难说出属于哪家哪派，但又绝不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他已经把前人的营养经过咀嚼消化吸收了，笔墨间洋溢着自家的意趣。
与许多传统的中国画家一样，他早年在摹古学习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宋元人的院体花鸟一路最为垂青，曾经临抚了大量作品，如《黄筌写生珍禽图》《崔白寒雀图》《赵子昂幽篁戴胜图》《林良灌木集禽图》等，形神兼备，颇得原作神韵。这为他的花鸟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后来的写意花鸟，用笔简练、传神，寥寥数笔形神毕现，无疑得益于早年扎实的“童子功”。
纵观他60余年绘画道路，在画法风格以及表现的题材内容上，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面貌，概括来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上世纪60年代中以前为早期，主要为花鸟和人物画创作，以工笔为主，工写结合，题材主要为写生花鸟和历史人物。花鸟画受宋元院体及李鹤筹影响，或摹古，或写生，工笔细致，画风典雅。除上述临摹古人之作外，《荷塘秋色图》《国色天香图》《白菊图》等也是代表作品。《荷塘秋色图》描绘早秋荷塘景色，设色淡雅，无论是零落的败叶，还是伫立的小鸟，均刻画得细腻而生动，反映了院体花鸟重视写生的特点，体现了他在学习和继承传统上的不遗余力。人物画除继承传统外，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50年代，受前苏联美术影响，中国美术界提出改造国画，提倡素描、写生等画法。他虽然早年受的是传统画法的训练，也开始学习一些西洋画法，如素描、写生、水彩等，因而这时期的人物画具有中西画法结合的特点。如历史人物画《司马迁像》，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工笔一路，但也加入了一些西画的表现方式，如画面体现出明确的透视关系，面部、手等以色彩渲染作明暗处理，具有写实效果；而衣纹、服饰则完全以白描线条勾写，凸显笔墨特点，体现了中国画的写意性。两种画法结合颇为和谐，完全没有生硬、勉强之处，繁简、虚实相映，体现了他运用技法的自如。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他进入了创作的盛期。在前期技法、素材上所做的大量准备，这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工作的关系，这期间他走访了全国许多的名山大川，积累下大量的写生素材。最为突出的是山水画的创作，将写生与创作结合，留下了一批反映时代风貌又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这也是他与同时代画家共有的特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评判一个艺术家和他的风格特点，无不要将其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考量，从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到毛泽东的“文艺为王农兵服务”，都反映的是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代表作品《祥谦公社》《鼓山胜迹》《太行朝霞》《关山万里图》等，都是在实地写生的基础上创作的，有再现，有取舍，有借景，有创造，运用的是传统的山水技法，表现的是当代风光，你可以从中看到宋元名家乃至清代四王的笔法，但又分明是状写胸襟、讴歌时代之作。《祥谦公社》是以传統小青绿画法表现当代新风貌的典型之作，反映的是闽东的新农村景象，远山葱茏，田合掩映，江水蜿蜒，一片片稻田预示着繁荣丰收，运输船队穿梭繁忙，高压电缆飞架山间。画面没有图解“大跃进”的热烈，抒发的也不是古人“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的卧游之情，而是以抒情的笔调为新时代由衷地唱着赞歌。《关山万里图》大部画于六七十年代，有数幅最后完成于1990年，前后达30余年。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数十幅汇成一长卷，发挥了他精于文史、长于写生的特点，每一段或诗，或题记，在写生的基础上融入创作，将万里长城及沿途风光融入山水长卷，首次表现长城以及现代风物，在中国画创作中可算是一次创举，是他中年山水画的代表作。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观后，以80高龄写下了数千言的长跋，赞叹称绝，并详述长城历史渊源，考据翔实，是最早的关于古代长城研究的论文之一，加之书法精妙，与是图可称“三绝”。
80年代以后，侯及名先生在创作上亦进入成熟并形成鲜明个人风格的时期，在山水、花鸟、人物画创作上全面开花，而深厚的传统功底成为他尽情挥洒的保证。此时期，他更注重发挥中国画的写意性，表现笔墨韵味。在花鸟画题材上十分广泛，从传统的梅、兰、竹、菊、松，到各种花鸟、鱼虾，就是一些前人没有涉及的题材，他也能随手画来，表现出极深的笔墨功力。用笔泼辣，造型概括、简练，不拘于形，突出笔墨情趣。齐白石老人在论述中国画“形…‘意”关系时有句精妙的总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期世”。侯先生用他的作品对此做了形象的注解，笔下的花草、鸟虫，已不拘于枝叶、羽翼的逼似，而是被赋予了画家的思想感情、品格、情操，不是反射似地描摹，而是状写，是石涛所谓的“不似之似”。同样，他这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虽然多以真山、真水为范本，但创造多于表现，画出的是他心中的山水，《石林胜景》《庐山四景图》《龙门石窟》《云冈大佛》等，可为代表。人物画还是遵循着他一如既往的为历史人物塑像的传统，但在表现形式上，更多的专注于笔墨。也许是晚年心态趋于平和，这时期的人物如《布袋和尚》、《钟馗》等，均是一副憨态可掬的形象。
侯先生在老一辈国画家中是学历最高者之一，由于深厚的学识和素养，造就了他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在传统上他扎实、厚重，在创新上他善于发展而不怪异，在动辄就以出新、创造为大旗的各种画风、画派良莠充斥的今天，他的这种严谨的艺术精神就更显得珍贵。
名号考证
90年代初，《北京日报》的记者采访侯先生，被老先生谦逊的性格所感动，写下一篇题为《羞于言已的老前辈》的专访。侯先生一生谦虚谨慎，言行低调，少事宣传，但他的作品在生前、身后都广受欢迎，在他逝世多年后仍是如此。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大量的有关侯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存在着许多讹误。侯先生生前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意在艺术上如何再前进，但作为家属的我们有义务给予澄清。
侯及名，生于1920年，逝于2003年5月26日，享年83岁。他一生作画除署本名外，多署名号，最为众所知的是“友墨”、“云谷”，现存的大部分作品均署此名。特别是“友墨”，从现存资料考察，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93年的20年间，他的绘画作品大部分署此号，因而许多人只知此号。从1993年起，他改署“云谷”，直到逝世。此外，他还用过巨石、惠园、留园、澹园、蓟园、石林翁等号，多为偶然用之。“巨石”是迄今所知他最早使用的号，大概在四五十年代。他的画斋名亦有多个。他1940年定居北京，四十余年间曾在宣武门、德内大街、成贤街、东便门、索家坟等多处居住，于是，就有了丹青书屋、开卷楼、缘竹盒、本草堂、蓟门草堂、海淀居等多个斋名。
有人说，侯先生经常改名，影响了他的知名度。但我们以为，他在不同时期不断改变的名号，正体现了他在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出新的努力，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最为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