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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2年，王苗（参与创办“四月影会”，香港《中国旅游》杂志主编），刚从农村插队回来，在家呆着没什么事。文物局谢辰生介绍她到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义务帮忙，不发工资，只给买张月票。王苗进了故宫，几位国宝级文物老师：吴寅伯、黄翔坤、罗哲文……正在故宫的武英殿给文物造册、给出去展览的文物留照片。王苗每天要把那些最珍贵的文物抱在怀里穿过武英殿的院子到拍摄室，然后做最简单的活：把盘子、显影、上光。老先生们工作起来悄没声息、心无旁骛，用不同的光线，把没有生命的文物拍得栩栩如生。
从那时开始，王苗学会严谨的构图、曝光，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哪怕是做一件小事、做不被人关注的事，都要一丝不苟。
1976年，王苗跟着文物摄影家彭华士拍中国的石窟。连续拍龙门、云岗后，1978 年开始拍敦煌石窟。敦煌研究所把一大串钥匙给了她，可以打开所有的门。王苗先是给彭先生打光，后来爬上爬下自己也参与了拍摄，师徒俩几乎拍摄了敦煌所有的重要石窟。王苗认定她后来的摄影道路与最初在故宫和敦煌的摄影经历密不可分。
敦煌研究院的孙志军1984年开始供职于敦煌研究院。他和我说起敦煌第一部4×5相机的来历：50年代初法国记者采访敦煌研究所，那记者要回国的时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说：请把你的相机卖给我吧！
在敦煌做摄影师对于孙志军有双重意义：学以致用，可以谋生；心有所安，可以谋心。敦煌成就了他的梦想，他便以一生回报敦煌。他全部作品只有一个主题，敦煌。他的重要课题是“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变”，敦煌的洞窟、敦煌周围的沙漠、河流、佛塔、树，以至敦煌的雪、风、雨……他的友人说：敦煌及周边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孙志军的脚印。有人问：“几十年的时间拍一个敦煌，可曾厌倦？”他回答：“只有回到敦煌才是真正的我，只有在敦煌我才有激情。”孙志军爱敦煌到发狂，却渐渐把工作进度放慢下来，他不希望老去打光拍摄：洞窟中壁画上的女子也有生命，哪经得起人老去折腾？
6月中旬，我们坐在新华社南门一个小餐厅中，孙志军说他今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心完全能静下来，能在洞窟中多一些无人的打搅的时光：“我要把自己全部的修为用在敦煌的拍摄中。”
国家博物院的女摄影师董清，少年起就跟着做考古学者的父亲一件件看文物并沉醉于文物背后的历史；儿时她总是在父亲讲的历史故事中沉睡过去，大一点被父亲“押着”抄线装书，抄讲义，抄了整整一米高；她被父亲带着见史树青、启功、王世襄、朱家溍……历史照亮了她的心，以及她未来的日子。上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进历史博物馆，如鱼儿放回了水，董清去了该去的地方。董清刚进馆，就与文物库房和保管员打道，看到保管员对待文物像自己疼爱的孩子一样，双手捧着文物，脚步缓慢，轻轻放在案上。一个小物什从茶几上掉下来，保管员吓得脸色苍白，身体竟然轻微发抖。董清从此知道她进的是宝地，做的是要搭上生命的工作。
董清拍摄了三万件珍品，其中最大的是重达875公斤的商代后母戊鼎，最小的是直径只有1.2厘米的鹅眼钱。准备为一件珍品拍摄前，她要想好几天，去翻书，去拜访专家。拍“马踏飞燕”，董清几夜睡不踏实：“怎么才能把昂首嘶鸣的马拍活了？前辈们曾多次拍过，我又怎能拍出不同和创新？”
河南省博物院闫新法在密不透风的博物院中一呆25年。20多万件文物，他亲手触摸过的就有一两万件：“别人看都看不见，咱能亲手摸啊！”郑州市古荥镇的西山遗址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闫新法去拍西山遗志出土的一个陶瓮，上面居然有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的指纹，“哎呀啊！那是啥感觉？” 中原出土的文物都很大很重，站在它们面前闫新法说有时心里都会害怕。我问在寂静的拍摄中，你是否会和那些文物说说话？闫新法说：“是，我和它们说话，但是我仰着头和它们说话。”
我说“闫新法你这辈子能在中原做文物摄影师，你好幸运！”闫新法用地道的河南话大声道：“不是幸运，是相当幸运。”
