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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长征中，党和红军不仅敢于与百万追兵斗智斗勇，敢于用肉体磨砺险象环生的千山万水，敢于用智慧和坚韧与错误路线拍案叫板，还敢于同自身的错误作斗争，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彻底抛弃错误，与过去的自己决裂！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悉数登场，鲁迅、梁漱溟、郁达夫、胡适、林语堂等等，现在被我们称为大师的人物，活跃在那时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时的中国虽战火不断，满目疮痍，但政治变迁、文化多元、思潮迭起，新生事物在慢慢孕育。当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正处在对纽约或莫斯科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候，在中国，时代正雕刻着我们民族自己的偶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们坚守信仰，时刻进行痛苦的自我斗争、自我改造，锻造出追求真理、修改错误的崇高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得处于重重危机之中的党和红军浴火重生，他们自己也实现了凤凰涅槃。
博古：主动承担“左”倾责任
遵义会议上，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中推卸责任的态度，引起了在场大多数同志的激烈批评，这让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但即便他感到十分痛苦，十分难堪，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仍然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纪律观念，这一点十分可贵。
博古内心一时想不通，感到很是委屈。自己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同志们的指责；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却险些葬送党和红军的事业。不过，思想上的迷茫和情感上的沮丧，并没有影响他的正确选择，他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愿意实践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有人劝博古不要交出最高权力，因为，遵会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他不同意，说：“既然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就要执行。”周恩来找他时，他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1935年2月初，在川滇黔三省边界一个俗称为“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痛痛快快地把象征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一副担子交给了张闻天，第二天早上出发时，这个担子就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担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过渡，显得既简单又平凡，也彰显了共产党人面对权力的一颗平常心。
1935年7月，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尽管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但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贞不渝。在长征路上，能够依据客观实际接受别人意见，调整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坚持站在真理一边。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过程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在党内巩固和树立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来，博古向中央表示，长征中的“左”倾错误，他承担全部责任。美国记者斯诺在《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一文中提到，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长征有哪些有功人员时，列举了18位同志，其中就有博古。
陈昌浩：知错就改拨正方向
陈昌浩，曾经是张国焘的坚定追随者，是张国焘南下分裂活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但在亲眼看见南下方针给红四方面军带来损兵折将、无法立足的恶果后，翻然醒悟，力压张国焘，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不久，陈昌浩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党中央，提出“集中军事领导”，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毫不避讳地向中央要权。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并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中央的让步和妥协并没有换来张国焘的拥护和服从，而是百般寻找借口，拖延北上步伐。
为了贯彻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在毛儿盖，陈昌浩召集几位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到右路军指挥部，打算一起找总书记张闻天“谈谈”。张闻天来后，陈昌浩以强硬的口气对张闻天说：“你要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听取和采纳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接着，何畏等人不顾身份地位，以激烈的方式指责党中央“一错再错”，并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并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红四方面军10万官兵的巨大反感。张闻天听他们这样说，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洛甫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陈昌浩、何畏等人对张闻天的围攻和威胁，性质十分恶劣。至此，张闻天和陈昌浩的关系也恶化至谷底。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单独北上后，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意见，没有追赶阻拦，也算是顾全大局，没有铸成大错。
随后，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红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过草地南下，9月底，与张国焘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另立“中央”，并“命令”党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此时的陈昌浩认同了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并接受了张国焘的任职。
然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不断损兵折将，不仅“打到成都吃大米”的美梦落空，就连青稞口粮都难以为继，部队处境日趋被动，南下方针的错误愈加暴露。
1936年6月5日，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6月22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玉隆和红军总司令部等及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根据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陈昌浩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看法，决心劝说甚至强迫张国焘北上。1936年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在会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昌浩主张按照中央要求，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则认为，红四方面军应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二人互不相让，争论到深夜。据陈昌浩回忆：“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达后，张国焘深夜3点来找陈昌浩，哭着喊着强调：会师以后一切都完了，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会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陈昌浩则强调，必须去会师，会师后就有办法了，分离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国焘见无法改变陈昌浩的决定，悻悻地走了。陈昌浩知道，自己在这之前犯有严重错误，但为了革命，他只能坦然面对。陈昌浩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重要作用，迫使张国焘改弦更张。这之后，陈昌浩在多个场合，对自己长征中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李德：关键时维护中央权威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自己取名“李德”，突出了他是一名德国人，后来也用过“华夫”的笔名，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男人”的意思。从这一中文名字的变化，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升华和归属感。
