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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揭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是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当时只是南京大学一个普通的哲学教师，他因该文而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2018年12月，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为“改革先锋”。
改革开放以后，胡福明担任了江苏省地方高级领导干部职务。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胡福明不光自己痴心学术，并领军江苏学术界，创造了许多深具时代意义的思想成果。从年轻时代跨入学术界开始，胡福明追求真理的脚步始终没有停顿。如今他虽已年逾八旬，退休赋闲，但在理论研究上他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战斗檄文挑战“凡是派”
20世紀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人帮”横行肆为，最终落入历史垃圾之中，被人斥为“政治小丑”；“文化大革命”曾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在人民的意志面前还是落荒而去。由此，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强烈地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
粉碎“四人帮”后，胡福明敏锐感觉到中国已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改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他认为拨乱反正的最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参加这场斗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时胡福明主管哲学系的教学，还有授课任务。他挑灯走笔，写下了许多批判“四人帮”、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1976年12月17日，他写下了批判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的一篇文章。之后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观》，后者被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摘要发表。
从1976年年底起，胡福明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是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主要思想实质是维护“文革”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是”。此后，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参加一个教育战线讨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时，胡福明发言表示教育质量下降了，科研无法搞了，教学被破坏了。后来有一位领导对他说，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点，不能否定“文革”。虽然这位领导是出于好心的“善语”，但这又促使胡福明不得不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了1977年3月，南京正是春寒料峭时节，胡福明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胡福明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胡福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厚的感情，他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另外，他相信能收拾“文革”残局的除了邓小平没有其他人。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他也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
为了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作为基本观点。他认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能切中要害。而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胡福明开始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这时，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开刀治疗。把一双儿女交给岳母照管，胡福明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病中的妻子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但那时市场上供应的副食品还相当匮乏，胡福明只得利用课余时间不厌其烦地穿行在南京城中，采购西瓜、鱼虾等难得的时鲜食品。
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空气燥热，更兼牵挂着要写的文章，使在医院陪伴妻子的胡福明难以入睡。每当夜深人阑时，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
当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胡福明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鼎世之作在胡福明的笔下问世了。
历史雄文引发思想理论界上的“大地震”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作了个《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甚至批判他的观点。双方争论不下，会议也难以继续，大会主持人只得宣布暂时休会。这时，王强华找到胡福明，并约他为《光明日报》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王强华。文章投出去后，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历史雄文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1978年1月14日，也就是寄出信后的第4个月，胡福明收到王强华的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的好几个来回，每回修改后回寄。 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他就被王强华接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办公室。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的马沛文和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编辑的孙长江也在杨西光办公室，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的哲学史老师。这时胡福明得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标题已经在马沛文的建议下改作《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对于当天晚上大家讨论的情况，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于是，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文章，以便于第二天由《光明日报》的通讯员拿走稿子，傍晚再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又往返修改了好几次。
后来，杨西光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
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此时，作为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面前非但没有鲜花和喝彩、荣誉和尊敬，而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位朋友对他说：“你已经被卷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当时，胡福明还接到许多充满火药味的“问罪信”。有人在信中给他戴上“砍旗”的“大帽子”，咒骂他“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甚至用不堪入目的词语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看到这些信，胡福明并不动怒，只是淡淡一笑了之，并为这些人受极“左”流毒影响太深而深深惋惜。
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到了这时，胡福明所承受的压力才终于被掀翻，接踵而来的是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这场大规模的理论讨论算得上是一次真正而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我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和长足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人的名字通过一篇文章而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紧紧地联到一起，确实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在当时还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而年轻的哲学工作者，就能以自己专业的方式去参与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胡福明创造了一个传奇。
