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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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慈善有自己的方式,是基于我们自己对财富和慈善的理解之上的。
  慈善只是财富的聚聚散散中的一个环节,能够遵从这个环节,并在其中达成一种自我的修炼才是中国人所应该有的一个慈善观。
  
  


  财富背后的天职
  文陈玉萍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 年5 月20 日,远东联合江苏投资联盟的6 家企业,包括雨润食品集团、红豆股份、利安达服装集团、月星集团、一德集团、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远东慈善基金会。首批到位的慈善基金数目将超过1 亿元,其中,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远东控股集团为中国的8296 万残疾人每人捐献一元钱,出资8296 万元人民币。
  
  被误读的慈善
  蒋锡培说起自己做慈善是非常早的事情,1992 年的时候,他在陕西投了将近100 万元办了一个工厂,支援当地创办企业,还有敬老院、希望小学等。
  说起远东慈善基金会的缘起,蒋总说:“今年的3 月,央视《对话》的制片人找到我,比尔·盖茨的夫人要到中国来做一期《对话》栏目,希望我跟她作为嘉宾,看我是不是有时间?我说这是好事,我来参加。到了月底,盖茨夫人没能成行。但是慈善这个事情谈开了,而且5 月20 号马上就要到了,央视二频道也为了慈善公益年专门做了一些事情,远东公司也正有这方面的想法。远东本身17 年来一直帮助做残疾人的事情,曾经先后安排过近2000 个残疾员工来就业,至今仍有将近1000 个残疾员工。以前我们想通过一些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来实现助残愿望,我们找了几家,其中包括我们的残联,残联说最好把这个钱捐到我们这边,我们一年当中按照规定捐赠出去百分之八九十。但是我们希望把助残工作做成能持续发展的项目,使更多的残疾人长期得到帮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远东慈善基金会很快成立了。批一个慈善基金会至少要半年,在地方要3 个月到半年,这个事情得到民政部领导的关心支持,远东只用20 来天的时间就批下来了,赶上5 月20日助残日。
  事后,基金会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蒋锡培激动地说: “从事慈善事业,并非远东集团或我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说是为了所谓的沽名钓誉。因为这是远东集团一贯的价值观体现。作为市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细胞,企业要想生存发展,不但要保持自身生态体系的和谐与均衡,而且要保持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均衡,更要保持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均衡。”他也呼吁中国企业超越相对狭隘的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天地,把经营企业看作是对员工、政府、公众和社会的责任与天职。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他发现,残疾人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一无用处,事实证明他们是能够自食其力的,而且是建设企业的重要力量。随着远东的迅速发展,残疾人在远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工人群体。
  作为一个企业,毕竟安排残障人士就业的岗位有限,而且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主业发展的方向,不可能变成一个安置残障人士的纯福利机构。他说远东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主业+ 基金”的模式。在主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基金投资的方式进入其他产业领域,远东慈善基金是远东基金投资的一种方式。一个新事物的出现,社会上有人不理解是正常的,有质疑才能促成一项事业更富有成效地开展。
  远东慈善基金并非一个救济性的慈善项目,而是一个面向残疾人的创业基金,这是他从远东残疾人员工身上发现的创造力而逐步思考成熟的。残疾人的项目,一定是面向残疾人就业的产业。我更希望从远东慈基金中孕育出出色的残疾人企业、残疾人企业家,向世人证明,在中国,残疾人不光能自身其力,而且能创业,创成业。
  
  


  不独与鱼,授人以渔
  在蒋锡培看来,慈善历来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
  古人云: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最早的“大同”思想。可见,中国的慈善文化很早就出现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全社会的普通百姓的思想之中,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它要求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家庭,慈爱自己的亲人,还要力尽所能地帮助社会中所有的人,让社会中所有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包括自己做的慈善事业受到某些人的质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式慈善始终难以走出沽名钓誉、别有用心和被人猜疑的窠臼?蒋锡培说,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因为当前假的东西还是很多,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东西都有。当前人们做很多事都是利益动机驱使,慈善更容易被人所质疑。另一方面是因为慈善被误读,一说起慈善,人们就跟施舍联系起来,其实真正的慈善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帮助别人渡过难关、自食其力。而非让别人成为自己的附庸或寄生虫,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人格,我们不希望用施舍去夺取别人的人格,而是帮助残疾人建立起更健全的人格。
  这也是基金会的意义,不独与人鱼,而是授人以渔,他们掌握了一技之长,就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而生存。我们理解质疑的动机,不会过多地把时间浪费在为所做的事情辩解上,只有当一项事业有所成的时候才能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支持。
  创造财富让人尊重,拥有财富也让人尊重、用好财富更让人尊重。企业和企业家都是社会的公民,一个公民拥有一份权利,同时也有了一份责任。美国的公益精英已经有了惠及世界的眼光,蒋锡培说:“我想每一位拥有成就感的中国企业家或者企业,目标一定不仅仅是拥有财富,更有拥有财富惠及社会的理想。”
  
