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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的同时，多地方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和企业非正常倒闭现象，许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部分工业领域甚至再次出现“全行业亏损”。
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企业运行在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下出现下行态势。这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房地产调控发挥作用的直接结果，有利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下行的同时，多地方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和企业非正常倒闭现象，许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部分工业领域甚至再次出现“全行业亏损”。根据今年3-6月对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南、吉林、安徽等地区的20多个行业企业的调研，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归纳出当前我国企业运行中出的一些共性问题。
我国企业当前面临的共性问题
在调研中发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综合考虑并结合我国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运行情况，能够发现，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后续发展动力尚未形成。具体体现在“三缺”：缺资金、缺市场、缺信心。“缺资金”体现在企业融资成本高企，尤其中小企业依赖的民间借贷面临严重危机；“缺市场”体现在许多行业的国内、国外市场需求萎缩，产销率降低或出口额减少；“缺信心”体现在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环境恶化、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大中型企业赖以壮大的中小企业基础受到破坏、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货币宽松并不能有效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危机等方面。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处的政策环境正在恶化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正在日趋恶化。第一，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推动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纷纷把大规模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工作重点，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越来越不受重视，力促所谓“低端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第二，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纷纷“产业升级”，本地经济发展以招商引资为主，招商引资主要以大企业、大项目为对象，对外来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不热情，对本地中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并不热情。
事实上，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制造业，已经出现了资本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从沿海地区迁往中西部的制造业企业中，也面临诸多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比如中西部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物流成本高，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升并且劳动力供应并不充足、产业配套能力弱、地方政府不透明现象更严重等等。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我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当代创业家的发展信心，也影响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
金融部门不断侵蚀实业企业发展
无论在各地调研还是企业统计数据分析时，都能发现，改革严重滞后的金融体系正在不断侵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金融业与制造业企业的业绩出现巨大反差。从2012年一季度我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看，49家金融服务企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期货等）的营业收入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87%，但利润总额的占比却达到了57.09%（其中16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占53.61%），达到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值。
第二，商业银行高度依赖存贷款利差，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官方规定的存贷款净利差。研究发现，我国存贷款利差每扩大（缩小）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将平均下降（上升）2.44个百分点。银行利率的非市场化人为地压低官方利率，一方面造成商业银行没有动力依靠金融业务创新获得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官方——民间利率差额的扩大。在经济下行时期，高额存贷款利差严重侵蚀实体经济利润。
第三，广大中小微型企业所依赖的民间融资危机四伏。我国有1100万家中小微型企业、3700万户个体工商户，民间借贷是其重要融资渠道。但在近年来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及货币政策急剧调整之下，民间借贷市场出现了严重混乱，危机四伏。继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民间借贷危机之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民间借贷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严重冲击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金融业和实业的“虚实倒挂”、民间融资的危机，造成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短缺、融资成本高企、实业经营意愿下降。这根源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不利于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有所恶化
在各地调研中，能够发现我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正在恶化。除了实体企业与金融类企业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外，还有两个方面。第一，近年来出现的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化日趋加剧。今年一季度，我国大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要显著好于小微型企业，同一行业中许多小微型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造成我国大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减弱，影响企业整体竞争力。
第二，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出现复杂化。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企业的直接用工成本（工资奖金）和间接成本（法律成本）都大幅增加，劳动纠纷案件大幅上升，企业需要把大量精力放在劳动合同管理和劳动纠纷处理上。为了减少纠纷，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大幅增加自动化设备，企业工作岗位大幅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失业率可能上升。
外部市场萎缩，国内市场消费动力不足
