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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57年土家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之后，对于土家族的研究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始。迄今已在资料积累、著作研究、科研院所建設等诸多方面卓有成效。“土家学”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土家学”的建构和发展问题，既要加大调查力度对民族学资料进行抢救性整理，注重资料的专题性、多样性以及运用新技术手段加以保存等，还要在研究上多出精品，注意现实问题的关注。此外，土家学研究中各单位、部门间要加大交流合作，加强队伍建设，以推动学术发展。土家学的建构需要各方的积极担当。
关键词：新时代；土家族；土家学；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20-0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了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别重要性。我们学习十九大精神就必须在文化建设上下功夫。本文拟就土家学研究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思考，供学界同仁参考。由于时间和条件关系，收集资料所限，难免挂一漏万。
一
土家族，由于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和民族成份恢复都较晚的原因，因此对土家族的研究也就相应起步较晚。据陈正慧主编的《土家族研究论文索引》载，1949年以前土家族研究论文只有7篇，最早为1928年《申报》刊载题为“鄂西神兵的起源及现状”的文章。其次是1930年《史学杂志》刊载题为“古巴蜀考略”的文章和1938年谭其骧在《史学年刊》刊载题为“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的文章。其余4篇都是在1942—1943年间，卫聚贤、吴敬恒、童书业和郑德坤在《说文月刊》、《文史杂志》和《学思》上刊载的，内容都与“巴”有关，研究的人数和论文都太少了，此时还未触及到把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1979年30年间，据陈正慧主编的《土家族研究论文索引》统计，分为历史和文学艺术，属于历史类的有29篇，属于文学艺术类的有4篇。同样地30年中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都十分少，这固然是与土家族识别较晚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但与土家族的人口却极不相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以田心桃为代表的土家人在向中央领导表明自己是土家族的身份后，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便组织专家从语言研究开始，真正地把土家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进行了民族识别的研究，又随着潘光旦、向达等学术大家的介入，进行历史和实地的考察，1957年土家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可以说对土家族的研究才真正的开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是以湖南省土家族的确认而成为研究的中心，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族源、社会历史，又兼及风俗习惯、民间文学展开。
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民族学在1980年贵阳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正名，土家族研究也有了新的起步，土家族的研究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民族战线的“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包括民族研究工作）得到恢复，民族识别和民族成份恢复提上日程，今鄂黔渝湘川省市相邻地区的数百万土家族经过认真的查找依据，严格的程序和审批后民族成份得到了恢复。此时的土家族研究，一是与民族成份恢复紧紧相联，寻找能证明自己土家族身份的各种历史依据，如族谱、地方志书中相关记载，以及现实中能证明土家族民族特色的资料；同时，对土家族的社会历史、民族特征相关研究成为这时的热点，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和调查研究资料。进入90年代，土家族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渐入佳境，研究成果井喷式增加，研究机构迅猛增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以土家族分布地域的省、市中的科研机构、大学和爱好者，以及北京、各地研究机构等组成的土家族研究力量，对土家族进入了全面的研究，涌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土家族研究建立一门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土家学”作为一门民族学的分支学科的建立已经水到渠成。
（一）资料积累丰富且富有民族特色
资料的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必备条件。土家族的资料积累工作，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积累了数百近千万字的丰富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湖南湘西等地的民族调查中，已经涉及到土家族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湘鄂黔渝川土家族地区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1991年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和《土家族土司史录》，彭勃、彭继宽1989年整理出版了《摆手歌》和《土家族摆手活动史料辑》，彭荣德等整理出版“梯玛歌”等；湖北鄂西州民委1986年编辑出版了《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五峰、鹤峰两县合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和鹤峰县民委编《容美土司史料续编》，杨小华编《〈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等；贵州陈国安主编《民族志研究参考资料·土家族》（第九集）、《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土家族卷），余宏模、史继忠、陈国安编辑整理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思南县民委编《思南傩堂戏》、《土家传统花灯集》，沿河县政协编《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和《沿河饮食文化》，沿河席宁编《沿河土家山歌》，德江县民委李华林等编《德江傩尝戏》，德江县政协编《德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印江李敦礼《印江土家风情》；重庆白新民主编《土家族风情录》，还有傅冠群等主编《土家族百年实录》、台湾席少丹的《贵州席正铭烈士革命殉国实录》以及《征蛮实录》、《吏科杂录》、《昌后图书》等等。
