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许志行幸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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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师许志行,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半世执教,终身笔耕。先生谢世,屈指算来已近卅年了。惟师恩,永远给人一种忘情的怀念。先生当年批改的作文本我珍藏至今,信手翻阅,指头掠过岁月的褶痕,虽纸页泛黄,然先生留于纸上的字迹,娟秀的点评批语,至今细品,依然字字入心,不禁引人感慨追昔。心存感念,蕴蓄已久,灯下撰来,以资纪念。
  救驾: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
  许先生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是我入学后的第一位写作导师。早在1929年,他已出版自传体小说《孤坟》,其师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为之作序,盛赞小说作品:“情感深厚,渐臻沉郁,文笔亦委婉缠绵,能与情致和谐。所显示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世,更有大的时代。”小说集中《别长沙的一天》里的M先生,写的就是在长沙一师附小教书的毛泽东。这篇小说实是写作者与毛泽东长沙惜别时依依不舍的情境,曾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我的写作功底得益于恩师赐教,扶持我沿着笔耕之路,走向成长,终生承受师恩荫泽。
  地处上海西南一隅的上海师大,南接康健园,西邻桂林公园,校园环境恬静优美。每当秋日临风,这里桂花飘香。师友张步云先生1999年曾在美国《世界周刊》撰文评述:“当年的中文系可谓藏龙卧虎,教育界及文艺界的顶尖学者云集于此……”然而,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政治风云的翻覆,最是诡谲莫测。十年浩劫中,这里一度成为内斗不息的重灾区。校园是美的,人心是酸的……
  1966年夏初,我们中文系63级学生,甫从松江“社教”前线回校。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撰的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华东师大、复旦大学校园上空乌云密布,刮起了一股恐怖的“斗鬼风”。许多知名教授、学者、专家被拎出来示众。戴上高帽子,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大牌子,脖上套了绳子,被牵着在校园游街,被强逼跪在操场上,开批斗大会,向毛主席“请罪”……
  不久,这股“斗鬼风”迅即波及上海师大。记得在校园大门内悬挂《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像前,一大批颈系草绳,胸挂罪名招牌的教授、学者的“黑帮权威”们,一排排、一行行,跪在毛泽东宝像前请罪,其中有中文系主任、《上海文学》主编、著名作家魏金枝和著名楚辞、唐诗专家马茂元教授,还有闻名国内外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朱雯教授,以及著作等身、创作达一千多万字的教授胡山源和著名戏曲专家章荑荪教授、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王乘六教授、《说文解字》专家罗君惕教授、传唱全国的《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词作者任钧教授、驰名中外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译作者即先秦文学专家包玉珂教授、现代文学学者杨晋豪等。那年月,高等学府内老师们悉数被轰下讲台,一个个病弱萎顿,师道尊严,荡然无存。望着那跪伏在地上的黑压压一群饱受凌辱的师长,场面骇人,路旁驻观者无不怵目惊心。历史系一位“反动权威”杜某某,被罚头戴高帽子,手拿破脸盆当锣敲,一面敲、一面喊:“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有罪……”在酷暑烈日下,一遍又一遍地凄声自辱,赤着脚,在滚烫的水泥路上走,脚上被烫起了泡……
  时代注定了一代文化人,去经历那疯狂的岁月,承受那扭曲的人性。“士可杀,不可辱”,一些不甘屈辱的师长,竟至殉道,匆匆永诀,令人扼腕悲叹。在“斗、批、改”中,上海师大先后有22名教职员工非正常死亡。细寻思不值得。在那打倒一大片,“牛鬼蛇神”满天飞的岁月,何足挂齿也。萧军说:“殉道的精神固然要有,能够不殉还是不殉,那就是说我要为了‘道’,要尽可能使自己强健,寿命长。”
  那年头,喊天喊命都不顶用,有幸逃脱厄难的老师,实在寥寥,堪谓九牛一毛。令人蹊跷的是在大批遭灾的文化名人中,却不见许志行先生的影踪。按说,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也算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又是系里写作教研室的“当权派”,照例难逃一劫,许先生缘何未被打入“牛鬼”另册呢?