我曾跟随首都博物馆首席摄影师、毕业于北大考古系的祁庆国穿过一条长长的秘密通道，到达首博的文物摄影室。做摄影多年，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相机。几百平米大的摄影室，祁庆国和同事们穿梭其中，身手轻盈，一根针掉下来似乎都能听得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是北大考古学风，也在79级学生祁庆国身上一览无余。他严谨、谦逊，日日求索，做展览、编书籍、做文化影像遗产研究、使博物馆信息化……“在研究中，我一方面需要采集各种影像，另一方面则是用这些影像向公众传播知识。文化遗产的实体保护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文化遗产的影像信息，传播给公众。”
新华社记者汪永基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他的桌上堆放的几十卷考古学书籍吸引着我，上前翻几页，内心顿时清凉。汪永基迷恋考古达数十年，后来幸运地成为一名大部分时间在拍摄考古的摄影记者。他去过的重大考古现场多达百余个。哪里有考古发现，汪永基定是最先到达现场的人之一。汪永基用深厚的考古知识工作，也从一个普通记者成了专家型记者。他现在已经是社科院考古所客座研究员，2001年，国家启动以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时空范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记者汪永基和数十位学者一起，成为这个国家级工程的一名成员。
平时，我什么时候给汪永基打电话，他不是在考古遗址现场就是在去考古遗址的路上。他说：“我百去不厌。”
新华社新疆分社武纯展在新疆做记者60年，他曾对我说：你信不？茫茫沙漠中的古迹已经像地图一样印在我的脑子里。
新疆被称为天然博物馆，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故道有很多遗迹。两千多年来，塔克拉玛干的流沙不知埋葬了多少古代文明。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武纯展持续参与新疆考古和文物古迹保护领域的报道，数十次随考古队进沙漠腹地登高原、走古道，观佛洞、访古城。1979年，武纯展执行丝绸之路报道任务，一直到1983年。他曾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端寻找和田地区的买力克尕瓦提古城遗址和约特干遗址；也曾探寻策勒县的丹丹乌力克古城和民丰的沙漠古城；去过洛浦县的古墓群，于田县的卡孜纳克佛寺；也参与了清理安迪尔河下游的阿克斯皮尔古城；拍摄若羌瓦石峡古城的古尸、米兰古城的佛寺遗址；在山普拉古墓群流连忘返……丝绸之路采访是武纯展记者生涯中最壮丽的经历。那些常年在沙漠腹地挖掘民族古文化瑰宝的学者的名字：沙比提、李遇春、柳晋文、阿合买提．热西提……80岁的武纯展现在还能脱口而出。“能和他们一起在漫漫沙海中寻旧访古，我三生有幸。”一次，坐飞机穿越塔里木盆地，武纯展对同行说：“准备好啊！再过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座汉唐时期古烽燧。”旋即，戈壁沙漠上一座古烽燧果然清晰地出现在人的视野中…… 我认识的文物摄影师和考古摄影师，都不约而同地表达职业幸福感和职业优越感。他们从隐蔽处走出来，周身携带着历史之光。70年代中期，北京青年胡锤从东北农场返城，1978年，成为故宫博物院摄影师。胡锤在故宫千锤百炼，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物摄影家之一。我不止一次听过胡锤发出这样感慨：“下班后，我常常在空无一人的故宫走走停停，看夕阳西下，不舍离开。我何等幸运成为一名能在故宫里工作的人，我何等幸运在这里一呆30多年！ ”
二
我用近10年的时间相继完成中国40余位重要摄影家访谈录和几十位新华社老摄影家的口述之后，开始把目光移向中国文物摄影家及考古摄影家。
选择做文物摄影师的个案进行梳理研究，全是因为我个人对这类摄影人群的隐秘的工作方式、神秘的精神世界有深深的好奇。我羡慕他们，他们离历史那么近；他们对历史对文物都有远远高于常人的认识；他们做的工作为人类生活所需要；他们每个人自己就是一座小小博物馆。
还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多需要安静一小会儿啊！我们的摄影，多需要安静一小会儿啊！
三
文物摄影师对我是个谜。 这是一群在历史的长河、浩瀚的世界里穿行的人，是一群有独到视野、经历和学识的人，是搞摄影却不把眼睛只盯着摄影的人，也摄影者中最孤独的人。