李德1932年来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到达江西瑞金。本来，李德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不懂军事，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的事实，引起了广大红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强烈要求撤换领导。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李德心中不服。正如陈云所说：“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在战斗中，李德耳闻目睹毛泽东高超的谋略和天才的指挥艺术。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毛泽东与敌斗智斗勇，创造出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战争奇迹。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与昔日的一次次惨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铁的事实面前，李德深刻反思自己曾经的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认识到了是自己的错误指挥才导致了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对毛泽东的态度由怨恨、鄙视逐渐转变为敬畏、支持，最终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指挥更适合。
在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斗争中，李德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的决定，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他多次驳斥红四方面军领导说，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错误的。9月9日深夜，在巴西地区，得知张国焘有可能胁迫党中央南下的消息后，毛泽东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红军大学教育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特带人追上了中央红军，气势汹汹地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李特对红军大学学员大声传达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跟我回去！”“你们不要跟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北上逃跑，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吃洋面包！”“还是跟我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吧！”说这话的同时，李特的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扣在扳机上，一副凶相，气氛十分紧张。李德与曾留学苏联的李特关系不错，但此时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央一边，一把把矮胖的李特拉下马，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起来。
李德说：“北上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你滚蛋吧！”李特则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特又大骂毛泽东：“你毛泽东率中央竟然逃跑……你犯了大罪……”李德见李特继续嚣张，索性从后面紧紧把李特抱住。李特害怕身材高大的李德对他大打出手，使劲挣扎，乱喊乱叫，但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毛泽东说：“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李特看不能占什么便宜，便带着追随者跑了。亲眼看见李德所作所为的彭德怀赞扬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作为一名外国人，像普通一兵一样，走完了长征的全部路程，与中国共产党人患难与共，把中国革命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令人可敬可叹！长征结束后，李德找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悉数登场，鲁迅、梁漱溟、郁达夫、胡适、林语堂等等，现在被我们称为大师的人物，活跃在那时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时的中国虽战火不断，满目疮痍，但政治变迁、文化多元、思潮迭起，新生事物在慢慢孕育。当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正处在对纽约或莫斯科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候，在中国，时代正雕刻着我们民族自己的偶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们坚守信仰，时刻进行痛苦的自我斗争、自我改造，锻造出追求真理、修改错误的崇高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得处于重重危机之中的党和红军浴火重生，他们自己也实现了凤凰涅槃。
博古：主动承担“左”倾责任
遵义会议上，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中推卸责任的态度，引起了在场大多数同志的激烈批评，这让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但即便他感到十分痛苦，十分难堪，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仍然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纪律观念，这一点十分可贵。
博古内心一时想不通，感到很是委屈。自己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同志们的指责；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却险些葬送党和红军的事业。不过，思想上的迷茫和情感上的沮丧，并没有影响他的正确选择，他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愿意实践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有人劝博古不要交出最高权力，因为，遵会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他不同意，说：“既然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就要执行。”周恩来找他时，他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1935年2月初，在川滇黔三省边界一个俗称为“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痛痛快快地把象征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一副担子交给了张闻天，第二天早上出发时，这个担子就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担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过渡，显得既简单又平凡，也彰显了共产党人面对权力的一颗平常心。
1935年7月，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尽管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但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贞不渝。在长征路上，能够依据客观实际接受别人意见，调整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坚持站在真理一边。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过程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在党内巩固和树立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来，博古向中央表示，长征中的“左”倾错误，他承担全部责任。美国记者斯诺在《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一文中提到，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长征有哪些有功人员时，列举了18位同志，其中就有博古。
陈昌浩：知错就改拨正方向
陈昌浩，曾经是张国焘的坚定追随者，是张国焘南下分裂活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但在亲眼看见南下方针给红四方面军带来损兵折将、无法立足的恶果后，翻然醒悟，力压张国焘，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不久，陈昌浩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党中央，提出“集中军事领导”，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毫不避讳地向中央要权。党中央为顾全大局，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并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中央的让步和妥协并没有换来张国焘的拥护和服从，而是百般寻找借口，拖延北上步伐。
