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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偷不抢，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我睡这里有什么不对？”
生存和生活
重庆有“棒棒”，贵阳有“背篼”，名称都来源于他们使用的工具。
背篼是一种竹编的背篓，呈倒梯形，可以用来搬运一些零散物品，如砂石、砖块、肉菜，也可以用来背孩子。背篓的容量十分有限，对装载的物品的形状、大小也很挑剔，如果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并不实用。
凌晨1点多，贵州省惠水县人、29岁的黄忠还没睡，在银行门口的绿化池上坐着，吃着一袋5元钱的爆米花。
“背篓，就是一个招牌，背着它满街走，不是说它有什么用，而是告诉别人我什么活都能干。就像以前的算命先生，你知道吧？他们都要拿着一个旗子，背篓跟那个旗子一个意思。”
黄忠说，大部分工作，背篓都是扔在一边，起作用的是篓子里面那根红绳子。几乎每个“背篼”都有一根一样的红绳子——废弃的横幅，一揉一扯后，扎为一束。
搬运物品的时候，横幅千变万化起来，捆绑变成一种艺术，就效用而言，比它作为横幅时要超越百倍。最要紧的是，捆绑完成后留出的肩带，可以任意拉宽，以减少重力造成的压强，让肩部更舒适。
“什么活都能干”，指的主要是搬运，把物品搬到楼上去，是最常见的工作。电器、家具、饮料、菜肴、砖头……任何有分量的东西。
贵阳人有一种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特性——他们似乎接受不了任何体力活——无论贫富，只要有体积较大的东西需要搬动，往往就会找专门的体力劳动者来帮忙。妇女或者老人上街买菜，买得多一点，会雇一个“背篼”；酒吧在二楼，供应商把啤酒送过来的时候，也是找“背篼”搬上去。
这就给了“背篼”以广阔的生存空间，贵阳人认为，自己需要他们。
当然，被需要，不意味着被尊重。就群体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和流浪者十分相近，至少不比流浪者好多少，脏、臭、累，是他们的工作标签。
卫生状态的确是招致社会歧视的重要原因。跟他们混在一起好几天，客观地说，他们身上的味道常常让人几欲呕吐。夏天，只要有工作，一定是汗流浃背的。有时帮货车卸货，一干几小时，全身被汗水浸透，但他们不会在完工以后去洗一个澡。黄忠说，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洗一次。
附近有一个公共澡堂，黄忠说是8块钱洗一次，韦飞飞（黄忠的朋友，也是做背篼的）则说是12块，价格大不一样，结论却是一样的：“哪能天天去洗呢？”
大多数人是一周洗一次，洗完澡之后，穿上的衣服又可能半个月没洗过。所以，就脏臭程度而言，他们和流浪者相去不远。
黄忠一伙20余人中，小付年纪最小，贵州省铜仁市的土家族，今年18岁，群体中唯一一个胖子。他父亲是生意人，家里并不贫穷，睡在大街上做“背篼”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
他说：“我就不服了，贵阳人凭什么歧视我们？有一次，一个男的从这走过去，对我说，你就一辈子睡这里。我说，今天我睡这里，明天说不定就你睡这里！”
那一刻他的自尊心爆炸了。“我不偷不抢，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我睡这里有什么不对？”
黄忠的头发凌乱，眼睛很小，小眼睛里每天都布满血丝。身上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秋衣，白色的部分脏得不成样子。他说，一开始自己来到这里，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街上太吵了。一周以后，就习惯了，必须习惯，因为家里有父母妻子、两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在上小学。
“我是一个父亲。”黄忠说。
收入和朋友
社会权利与经济能力，是进行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对“背篼”而言，前者为零，后者也很微薄。
不过，他们对歧视的心理反弹，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在经济收入上，他们自视并不低。以往的公开报道，以及社科论文，谈及他们的收入，大体锚定在600元至1200元之间。
“开玩笑吧？”韦飞飞说，“我们这些人，每天最少要用掉50块钱，按新闻上说的，我们都喝西北风过日子？”
韦飞飞的说法一下子得到许多人附和。黄忠说，我今天搬东西赚了150块，打老虎机就消费了300块。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过后一一询问，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2000-6000元之间。韦飞飞说，最少的时候也有2000多，最多的能拿到6000，一般情况下是四五千。