  原来,他是另有原因的。
  当一群愣头青的红卫兵,牛气烘烘地闯进许家,呼叫着欲抄家揪斗许先生时,许先生于惶惑之中,急忙拿出了毛泽东建国前后写给他的十几封信(其中建国后五封),出示给红卫兵们看。第一封信用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红头信笺,人们眼熱的毛体行草是这么写的:志行兄:毋庸来京,后会有期——毛泽东。
  当时,一封信就足够风光了,何况十几封!立即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吓傻了,在全国亿万人民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响遍神州的“造神”运动中,先生凭恃毛泽东的一叠亲笔信,就把红卫兵的气焰压下去了。红卫兵们望着这个恂恂如乡巴佬的矮老头儿,顿时肃然起敬。当即偃旗息鼓,匆匆溜出寓所大门,消失在夜幕里……
  得此庇护,恩师在那“臭老九”斯文扫地的十年浩劫中,将毛泽东给他的书信复制件配了镜框,悬挂于客厅中,不啻于借助钟馗打小鬼,终于幸免于难。
  奇缘:萍水相逢毛泽东
  往事如昨。1963年金秋,上师大文史楼101教室里,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戴着一副玳瑁老花镜,笑眯眯地望着鱼贯而入的学生。上课时,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许志行。接着他操着一口江浙口音的普通话,钩沉文史,涵盖古今,侃侃而谈。他上课不像姚蓬子那样声震屋宇,也不像马茂元先生那般语速快得如放连珠炮。许先生讲课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台下学生如沐春风……例如他讲到周氏弟兄文风的同异,所作评析,文如其人,至今给人印象至深。他说(大意):比起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知堂)不是什么大师。中国文人大多重风骨,讲气节的。周作人却是个软骨头,“才子十流氓”是中国一小部分文人的共同特征。但就文论文,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家弟兄的文章的确是列入“美文”范畴的。鲁迅文锋犀利,辛辣如辣糊酱,深刻尖锐,如解剖刀;周作人文风恬淡闲适、耐人回味,像城隍庙的五香豆腐干。我建议同学们要吸收周家弟兄的文风之长,茅盾先生是有过定评的,不必只取一端,好比李(白)杜(甫)诗章一张一弛,东坡夫子的词,豪放、婉约,文采并驾齐驱。同学们‘拿’过来品尝一下,辣糊醬、五香豆腐干,吃起来皆有味道。不过,我要提醒同学,五香豆腐干吃起来,要一小块、一小块撕下来吃,一块五香豆腐干,会得吃咯,可过半斤绍兴老酒。知堂先生白璧有瑕,就算是臭豆腐干,油里一炸,沾点辣糊酱,吃起来,也交关(很)有味道……许先生上课,就是这样,侃侃而谈,深入浅出,令人难忘。其实,当年,名师上课大都不带讲稿,至多带几张卡片,文史钩沉,典籍引据,口若悬河,谈笑风生。   那时,我仅知许先生和华东师大的许杰教授交情较深,至于他和毛泽东的私交甚笃之情,压根儿就茫然无知。
  建国之初,许先生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之后,不久,果然收到了毛泽东的邀请信,赴京期间毛礼待老友。他指定专人接待许志行,并在中南海丰泽园特设家宴款待,所上饭菜都是毛亲点的湘菜佳肴。那天,席间叙谈甚欢,江青也出席作陪。毛视许志行如上宾挚友,足见情谊深长非同一般。许先生1919年就在汉口与毛泽东萍水相逢,那时许先生还是个18岁的后生,可谓是一段不期而遇的奇缘。先生解放前,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1957年后在上海师院任教,为人低调内敛,从不显山露水。故“文革”前,他与毛泽东之交的渊源轶闻,一直不被外人所知。“文革”后被人传闻,让外界看来,似乎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其实,也淡然如人世随缘耳!许先生原姓潘,1901年4月出生江苏吴县,洞庭东山北望村。自小家贫败落,于11岁那年入赘许家,易名为许志行。
  少年时代即浪迹江湖,先被养父母送到上海闵行一爿酱园店当学徒,早起晚睡,站柜台、跑腿、干家务,他不堪忍受奴隶般的学徒生活,一心想背书包上学堂;于是逃回家中。许家又将他送到浙江嘉兴去当学徒,做了不到两年辰光,他又逃回家,为此,养父母火冒三丈,索兴将他送离家更远的地方,被送到湖南长沙的一个亲戚家,托人荐入一家五金玻璃店当学徒。岂料,三天后他又离店出逃。
  出逃的许志行凄楚苦闷。沿着粤汉铁路步行到武汉,乞宿在汉口一家小旅馆里,那时他才18岁,居然和一位时代风云人物、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奠基人不期而遇。1919年间,毛泽东已在长沙发起新民学会,筹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活动。26岁的毛泽东,当时已是湖南学运的领导人,正以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进京请愿,从长沙出发,途经武汉,也下榻在这家旅馆,巧遇落魄流浪的少年许志行,从而揭开两人私交的序幕。
  大他8岁的毛泽东,看着破衣褴衫、面容饥瘦、情状窘困的狼狈少年,热诚地询问道:“小伢子,你叫啥名字,从么子地方来,要到么子地方去?”
  “我叫许志行,是从长沙逃出来的……”
  毛泽东又问:“说给我听听,为啥要逃?”
