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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了近年来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界在“破圈”传播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果，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四个不同维度指出了科学传播在“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这四个维度的问题的四种解决方案，以期为科学传播工作者“破圈”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破圈”;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
一、引言
“圈是指一群习性相近、趣味相投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认知取向大体相同的群体。”①所谓“破圈”，原本是指“某个人或他的作品突破某一个小的圈子，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②”。我们这里用来借指某种传播作品或者某种传播样态，经过努力，突破了以往人们往往故步自封、自我限制、画地为牢的藩篱和界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这样的一种传播现象。
在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下，科学传播界近年来也屡有“破圈”作品出现，在学界和业界乃至在社会各界都取得了一定的口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传播界的“破圈”作品和“破圈”样态相对于其他传播作品和传播样态来说还相对较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换句话说，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有更多、更好的科学传播作品或者科学传播样态不断“破圈”，有必要对科学传播的“破圈”问题加以研究。
二、科学传播“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科学传播之所以不能够“破圈”，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下面本文分别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等不同的维度一一展开，加以辨析。
（一）内容方面的原因
科学传播首先是一种内容传播。内容传播方面不能“破圈”，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和相关行为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有很大的关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科学传播所传播的都是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实事求是地说应当是发端于西方的。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技术领域是不断细分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大的“母系统”不断往下细分为一个又一个的“子系统”，乃至“孙系统”“重孙系统”等等。这样，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个固有的“圈子”。这些固有的内容“圈子”，实际上有利有弊：“利处”就在于能够帮助科学传播工作者不用花费什么脑筋，只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打拼传播就可以了，“弊处”就是有可能使得某些行为主体眼睛只能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记载于王利器先生编纂的《历代笑话集》，讲的是，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士兵，战场上中了敌人的一箭，他去看一位医生，想让后者帮助他把箭拔出来。那位医生见了之后，手起刀落，一剪刀下去，就把露在那个受伤士兵胳膊外边的箭杆给剪掉了，然后就要打发那个受伤的士兵离开。那个受伤的士兵感到很不解，就问医生说，“那个扎在我胳膊肉里边的箭头还没有取出来，怎么您就不管了呢？”那个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只管外面的箭头，里面的不归我管”。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哲理，科学传播内容方面之所以不能够“破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怀有那位医生的心态。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对于超出我这“一亩三分地”的内容没有任何兴趣，更谈不上去管了。
（二）形式方面的原因
“形式”对于“内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好的“内容”也需要一定的“形式”予以承载，离开了具体的“形式”，任何“内容”都是不能呈现出来的。与“内容”相比，“形式”更具有一定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往往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程序性和模式性，用比较学术的话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具有一定的“范式”。就像任何事物一样，这种“范式”也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给予人们，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者以一定的遵循，使得他们可以循着相关“范式”去开展相关创作，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一本“操作手册”，只要按照这个“操作手册”去操作就不会“出格”。所以，古人才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的说法;但是这种“范式”也具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它往往也有可能成为想要“破圈”者的一個“包袱”。这方面是有很多教训的。熟悉中国文学史的朋友想必还都记得一些“文学运动”，比如“古文运动”“新文学运动”等等。“古文运动”发生在唐宋时期，“古文”是“指一种与文坛流行的‘雕绣藻绘’‘骈四俪六’的骈体文不同的散体单行的文体”，③“古文运动”则是指倡导这种文体的运动;而“新文学运动”则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④这两次运动初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以“复古”为号召，一个以“新文学”为宣推点，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对当时的文章“范式”的一种“反动”（Reaction）。具体来说，“古文运动”反对的是“骈体文”，而“新文学运动”反对的则是以“八股文”等为代表的文言文。什么叫“骈体文”？所谓“骈体文”指的是“是一种文体，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骈体文”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⑤实事求是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文体对于表情达意还是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的，也确实不乏有好的“骈体文”作品问世并且流传至今，比如，凤凰卫视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抗战的系列节目，其中所用的宣传语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句话就取自南北朝时期著名“骈体文”作家虞信的《哀江南赋序》，但是日久天长，这种固定的“四六句”模式就逐渐成了一种限制甚至是许多人的“枷锁”，郭沫若先生曾经在其名著《中国史稿》中批评“骈体文”“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有鉴于此，身处急剧变化的唐代中晚期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才挺身而出，发起一场运动，对其口诛笔伐！同样的道理，“八股文”在其问世的早期也曾经在人才选拔等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有少数内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鳌所作的《百姓足，孰与不足》，就表现了重视民生的良好观点。⑦但是，这种文体却因为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范式”的严格限制而越往后越显示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束缚与限制，正是有鉴于此，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新文学运动口号，并因之而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进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明了了“古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我们就能够明了“范式”的两面性，特别是当一种“范式”一直流行时其有可能对于相关传播“破圈”的危害性，这也就是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在形式方面不能“破圈”的原因之所在。 （三）渠道方面的原因