回首往事，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为的是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难改的是学者秉性和进取精神
1935年7月，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县长安乡一个贫穷农户家庭里。小时候的胡福明非常喜欢读书，虽然家里生活捉襟见肘，但开明的父母还是勒紧裤腰带东借西凑地送他去上学。后来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交学费了，小学期间他还失学了半年。从十二三岁开始，胡福明就下田干活，插秧、翻地、耘草等苏南水稻田的农活他全会干。
磕磕绊绊地好不容易捱到了小学毕业，胡福明于1948年秋天进了镇上的初中补习班学习。学校离家有3里路远的路程，但他坚持走读，以便读书、干活两不耽误。1949年无锡解放了，家里分到了地和田，二哥也在乡政府工作了，从此家里的生活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时，镇上的初中补习班被办成了中学，刚读了一年补习班的胡福明也成了中学生。
1951年，胡福明初中毕业，但家里无力供他读高中，只好在家里种田。当时刚成立的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设立了助学金制度，支持鼓励贫寒家庭子女就学。在家种了半年田的胡福明抓住这个机遇，于1952年考入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江苏省无锡师范春季班。
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每逢星期六下午胡福明就得从学校赶回家，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在家劳动一天。星期一天刚蒙蒙亮他就得从家里出发，赶在早饭前返校。每到夏忙和秋忙时，胡福明都得请上一个星期的假，帮助家里种田。就是这样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胡福明的学习也从来没有耽误，而且他的成绩在班上还是靠前的，并担任了学校黑板报的“总编”，后来还当上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1955年2月，胡福明被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同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入学后，胡福明很快发现，做新闻需要敏锐的头脑，需要观察研究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于是，他到哲学系去聽选修课，开始自学哲学，从此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毕业时，胡福明得知自己要被分配到中央报刊去，感到很高兴。但是不久系总支书记、系主任都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9月初，胡福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开始了3年的埋头攻读。他学得很扎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对他来说是了然于心。1962年毕业分配时，中国人民大学一再挽留胡福明，但胡福明考虑到妻子在无锡工作，而且将来难于调入北京，便选择了南京大学。
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不凡造诣及对当代中国思想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外，胡福明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或是有过交往的朋友，无不对他抱有真挚的感情和美好的印象：极具亲和力，为人宽厚洒脱，不落俗套，侠骨义肠，助人为乐。即使是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也从不对人摆架子，以前的同事们一直亲切地称他为“老胡”。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农村基层，胡福明都有一批好朋友，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2001年，胡福明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任上退了下来，开始了退休生活。退休以后的他在时间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支配权，于是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理论上的问题。胡福明读书很认真，读马列原著尤为认真——他并不拘泥于原著上的词句，常拿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作比较，以自己的思考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在应邀作报告时，往往就讲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意见。
虽然因年龄原因，胡福明的视力逐渐衰退，但每天的《人民日报》还是坚持要“看”。每天妻子都为他念报纸，国家大事可谓一件不落。“人老了，思想不能僵化。”在胡福明的案头，有当天的报纸，也有新的刊物、新的书籍。同时，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问题萦绕脑海。“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思考任何问题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能动摇。”
（本文选自：中华儿女 2019年04期）
改革开放以后，胡福明担任了江苏省地方高级领导干部职务。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胡福明不光自己痴心学术，并领军江苏学术界，创造了许多深具时代意义的思想成果。从年轻时代跨入学术界开始，胡福明追求真理的脚步始终没有停顿。如今他虽已年逾八旬，退休赋闲，但在理论研究上他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战斗檄文挑战“凡是派”
20世紀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人帮”横行肆为，最终落入历史垃圾之中，被人斥为“政治小丑”；“文化大革命”曾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在人民的意志面前还是落荒而去。由此，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强烈地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
粉碎“四人帮”后，胡福明敏锐感觉到中国已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改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他认为拨乱反正的最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参加这场斗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时胡福明主管哲学系的教学，还有授课任务。他挑灯走笔，写下了许多批判“四人帮”、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1976年12月17日，他写下了批判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的一篇文章。之后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观》，后者被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摘要发表。
从1976年年底起，胡福明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是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主要思想实质是维护“文革”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是”。此后，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参加一个教育战线讨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时，胡福明发言表示教育质量下降了，科研无法搞了，教学被破坏了。后来有一位领导对他说，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点，不能否定“文革”。虽然这位领导是出于好心的“善语”，但这又促使胡福明不得不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了1977年3月，南京正是春寒料峭时节，胡福明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胡福明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胡福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厚的感情，他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另外，他相信能收拾“文革”残局的除了邓小平没有其他人。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他也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
为了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作为基本观点。他认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能切中要害。而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胡福明开始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这时，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开刀治疗。把一双儿女交给岳母照管，胡福明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病中的妻子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但那时市场上供应的副食品还相当匮乏，胡福明只得利用课余时间不厌其烦地穿行在南京城中，采购西瓜、鱼虾等难得的时鲜食品。
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空气燥热，更兼牵挂着要写的文章，使在医院陪伴妻子的胡福明难以入睡。每当夜深人阑时，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
