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履行,自2012年“海富案”[1]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九民会议纪要》采取了区分原则,将投资人和目标公司的对赌在法律上区分为协议效力认定和履行两个阶段:前者适用《合同法》,如果没有法定无效情形即为有效;后者适用《公司法》,如果属于抽逃出资或者未履行减资程序,则不能得到履行.纪要一方面承认对赌协议有效性而具有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认定投资人为股东并设定履行限制却让投资人的利益“搁浅”,使对赌协议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义.笔者认为,纪要关于对赌问题的态度背后隐藏着中国司法审判一贯的逻辑:不认可企业家创造的交易模型,在遇到交易模型时并不是从企业的意图和业界惯例出发来解决问题,而是从法律规定出发来解决问题;不是让法律服务于交易模型的创新,而是将交易模型强行“塞入”法律规定之中,让交易模型跟着法律规定走,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司法审判结果可能背离真正的“商法正义”,需要进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