（二）土家族研究著作硕果累累
早年有老一辈民族学家，主要围饶土家族先民——巴人、巴、巴国的研究，有徐中舒、蒙文通、谭其骧、邓少琴等的《论巴蜀文化》、《巴蜀古史论述》、《巴蜀史赎探索》等。接着是20世纪50、60年代，罗培常、严学窘、王静如、汪明瑀、潘光旦、向达等围绕土家族语言调查研究成果和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些都是围绕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而进行的。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土家族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鄂黔渝湘川地区土家族民族成份的识别和恢复，各地地方志书编写的启动，拉开了土家族研究的序幕，研究工作逐渐进入佳境。除了数量较大的论文外，出版（包括内部资料）了数量很大的专著，内容包括土家族的族源、社会发展史、历代建置、经济、文化、军事、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语言、地名、革命斗争史和地方性综合性著作等众多方面。 1.族源研究
反映在各地方志书、专著和一些论文集中，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贵州土家学研究会编《土家族研究》（第一集），黄柏权、田万振主编《土家族历史文化论集》，邓和平著《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和《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成书于上世记80年代，是研究土家族较早的论文集。《土家族研究》是贵州土家学研究会成立的第一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主要研究土家族的族源和民族特征。
2.社会发展史研究
以刘孝瑜等著《土家族简史》，李绍明主编《土家族通史》、《川东酉水土家》，陈国安著《土家族近百年史》，张良皋著《武陵土家》，田荆贵著《土家纵横谈》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族简史》是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五套丛书之一，是全面反映土家族，包括族源在内的第一部全面介绍土家族的著作。《土家族通史》是上世纪90年代组织川鄂黔湘学者完成，是有史以来土家族的第一部通史，虽已完稿，但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出版。《川东酉水土家》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后形成的著作，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土家族近百年史》是土家族的第一部断代史，也是国内少数民族中较早的断代史。《土家纵横谈》是涉及包括土家族历史大事、民族特征、传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个人著作。
3.历代建置研究
除在各地方志书中和一些综合性专著及论文集中外，以王希辉等著《乌江流域建置沿革》，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李良品著《中国土司研究》，李良品、曾超等著《乌江流域民族史》，田敏著《土家族土司兴亡史》，宋仕平著《土家族古代社会制度研究》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乌江流域建置沿革》是作者在“徒步考察乌江”活动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的收集、梳理后完成的，内容包括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的建置沿革。湘鄂川黔四省人员参加编写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人集体完成的一部反映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是研究土家族地区土司较早的一部专著，《中国土司研究》是作者先实地考察了乌江流域土司制后，进而扩展到对全国土司制度研究的成果，其中对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乌江流域民族史》，反映了烏江流域各民族的历史，其中也包括了土家族的历史。
4.土家族经济研究
以李干等著《土家族经济史》、邓辉著《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族经济史》是研究土家族经济的第一部专著，从古（秦汉）至改革开放，全面介绍了土家族经济的整个发展历史。《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从土家族区域的角度，从史前到土司统治时期的土家族经济发展的历史。
5.土家族文化研究
这是许多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成果非常丰富，其中以段超著《土家族文化史》，黄柏权著《土家族白虎文化》，黄柏权、田永红编著《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邓辉著《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曹毅著《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胡炳章著《土家族文化精神》，董珞著《巴风土韵：土家族文化源流解析》，严天华、陈国安主编《土家族文化大观》，何立高主编《中国土家山歌研究文集》，刘伦文《母语留存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社区调查与研究》，以及沿河、思南、德江等各县编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族文化史》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土家族文化发展史的著作。《土家族文化大观》是由贵州省民委、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全面反映贵州土家族文化的专著。《中国土家山歌研究文集》两册（2012，2013），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围绕“土家山歌之乡”名片，组织国内土家族研究学者，对土家山歌的深入研讨。《土家族白虎文化》、《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贵州土家族》（画册）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土家族文化，在各个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开拓性。《母语留存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社区调查与研究》是选择留存土家族母语村寨，经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完成的土家族社会文化专著。