这一组数字解决了笔者先前的疑问：如果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工业发达地区普遍缺乏劳动力的时代，为什么贵阳还有为数甚巨的“背篼”？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已经达到四五千元。
因为，打工或者做“背篼”，收入已无差别。
黄忠曾经在广州塑胶厂工作过，月薪4000元左右，后来在潮阳印过冥币，工资大体相当；小勇见过的世面更大，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有名的城市都工作过，工资也不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曾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
差别不大的收入，解释了“为什么当‘背篼’”，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愿打工”。笔者继续追问。
小勇说，贵阳的空气很好啊，你看看，经常是蓝天白云，不像北京、广东，灰蒙蒙的。
黄忠说，贵阳夏天凉快，不像广东，热得睡不着。
……
这群人当中，很少有人不想继续当“背篼”。
惠水人王友良是其中的特例，他在农业银行门口睡了十几年，总也无法坦然面对来往行人的异样眼光，他就想有所改变。
“我就一边干活一边观察，人家城里人都是怎么挣钱的呢？”他头发稀疏，前额上有两个经年不消的肿块，像是头上长了角，“要文化的活儿我学不来，我就看那些开摩托车搭客的，一上车就是10块钱，那时候我帮人搬东西，一次最多只有2块钱。”
他由此知道，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干一次活最少能比做“背篼”的报酬多4倍。所以他不断存钱，想买一辆摩托车。后来贵阳禁止摩托车行驶，他只能买电动车。电动车跑几十公里就没电，所以他一下子买了两辆。“一辆就要4850块。” 两辆车交替，能保一天够用，王友良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元，他心满意足。
不过，做出租电动车司机和“背篼”一样，和这个城市里“正经的市民”几乎没有交集，都是按件取酬，所以他没有别的朋友，不工作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和“背篼”们在一起。
王友良在自我认同上显然已经高于“背篼”了，但黄忠对此很不屑，他说，他开电动车也没什么好，一不小心撞上别人，或者自己摔了，就倒了血霉了，我们也不想干。
和王友良一样摆脱了“背篼”身份的还有老刘。他跟师傅学会了贴瓷砖，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上身穿一件褐色的休闲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只50元的“劳力士”，除了手上贴瓷砖留下的洗不去的黑胶，身上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
他也没有多少朋友，所以没事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跟老兄弟们一起玩。
存在与分布
在贵阳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背篼”往往含有贬义，比如很便宜的香烟称为“背篼烟”，很差的饭食称为“背篼餐”，所以，“背篼”群体中对背篼一词都有相当程度的抵触，他们称呼自己的职业，都叫作“打零工”。
“零”的意思是没有组织性。他们的工作很随意，农忙的时候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出来打零工；心情好的时候坐在街边承接体力活，心情不好就在“据点”里倒头大睡。不受任何人管辖，不听任何人指挥，每天自由自在。
韦飞飞说，这是自己选择当“背篼”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人小学都没有读完，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但这些人对宁静与自由却似乎看得很重。“不偷不抢”构建了他们心灵宁静的基础，不受管束则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而这两者，则一同完成了他们对职业的自尊。
现在在贵阳城里，零工的集中地已经很少，大部分都以十几二十人的规模，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
分布的规则有两个。
一是容量的科学性，即一个区域内的人数合理性，人数太多生意就很难轮到自己头上。银行门口这20余人，虽说亲如一家，但一旦有雇主到来的时候，还是存在激烈的竞争。笔者曾看到，在雇主一招手的瞬间，正在打牌的“背篼”们快速将纸牌一丢，单手一撑，整个人飞下3级台阶。谁第一个冲到雇主面前，就成为合法的被雇佣者，其他人就悻悻而退。
因为人太多，其中一部分人白天会离开，到附近找个地方打牌，等客。