文物摄影师每天和原作接触，和古人的智慧接触。他们用多年时间疏通着自己的生命与历史、与艺术的通道。他们早已经不是单纯摄影者，而是用摄影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群人为文明、为历史到底留下了什么。
文物摄影是摄影里非常小的行当。那天和孙志军聊天，我两次脱口说：中国100多个文物摄影者……他两次严肃纠正我：没有那么多，几十个！我问孙志军：文物摄影师与其他摄影师的不同。他回答：文物摄影师是文物的解密者。
我认识的文物摄影师都强调情感在摄影中的作用：拍摄文物要对历史和文物都怀有深厚感情—我知文物，文物知我。谁说冰冷的文物它没有生命？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哭与笑？它没有恋爱和失恋？
考古学的求实精神和艺术精神打磨着这群独一无二的摄影师。他们身怀见血封喉之绝技，却从未高声大气。
四
考古学被公认为是近代学术史最辉煌的学问之一。人类过去的历史至少有两三百万年，绝大部分属于无文字可考的史前时期。人类对这一漫长时期的认识，主要依靠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的发现不断改写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增加人类自我认识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考古发现，人类就没有今天完整的自我认识。考古做的就是发掘、复原、研究过去人类及其与之相关的自然和环境。而摄影恰恰是考古的主要手段也是文物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文物摄影到现在也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而只是包含在考古专业中的一个课程。
文物历经天灾人祸，散逸毁伤，留下来的仅是凤毛麟角、九牛一毛。文物摄影者的工作愈发弥足珍贵：留存下来提供实证，传播出去以飨他人。
五
历史之中，你我共在。因着历史，文物摄影师注定不寻常；我们也因着文物摄影师，能持续感受历史的温度，暂时远离身边卑微的事物。
艺术往何处去？傅雷说：“往深处去。”文物摄影师正在暗夜里往深处去的那群人，他们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敬仰。他们寂静的劳动，早已变作点点启示之星，照亮我们贫乏鼓噪的社会，也照亮我们想接近历史的那颗心。
1972年，王苗（参与创办“四月影会”，香港《中国旅游》杂志主编），刚从农村插队回来，在家呆着没什么事。文物局谢辰生介绍她到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义务帮忙，不发工资，只给买张月票。王苗进了故宫，几位国宝级文物老师：吴寅伯、黄翔坤、罗哲文……正在故宫的武英殿给文物造册、给出去展览的文物留照片。王苗每天要把那些最珍贵的文物抱在怀里穿过武英殿的院子到拍摄室，然后做最简单的活：把盘子、显影、上光。老先生们工作起来悄没声息、心无旁骛，用不同的光线，把没有生命的文物拍得栩栩如生。
从那时开始，王苗学会严谨的构图、曝光，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哪怕是做一件小事、做不被人关注的事，都要一丝不苟。
1976年，王苗跟着文物摄影家彭华士拍中国的石窟。连续拍龙门、云岗后，1978 年开始拍敦煌石窟。敦煌研究所把一大串钥匙给了她，可以打开所有的门。王苗先是给彭先生打光，后来爬上爬下自己也参与了拍摄，师徒俩几乎拍摄了敦煌所有的重要石窟。王苗认定她后来的摄影道路与最初在故宫和敦煌的摄影经历密不可分。
敦煌研究院的孙志军1984年开始供职于敦煌研究院。他和我说起敦煌第一部4×5相机的来历：50年代初法国记者采访敦煌研究所，那记者要回国的时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说：请把你的相机卖给我吧！
在敦煌做摄影师对于孙志军有双重意义：学以致用，可以谋生；心有所安，可以谋心。敦煌成就了他的梦想，他便以一生回报敦煌。他全部作品只有一个主题，敦煌。他的重要课题是“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变”，敦煌的洞窟、敦煌周围的沙漠、河流、佛塔、树，以至敦煌的雪、风、雨……他的友人说：敦煌及周边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孙志军的脚印。有人问：“几十年的时间拍一个敦煌，可曾厌倦？”他回答：“只有回到敦煌才是真正的我，只有在敦煌我才有激情。”孙志军爱敦煌到发狂，却渐渐把工作进度放慢下来，他不希望老去打光拍摄：洞窟中壁画上的女子也有生命，哪经得起人老去折腾？