6.土家族语言研究
从土家族确认为单一民族开始就很突出，成果也很丰富。其中以《土家语简志》，叶德书著《土家语研究》，叶德书、向熙勤著《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张伟权著《汉语土家语词典》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语简志》是国家民委组织编写五套从书之一，全面研究土家语的第一部专著。《土家语研究》是全面研究土家语较早的专著，而《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则是作者“考订了湘、鄂、渝、黔边区36个县（市、区）的1640多个土家语地名”而成书的。《汉语土家语词典》是一部查阅、学习土家语的工具书，据作者介绍，“只有《土家语汉语词典》还不够，应该还有一部《汉语土家语词典》与其配套……才显得比较完善”。
7.土家族习俗研究
这是土家族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成果十分丰硕，大都散见于各地方志书和综合性著作中。其中以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习俗》，白新民主编《土家族风情录》，雷翔等箸《梯玛的世界》，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土家族习俗》、《土家族风情录》都是较早系统介绍土家族习俗的专著。《梯玛的世界》是一部土家族民间宗教活动——梯玛“玩菩萨”仪式活动的实录。
此外，还有许多方面的研究著作，肖洪恩著《土家族哲学通史》，李良品、彭福荣著《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史》，曾超著《巴人尚武精神研究》，石亚洲著《土家族军事史研究》，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黄秀蓉著《历史时期土家族妇女生活与社会性别研究》，彭继宽主编《土家族传统文化小百科》，刘继平编著《走进秀山土家》，刘兴国著《宣汉土家族》，江口县民委编《江口县各民族乡概况》（贵州省第一部乡情调查），朱国豪主编《土家族医药》，郝时远、任一飞主编、游俊、李汉林、罗康隆著《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永顺县土家族卷》、（贵州）《土家族史料风情》（电影片）、《武陵土家人》（电视片）等，都是从各个领域、各门学科的研究专著，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土家族研究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由多学者参加编写的丛书。据不完全统计有苏晓云、张洪伦、郭大孝、彭振坤主编《土家族研究丛书》8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涉及土家族区域考古、革命斗争、区域经济发展、民间文化、仪式文化、音乐、哭嫁歌等。彭英明主编《土家族研究丛书》6册，涉及土家族的文化史、土司制废兴亡、习惯法、道教、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等。何伟军主编《武陵文库·民族学研究系列》10册，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土家族研究》论文集10册，还有邓和平著《廪君文化丛书》4册，《巴人先祖窘寨》5册，《武陵洈水丛书》8册，《武落山风云录》等。
（三）科研院所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土家族的科研院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首都北京有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中央民族大学等；有全国土家族经济文化协作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武陵山民族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湖北有湖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恩施州民研所等；湖南省有吉首大学、湖南省土家族研究会、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等；贵州省有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以及沿河、印江、思南、德江、江口五个县的土家学研究会、贵州民族大学、铜仁学院、铜仁市民研所、中国土家族研究中心以及部分县级的民族研究所等；重庆市有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大学等；四川省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以上众多的大学、研究院所、中心，以及各级研究学会，构成了研究土家族的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构建“土家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土家学”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在贵州土家学会申报定名时，没有沿用省内其他单一学会的方式命名，而是以研究学科来考虑命名，最后统一认识，在1989年申报时正式定名为“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这样命名的好处在于：把学会的研究与学科结合，有利于日后的发展，引向深入；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土家族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在这个问题上，周兴茂先生著有《土家学概论》一书，对“土家学”的建构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说明在这个时段从事土家族研究的研究者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共识。
根据以上的介绍，从土家族研究的资料积累到土家族研究的丰富成果，再到从事研究的机构建设和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为“土家学”的建立创建了坚实的基础。