一天晚上，银行门口的“据点”里多了一个人——来自黄果树石头寨的50岁的布依族汉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绪高涨地喝酒、聊天，但没有人理会老伍，他一个人躲在两个绿化池的缝隙里喝着一瓶小二锅头，笔者跟他说话，给他烟抽，他显得很激动。“兄弟，你以后来黄果树旅游，我帮你弄门票，不要钱！”
后来黄忠告诉笔者，老伍不是属于这个“据点”的，可能是没地方住临时跑过来，所以大家都不理他。
二是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体户都不允许他们在门口聚集盘踞，遇到不驱赶他们，又可以遮阳避雨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离开——比如银行。
银行代表体面与财富，而“背篼”象征脏乱与贫穷，这本是两个绝对冲突的元素，却互不干扰地融合在一起。
银行宽阔的屋檐，为“背篼”们遮挡了烈日和雨水。
这家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银行从来没有尝试过赶走他们。即便想赶也赶不走，“警察、城管都拿他们没办法”，相处日久，银行职员、保安和“背篼”们都建立了熟络的关系。“‘背篼’在这里几十年了，比银行的历史还要悠久。”
收入的不稳定性
目前贵阳市一般白领的月收入大约在3000多元，这一水平还在“背篼”的一般收入之下。韦飞飞说，自己最多的一个月赚了6000多元，有时一天就有300多元。
这帮助他们建立了面对歧视性眼光和言行的心理防线。“有什么好牛的，工资还没有我多。”
在身后的银行，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
韦飞飞就在努力存钱，现在有几万元在银行里。2013年，他在酒店做“墩子”（切菜之类的角色），认识了上一任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父母要求他拿8.8万元的彩礼，而他当时只有2万多元。“后来想了想，就放弃了。”从那时候开始韦飞飞就想存钱，但做“墩子”收入太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背篼”。他现在有了新的女朋友，在安顺读卫校，每到放假，韦飞飞就会回去，跟她一起玩，给她买衣服。
对他而言，衣着整洁的人不见得有资格鄙视他，因为他正是放弃了衣着整洁的工作才当了“背篼”。
然而，“背篼”收入的即时兑现以及工作的不稳定性，也成为了他们的困扰。
收入的即时兑现，是指工作结束马上付钱，钱到手心里踏实；工作的不稳定性，则是指有时持续几天找不到活干，韦飞飞说，一个月能有15天有活干就不错了。小勇除了当“背篼”，还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负责安装广告牌，但他说，“我们那公司就跟倒闭了似的，半个月没活干”。
收入的即时兑现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两者交织，就会造成他们在生活状态上“手里有钱”和“闲得发慌”同时出现，赌博，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他们都好赌。最常见的赌博方式是聚在“据点”或者街头打扑克，一圈一元，一天下来，最多的能输掉100多元；其次是到旁边的地下台球馆打台球，一盘赌注为5元；还有就是买彩票，当然是中的少，赔的多。
“工作-赌博-工作”是他们共同的工作节奏。所以，他们即便收入不错，也没有多少剩余。小付说，当自己需要进银行取钱的时候，就是正准备赌博的时候。
之所以赌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街头群居，互相动员。而街头群居，又是一种工作必要——他们必须出现在街头，最好是24小时出现在街头，才能增加被雇佣的几率。
……
人们假设，如果“背篼”们可以租一间房子，在家里等生意，或者被收编为企业员工，统一安排工作，那么与这一群体相伴而生的人身安全、赌博消耗、影响市容、劳动力闲置浪费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贵州的一位社会观察人士告诉笔者，至少10年前，贵阳就曾出现过“背篼”公司，试图将散在的自雇劳动者组织起来，但都因为他们的自由散漫习性而难以为继。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人有信心进行组织尝试，政府与他们之间也基本不会发生关系。王友良说，以前还要查暂住证，现在早就不查了。
就存在状态而言，他们已经“被放弃”。
听说有人在设计一款平台性的APP软件。这个APP收纳贵阳“背篼”们的信息、联系方式，他们在下载注册之后，APP就会显示他们的即时位置。贵阳市民有需要的时候，打开APP，就能看到附近的“背篼”位置以及电话号码，打电话召唤上门。
在手机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这一思路并不显得十分独特，但运用在贵阳“背篼”身上，就比较稀奇了。
“有这种好事？”当笔者向“背篼”们介绍这一软件后，这是他们一致的反应。