  于是许志行就把自己的家世遭遇,以及自己厌恶学徒生活,一门心思想读书的愿望,详细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同情地听着,对许志行的悲凉遭遇深表同情,并称赞他决心读书成才的志向,劝慰地说:“小许,别难过,小小年纪,流浪在外总不是一回事,我想办法帮你回吴江老家。”许志行哀求地说:“回家也没出路。毛先生你还是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寻一碗饭吃,以后有机会,我还是要上学堂。”
  此时的毛泽东只是路过武汉的外省过客,实无熟人相托,便诚恳地对他说:“我马上要去北京,一时找不到熟人帮你介绍工作,你先暂时回家乡等待机会,你把通信地址留给我,等我北京办事回到湖南之后,我一定帮你出来继续求学,你看如何?”许志行点点头,接受了毛泽东的忠告,第三天就跟着毛泽东搭长江轮船到了上海。毛泽东来沪的目的是送蔡和森、蔡畅、向警予一行赴法国勤工俭学。抵沪后许志行和他们一起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又过了三天,送别了蔡和森等人,毛泽东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两人暂时分别于上海滩。回家后,许志行忍受了家人的责罚,不久,热诚负责的毛泽东从北京寄信给许志行,继续安慰鼓励他,并寄给他《新生活》、《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和宣传新文化的小册子,许志行读后,求学读书的心更加急迫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胜利后,毛泽东返回长沙,担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教导主任),并筹集资金在附小高年级部创办了“成人失学补习班”。此后,毛泽东即致信通知许志行急赴长沙入学,许志行惊喜万分,他没想到毛泽东说到做到,如此认真负责,当即悄然离家直奔长沙。毛泽东引荐他进了“成人失学补习班”读书,并担负他的一切生活、学习费用。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也在附小六年级读书。每逢暑假、寒假许志行和毛泽民、毛泽覃一起回到韶山,在毛泽东家阁楼上温习功课,并在那里过新年。
  及至1922年,毛泽东亲自介绍许志行和两个弟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志行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在长沙读了近两年的书。由于许志行是外省人,不能报考免费的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就建议他报考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也是免费的。不久,在毛泽东关怀帮助下,许志行返回浙江,果然考进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整个求学期间,他的买书和零用钱,大部分仍由毛泽东资助他。为了不辜负毛泽东的恩情,许志行治学刻苦勤奋,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受国文教师俞平伯先生的赞赏。1924年,许志行由恩师俞平伯书荐,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多篇短篇小说。直到1929年止,他精选了其中十几篇小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孤坟》,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关注,也得到了评论家茅盾先生,以及俞平伯先生的评赞。“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许志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在黄浦江畔的工运工作,主管宣传教育方面事情。后被校方当政发觉,许志行终被开除学籍。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广州告成,1926年开春,毛泽东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许志行将自己被学校开除之事函告毛泽东,毛泽东迅即复信,邀请许志行急赴广州负责对上海方面的党务宣传联络工作。到了秋季,北伐军打败军阀吴佩孚,一举攻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机关北迁武汉,许志行跟随毛泽东同期至汉。经毛泽东举荐,许志行受任中央党部机要秘书,同时又秘密担任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27年政治风云急变,蒋汪合流,举起屠刀杀向中共和广大工农群众,窃夺北伐革命成果。许志行于8月初离开汉口,登船下行上海、杭州,继续在上海闸北区和浙江省委开展地下工作。直至1928年,退守故乡、海宁乡下,暗中发动地下农运未获成功。此后,许志行因地下工作的辗转调动,被迫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他一直从事教育、书店发行工作,但心中始终惦念着自己的领路人和恩兄毛泽东。   感恩:“这个大人物没有忘记我这个小人物”
  随着解放战场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京城北平。此时,许志行正在上海格致中学执教,当时上海尚未解放,许志行夜夜卧听市郊传来的隆隆炮声,心中想念毛泽东,便设法给北平的毛泽东发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许志行的信之后,曾托新华社的同志私下带给许一封回信。当时上海临近解放,国民党当局实施大逮捕,军警到处抓人。一天,这位新华社负责转信的人突然慌里慌张地寻到格致中学,告诉许志行:“毛主席托我转交给你的信,被我丢失了,我担心被敌人捡去,给你造成意外危险,因此特来通知你,请许先生赶快避开一段时间。”许闻讯后,便立即离开格致中学及自己的家,转移别处躲避了一个多月。
  及至1949年5月27曰,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毛泽东的名字,随着广播、报纸、歌声传遍黄浦江畔。许志行深情地看着毛泽东的画像,分外亲切兴奋。6月10日,他满怀激情给毛泽东寄信。四个月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十·一”国庆节后回复了许志行一封信。信云:“志行兄:毋庸来京,后会有期——毛泽东”,还勉励他“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并回复了他询问的有关情况。1954年3月,许志行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因工作繁忙,延至入夏后回信给许:
  志行兄:
  三月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知你仍在做教育工作,甚为高兴。此复,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五日
  此后,又陆续通了多封书信,毛泽东还邀请许志行到北戴河避暑,到京城作客。1957年许已任教上海师院中文系,这一年暑假,毛泽东特地安排许志行重访韶山冲。毛泽东亲笔给韶山乡人民委员会和生产合作社委员会写信,要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取了500元,赠送给许志行作往返旅费。许志行在韶山小住多日,受到当地乡政府和乡亲们的热情款待。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为有牺牲多壮志”,他不由深情缅怀三十多年前在韶山老屋,朝夕相处的毛泽民、毛泽覃兄弟,均已隔世相望了。
  凭恃与毛泽东的奇缘世交,先生终于安度十年“浩劫”,于1983年10月11日平安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2012年11月18日六稿
  (作者为上海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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