中国本土的大众传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采取“分‘道’管理”的。这里所说的“分‘道’管理”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不同介质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关部门采取的是不同的管理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只允许他们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渠道”内进行传播。具体来说，纸质的大众传媒与电波介质的大众传媒官方所允许的传播“渠道”不一样，电波介质的大众传媒与赛博介质的大众传媒在一开始的时候官方所允许的传播“渠道”也不一样。⑧举例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非常火爆，很多纸质大众传媒都想介入电视领域，想要办自己的电视台，进入到电波介质的传播“渠道”进行大众传播。但是，没有一家成功实现愿望，即使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国家级日报和国家级通讯社也不例外！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早在1997年，国家就出台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规划，确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量、布局和结构”，从而将其他介质的大众传媒设立电视台进行大众传播的“渠道”予以关闭。同样的道理，在20世纪，纸质的图书、杂志及报纸的发行渠道也是“泾渭分明”的，国家主办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的发行渠道是而且只能是“第一渠道”，也就是各级新华书店以及各地邮局，后来应运而生的体制外的发行渠道即使再火爆，也只能被冠以“二渠道”运行！同样的道理，当年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关部门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电台、电视台进入，但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也还是对其“爱搭不理”的！以至于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柳斌杰先生后来还专门撰写文章为此感到痛心不已！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情况今天当然都有所改变，但当年那些管理所留下的一些记忆却往往成为了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下意识”，甚至“潜意识”，这些“下意识”和“潜意识”也因之而成为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在“渠道”上不能“破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傳播对象方面的原因
传播是“一手托两家”的工作，除了传播主体之外，还需要明确传播对象是谁。从历时性的视角加以观察，人类的传播活动，其“传播对象”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最早的传播无一不以“服务所有人”为己任，反映在当时的媒介名称的总称上就是把“大众”这个词加在“传媒”前面作为修饰语。后来，由于传媒介质和传播技术等的发展，“分众”开始成为一个“热词”，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的传播已经由“大众传播”进入了“分众传播”的时代，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传播对象的进一步细分，这些细分至少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根据“物”的不同进行的细分，一种是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的细分。所谓“根据‘物’的不同进行的细分”是指根据不同传播所借助的“介质”物的不同而将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为“读者”“听众”“观众”和“用户”等等，这些分别对应的是纸质的报纸、杂志、图书的传播对象，电波介质的广播、电视以及赛博介质的互联网的传播对象;所谓“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的细分”则是指根据传播对象的年龄、性别、所处区域、受教育程度、个人偏好等等，而将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为男性对象、女性对象、城镇对象、农村对象、大学、中学、小学文化程度对象、喜爱文艺的对象、喜爱科技的对象、喜爱体育的对象、喜爱新闻的对象等等。⑩在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的时候，至少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种是“相互鄙视”。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的是只注意或者只重视对传播对象的细“分”，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传播对象的“合”，而恰如《三国演义》所言，人类的传播对象也像“天下大势”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所谓“相互鄙视”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传播是存在着一种被西方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夸大的“鄙视链”的。前些年，曾经有一本书一度颇为流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格调》，书的作者是一位外国人，他认为观看电视乃是“上层贫民阶层”的偏好，而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由此推而广之，纸质读物的传播对象也就是读者处于“鄙视链”的最高端，他们可以“鄙视”电波介质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听众和观众，而当互联网刚刚问世时，电波介质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听众和观众“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也可以“鄙视”互联网用户。今天的我们看来，上述行为可能显得有些可笑，但至少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真实的存在！这种“相互鄙视”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却往往化为许多人的另外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化在血液里，外化在行动中，从另外一个侧面阻止了不同的传播对象间的相互融合，至少在某些传播主体心里是如此。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就使得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在“传播对象”维度很难“破圈”。
三、对策建议
大众传播“破圈”事关在日趋复杂的传播环境中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能否保住现有的“存量”，以及如何创造性地拓展“增量”，因此，不得不察。在充分罗列了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化解相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关注“堵点”“终点”，做好“翻案文章”，化“堵点”和“终点”为“导入点”和“出发点”
人类的传播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这些制约千奇百怪，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但仔细想来，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来自外部，一类来自相关传播者自身，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制约”，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制约”。这些制约既有显在的，又有潜在的。从另外一个维度又可以进一步分成具有“刚性”约束的“刚性规约”和具有“柔性”约束的“柔性规约”。其中“刚性规约”来自特定的法律、法规以及由强力机构制定出台的相关文件等，“柔性规约”则一般来自特定的民族、特定的社会的公序良俗。无论是哪种规约，都对相关行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这些约束和限制虽然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其制定之初肯定有其合理性，而且也对确保当时相关行为主体各安其位，确保其所在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发挥过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是，时移事迁，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就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了！比如说“避讳”。作为一种外部规约，“避讳”制度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往往也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实施的“文字狱”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阻碍许多有才华者脱颖而出的重要“帮凶”。比如，唐代那位有极高文学天赋的著名诗人李贺，之所以一辈子连考进士的机会都没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犯“忌讳”，“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竭力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类似的情况绝非仅仅只有李贺这样的个例！这些所谓的“避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古人才饱受“避讳”之荼毒！由于种种原因，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其实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可碰触”的传播内容禁忌的。这些传播内容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构成了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内容方面的“堵点”，甚至成了许多人进行大众传播时的“终点”。要想在内容方面“破圈”，就有必要对这些“堵点”或“终点”进行认真科学的分析和研判，看看哪些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我们主观上自己吓唬自己的，哪些是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被视为行动准则，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可以打破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开展我们的“破圈”行动了。内容方面的“破圈”无非是做“翻案文章”，所谓做“翻案文章”是指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以往一些似乎已经有了定论但事实上却经不起当下事实检验的结论、观点、看法等加以反驳甚至批判，或者另辟蹊径，对于同样一件事给出与以往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方面，同为大众传播的影视剧传播近年来屡屡颇有建树。