“互联网+”滚滚而来，没人能置身其外。
编辑 陈翔
《商道》杂志QQ⑥群号：287760029
生存和生活
重庆有“棒棒”，贵阳有“背篼”，名称都来源于他们使用的工具。
背篼是一种竹编的背篓，呈倒梯形，可以用来搬运一些零散物品，如砂石、砖块、肉菜，也可以用来背孩子。背篓的容量十分有限，对装载的物品的形状、大小也很挑剔，如果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并不实用。
凌晨1点多，贵州省惠水县人、29岁的黄忠还没睡，在银行门口的绿化池上坐着，吃着一袋5元钱的爆米花。
“背篓，就是一个招牌，背着它满街走，不是说它有什么用，而是告诉别人我什么活都能干。就像以前的算命先生，你知道吧？他们都要拿着一个旗子，背篓跟那个旗子一个意思。”
黄忠说，大部分工作，背篓都是扔在一边，起作用的是篓子里面那根红绳子。几乎每个“背篼”都有一根一样的红绳子——废弃的横幅，一揉一扯后，扎为一束。
搬运物品的时候，横幅千变万化起来，捆绑变成一种艺术，就效用而言，比它作为横幅时要超越百倍。最要紧的是，捆绑完成后留出的肩带，可以任意拉宽，以减少重力造成的压强，让肩部更舒适。
“什么活都能干”，指的主要是搬运，把物品搬到楼上去，是最常见的工作。电器、家具、饮料、菜肴、砖头……任何有分量的东西。
贵阳人有一种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特性——他们似乎接受不了任何体力活——无论贫富，只要有体积较大的东西需要搬动，往往就会找专门的体力劳动者来帮忙。妇女或者老人上街买菜，买得多一点，会雇一个“背篼”；酒吧在二楼，供应商把啤酒送过来的时候，也是找“背篼”搬上去。
这就给了“背篼”以广阔的生存空间，贵阳人认为，自己需要他们。
当然，被需要，不意味着被尊重。就群体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和流浪者十分相近，至少不比流浪者好多少，脏、臭、累，是他们的工作标签。
卫生状态的确是招致社会歧视的重要原因。跟他们混在一起好几天，客观地说，他们身上的味道常常让人几欲呕吐。夏天，只要有工作，一定是汗流浃背的。有时帮货车卸货，一干几小时，全身被汗水浸透，但他们不会在完工以后去洗一个澡。黄忠说，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洗一次。
附近有一个公共澡堂，黄忠说是8块钱洗一次，韦飞飞（黄忠的朋友，也是做背篼的）则说是12块，价格大不一样，结论却是一样的：“哪能天天去洗呢？”
大多数人是一周洗一次，洗完澡之后，穿上的衣服又可能半个月没洗过。所以，就脏臭程度而言，他们和流浪者相去不远。
黄忠一伙20余人中，小付年纪最小，贵州省铜仁市的土家族，今年18岁，群体中唯一一个胖子。他父亲是生意人，家里并不贫穷，睡在大街上做“背篼”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
他说：“我就不服了，贵阳人凭什么歧视我们？有一次，一个男的从这走过去，对我说，你就一辈子睡这里。我说，今天我睡这里，明天说不定就你睡这里！”
那一刻他的自尊心爆炸了。“我不偷不抢，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我睡这里有什么不对？”
黄忠的头发凌乱，眼睛很小，小眼睛里每天都布满血丝。身上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秋衣，白色的部分脏得不成样子。他说，一开始自己来到这里，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街上太吵了。一周以后，就习惯了，必须习惯，因为家里有父母妻子、两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在上小学。
“我是一个父亲。”黄忠说。
收入和朋友
社会权利与经济能力，是进行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对“背篼”而言，前者为零，后者也很微薄。
不过，他们对歧视的心理反弹，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在经济收入上，他们自视并不低。以往的公开报道，以及社科论文，谈及他们的收入，大体锚定在600元至1200元之间。
“开玩笑吧？”韦飞飞说，“我们这些人，每天最少要用掉50块钱，按新闻上说的，我们都喝西北风过日子？”
韦飞飞的说法一下子得到许多人附和。黄忠说，我今天搬东西赚了150块，打老虎机就消费了300块。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过后一一询问，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2000-6000元之间。韦飞飞说，最少的时候也有2000多，最多的能拿到6000，一般情况下是四五千。
这一组数字解决了笔者先前的疑问：如果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工业发达地区普遍缺乏劳动力的时代，为什么贵阳还有为数甚巨的“背篼”？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已经达到四五千元。