“土家学”作为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很显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都基本同于民族学科，研究对象显然是土家族。笔者认为：新建构的土家学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全面提升，更具有时代性特征，研究领域应更加全面系统，具有科学的综合性、民族的独特性。
在民族学资料的积累上，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要强调抢救的紧迫性。当前我国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急剧的转型，城镇化加剧，传统文化正迅速且大量的变化、消失，必须加紧进行抢救，如语言、服饰；二是抢救时更多地按专题进行，注意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其得以真实的保存下来；三是在资料抢救中，注意保留资料的多样性，如土家族的节日、山歌、舞蹈、傩文化，同一事象各地是有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才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千万不能搞“统一”；四是调查资料的整理，一方面是对现有调查资料的梳理，够质量有条件的可以系统出版，让那些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以供后学再行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中，不管是做课题或是一般的研究，往往都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积累大量的资料，而研究会使用许多资料，但还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没有使用，甚为可惜，建议将这些难得的资料整理出版保留下来，甚为可贵；五是调查中，尽可能运用新的现代化手段，将声像同时保留下来，让后来的研究者更有直觀感。
在研究上，要多出成果，多出精品。虽然土家族研究的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土家族的通史，至今未出版，还可以是多部通史。哲学通史已有了，但还有许多领域未见成果，如交通、航运等各种专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研究成果除了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外，还应充分注意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当前民族地区的大扶贫、大生态、大旅游、大数据、文明社会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特别是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区的实施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调研，用研究的成果来回答。
机构和研究队伍建设上，一是土家学研究中各单位、部门间，要加强交流合作，可召开多种形式的交流、研讨会，意在总结提升，加强协作，共同攻关，如《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的做法；二是加强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队伍的建设，这是推进学术进步、发展、提高、希望的根本，除对专业队伍的培养外，还要提高对非专业人才的培养，实践证明，这是土家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总之，土家学的建构需要各方的积极担当，自觉为土家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做出贡献，让土家族在新时代，以更加灿烂的新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孙 珂
关键词：新时代；土家族；土家学；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20-0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了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别重要性。我们学习十九大精神就必须在文化建设上下功夫。本文拟就土家学研究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思考，供学界同仁参考。由于时间和条件关系，收集资料所限，难免挂一漏万。
一
土家族，由于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和民族成份恢复都较晚的原因，因此对土家族的研究也就相应起步较晚。据陈正慧主编的《土家族研究论文索引》载，1949年以前土家族研究论文只有7篇，最早为1928年《申报》刊载题为“鄂西神兵的起源及现状”的文章。其次是1930年《史学杂志》刊载题为“古巴蜀考略”的文章和1938年谭其骧在《史学年刊》刊载题为“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的文章。其余4篇都是在1942—1943年间，卫聚贤、吴敬恒、童书业和郑德坤在《说文月刊》、《文史杂志》和《学思》上刊载的，内容都与“巴”有关，研究的人数和论文都太少了，此时还未触及到把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1979年30年间，据陈正慧主编的《土家族研究论文索引》统计，分为历史和文学艺术，属于历史类的有29篇，属于文学艺术类的有4篇。同样地30年中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都十分少，这固然是与土家族识别较晚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但与土家族的人口却极不相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以田心桃为代表的土家人在向中央领导表明自己是土家族的身份后，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便组织专家从语言研究开始，真正地把土家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进行了民族识别的研究，又随着潘光旦、向达等学术大家的介入，进行历史和实地的考察，1957年土家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可以说对土家族的研究才真正的开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是以湖南省土家族的确认而成为研究的中心，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族源、社会历史，又兼及风俗习惯、民间文学展开。