6月中旬，我们坐在新华社南门一个小餐厅中，孙志军说他今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心完全能静下来，能在洞窟中多一些无人的打搅的时光：“我要把自己全部的修为用在敦煌的拍摄中。”
国家博物院的女摄影师董清，少年起就跟着做考古学者的父亲一件件看文物并沉醉于文物背后的历史；儿时她总是在父亲讲的历史故事中沉睡过去，大一点被父亲“押着”抄线装书，抄讲义，抄了整整一米高；她被父亲带着见史树青、启功、王世襄、朱家溍……历史照亮了她的心，以及她未来的日子。上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进历史博物馆，如鱼儿放回了水，董清去了该去的地方。董清刚进馆，就与文物库房和保管员打道，看到保管员对待文物像自己疼爱的孩子一样，双手捧着文物，脚步缓慢，轻轻放在案上。一个小物什从茶几上掉下来，保管员吓得脸色苍白，身体竟然轻微发抖。董清从此知道她进的是宝地，做的是要搭上生命的工作。
董清拍摄了三万件珍品，其中最大的是重达875公斤的商代后母戊鼎，最小的是直径只有1.2厘米的鹅眼钱。准备为一件珍品拍摄前，她要想好几天，去翻书，去拜访专家。拍“马踏飞燕”，董清几夜睡不踏实：“怎么才能把昂首嘶鸣的马拍活了？前辈们曾多次拍过，我又怎能拍出不同和创新？”
河南省博物院闫新法在密不透风的博物院中一呆25年。20多万件文物，他亲手触摸过的就有一两万件：“别人看都看不见，咱能亲手摸啊！”郑州市古荥镇的西山遗址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闫新法去拍西山遗志出土的一个陶瓮，上面居然有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的指纹，“哎呀啊！那是啥感觉？” 中原出土的文物都很大很重，站在它们面前闫新法说有时心里都会害怕。我问在寂静的拍摄中，你是否会和那些文物说说话？闫新法说：“是，我和它们说话，但是我仰着头和它们说话。”
我说“闫新法你这辈子能在中原做文物摄影师，你好幸运！”闫新法用地道的河南话大声道：“不是幸运，是相当幸运。”
我曾跟随首都博物馆首席摄影师、毕业于北大考古系的祁庆国穿过一条长长的秘密通道，到达首博的文物摄影室。做摄影多年，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相机。几百平米大的摄影室，祁庆国和同事们穿梭其中，身手轻盈，一根针掉下来似乎都能听得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是北大考古学风，也在79级学生祁庆国身上一览无余。他严谨、谦逊，日日求索，做展览、编书籍、做文化影像遗产研究、使博物馆信息化……“在研究中，我一方面需要采集各种影像，另一方面则是用这些影像向公众传播知识。文化遗产的实体保护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文化遗产的影像信息，传播给公众。”
新华社记者汪永基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他的桌上堆放的几十卷考古学书籍吸引着我，上前翻几页，内心顿时清凉。汪永基迷恋考古达数十年，后来幸运地成为一名大部分时间在拍摄考古的摄影记者。他去过的重大考古现场多达百余个。哪里有考古发现，汪永基定是最先到达现场的人之一。汪永基用深厚的考古知识工作，也从一个普通记者成了专家型记者。他现在已经是社科院考古所客座研究员，2001年，国家启动以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时空范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记者汪永基和数十位学者一起，成为这个国家级工程的一名成员。
平时，我什么时候给汪永基打电话，他不是在考古遗址现场就是在去考古遗址的路上。他说：“我百去不厌。”
新华社新疆分社武纯展在新疆做记者60年，他曾对我说：你信不？茫茫沙漠中的古迹已经像地图一样印在我的脑子里。
新疆被称为天然博物馆，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故道有很多遗迹。两千多年来，塔克拉玛干的流沙不知埋葬了多少古代文明。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武纯展持续参与新疆考古和文物古迹保护领域的报道，数十次随考古队进沙漠腹地登高原、走古道，观佛洞、访古城。1979年，武纯展执行丝绸之路报道任务，一直到1983年。