前些年的电视剧《亮剑》和当下正在某些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等等，之所以能够“破圈”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以往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加以重新演绎，“编剧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从而给了广大观众不一样的视觉形象，许多人看了这些电视剧之后，可能会惊呼“原来英雄人物可以这样演”“原来领袖人物还可以这样表现”，从而使得原有的内容方面的“圈子”在不经意之间被破掉！电视剧可以如此，科学传播在进行内容方面的“破圈”时也应如此。 （二）妥善处理好“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的关系，巧用“混搭”，探寻科学传播形式“破圈”的路径和方法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原本来自宋代学者陆九渊与别人的一段对话，当有人问陆九渊为什么不写书的时候，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里所说的“六经注我”指的是把古人留下来的遗产（六经）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而“我注六经”则是指对于古人留下来的遗产（六经）亦步亦趋，只能跟在古人后面爬行。陆九渊虽然说的是与“六经”之间的关系，但用来描写或者形容与前人留下的所有遗产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都不无不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在丞相赵普的陪同下视察刚刚建成的汴梁城，当他走到一座城门前停下了脚步问赵普，这座城门为什么叫“朱雀之门”而不是“朱雀门”啊？赵普回答说，按照前人的惯例，“朱雀”与“门”之间在形式上必须加一个语助词“之”字，赵匡胤听了把嘴一撇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个原本记载于宋代学者文莹的《湘山野录》中的逸闻趣事形象地说明了“形式”对于“内容表达”的影响，以及为了更好地表达对于既有的形式进行突破的必要性。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对既有的形式进行突破呢？笔者认为，可以在“混搭”上做一些文章。所谓“混搭”（Mix and Match）是指“混合搭配，就是将传统上由于地理条件、文化背景、风格、质地、价格等不同而不相组合的元素进行搭配，组成有个性特征的新组合体。”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进行“混搭”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形散而神不散”的原则。“混搭”之“物”之间粗看起来似乎毫無联系，实际上则有内在的“脉络”可以遵循，比如，河南卫视的“破圈”作品《龙门金刚》之所以能够在“形式”上“破圈”就是因为它将看似“不搭界”的一些元素通过“高科技”或者“黑科技”这样的“神组合”联系在一起，“用现代科技手段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国传统艺术美感”，文艺传播是如此，科学传播也应如此，在这方面以传播科学为己任的科学传播肯定不能也不应甘居人后;二是“有主有次”原则。所谓“有主有次”指的是要确定一个“基调”，以这种“范式”为主线，其他“范式”做点缀，有轻有重，有主有次。仍以河南卫视的“破圈”作品《龙门金刚》为例，虽然“导演组还使用了包括AR、三维建模、电脑着色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将《龙门金刚》的舞台与石窟实景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实现复原”，但龙门石窟仍然是主基调。同样的道理，在科学传播作品“破圈”的过程中，即使是“混搭”，也不能不分主次，而应以一种“范式”作为主基调，然后将一切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范式”都拿来为我所用;三是“不宜太多”的原则。所谓“不宜太多”指的是不能把“混搭”理解成“杂糅”，一般来说，一部作品中所混搭的“范式”不应超过三种，因为太多虽然看起来似乎可以炫目多彩，但实际上却有可能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可能会“喧宾夺主”，分散掉科学传播受众宝贵的注意力;四是“注意过渡”的原则。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的，必须妥善处理好“当下”与“过往”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下”与“过往”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只重视“过往”而轻视甚至忽略了“当下”，一种是只重视“当下”而轻视甚至忽略了“过往”，还有一种是二者并重，既不“厚古薄今”，又不“厚今薄古”，而是科学地看待并且妥善对待“历史积淀”与“当下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新出现的“范式”予以冷静观察，看看其利弊何在，对于既往的“范式”也不一竿子打倒，而是努力寻找其可以继续运用之处，用著名诗人杜甫的话说就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有望创作出在“范式”上“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套用前面提到的话就是要尽可能“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
（三）以破解一般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行动的“着力点”，借助技术赋能，努力打造传播渠道方面“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
“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都是心理学概念，前者即“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点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而后者即“思维定式”则是指“由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对以后的感知、记忆、思维、情感等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起正向的或反向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粗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却往往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刻板印象”这个“因”往往有可能导致“思维定式”这个“果”，尤其是偏向负面的“思维定式”一般都与“刻板印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刻板印象”与“思维定式”虽然从字面上看都是贬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与人如影随形。仅以大众传播为例，许多人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播工作者分成“搞报纸的”“做电视的”“跑广播的”“弄网络的”等等，对于“跨界”开展传播一般都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就像那句著名的调侃语所言：“你怎么能期待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学生会写出好作文呢？”这种因为对于“体育老师”的“刻板印象”而导致的“思维定式”往往成了很多人故步自封的“终点”。如果想要打造渠道上“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就必须打破上述“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谁说“做报纸的”就做不好其他介质的作品？谁规定“做报纸的”就只能借助纸质传播渠道进行传播？这方面国内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人民日报》的从业人员，以往由于“刻板印象”导致的“思维定式”使得一般人往往认为他们只能通过纸质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但他们在2017年建军节前夕策划制作的《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7月29日晚推出，浏览量迅猛攀升，如今，‘军装照’H5的浏览次数突破10亿，一分钟访问人数峰值高达41万。”之所以能够在传播渠道上“破圈”，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一般人心目中的纸媒工作者从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出发，紧紧扭住“科技赋能”不放手，“用户上传一张图片，不到5秒钟就能轻松合成一张军装照，这背后实际是强大的技术在支撑。”这些被媒体称为“黑科技”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技术、人脸识别技术、人脸关键点定位技术、深度学习技术等等，正是借助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技术，这部作品才能不仅一举斩获了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的相关奖项，而且也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军装照”热，著名演员佟丽娅、著名科技企业家雷军等都借助这部作品“晒”出了自己的H5军装照。《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以破解一般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行动的“着力点”，借助技术赋能，努力打造传播渠道方面“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 （四）在辩证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妥善处理好“两种圈子”之间的关系，努力探寻传播对象“破圈”的可行路径和方法