为了贯彻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在毛儿盖，陈昌浩召集几位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到右路军指挥部，打算一起找总书记张闻天“谈谈”。张闻天来后，陈昌浩以强硬的口气对张闻天说：“你要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影响毛泽东等人听取和采纳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接着，何畏等人不顾身份地位，以激烈的方式指责党中央“一错再错”，并质问张闻天：“凭什么说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就一定正确，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就一定错误？”并威胁说，中央批评张国焘是不公正的，如果中央继续忽视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红四方面军10万官兵的巨大反感。张闻天听他们这样说，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陈昌浩有恃无恐地回答：“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行为，你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请听听我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意见吧。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负责人表达意见的一种直率方式。洛甫同志，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他们的态度。”
陈昌浩、何畏等人对张闻天的围攻和威胁，性质十分恶劣。至此，张闻天和陈昌浩的关系也恶化至谷底。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单独北上后，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意见，没有追赶阻拦，也算是顾全大局，没有铸成大错。
随后，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红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过草地南下，9月底，与张国焘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另立“中央”，并“命令”党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此时的陈昌浩认同了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并接受了张国焘的任职。
然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不断损兵折将，不仅“打到成都吃大米”的美梦落空，就连青稞口粮都难以为继，部队处境日趋被动，南下方针的错误愈加暴露。
1936年6月5日，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6月22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玉隆和红军总司令部等及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根据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陈昌浩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沉痛教训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看法，决心劝说甚至强迫张国焘北上。1936年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在会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昌浩主张按照中央要求，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则认为，红四方面军应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二人互不相让，争论到深夜。据陈昌浩回忆：“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达后，张国焘深夜3点来找陈昌浩，哭着喊着强调：会师以后一切都完了，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会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陈昌浩则强调，必须去会师，会师后就有办法了，分离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国焘见无法改变陈昌浩的决定，悻悻地走了。陈昌浩知道，自己在这之前犯有严重错误，但为了革命，他只能坦然面对。陈昌浩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重要作用，迫使张国焘改弦更张。这之后，陈昌浩在多个场合，对自己长征中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李德：关键时维护中央权威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自己取名“李德”，突出了他是一名德国人，后来也用过“华夫”的笔名，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男人”的意思。从这一中文名字的变化，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情感上的升华和归属感。
李德1932年来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到达江西瑞金。本来，李德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不懂军事，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的事实，引起了广大红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强烈要求撤换领导。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李德心中不服。正如陈云所说：“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在战斗中，李德耳闻目睹毛泽东高超的谋略和天才的指挥艺术。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毛泽东与敌斗智斗勇，创造出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战争奇迹。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与昔日的一次次惨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铁的事实面前，李德深刻反思自己曾经的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认识到了是自己的错误指挥才导致了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对毛泽东的态度由怨恨、鄙视逐渐转变为敬畏、支持，最终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指挥更适合。
在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斗争中，李德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的决定，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他多次驳斥红四方面军领导说，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错误的。9月9日深夜，在巴西地区，得知张国焘有可能胁迫党中央南下的消息后，毛泽东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红军大学教育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特带人追上了中央红军，气势汹汹地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李特对红军大学学员大声传达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跟我回去！”“你们不要跟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北上逃跑，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吃洋面包！”“还是跟我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吧！”说这话的同时，李特的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扣在扳机上，一副凶相，气氛十分紧张。李德与曾留学苏联的李特关系不错，但此时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央一边，一把把矮胖的李特拉下马，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吵起来。
李德说：“北上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你滚蛋吧！”李特则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特又大骂毛泽东：“你毛泽东率中央竟然逃跑……你犯了大罪……”李德见李特继续嚣张，索性从后面紧紧把李特抱住。李特害怕身材高大的李德对他大打出手，使劲挣扎，乱喊乱叫，但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毛泽东说：“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李特看不能占什么便宜，便带着追随者跑了。亲眼看见李德所作所为的彭德怀赞扬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作为一名外国人，像普通一兵一样，走完了长征的全部路程，与中国共产党人患难与共，把中国革命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令人可敬可叹！长征结束后，李德找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