他曾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端寻找和田地区的买力克尕瓦提古城遗址和约特干遗址；也曾探寻策勒县的丹丹乌力克古城和民丰的沙漠古城；去过洛浦县的古墓群，于田县的卡孜纳克佛寺；也参与了清理安迪尔河下游的阿克斯皮尔古城；拍摄若羌瓦石峡古城的古尸、米兰古城的佛寺遗址；在山普拉古墓群流连忘返……丝绸之路采访是武纯展记者生涯中最壮丽的经历。那些常年在沙漠腹地挖掘民族古文化瑰宝的学者的名字：沙比提、李遇春、柳晋文、阿合买提．热西提……80岁的武纯展现在还能脱口而出。“能和他们一起在漫漫沙海中寻旧访古，我三生有幸。”一次，坐飞机穿越塔里木盆地，武纯展对同行说：“准备好啊！再过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座汉唐时期古烽燧。”旋即，戈壁沙漠上一座古烽燧果然清晰地出现在人的视野中…… 我认识的文物摄影师和考古摄影师，都不约而同地表达职业幸福感和职业优越感。他们从隐蔽处走出来，周身携带着历史之光。70年代中期，北京青年胡锤从东北农场返城，1978年，成为故宫博物院摄影师。胡锤在故宫千锤百炼，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物摄影家之一。我不止一次听过胡锤发出这样感慨：“下班后，我常常在空无一人的故宫走走停停，看夕阳西下，不舍离开。我何等幸运成为一名能在故宫里工作的人，我何等幸运在这里一呆30多年！ ”
二
我用近10年的时间相继完成中国40余位重要摄影家访谈录和几十位新华社老摄影家的口述之后，开始把目光移向中国文物摄影家及考古摄影家。
选择做文物摄影师的个案进行梳理研究，全是因为我个人对这类摄影人群的隐秘的工作方式、神秘的精神世界有深深的好奇。我羡慕他们，他们离历史那么近；他们对历史对文物都有远远高于常人的认识；他们做的工作为人类生活所需要；他们每个人自己就是一座小小博物馆。
还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多需要安静一小会儿啊！我们的摄影，多需要安静一小会儿啊！
三
文物摄影师对我是个谜。 这是一群在历史的长河、浩瀚的世界里穿行的人，是一群有独到视野、经历和学识的人，是搞摄影却不把眼睛只盯着摄影的人，也摄影者中最孤独的人。
文物摄影师每天和原作接触，和古人的智慧接触。他们用多年时间疏通着自己的生命与历史、与艺术的通道。他们早已经不是单纯摄影者，而是用摄影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很少人能意识到这群人为文明、为历史到底留下了什么。
文物摄影是摄影里非常小的行当。那天和孙志军聊天，我两次脱口说：中国100多个文物摄影者……他两次严肃纠正我：没有那么多，几十个！我问孙志军：文物摄影师与其他摄影师的不同。他回答：文物摄影师是文物的解密者。
我认识的文物摄影师都强调情感在摄影中的作用：拍摄文物要对历史和文物都怀有深厚感情—我知文物，文物知我。谁说冰冷的文物它没有生命？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哭与笑？它没有恋爱和失恋？
考古学的求实精神和艺术精神打磨着这群独一无二的摄影师。他们身怀见血封喉之绝技，却从未高声大气。
四
考古学被公认为是近代学术史最辉煌的学问之一。人类过去的历史至少有两三百万年，绝大部分属于无文字可考的史前时期。人类对这一漫长时期的认识，主要依靠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的发现不断改写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增加人类自我认识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考古发现，人类就没有今天完整的自我认识。考古做的就是发掘、复原、研究过去人类及其与之相关的自然和环境。而摄影恰恰是考古的主要手段也是文物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文物摄影到现在也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而只是包含在考古专业中的一个课程。
文物历经天灾人祸，散逸毁伤，留下来的仅是凤毛麟角、九牛一毛。文物摄影者的工作愈发弥足珍贵：留存下来提供实证，传播出去以飨他人。
五
历史之中，你我共在。因着历史，文物摄影师注定不寻常；我们也因着文物摄影师，能持续感受历史的温度，暂时远离身边卑微的事物。
艺术往何处去？傅雷说：“往深处去。”文物摄影师正在暗夜里往深处去的那群人，他们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敬仰。他们寂静的劳动，早已变作点点启示之星，照亮我们贫乏鼓噪的社会，也照亮我们想接近历史的那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