这里所说的“两种圈子”分别是指“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分别用来描摹两种不同的传播对象形成的“圈子”。顾名思义，所谓“想象之圈”是指由“他者”想象出来的“圈子”，而“实际之圈”则是实际上存在的“圈子”。人们往往会认为，作为客观对象的人群肯定而且确定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圈子”的。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划分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无客观依据，比如，根据对于不同的传播介质的依赖，将不同的传播对象划分成“读者”“听众”“观众”等等，但是，随着时过境迁，这种划分很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主观性”。邓拓先生曾经在《燕山夜话》中讲到过一个“放下即实地”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盲人，从桥上掉下来，刚好抓住了一根桥柱，他以为下面是万丈深渊，不敢松手。一个路人看见了，大喊，“下面就是实地，可以放手”，可他就是不信。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主观想象”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和束缚。要使传播对象“破圈”就有必要妥善处理好“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进行大众传播时往往是“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并存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其“想象之圈”，正如古人所说“人心不同恰如其面”，这一点我们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我们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在辩证的基础上认真区别“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这两种不同的“圈子”，不能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想象之圈”的心理舒适区，而应“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周边的一切，特别是我们的传播对象，不能也不应想当然地先入为主地认为“读者”永远是“读者”，“观众”永远是“观众”，而应在“解构”的基础上进行“重构”，就像明代那首著名民歌中所唱的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努力重新建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众”的新的传播对象，这方面其他传播领域的相关实践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近年来，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时有佳作出现，比如今年前些时候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之所以成功，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成功地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题材影视剧在青年人那里没有很大的市场”的偏见，将以往可能是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圈子”解构掉，然后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將这些人整合成为一个新的“圈子”——“主旋律粉丝圈”，这种“重构”笔者将其称为依托内容创新而进行的“重构”，还有一种“重构”则是依托技术而进行“重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就是依托包括但不限于AR、VR等技术创作出来的“破圈”作品。其他领域的传播能够做到的，科学传播领域没有理由做不到，这方面已经有先行者做过有益的尝试，比如新华网制作的科学传播作品《寻味房游记》就综合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三维动画等技术手段“以日常餐饮为切口，通过奇妙的家庭旅程，反映中国在农牧业等领域的进步”。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定位是为“覆盖多个受众人群的观赏口味”，而不是仅仅是“覆盖”单一的“读者”“听众”或“观众”的观赏口味。
四、小结
“破圈”是一种“形新而实旧”的活动。它是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工作者不断突破自我，从而达到新的传播境界的一种方式或者手段。要想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就要不断地追求这种“破圈”的目标，尽管有的时候这种追求并不一定非得要以“破圈”作为自己的名字。仅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众所周知，诗歌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涌现出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等著名的天才人物，《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近5万首诗作，使得后人只能高山仰止、叹为观止。所以，到了北宋时代，如果想要在文学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就必须打破诗歌在唐代所形成的固有模式，于是乎一些先行者们就开始了新的探索，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诗之余”的新的文学样式，这就是“宋词”。在有宋一代，经过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等的全力推动，宋词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到了元代，面对宋词和唐诗的高峰，不甘寂寞的元代文人在唐诗和宋词之外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元曲”，涌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元曲名家，转眼到了明、清两代，面对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文学范式巅峰，当时的文学工作者们绞尽脑汁，在此前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创造出了“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将以往的唐诗、宋词、元曲等全部囊括于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文学样式流变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破圈”是一种从古到今的潮流。纵观古今，所谓“破圈”，其实无非是要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发现此前人们留下来的形式、内容、渠道、传播对象等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构，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也就是重构，这就是“破圈”的一种基本模式。本文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先是充分指出近年来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界在“破圈”传播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四个不同维度指出了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在“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这四个维度的问题的四种解决方案，以期为科学传播工作者“破圈”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从而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陈友胜：《破圈：电视扩展年轻受众的有效路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年第6期。
②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 “破圈”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B4%E5%9C%88。
③鄢嫣：《疏离于古文运动之外 ———论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④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五四新文学运动”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6%87%E5%AD%A6%E8%BF%90%E5%8A%A8。 ⑤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骈体文”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A%88%E6%96%87？fromtitle=%E9%AA%88%E4%BD%93%E6%96%87&fromid=117716。
⑥王亚萍：《论隋朝骈文观念的文质演变与骈文创作》，《嘉兴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⑦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八股文”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8%82%A1%E6%96%87。
⑧McCollough Christopher J.. Book Review： Social Media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ss Media Landscape by Regina Luttrell and Adrienne A. Wallace[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2021， 76（3） ： 355-357.
⑨柳斌杰先生是这样说的“当时的互联网管理没有主动跟上。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合法地位，不承认它是新的传播载体。如果当初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能够因势利导、主动参与、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就不致于丧失了管理主动权”。详细请参见《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新媒体现状与趋势》，原载于新华网2006年12月19日。
⑩Chandra S Ghanta. Th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in the Public Sphere[J]. Journal of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2021， 11（7） ： 1-1.