因为，打工或者做“背篼”，收入已无差别。
黄忠曾经在广州塑胶厂工作过，月薪4000元左右，后来在潮阳印过冥币，工资大体相当；小勇见过的世面更大，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有名的城市都工作过，工资也不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曾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
差别不大的收入，解释了“为什么当‘背篼’”，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愿打工”。笔者继续追问。
小勇说，贵阳的空气很好啊，你看看，经常是蓝天白云，不像北京、广东，灰蒙蒙的。
黄忠说，贵阳夏天凉快，不像广东，热得睡不着。
……
这群人当中，很少有人不想继续当“背篼”。
惠水人王友良是其中的特例，他在农业银行门口睡了十几年，总也无法坦然面对来往行人的异样眼光，他就想有所改变。
“我就一边干活一边观察，人家城里人都是怎么挣钱的呢？”他头发稀疏，前额上有两个经年不消的肿块，像是头上长了角，“要文化的活儿我学不来，我就看那些开摩托车搭客的，一上车就是10块钱，那时候我帮人搬东西，一次最多只有2块钱。”
他由此知道，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干一次活最少能比做“背篼”的报酬多4倍。所以他不断存钱，想买一辆摩托车。后来贵阳禁止摩托车行驶，他只能买电动车。电动车跑几十公里就没电，所以他一下子买了两辆。“一辆就要4850块。” 两辆车交替，能保一天够用，王友良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元，他心满意足。
不过，做出租电动车司机和“背篼”一样，和这个城市里“正经的市民”几乎没有交集，都是按件取酬，所以他没有别的朋友，不工作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和“背篼”们在一起。
王友良在自我认同上显然已经高于“背篼”了，但黄忠对此很不屑，他说，他开电动车也没什么好，一不小心撞上别人，或者自己摔了，就倒了血霉了，我们也不想干。
和王友良一样摆脱了“背篼”身份的还有老刘。他跟师傅学会了贴瓷砖，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上身穿一件褐色的休闲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只50元的“劳力士”，除了手上贴瓷砖留下的洗不去的黑胶，身上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
他也没有多少朋友，所以没事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跟老兄弟们一起玩。
存在与分布
在贵阳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背篼”往往含有贬义，比如很便宜的香烟称为“背篼烟”，很差的饭食称为“背篼餐”，所以，“背篼”群体中对背篼一词都有相当程度的抵触，他们称呼自己的职业，都叫作“打零工”。
“零”的意思是没有组织性。他们的工作很随意，农忙的时候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出来打零工；心情好的时候坐在街边承接体力活，心情不好就在“据点”里倒头大睡。不受任何人管辖，不听任何人指挥，每天自由自在。
韦飞飞说，这是自己选择当“背篼”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人小学都没有读完，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但这些人对宁静与自由却似乎看得很重。“不偷不抢”构建了他们心灵宁静的基础，不受管束则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而这两者，则一同完成了他们对职业的自尊。
现在在贵阳城里，零工的集中地已经很少，大部分都以十几二十人的规模，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
分布的规则有两个。
一是容量的科学性，即一个区域内的人数合理性，人数太多生意就很难轮到自己头上。银行门口这20余人，虽说亲如一家，但一旦有雇主到来的时候，还是存在激烈的竞争。笔者曾看到，在雇主一招手的瞬间，正在打牌的“背篼”们快速将纸牌一丢，单手一撑，整个人飞下3级台阶。谁第一个冲到雇主面前，就成为合法的被雇佣者，其他人就悻悻而退。
因为人太多，其中一部分人白天会离开，到附近找个地方打牌，等客。
一天晚上，银行门口的“据点”里多了一个人——来自黄果树石头寨的50岁的布依族汉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绪高涨地喝酒、聊天，但没有人理会老伍，他一个人躲在两个绿化池的缝隙里喝着一瓶小二锅头，笔者跟他说话，给他烟抽，他显得很激动。“兄弟，你以后来黄果树旅游，我帮你弄门票，不要钱！”
