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季，“二十四孝”突然又在中国流行起来。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的天蟾舞台在8月初开始预告新戏，请大家关注《二十四孝》的演期。位于上海的毅成出版社則编印了一本《二十四孝暨女子二十四孝图传汇编》，在传统“二十四孝”的基础上增加了24则女孝子的故事。该书刊印目的相当正能量，就是希望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变了味。
　　1947年，抗战期间的汉奸嫌疑人黄鹤亭自辩时说：“我事母至孝，曾割股作汤、疗治母病，何能助敌伪作恶？”媒体报道此案时，也用了“审汉奸发现孝子”这样的标题，而非“汉奸蠢到割股疗亲”。
　　民国作家周瘦娟的母亲在1944年因癌症病逝后，对外宣传中也有如下一节，“太夫人苦节40年，并曾割股疗亲，向以节孝为乡里所称道。”
　　记者中也不乏“割股疗亲”的支持者。《申报》记者许承绪甚至身体力行，他病逝时，《申报》的相关报道中突出强调了他的这一事迹，没觉得有分毫不妥，还赞叹道：“其孝思之笃，尤令人钦景，足风末世。”
　　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不乏对“割股疗亲”的褒扬，抱有这种倾向的作者乐于将传闻中的成功案例归因于此，结果血案频发。
　　1946年11月6日，《星光》所刊发的《割乳疗亲，孝子丧命》一文中，男主叫卞建章，时年18岁，江苏盐城人，在一家药材行任职。其父卞福运时年50岁，家道小康，有稻田数十亩。1946年夏，父子为避匪乱逃到无锡，代人耕田度日。
　　这年10月，卞福运患了伤寒，医治无效，卞建章偷偷持菜刀将胸部的肉割下数块，血流如注，几致昏厥。他勉强用布包扎起来，而后以人肉与青菜同煮，侍奉老父，同时更进汤药。卞福运的病情略见起色，卞建章就因创口发作而气绝身亡。
　　其实这样的血案当时早有，教训也相当惨痛。五四运动后三个月，上海瘟疫流行，浦东一家火柴厂的工人邵仲友的母亲染病后命在旦夕。他读过些古书，想到“割股疗亲”之事，决心效仿，于是偷偷割掉一块左肱肌肉，煎汤奉母，没想到母亲病重，竟难咽下肉汤，还是去世了。邵仲友既悲且痛，晕了过去，姐姐见他血流满襟，赶紧送他去治疗。
　　传统著史者一直在美化“割股疗亲”的自愿性，然而事实是，因被洗脑而自愿割股者固然有之，但违逆本性的自残愚孝大多是道德压迫的结果。这种道德压迫在民智渐开的年代行不通，但并未销声匿迹。
　　1939年初，福建纱花巨商詹鸿琳在上海经营“聚丰泰记纱花”，他的长子詹信贤娶了兆芳照相馆馆主的三女儿史仁德。詹信贤患肺痨久治不愈，詹鸿琳的妻子遂逼史仁德“割股疗夫”。当时媒体报道称，史仁德觉得生无可恋，回娘家看望父母时曾想倾诉一番，不料父亲生病，她便没提起此事。回家后，婆婆再三逼迫，她实在是忍受不了，便吞药自尽了，年仅25岁。
　　对于这些愚昧之行，1947年，作家丁页奋笔疾书，严加斥责，可还是无法唤醒那些愚孝之人，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