詳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李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B4%BA/764。
刘睿：《战争类型电视剧的成功要素——以〈亮剑〉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7期。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混搭”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6%90%AD。
刘雨涵：《〈龙门金刚〉再度惊艳，传统+科技的“国风”可以这么美》，《齐鲁晚报》2021年8月16日。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刻板印象”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B%E6%9D%BF%E5%8D%B0%E8%B1%A1/13793224。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思维定式”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7%BB%B4%E5%AE%9A%E5%8A%BF？fromtitle=%E6%80%9D%E7%BB%B4%E5%AE%9A%E5%BC%8F&fromid=15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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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宛霏：《"军装照"H5浏览量破10亿 解密背后黑科技》，《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17日。
马轶群、彭雪：《硬核短视频这样“破圈”吸粉》，《新闻战线》2021年第10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
【特约编辑：刘 原;责任编辑：韩 勇】
【关键词】“破圈”;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
一、引言
“圈是指一群习性相近、趣味相投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认知取向大体相同的群体。”①所谓“破圈”，原本是指“某个人或他的作品突破某一个小的圈子，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②”。我们这里用来借指某种传播作品或者某种传播样态，经过努力，突破了以往人们往往故步自封、自我限制、画地为牢的藩篱和界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这样的一种传播现象。
在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下，科学传播界近年来也屡有“破圈”作品出现，在学界和业界乃至在社会各界都取得了一定的口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传播界的“破圈”作品和“破圈”样态相对于其他传播作品和传播样态来说还相对较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换句话说，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有更多、更好的科学传播作品或者科学传播样态不断“破圈”，有必要对科学传播的“破圈”问题加以研究。
二、科学传播“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科学传播之所以不能够“破圈”，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下面本文分别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等不同的维度一一展开，加以辨析。
（一）内容方面的原因
科学传播首先是一种内容传播。内容传播方面不能“破圈”，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和相关行为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有很大的关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科学传播所传播的都是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实事求是地说应当是发端于西方的。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技术领域是不断细分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大的“母系统”不断往下细分为一个又一个的“子系统”，乃至“孙系统”“重孙系统”等等。这样，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个固有的“圈子”。这些固有的内容“圈子”，实际上有利有弊：“利处”就在于能够帮助科学传播工作者不用花费什么脑筋，只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打拼传播就可以了，“弊处”就是有可能使得某些行为主体眼睛只能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记载于王利器先生编纂的《历代笑话集》，讲的是，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士兵，战场上中了敌人的一箭，他去看一位医生，想让后者帮助他把箭拔出来。那位医生见了之后，手起刀落，一剪刀下去，就把露在那个受伤士兵胳膊外边的箭杆给剪掉了，然后就要打发那个受伤的士兵离开。那个受伤的士兵感到很不解，就问医生说，“那个扎在我胳膊肉里边的箭头还没有取出来，怎么您就不管了呢？”那个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只管外面的箭头，里面的不归我管”。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哲理，科学传播内容方面之所以不能够“破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怀有那位医生的心态。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对于超出我这“一亩三分地”的内容没有任何兴趣，更谈不上去管了。
（二）形式方面的原因
“形式”对于“内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好的“内容”也需要一定的“形式”予以承载，离开了具体的“形式”，任何“内容”都是不能呈现出来的。与“内容”相比，“形式”更具有一定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往往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程序性和模式性，用比较学术的话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具有一定的“范式”。就像任何事物一样，这种“范式”也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给予人们，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者以一定的遵循，使得他们可以循着相关“范式”去开展相关创作，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一本“操作手册”，只要按照这个“操作手册”去操作就不会“出格”。所以，古人才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的说法;但是这种“范式”也具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它往往也有可能成为想要“破圈”者的一個“包袱”。这方面是有很多教训的。熟悉中国文学史的朋友想必还都记得一些“文学运动”，比如“古文运动”“新文学运动”等等。“古文运动”发生在唐宋时期，“古文”是“指一种与文坛流行的‘雕绣藻绘’‘骈四俪六’的骈体文不同的散体单行的文体”，③“古文运动”则是指倡导这种文体的运动;而“新文学运动”则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④这两次运动初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以“复古”为号召，一个以“新文学”为宣推点，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对当时的文章“范式”的一种“反动”（Reaction）。具体来说，“古文运动”反对的是“骈体文”，而“新文学运动”反对的则是以“八股文”等为代表的文言文。什么叫“骈体文”？所谓“骈体文”指的是“是一种文体，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骈体文”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⑤实事求是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文体对于表情达意还是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的，也确实不乏有好的“骈体文”作品问世并且流传至今，比如，凤凰卫视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抗战的系列节目，其中所用的宣传语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句话就取自南北朝时期著名“骈体文”作家虞信的《哀江南赋序》，但是日久天长，这种固定的“四六句”模式就逐渐成了一种限制甚至是许多人的“枷锁”，郭沫若先生曾经在其名著《中国史稿》中批评“骈体文”“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有鉴于此，身处急剧变化的唐代中晚期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才挺身而出，发起一场运动，对其口诛笔伐！同样的道理，“八股文”在其问世的早期也曾经在人才选拔等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有少数内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鳌所作的《百姓足，孰与不足》，就表现了重视民生的良好观点。⑦但是，这种文体却因为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范式”的严格限制而越往后越显示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束缚与限制，正是有鉴于此，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新文学运动口号，并因之而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进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明了了“古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我们就能够明了“范式”的两面性，特别是当一种“范式”一直流行时其有可能对于相关传播“破圈”的危害性，这也就是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在形式方面不能“破圈”的原因之所在。 （三）渠道方面的原因