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民族学在1980年贵阳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正名，土家族研究也有了新的起步，土家族的研究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民族战线的“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包括民族研究工作）得到恢复，民族识别和民族成份恢复提上日程，今鄂黔渝湘川省市相邻地区的数百万土家族经过认真的查找依据，严格的程序和审批后民族成份得到了恢复。此时的土家族研究，一是与民族成份恢复紧紧相联，寻找能证明自己土家族身份的各种历史依据，如族谱、地方志书中相关记载，以及现实中能证明土家族民族特色的资料；同时，对土家族的社会历史、民族特征相关研究成为这时的热点，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和调查研究资料。进入90年代，土家族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渐入佳境，研究成果井喷式增加，研究机构迅猛增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以土家族分布地域的省、市中的科研机构、大学和爱好者，以及北京、各地研究机构等组成的土家族研究力量，对土家族进入了全面的研究，涌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土家族研究建立一门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土家学”作为一门民族学的分支学科的建立已经水到渠成。
（一）资料积累丰富且富有民族特色
资料的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必备条件。土家族的资料积累工作，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积累了数百近千万字的丰富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湖南湘西等地的民族调查中，已经涉及到土家族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湘鄂黔渝川土家族地区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1991年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和《土家族土司史录》，彭勃、彭继宽1989年整理出版了《摆手歌》和《土家族摆手活动史料辑》，彭荣德等整理出版“梯玛歌”等；湖北鄂西州民委1986年编辑出版了《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五峰、鹤峰两县合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和鹤峰县民委编《容美土司史料续编》，杨小华编《〈明实录〉鄂西史料辑注》等；贵州陈国安主编《民族志研究参考资料·土家族》（第九集）、《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土家族卷），余宏模、史继忠、陈国安编辑整理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思南县民委编《思南傩堂戏》、《土家传统花灯集》，沿河县政协编《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和《沿河饮食文化》，沿河席宁编《沿河土家山歌》，德江县民委李华林等编《德江傩尝戏》，德江县政协编《德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印江李敦礼《印江土家风情》；重庆白新民主编《土家族风情录》，还有傅冠群等主编《土家族百年实录》、台湾席少丹的《贵州席正铭烈士革命殉国实录》以及《征蛮实录》、《吏科杂录》、《昌后图书》等等。
（二）土家族研究著作硕果累累
早年有老一辈民族学家，主要围饶土家族先民——巴人、巴、巴国的研究，有徐中舒、蒙文通、谭其骧、邓少琴等的《论巴蜀文化》、《巴蜀古史论述》、《巴蜀史赎探索》等。接着是20世纪50、60年代，罗培常、严学窘、王静如、汪明瑀、潘光旦、向达等围绕土家族语言调查研究成果和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些都是围绕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而进行的。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土家族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鄂黔渝湘川地区土家族民族成份的识别和恢复，各地地方志书编写的启动，拉开了土家族研究的序幕，研究工作逐渐进入佳境。除了数量较大的论文外，出版（包括内部资料）了数量很大的专著，内容包括土家族的族源、社会发展史、历代建置、经济、文化、军事、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语言、地名、革命斗争史和地方性综合性著作等众多方面。 1.族源研究
反映在各地方志书、专著和一些论文集中，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贵州土家学研究会编《土家族研究》（第一集），黄柏权、田万振主编《土家族历史文化论集》，邓和平著《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和《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成书于上世记80年代，是研究土家族较早的论文集。《土家族研究》是贵州土家学研究会成立的第一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主要研究土家族的族源和民族特征。
2.社会发展史研究
以刘孝瑜等著《土家族简史》，李绍明主编《土家族通史》、《川东酉水土家》，陈国安著《土家族近百年史》，张良皋著《武陵土家》，田荆贵著《土家纵横谈》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族简史》是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五套丛书之一，是全面反映土家族，包括族源在内的第一部全面介绍土家族的著作。《土家族通史》是上世纪90年代组织川鄂黔湘学者完成，是有史以来土家族的第一部通史，虽已完稿，但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出版。《川东酉水土家》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后形成的著作，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土家族近百年史》是土家族的第一部断代史，也是国内少数民族中较早的断代史。《土家纵横谈》是涉及包括土家族历史大事、民族特征、传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个人著作。
3.历代建置研究
