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同志与我相识、相交逾三十载。我们相识，是在1979年春夏之交，我和他都刚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不久。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湖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正在补火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界热气腾腾，整个中国正处于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在相互交谈中，对天下大事坦诚地各抒己见，许多想法不谋而合。这样，彼此就都有了知心的感觉。在此后不久，我们之间又开始有了编辑工作上的联系，于是，交谈又多了一个内容：对整个编辑工作的各种设想和评价。到1989年下半年，我离开工作岗位，但这个交谈的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根据这三十年我们之间零星的交谈，以及我对他编辑工作实践的零星了解，我以为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编辑工作的鲜明特色，那就是：人品高尚，专业精湛，一丝不苟，嫉“恶”如仇。

人品高尚

　　他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的人品，我以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来：
　　一、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闲谈中，我们谈到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他说：那些运动，把一些踏踏实实埋头做事、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都当做“贱民”；有一次在所谓“大批判”中，有人说：这些人，当年投奔革命，都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他们都是在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在找出路。这种对人轻蔑的歪曲和丑化，是最使人感到伤心、最使人感到受侮辱的事。他强调：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做人的“尊严”的底线，这种无聊的“大批判”，就侵犯了对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的底线。就这样，这些闲谈，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又说：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要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对理想的坚持。这种责任感和坚持，才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巨大力量源泉。
　　当时，他没有说出的是：做编辑出版工作，这种责任感和对理想的坚持，也就在于要去积累文化，启迪民智，要倡导民主，宣扬科学，要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富裕和进步。做好了这些，也才是对国家和民族，尽了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
　　二、他讲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赞成在出版界倡导为繁荣中国出版事业而献身的高尚情操。
　　在1988年6月，湖南省有关部门代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版协，向湖南老出版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在这个颁发会上，我讲了话。开头我说到：出版这个行业，是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走向文明修建道路的一种行业，我们出版工作者，既要做人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和富裕的修路工，又要做铺垫道路的石子。这个行业的性质，要求我们要做默默无闻的工作，要求我们要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外，还讲到我们要善于发现、识别和培养人才，使各个学术和创作领域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讲到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绝对不允许利用职业的方便，占有他人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还讲到出版工作者要钻研业务，精通业务；讲到要开展出版理论的研究；要发挥老同志的余热；等等。这个讲话稿，以后以《我们是修路工和铺路的石子》为题，收入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中。
　　此后，有一次，我们见面闲谈时，他谈到了我的这次讲话。他说：他十分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讲了要提高我们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水平和倡导献身精神。他认为，当前强调这个问题，十分必要。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多年以来，他实际上是用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令人钦佩的行动，显示了这种高尚的精神。
　　不过，在当时，他又对我坦率地说：你这个讲话也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点。在拥有众多各类人才的湖南出版系统，讲这个问题时，最好要提到另一方面，即在出色完成自己担负的编辑出版任务的前提下，有些同志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专著，这也是对社会作出的一种重要贡献。当时，他还举例说明：比如，像朱正同志，他对鲁迅研究的成绩，已经得到全国学术界的公认，他本身的编辑任务，又已出色完成——他主编的《骆驼丛书》等普遍反映良好，那么，他就应该继续他的鲁迅研究，继续出版这方面的有价值的著作。再比如，杨德豫同志，他在英诗汉译中取得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杨译的英诗，能把英诗原有格律的神韵，用汉语表达出来，而且做到“信、达、雅”），在他主持编辑《诗苑译林》丛书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继续他的英诗翻译工作，并逐渐使之出版，无疑也是对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我十分佩服他这个深刻的见解。
　　三、对学术研究有成就的前辈，对编辑和点校工作中卓越的先行者，总是表示出极端虔诚的景仰和尊敬。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任何学术或事功，总是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做得更好。”这句话，实在应该称之为“名言”。这句名言，也就深刻地表明他这种景仰和尊敬的根源。对王孝鱼先生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王孝鱼先生是近代船山著作的研究者。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专门研究王船山，到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为中华书局点校了数十种船山著作，出版这种点校、注释后的船山著作，是船山著作出版史上的一大革新。所以，王孝鱼先生算得上是普及船山学术的一大重要人物。杨坚同志每次提起这位默默无闻、毕生为研究船山学术而献身的先行者，总是提及他创业的艰难，总是表现出景仰和尊敬。但有人为了显示他自己的“成就”和“高明”，而拉出王孝鱼先生作为陪衬，脱离当时点校工作的实际条件，莫名其妙地指出王先生点校中的某一“讹误”。杨坚同志为此感到十分不平，就写出文章，明确反驳了作者，护卫了早已去世的王孝鱼先生的学术声誉。
　　在这样一场学术论辩中，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一种崇高对立着一种渺小。

专业精湛

　　在书籍编辑工作中，要做到“专业精湛”，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修养，没有这些扎实的知识基础，你的编辑才能就无法表现出来，讲你人品如何如何高尚，那就是一句空话。这也就是评价干部标准中的“德才”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各种门类的书籍要编辑，你除了要精通自己从事的那个门类的专业知识以外，还最好是个“杂家”，各行各业的知识，都能懂得一些。杨坚同志就是这样。他作为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辑，他通晓的英语就在他的编辑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这点，一些同志在去年写的纪念文章中，都作了生动的阐述。在这部《编辑文存》中，许多文章和书信，也都在生动地说明他涉猎的各类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一丝不苟

　　这是说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凡经过他编辑和审读的稿件，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差错都不放过，都仔细地校改（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也还是出了一些差错，比如，初版《船山全书》就有少量差错，但，国内一些知名的教授、学者，包括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任继愈先生等，对这套初版的版本，已明确肯定它是历史上已出现的船山著作的必可传世的最好的版本）。他这种敬业精神和极端负责的态度，也推广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朋友们寄赠他的书，凡经他看过，他必定要看出其中的差错并改正，且标明页数。这个“更正”，他还要寄给赠书的朋友。现在，要再找出这样认真的书籍编辑，恐怕就像要在大海中捞针了。

嫉“恶”如仇

　　这个“恶”字，是加上了引号，为了说明此字在此只代表有错误的书籍。古人指纠正书籍上的错误文字的工作为“校雠”，校字意为“考核”，“雠”字古义通“仇”，那么“校雠”可解为查找书上的错误有如查找仇敌。嫉“恶”如仇，是想说明杨坚同志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处处体现了他对书籍中存在错误的不妥协的、坚决的态度。
　　写这些话的目的，无非是想推荐人们去细读这一部《文存》，从而从这部遗著中，去观察、了解在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基层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求真务求、敬业自律、淡泊名利、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出版事业、学术事业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无疑又是庄严巨大、光彩照人，令人看了就会产生无比尊敬和钦佩的感情。如今，面对着浊流滚滚、铜臭薰天、浅薄浮躁、庸俗低俗的思想学术文化界，人们看到并了解了像杨坚同志这样罕见的具有典型性质的正面形象，不知能不能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些早就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为责任编辑，朱树诚同志为编成这一部遗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应该说，他为将来后人书写湖南当代出版史，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