中国本土的大众传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采取“分‘道’管理”的。这里所说的“分‘道’管理”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不同介质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关部门采取的是不同的管理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只允许他们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渠道”内进行传播。具体来说，纸质的大众传媒与电波介质的大众传媒官方所允许的传播“渠道”不一样，电波介质的大众传媒与赛博介质的大众传媒在一开始的时候官方所允许的传播“渠道”也不一样。⑧举例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非常火爆，很多纸质大众传媒都想介入电视领域，想要办自己的电视台，进入到电波介质的传播“渠道”进行大众传播。但是，没有一家成功实现愿望，即使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国家级日报和国家级通讯社也不例外！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早在1997年，国家就出台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规划，确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量、布局和结构”，从而将其他介质的大众传媒设立电视台进行大众传播的“渠道”予以关闭。同样的道理，在20世纪，纸质的图书、杂志及报纸的发行渠道也是“泾渭分明”的，国家主办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的发行渠道是而且只能是“第一渠道”，也就是各级新华书店以及各地邮局，后来应运而生的体制外的发行渠道即使再火爆，也只能被冠以“二渠道”运行！同样的道理，当年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关部门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电台、电视台进入，但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也还是对其“爱搭不理”的！以至于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柳斌杰先生后来还专门撰写文章为此感到痛心不已！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情况今天当然都有所改变，但当年那些管理所留下的一些记忆却往往成为了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下意识”，甚至“潜意识”，这些“下意识”和“潜意识”也因之而成为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在“渠道”上不能“破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傳播对象方面的原因
传播是“一手托两家”的工作，除了传播主体之外，还需要明确传播对象是谁。从历时性的视角加以观察，人类的传播活动，其“传播对象”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最早的传播无一不以“服务所有人”为己任，反映在当时的媒介名称的总称上就是把“大众”这个词加在“传媒”前面作为修饰语。后来，由于传媒介质和传播技术等的发展，“分众”开始成为一个“热词”，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的传播已经由“大众传播”进入了“分众传播”的时代，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传播对象的进一步细分，这些细分至少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根据“物”的不同进行的细分，一种是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的细分。所谓“根据‘物’的不同进行的细分”是指根据不同传播所借助的“介质”物的不同而将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为“读者”“听众”“观众”和“用户”等等，这些分别对应的是纸质的报纸、杂志、图书的传播对象，电波介质的广播、电视以及赛博介质的互联网的传播对象;所谓“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的细分”则是指根据传播对象的年龄、性别、所处区域、受教育程度、个人偏好等等，而将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为男性对象、女性对象、城镇对象、农村对象、大学、中学、小学文化程度对象、喜爱文艺的对象、喜爱科技的对象、喜爱体育的对象、喜爱新闻的对象等等。⑩在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的时候，至少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种是“相互鄙视”。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的是只注意或者只重视对传播对象的细“分”，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传播对象的“合”，而恰如《三国演义》所言，人类的传播对象也像“天下大势”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所谓“相互鄙视”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传播是存在着一种被西方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夸大的“鄙视链”的。前些年，曾经有一本书一度颇为流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格调》，书的作者是一位外国人，他认为观看电视乃是“上层贫民阶层”的偏好，而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由此推而广之，纸质读物的传播对象也就是读者处于“鄙视链”的最高端，他们可以“鄙视”电波介质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听众和观众，而当互联网刚刚问世时，电波介质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听众和观众“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也可以“鄙视”互联网用户。今天的我们看来，上述行为可能显得有些可笑，但至少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真实的存在！这种“相互鄙视”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却往往化为许多人的另外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化在血液里，外化在行动中，从另外一个侧面阻止了不同的传播对象间的相互融合，至少在某些传播主体心里是如此。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就使得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在“传播对象”维度很难“破圈”。
三、对策建议
大众传播“破圈”事关在日趋复杂的传播环境中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能否保住现有的“存量”，以及如何创造性地拓展“增量”，因此，不得不察。在充分罗列了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化解相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关注“堵点”“终点”，做好“翻案文章”，化“堵点”和“终点”为“导入点”和“出发点”
人类的传播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这些制约千奇百怪，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但仔细想来，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来自外部，一类来自相关传播者自身，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制约”，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制约”。这些制约既有显在的，又有潜在的。从另外一个维度又可以进一步分成具有“刚性”约束的“刚性规约”和具有“柔性”约束的“柔性规约”。其中“刚性规约”来自特定的法律、法规以及由强力机构制定出台的相关文件等，“柔性规约”则一般来自特定的民族、特定的社会的公序良俗。无论是哪种规约，都对相关行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这些约束和限制虽然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其制定之初肯定有其合理性，而且也对确保当时相关行为主体各安其位，确保其所在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发挥过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是，时移事迁，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就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了！比如说“避讳”。作为一种外部规约，“避讳”制度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往往也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实施的“文字狱”的重要抓手之一，也是阻碍许多有才华者脱颖而出的重要“帮凶”。比如，唐代那位有极高文学天赋的著名诗人李贺，之所以一辈子连考进士的机会都没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犯“忌讳”，“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竭力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类似的情况绝非仅仅只有李贺这样的个例！这些所谓的“避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古人才饱受“避讳”之荼毒！由于种种原因，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其实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可碰触”的传播内容禁忌的。这些传播内容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构成了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内容方面的“堵点”，甚至成了许多人进行大众传播时的“终点”。要想在内容方面“破圈”，就有必要对这些“堵点”或“终点”进行认真科学的分析和研判，看看哪些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我们主观上自己吓唬自己的，哪些是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被视为行动准则，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可以打破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开展我们的“破圈”行动了。内容方面的“破圈”无非是做“翻案文章”，所谓做“翻案文章”是指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以往一些似乎已经有了定论但事实上却经不起当下事实检验的结论、观点、看法等加以反驳甚至批判，或者另辟蹊径，对于同样一件事给出与以往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方面，同为大众传播的影视剧传播近年来屡屡颇有建树。前些年的电视剧《亮剑》和当下正在某些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等等，之所以能够“破圈”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以往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加以重新演绎，“编剧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从而给了广大观众不一样的视觉形象，许多人看了这些电视剧之后，可能会惊呼“原来英雄人物可以这样演”“原来领袖人物还可以这样表现”，从而使得原有的内容方面的“圈子”在不经意之间被破掉！