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企业显著感受到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市场消费动力不足带给企业的压力。从国际市场看，国外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有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地区政局动荡、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壁垒等因素。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减少，我国产品出口增速数月来连续下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贸易壁垒措施的实施，明显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市场需求看，今年以来，国内需求持续低迷，多数企业在产品销售价格显著下降的同时，产品销量也出现明显下滑。从企业所提供资料看，绝大多数受访企业都面临着需求不足的严峻压力，从而不得不在市场开拓上采取积极措施。总体上看，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受此影响比较大。第二是前期消费政策透支未来消费潜力。家电行业最为典型。上轮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透支了部分消费能力。第三是国内市场尚未启动等。光伏行业最为突出。由于国外市场大幅萎缩，国内市场需求数量极为有限，我国光伏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企业亏损状况。 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趋势长期化
企业普遍反映，我国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已经呈现长期化趋势。第一，劳动力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1-4月份，吉林省全省应付职工薪酬同比上涨19.3%；青岛企业近两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纺织服装、酒店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职工流动性逐年增高，劳动合同纠纷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双方的约束不对等，近两年企业出现了裁员难现象，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裁员的成本很高，还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企业发展活力。一些企业已决定采用自动化设备替代手工操作，比如富士康决定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工人，具有代表性。第二，电力、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调研中，大部分企业感到煤、油等基础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水、电价格上涨对部分服务性企业的影响更大。原材料供应和价格波动仍然是钢铁、有色等企业的最大挑战。
货币宽松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有限
当前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突出重要位置。截止2012年5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达到90万亿，同比增长13.2%。但企业家最大的疑虑是，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能否流入实体经济，是否会流向融资严重不足的小微型企业。企业家认为，如果金融体制不变，货币宽松不会解决小微型企业的融资困境，不会解决民间借贷市场的危机，不会解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虚实倒挂”。或者可以说，当前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货币政策所能解决。企业家普遍希望我国能够在普惠性减税、垄断性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的完善、减少政府审批环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鼓励创业和小微型企业成长等方面，从供给侧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
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加速下行的态势，5月下旬国务院决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应当说，加强对外来冲击对于宏观形势影响的预调微调，有助于今年我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速和社会稳定，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我们也要吸取历史教训，在预防经济过快下降的同时，政策目标还应侧重中长期增长，加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增长质量。总体政策思路是：转观念、稳信心、调结构、启内需、抓改革。政策调控思路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放开搞活企业。实施“强基固本”战略，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在供给管理和激活企业信心基础上，更加注重“调结构和转方式”。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内需增长。支持企业的“软实力”建设，促进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系统。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
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企业运行在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下出现下行态势。这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房地产调控发挥作用的直接结果，有利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下行的同时，多地方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和企业非正常倒闭现象，许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部分工业领域甚至再次出现“全行业亏损”。根据今年3-6月对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南、吉林、安徽等地区的20多个行业企业的调研，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归纳出当前我国企业运行中出的一些共性问题。
我国企业当前面临的共性问题
在调研中发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综合考虑并结合我国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运行情况，能够发现，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后续发展动力尚未形成。具体体现在“三缺”：缺资金、缺市场、缺信心。“缺资金”体现在企业融资成本高企，尤其中小企业依赖的民间借贷面临严重危机；“缺市场”体现在许多行业的国内、国外市场需求萎缩，产销率降低或出口额减少；“缺信心”体现在国内实体经济的政策环境恶化、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大中型企业赖以壮大的中小企业基础受到破坏、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货币宽松并不能有效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危机等方面。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处的政策环境正在恶化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正在日趋恶化。第一，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推动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纷纷把大规模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区域金融中心作为工作重点，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越来越不受重视，力促所谓“低端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第二，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纷纷“产业升级”，本地经济发展以招商引资为主，招商引资主要以大企业、大项目为对象，对外来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不热情，对本地中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并不热情。
事实上，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制造业，已经出现了资本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从沿海地区迁往中西部的制造业企业中，也面临诸多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比如中西部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物流成本高，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升并且劳动力供应并不充足、产业配套能力弱、地方政府不透明现象更严重等等。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我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当代创业家的发展信心，也影响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
金融部门不断侵蚀实业企业发展