除在各地方志书中和一些综合性专著及论文集中外，以王希辉等著《乌江流域建置沿革》，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编写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李良品著《中国土司研究》，李良品、曾超等著《乌江流域民族史》，田敏著《土家族土司兴亡史》，宋仕平著《土家族古代社会制度研究》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乌江流域建置沿革》是作者在“徒步考察乌江”活动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的收集、梳理后完成的，内容包括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的建置沿革。湘鄂川黔四省人员参加编写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人集体完成的一部反映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是研究土家族地区土司较早的一部专著，《中国土司研究》是作者先实地考察了乌江流域土司制后，进而扩展到对全国土司制度研究的成果，其中对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乌江流域民族史》，反映了烏江流域各民族的历史，其中也包括了土家族的历史。
4.土家族经济研究
以李干等著《土家族经济史》、邓辉著《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族经济史》是研究土家族经济的第一部专著，从古（秦汉）至改革开放，全面介绍了土家族经济的整个发展历史。《土家族区域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从土家族区域的角度，从史前到土司统治时期的土家族经济发展的历史。
5.土家族文化研究
这是许多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成果非常丰富，其中以段超著《土家族文化史》，黄柏权著《土家族白虎文化》，黄柏权、田永红编著《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邓辉著《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曹毅著《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胡炳章著《土家族文化精神》，董珞著《巴风土韵：土家族文化源流解析》，严天华、陈国安主编《土家族文化大观》，何立高主编《中国土家山歌研究文集》，刘伦文《母语留存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社区调查与研究》，以及沿河、思南、德江等各县编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族文化史》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土家族文化发展史的著作。《土家族文化大观》是由贵州省民委、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全面反映贵州土家族文化的专著。《中国土家山歌研究文集》两册（2012，2013），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围绕“土家山歌之乡”名片，组织国内土家族研究学者，对土家山歌的深入研讨。《土家族白虎文化》、《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贵州土家族》（画册）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土家族文化，在各个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开拓性。《母语留存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社区调查与研究》是选择留存土家族母语村寨，经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完成的土家族社会文化专著。
6.土家族语言研究
从土家族确认为单一民族开始就很突出，成果也很丰富。其中以《土家语简志》，叶德书著《土家语研究》，叶德书、向熙勤著《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张伟权著《汉语土家语词典》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语简志》是国家民委组织编写五套从书之一，全面研究土家语的第一部专著。《土家语研究》是全面研究土家语较早的专著，而《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则是作者“考订了湘、鄂、渝、黔边区36个县（市、区）的1640多个土家语地名”而成书的。《汉语土家语词典》是一部查阅、学习土家语的工具书，据作者介绍，“只有《土家语汉语词典》还不够，应该还有一部《汉语土家语词典》与其配套……才显得比较完善”。
7.土家族习俗研究
这是土家族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成果十分丰硕，大都散见于各地方志书和综合性著作中。其中以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习俗》，白新民主编《土家族风情录》，雷翔等箸《梯玛的世界》，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土家族习俗》、《土家族风情录》都是较早系统介绍土家族习俗的专著。《梯玛的世界》是一部土家族民间宗教活动——梯玛“玩菩萨”仪式活动的实录。
此外，还有许多方面的研究著作，肖洪恩著《土家族哲学通史》，李良品、彭福荣著《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史》，曾超著《巴人尚武精神研究》，石亚洲著《土家族军事史研究》，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黄秀蓉著《历史时期土家族妇女生活与社会性别研究》，彭继宽主编《土家族传统文化小百科》，刘继平编著《走进秀山土家》，刘兴国著《宣汉土家族》，江口县民委编《江口县各民族乡概况》（贵州省第一部乡情调查），朱国豪主编《土家族医药》，郝时远、任一飞主编、游俊、李汉林、罗康隆著《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永顺县土家族卷》、（贵州）《土家族史料风情》（电影片）、《武陵土家人》（电视片）等，都是从各个领域、各门学科的研究专著，具有开拓性的成果。 土家族研究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由多学者参加编写的丛书。据不完全统计有苏晓云、张洪伦、郭大孝、彭振坤主编《土家族研究丛书》8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涉及土家族区域考古、革命斗争、区域经济发展、民间文化、仪式文化、音乐、哭嫁歌等。彭英明主编《土家族研究丛书》6册，涉及土家族的文化史、土司制废兴亡、习惯法、道教、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等。何伟军主编《武陵文库·民族学研究系列》10册，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土家族研究》论文集10册，还有邓和平著《廪君文化丛书》4册，《巴人先祖窘寨》5册，《武陵洈水丛书》8册，《武落山风云录》等。