电视剧可以如此，科学传播在进行内容方面的“破圈”时也应如此。 （二）妥善处理好“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的关系，巧用“混搭”，探寻科学传播形式“破圈”的路径和方法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原本来自宋代学者陆九渊与别人的一段对话，当有人问陆九渊为什么不写书的时候，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里所说的“六经注我”指的是把古人留下来的遗产（六经）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而“我注六经”则是指对于古人留下来的遗产（六经）亦步亦趋，只能跟在古人后面爬行。陆九渊虽然说的是与“六经”之间的关系，但用来描写或者形容与前人留下的所有遗产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都不无不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在丞相赵普的陪同下视察刚刚建成的汴梁城，当他走到一座城门前停下了脚步问赵普，这座城门为什么叫“朱雀之门”而不是“朱雀门”啊？赵普回答说，按照前人的惯例，“朱雀”与“门”之间在形式上必须加一个语助词“之”字，赵匡胤听了把嘴一撇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个原本记载于宋代学者文莹的《湘山野录》中的逸闻趣事形象地说明了“形式”对于“内容表达”的影响，以及为了更好地表达对于既有的形式进行突破的必要性。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对既有的形式进行突破呢？笔者认为，可以在“混搭”上做一些文章。所谓“混搭”（Mix and Match）是指“混合搭配，就是将传统上由于地理条件、文化背景、风格、质地、价格等不同而不相组合的元素进行搭配，组成有个性特征的新组合体。”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进行“混搭”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形散而神不散”的原则。“混搭”之“物”之间粗看起来似乎毫無联系，实际上则有内在的“脉络”可以遵循，比如，河南卫视的“破圈”作品《龙门金刚》之所以能够在“形式”上“破圈”就是因为它将看似“不搭界”的一些元素通过“高科技”或者“黑科技”这样的“神组合”联系在一起，“用现代科技手段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国传统艺术美感”，文艺传播是如此，科学传播也应如此，在这方面以传播科学为己任的科学传播肯定不能也不应甘居人后;二是“有主有次”原则。所谓“有主有次”指的是要确定一个“基调”，以这种“范式”为主线，其他“范式”做点缀，有轻有重，有主有次。仍以河南卫视的“破圈”作品《龙门金刚》为例，虽然“导演组还使用了包括AR、三维建模、电脑着色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将《龙门金刚》的舞台与石窟实景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实现复原”，但龙门石窟仍然是主基调。同样的道理，在科学传播作品“破圈”的过程中，即使是“混搭”，也不能不分主次，而应以一种“范式”作为主基调，然后将一切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范式”都拿来为我所用;三是“不宜太多”的原则。所谓“不宜太多”指的是不能把“混搭”理解成“杂糅”，一般来说，一部作品中所混搭的“范式”不应超过三种，因为太多虽然看起来似乎可以炫目多彩，但实际上却有可能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可能会“喧宾夺主”，分散掉科学传播受众宝贵的注意力;四是“注意过渡”的原则。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的，必须妥善处理好“当下”与“过往”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下”与“过往”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只重视“过往”而轻视甚至忽略了“当下”，一种是只重视“当下”而轻视甚至忽略了“过往”，还有一种是二者并重，既不“厚古薄今”，又不“厚今薄古”，而是科学地看待并且妥善对待“历史积淀”与“当下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新出现的“范式”予以冷静观察，看看其利弊何在，对于既往的“范式”也不一竿子打倒，而是努力寻找其可以继续运用之处，用著名诗人杜甫的话说就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有望创作出在“范式”上“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套用前面提到的话就是要尽可能“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
（三）以破解一般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行动的“着力点”，借助技术赋能，努力打造传播渠道方面“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
“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都是心理学概念，前者即“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点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而后者即“思维定式”则是指“由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对以后的感知、记忆、思维、情感等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起正向的或反向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粗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却往往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刻板印象”这个“因”往往有可能导致“思维定式”这个“果”，尤其是偏向负面的“思维定式”一般都与“刻板印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刻板印象”与“思维定式”虽然从字面上看都是贬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与人如影随形。仅以大众传播为例，许多人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播工作者分成“搞报纸的”“做电视的”“跑广播的”“弄网络的”等等，对于“跨界”开展传播一般都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就像那句著名的调侃语所言：“你怎么能期待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学生会写出好作文呢？”这种因为对于“体育老师”的“刻板印象”而导致的“思维定式”往往成了很多人故步自封的“终点”。如果想要打造渠道上“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就必须打破上述“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谁说“做报纸的”就做不好其他介质的作品？谁规定“做报纸的”就只能借助纸质传播渠道进行传播？这方面国内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人民日报》的从业人员，以往由于“刻板印象”导致的“思维定式”使得一般人往往认为他们只能通过纸质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但他们在2017年建军节前夕策划制作的《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7月29日晚推出，浏览量迅猛攀升，如今，‘军装照’H5的浏览次数突破10亿，一分钟访问人数峰值高达41万。”之所以能够在传播渠道上“破圈”，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一般人心目中的纸媒工作者从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出发，紧紧扭住“科技赋能”不放手，“用户上传一张图片，不到5秒钟就能轻松合成一张军装照，这背后实际是强大的技术在支撑。”这些被媒体称为“黑科技”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技术、人脸识别技术、人脸关键点定位技术、深度学习技术等等，正是借助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技术，这部作品才能不仅一举斩获了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的相关奖项，而且也在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场“军装照”热，著名演员佟丽娅、著名科技企业家雷军等都借助这部作品“晒”出了自己的H5军装照。《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给予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以破解一般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行动的“着力点”，借助技术赋能，努力打造传播渠道方面“破圈”的科学传播作品。 （四）在辩证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妥善处理好“两种圈子”之间的关系，努力探寻传播对象“破圈”的可行路径和方法
这里所说的“两种圈子”分别是指“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分别用来描摹两种不同的传播对象形成的“圈子”。顾名思义，所谓“想象之圈”是指由“他者”想象出来的“圈子”，而“实际之圈”则是实际上存在的“圈子”。人们往往会认为，作为客观对象的人群肯定而且确定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圈子”的。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划分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无客观依据，比如，根据对于不同的传播介质的依赖，将不同的传播对象划分成“读者”“听众”“观众”等等，但是，随着时过境迁，这种划分很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主观性”。邓拓先生曾经在《燕山夜话》中讲到过一个“放下即实地”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盲人，从桥上掉下来，刚好抓住了一根桥柱，他以为下面是万丈深渊，不敢松手。一个路人看见了，大喊，“下面就是实地，可以放手”，可他就是不信。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主观想象”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和束缚。