当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胡福明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鼎世之作在胡福明的笔下问世了。
历史雄文引发思想理论界上的“大地震”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作了个《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甚至批判他的观点。双方争论不下，会议也难以继续，大会主持人只得宣布暂时休会。这时，王强华找到胡福明，并约他为《光明日报》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王强华。文章投出去后，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历史雄文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1978年1月14日，也就是寄出信后的第4个月，胡福明收到王强华的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的好几个来回，每回修改后回寄。 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他就被王强华接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办公室。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的马沛文和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编辑的孙长江也在杨西光办公室，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的哲学史老师。这时胡福明得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标题已经在马沛文的建议下改作《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对于当天晚上大家讨论的情况，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于是，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文章，以便于第二天由《光明日报》的通讯员拿走稿子，傍晚再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又往返修改了好几次。
后来，杨西光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
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此时，作为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面前非但没有鲜花和喝彩、荣誉和尊敬，而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位朋友对他说：“你已经被卷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当时，胡福明还接到许多充满火药味的“问罪信”。有人在信中给他戴上“砍旗”的“大帽子”，咒骂他“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甚至用不堪入目的词语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看到这些信，胡福明并不动怒，只是淡淡一笑了之，并为这些人受极“左”流毒影响太深而深深惋惜。
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到了这时，胡福明所承受的压力才终于被掀翻，接踵而来的是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这场大规模的理论讨论算得上是一次真正而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我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和长足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人的名字通过一篇文章而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紧紧地联到一起，确实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在当时还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而年轻的哲学工作者，就能以自己专业的方式去参与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胡福明创造了一个传奇。
回首往事，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为的是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难改的是学者秉性和进取精神
1935年7月，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县长安乡一个贫穷农户家庭里。小时候的胡福明非常喜欢读书，虽然家里生活捉襟见肘，但开明的父母还是勒紧裤腰带东借西凑地送他去上学。后来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交学费了，小学期间他还失学了半年。从十二三岁开始，胡福明就下田干活，插秧、翻地、耘草等苏南水稻田的农活他全会干。
磕磕绊绊地好不容易捱到了小学毕业，胡福明于1948年秋天进了镇上的初中补习班学习。学校离家有3里路远的路程，但他坚持走读，以便读书、干活两不耽误。1949年无锡解放了，家里分到了地和田，二哥也在乡政府工作了，从此家里的生活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时，镇上的初中补习班被办成了中学，刚读了一年补习班的胡福明也成了中学生。
1951年，胡福明初中毕业，但家里无力供他读高中，只好在家里种田。当时刚成立的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设立了助学金制度，支持鼓励贫寒家庭子女就学。在家种了半年田的胡福明抓住这个机遇，于1952年考入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江苏省无锡师范春季班。
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每逢星期六下午胡福明就得从学校赶回家，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在家劳动一天。星期一天刚蒙蒙亮他就得从家里出发，赶在早饭前返校。每到夏忙和秋忙时，胡福明都得请上一个星期的假，帮助家里种田。就是这样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胡福明的学习也从来没有耽误，而且他的成绩在班上还是靠前的，并担任了学校黑板报的“总编”，后来还当上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1955年2月，胡福明被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同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入学后，胡福明很快发现，做新闻需要敏锐的头脑，需要观察研究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于是，他到哲学系去聽选修课，开始自学哲学，从此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毕业时，胡福明得知自己要被分配到中央报刊去，感到很高兴。但是不久系总支书记、系主任都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9月初，胡福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开始了3年的埋头攻读。他学得很扎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对他来说是了然于心。1962年毕业分配时，中国人民大学一再挽留胡福明，但胡福明考虑到妻子在无锡工作，而且将来难于调入北京，便选择了南京大学。
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不凡造诣及对当代中国思想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外，胡福明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或是有过交往的朋友，无不对他抱有真挚的感情和美好的印象：极具亲和力，为人宽厚洒脱，不落俗套，侠骨义肠，助人为乐。即使是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也从不对人摆架子，以前的同事们一直亲切地称他为“老胡”。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农村基层，胡福明都有一批好朋友，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2001年，胡福明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任上退了下来，开始了退休生活。退休以后的他在时间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支配权，于是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理论上的问题。胡福明读书很认真，读马列原著尤为认真——他并不拘泥于原著上的词句，常拿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作比较，以自己的思考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在应邀作报告时，往往就讲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意见。
虽然因年龄原因，胡福明的视力逐渐衰退，但每天的《人民日报》还是坚持要“看”。每天妻子都为他念报纸，国家大事可谓一件不落。“人老了，思想不能僵化。”在胡福明的案头，有当天的报纸，也有新的刊物、新的书籍。同时，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问题萦绕脑海。“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思考任何问题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能动摇。”
（本文选自：中华儿女 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