后来黄忠告诉笔者，老伍不是属于这个“据点”的，可能是没地方住临时跑过来，所以大家都不理他。
二是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体户都不允许他们在门口聚集盘踞，遇到不驱赶他们，又可以遮阳避雨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离开——比如银行。
银行代表体面与财富，而“背篼”象征脏乱与贫穷，这本是两个绝对冲突的元素，却互不干扰地融合在一起。
银行宽阔的屋檐，为“背篼”们遮挡了烈日和雨水。
这家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银行从来没有尝试过赶走他们。即便想赶也赶不走，“警察、城管都拿他们没办法”，相处日久，银行职员、保安和“背篼”们都建立了熟络的关系。“‘背篼’在这里几十年了，比银行的历史还要悠久。”
收入的不稳定性
目前贵阳市一般白领的月收入大约在3000多元，这一水平还在“背篼”的一般收入之下。韦飞飞说，自己最多的一个月赚了6000多元，有时一天就有300多元。
这帮助他们建立了面对歧视性眼光和言行的心理防线。“有什么好牛的，工资还没有我多。”
在身后的银行，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
韦飞飞就在努力存钱，现在有几万元在银行里。2013年，他在酒店做“墩子”（切菜之类的角色），认识了上一任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父母要求他拿8.8万元的彩礼，而他当时只有2万多元。“后来想了想，就放弃了。”从那时候开始韦飞飞就想存钱，但做“墩子”收入太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背篼”。他现在有了新的女朋友，在安顺读卫校，每到放假，韦飞飞就会回去，跟她一起玩，给她买衣服。
对他而言，衣着整洁的人不见得有资格鄙视他，因为他正是放弃了衣着整洁的工作才当了“背篼”。
然而，“背篼”收入的即时兑现以及工作的不稳定性，也成为了他们的困扰。
收入的即时兑现，是指工作结束马上付钱，钱到手心里踏实；工作的不稳定性，则是指有时持续几天找不到活干，韦飞飞说，一个月能有15天有活干就不错了。小勇除了当“背篼”，还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负责安装广告牌，但他说，“我们那公司就跟倒闭了似的，半个月没活干”。
收入的即时兑现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两者交织，就会造成他们在生活状态上“手里有钱”和“闲得发慌”同时出现，赌博，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他们都好赌。最常见的赌博方式是聚在“据点”或者街头打扑克，一圈一元，一天下来，最多的能输掉100多元；其次是到旁边的地下台球馆打台球，一盘赌注为5元；还有就是买彩票，当然是中的少，赔的多。
“工作-赌博-工作”是他们共同的工作节奏。所以，他们即便收入不错，也没有多少剩余。小付说，当自己需要进银行取钱的时候，就是正准备赌博的时候。
之所以赌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街头群居，互相动员。而街头群居，又是一种工作必要——他们必须出现在街头，最好是24小时出现在街头，才能增加被雇佣的几率。
……
人们假设，如果“背篼”们可以租一间房子，在家里等生意，或者被收编为企业员工，统一安排工作，那么与这一群体相伴而生的人身安全、赌博消耗、影响市容、劳动力闲置浪费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贵州的一位社会观察人士告诉笔者，至少10年前，贵阳就曾出现过“背篼”公司，试图将散在的自雇劳动者组织起来，但都因为他们的自由散漫习性而难以为继。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人有信心进行组织尝试，政府与他们之间也基本不会发生关系。王友良说，以前还要查暂住证，现在早就不查了。
就存在状态而言，他们已经“被放弃”。
听说有人在设计一款平台性的APP软件。这个APP收纳贵阳“背篼”们的信息、联系方式，他们在下载注册之后，APP就会显示他们的即时位置。贵阳市民有需要的时候，打开APP，就能看到附近的“背篼”位置以及电话号码，打电话召唤上门。
在手机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这一思路并不显得十分独特，但运用在贵阳“背篼”身上，就比较稀奇了。
“有这种好事？”当笔者向“背篼”们介绍这一软件后，这是他们一致的反应。
“互联网+”滚滚而来，没人能置身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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