无论在各地调研还是企业统计数据分析时，都能发现，改革严重滞后的金融体系正在不断侵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金融业与制造业企业的业绩出现巨大反差。从2012年一季度我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看，49家金融服务企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期货等）的营业收入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87%，但利润总额的占比却达到了57.09%（其中16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占53.61%），达到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值。
第二，商业银行高度依赖存贷款利差，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官方规定的存贷款净利差。研究发现，我国存贷款利差每扩大（缩小）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将平均下降（上升）2.44个百分点。银行利率的非市场化人为地压低官方利率，一方面造成商业银行没有动力依靠金融业务创新获得发展，另一方面造成官方——民间利率差额的扩大。在经济下行时期，高额存贷款利差严重侵蚀实体经济利润。
第三，广大中小微型企业所依赖的民间融资危机四伏。我国有1100万家中小微型企业、3700万户个体工商户，民间借贷是其重要融资渠道。但在近年来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及货币政策急剧调整之下，民间借贷市场出现了严重混乱，危机四伏。继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民间借贷危机之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民间借贷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严重冲击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金融业和实业的“虚实倒挂”、民间融资的危机，造成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短缺、融资成本高企、实业经营意愿下降。这根源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不利于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有所恶化
在各地调研中，能够发现我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正在恶化。除了实体企业与金融类企业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外，还有两个方面。第一，近年来出现的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化日趋加剧。今年一季度，我国大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要显著好于小微型企业，同一行业中许多小微型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倒闭，造成我国大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减弱，影响企业整体竞争力。
第二，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出现复杂化。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企业的直接用工成本（工资奖金）和间接成本（法律成本）都大幅增加，劳动纠纷案件大幅上升，企业需要把大量精力放在劳动合同管理和劳动纠纷处理上。为了减少纠纷，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大幅增加自动化设备，企业工作岗位大幅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失业率可能上升。
外部市场萎缩，国内市场消费动力不足
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企业显著感受到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市场消费动力不足带给企业的压力。从国际市场看，国外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有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地区政局动荡、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壁垒等因素。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减少，我国产品出口增速数月来连续下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贸易壁垒措施的实施，明显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市场需求看，今年以来，国内需求持续低迷，多数企业在产品销售价格显著下降的同时，产品销量也出现明显下滑。从企业所提供资料看，绝大多数受访企业都面临着需求不足的严峻压力，从而不得不在市场开拓上采取积极措施。总体上看，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受此影响比较大。第二是前期消费政策透支未来消费潜力。家电行业最为典型。上轮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透支了部分消费能力。第三是国内市场尚未启动等。光伏行业最为突出。由于国外市场大幅萎缩，国内市场需求数量极为有限，我国光伏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企业亏损状况。 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趋势长期化
企业普遍反映，我国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已经呈现长期化趋势。第一，劳动力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1-4月份，吉林省全省应付职工薪酬同比上涨19.3%；青岛企业近两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纺织服装、酒店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职工流动性逐年增高，劳动合同纠纷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双方的约束不对等，近两年企业出现了裁员难现象，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裁员的成本很高，还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企业发展活力。一些企业已决定采用自动化设备替代手工操作，比如富士康决定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工人，具有代表性。第二，电力、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调整，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调研中，大部分企业感到煤、油等基础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水、电价格上涨对部分服务性企业的影响更大。原材料供应和价格波动仍然是钢铁、有色等企业的最大挑战。
货币宽松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有限
当前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突出重要位置。截止2012年5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达到90万亿，同比增长13.2%。但企业家最大的疑虑是，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能否流入实体经济，是否会流向融资严重不足的小微型企业。企业家认为，如果金融体制不变，货币宽松不会解决小微型企业的融资困境，不会解决民间借贷市场的危机，不会解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虚实倒挂”。或者可以说，当前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货币政策所能解决。企业家普遍希望我国能够在普惠性减税、垄断性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的完善、减少政府审批环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鼓励创业和小微型企业成长等方面，从供给侧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
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加速下行的态势，5月下旬国务院决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应当说，加强对外来冲击对于宏观形势影响的预调微调，有助于今年我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速和社会稳定，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我们也要吸取历史教训，在预防经济过快下降的同时，政策目标还应侧重中长期增长，加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增长质量。总体政策思路是：转观念、稳信心、调结构、启内需、抓改革。政策调控思路要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放开搞活企业。实施“强基固本”战略，激活实体经济发展。在供给管理和激活企业信心基础上，更加注重“调结构和转方式”。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内需增长。支持企业的“软实力”建设，促进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系统。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