要使传播对象“破圈”就有必要妥善处理好“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进行大众传播时往往是“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并存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其“想象之圈”，正如古人所说“人心不同恰如其面”，这一点我们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我们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在辩证的基础上认真区别“想象之圈”和“实际之圈”这两种不同的“圈子”，不能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想象之圈”的心理舒适区，而应“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周边的一切，特别是我们的传播对象，不能也不应想当然地先入为主地认为“读者”永远是“读者”，“观众”永远是“观众”，而应在“解构”的基础上进行“重构”，就像明代那首著名民歌中所唱的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努力重新建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观众”的新的传播对象，这方面其他传播领域的相关实践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近年来，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时有佳作出现，比如今年前些时候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之所以成功，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成功地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题材影视剧在青年人那里没有很大的市场”的偏见，将以往可能是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圈子”解构掉，然后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將这些人整合成为一个新的“圈子”——“主旋律粉丝圈”，这种“重构”笔者将其称为依托内容创新而进行的“重构”，还有一种“重构”则是依托技术而进行“重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就是依托包括但不限于AR、VR等技术创作出来的“破圈”作品。其他领域的传播能够做到的，科学传播领域没有理由做不到，这方面已经有先行者做过有益的尝试，比如新华网制作的科学传播作品《寻味房游记》就综合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三维动画等技术手段“以日常餐饮为切口，通过奇妙的家庭旅程，反映中国在农牧业等领域的进步”。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定位是为“覆盖多个受众人群的观赏口味”，而不是仅仅是“覆盖”单一的“读者”“听众”或“观众”的观赏口味。
四、小结
“破圈”是一种“形新而实旧”的活动。它是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工作者不断突破自我，从而达到新的传播境界的一种方式或者手段。要想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就要不断地追求这种“破圈”的目标，尽管有的时候这种追求并不一定非得要以“破圈”作为自己的名字。仅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众所周知，诗歌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涌现出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等著名的天才人物，《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近5万首诗作，使得后人只能高山仰止、叹为观止。所以，到了北宋时代，如果想要在文学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就必须打破诗歌在唐代所形成的固有模式，于是乎一些先行者们就开始了新的探索，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诗之余”的新的文学样式，这就是“宋词”。在有宋一代，经过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等的全力推动，宋词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到了元代，面对宋词和唐诗的高峰，不甘寂寞的元代文人在唐诗和宋词之外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元曲”，涌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元曲名家，转眼到了明、清两代，面对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文学范式巅峰，当时的文学工作者们绞尽脑汁，在此前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创造出了“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将以往的唐诗、宋词、元曲等全部囊括于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文学样式流变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破圈”是一种从古到今的潮流。纵观古今，所谓“破圈”，其实无非是要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发现此前人们留下来的形式、内容、渠道、传播对象等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构，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也就是重构，这就是“破圈”的一种基本模式。本文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先是充分指出近年来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界在“破圈”传播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四个不同维度指出了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在“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这四个维度的问题的四种解决方案，以期为科学传播工作者“破圈”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从而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陈友胜：《破圈：电视扩展年轻受众的有效路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年第6期。
②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 “破圈”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B4%E5%9C%88。
③鄢嫣：《疏离于古文运动之外 ———论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④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五四新文学运动”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6%87%E5%AD%A6%E8%BF%90%E5%8A%A8。 ⑤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骈体文”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A%88%E6%96%87？fromtitle=%E9%AA%88%E4%BD%93%E6%96%87&fromid=117716。
⑥王亚萍：《论隋朝骈文观念的文质演变与骈文创作》，《嘉兴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⑦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八股文”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8%82%A1%E6%96%87。
⑧McCollough Christopher J.. Book Review： Social Media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ss Media Landscape by Regina Luttrell and Adrienne A. Wallace[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2021， 76（3） ： 355-357.
⑨柳斌杰先生是这样说的“当时的互联网管理没有主动跟上。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合法地位，不承认它是新的传播载体。如果当初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能够因势利导、主动参与、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就不致于丧失了管理主动权”。详细请参见《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新媒体现状与趋势》，原载于新华网2006年12月19日。
⑩Chandra S Ghanta. Th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in the Public Sphere[J]. Journal of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2021， 11（7） ： 1-1.
詳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李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B4%BA/764。
刘睿：《战争类型电视剧的成功要素——以〈亮剑〉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7期。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混搭”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6%90%AD。
刘雨涵：《〈龙门金刚〉再度惊艳，传统+科技的“国风”可以这么美》，《齐鲁晚报》2021年8月16日。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刻板印象”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B%E6%9D%BF%E5%8D%B0%E8%B1%A1/13793224。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思维定式”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7%BB%B4%E5%AE%9A%E5%8A%BF？fromtitle=%E6%80%9D%E7%BB%B4%E5%AE%9A%E5%BC%8F&fromid=15200209。
Sommer Katharina et al. Stereotyping of Muslims in Germany： How the Presumed Influence of Media Stereotypes on Others Influenc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ward Muslim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1， 98（2） ： 478-503.
谢宛霏：《"军装照"H5浏览量破10亿 解密背后黑科技》，《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17日。
马轶群、彭雪：《硬核短视频这样“破圈”吸粉》，《新闻战线》2021年第10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
【特约编辑：刘 原;责任编辑：韩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