（三）科研院所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土家族的科研院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首都北京有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中央民族大学等；有全国土家族经济文化协作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武陵山民族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湖北有湖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恩施州民研所等；湖南省有吉首大学、湖南省土家族研究会、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等；贵州省有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以及沿河、印江、思南、德江、江口五个县的土家学研究会、贵州民族大学、铜仁学院、铜仁市民研所、中国土家族研究中心以及部分县级的民族研究所等；重庆市有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大学等；四川省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以上众多的大学、研究院所、中心，以及各级研究学会，构成了研究土家族的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构建“土家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土家学”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在贵州土家学会申报定名时，没有沿用省内其他单一学会的方式命名，而是以研究学科来考虑命名，最后统一认识，在1989年申报时正式定名为“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这样命名的好处在于：把学会的研究与学科结合，有利于日后的发展，引向深入；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土家族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在这个问题上，周兴茂先生著有《土家学概论》一书，对“土家学”的建构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说明在这个时段从事土家族研究的研究者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共识。
根据以上的介绍，从土家族研究的资料积累到土家族研究的丰富成果，再到从事研究的机构建设和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为“土家学”的建立创建了坚实的基础。
“土家学”作为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很显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都基本同于民族学科，研究对象显然是土家族。笔者认为：新建构的土家学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全面提升，更具有时代性特征，研究领域应更加全面系统，具有科学的综合性、民族的独特性。
在民族学资料的积累上，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要强调抢救的紧迫性。当前我国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急剧的转型，城镇化加剧，传统文化正迅速且大量的变化、消失，必须加紧进行抢救，如语言、服饰；二是抢救时更多地按专题进行，注意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其得以真实的保存下来；三是在资料抢救中，注意保留资料的多样性，如土家族的节日、山歌、舞蹈、傩文化，同一事象各地是有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才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千万不能搞“统一”；四是调查资料的整理，一方面是对现有调查资料的梳理，够质量有条件的可以系统出版，让那些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以供后学再行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中，不管是做课题或是一般的研究，往往都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积累大量的资料，而研究会使用许多资料，但还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没有使用，甚为可惜，建议将这些难得的资料整理出版保留下来，甚为可贵；五是调查中，尽可能运用新的现代化手段，将声像同时保留下来，让后来的研究者更有直觀感。
在研究上，要多出成果，多出精品。虽然土家族研究的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土家族的通史，至今未出版，还可以是多部通史。哲学通史已有了，但还有许多领域未见成果，如交通、航运等各种专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研究成果除了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外，还应充分注意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当前民族地区的大扶贫、大生态、大旅游、大数据、文明社会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特别是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区的实施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调研，用研究的成果来回答。
机构和研究队伍建设上，一是土家学研究中各单位、部门间，要加强交流合作，可召开多种形式的交流、研讨会，意在总结提升，加强协作，共同攻关，如《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的做法；二是加强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队伍的建设，这是推进学术进步、发展、提高、希望的根本，除对专业队伍的培养外，还要提高对非专业人才的培养，实践证明，这是土家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总之，土家学的建构需要各方的积极担当，自觉为土家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做出贡献，让土家族在新时代，以更加灿烂的新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孙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