  中国人的财富观
  文符仁观
  
  曾记《人权宣言》中煞有介事地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放在20 年前,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私有财产有什么神圣性可言?人的神圣性和他有多少钱有什么干系?可是今天,我们越来越关注“私有财产入宪”的话题,也在朝着将私有财产神圣化的路数上进化。其实,西方式的产权观念进入中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且到今天也没有取得它在西方的神圣地位。这种产权观念是以人和自然的对立为基础的,人可以在神的授权之下对物进行占有,这种想法在西方也没有多么长久的历史,甚至不会超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唯有到了个体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这种产权观念才算基本成形。《人权宣言》同样是这种个体主义的结果。
  而在中国,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就不曾产生过彻底的私有财产的观念。在有皇帝的时候,天下的一草一木都是皇帝的,甚至和皇帝血脉相连,每个人的“财产权”不过就是临时的使用权而已,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财”者, “裁”也,不过就是截取山林河泽的某一部分用来养育人类而已,根本就谈不上 占有。就算不考虑皇帝,山林河泽也是大家公有的,并不因为是你“裁”来的就归你所有。但这一点还要考虑到“封建”的因素,在周代,天子将全国都封给了同姓异姓的王侯,这相当于承认了封建势力对当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财富仍旧是属于天子的。大概来说,中国人的财富观就是在层层封建的基础上形成的。
  


  更有趣的是,“裁”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养人,因此,有意囤积就会使财富不能发挥养人的作用,从而给据有者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所以守财奴是很被人瞧不起的。李白说,“千金散去还复来”,财富就是要这样散散聚聚地才能达到养人的目的,否则就要适得其反了。
  现在所谓的“财富二代”为人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好奇某人的万贯家财的去向,或者羡慕二世子的先天条件,而是要看两代人之间的财富散集,这不只关系到财富,也关系到家族的生齿和命运。
  西方产权观念的进入,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中国人的财富观,直到今天,土地、矿产、水利、能源等关键资产仍旧是国有的。“寓富于民”也不过是说把财富放到老百姓那里,而将私人财产大规模转移海外不但受到国家的监管,老百姓也多少觉得这是不光彩的行为。在太原的五一广场,北京某位知名的地产商并不英俊的肖像在假装热情地邀请煤炭大亨来京置业,而当地人说,谁买这样的房子就是将山西的钱拿到外面去花,是背叛了家乡的。更不要说“亲兄弟、明算账”招来的指指点点了。笔者并不是说财产的私有化就是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而是说,上述公有的观念至今仍旧是中国人财富观的重要侧面,而且对中国人的慈善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替天行道与替国行善
  文龚继才
  
  


  通常来说,我们总是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作中国人对慈善的核心表达,这不能算错,但似乎没有注意,这句话是对大同之世的描述,并非是一种慈善的号召。试想,怎么能够让一个乞丐用侍奉自己母亲的条件去侍奉一个员外的母亲呢?要理解中国人的慈善,还是要从历史上说起。
  中国的历史几乎是由无数次“乱治循环”构成的,而慈善便产生于乱世。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将财富与道德关联在一起,将人区分成四个类别,德财兼备者、有财无德者、有德无财者和无德无财者。既然财富是天下共有之物,在圣明治下必然是德财相符,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应与其德性相符,无德无财者活该生活困苦,为富不仁者也必遭宋江一类的侠客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不劫积善有余人家,也不济咎由自取之人。而在乱世,天道沦丧,盗贼四起,德财相符无法保障了。替天行道的人也就多起来,劫富济贫成了贫弱之人的指望和孔武好斗者的理想。同时,开仓放赈的人也多起来。两者共同救济的就是那些有德无财的倒霉蛋,而所谓“无辜之人”,因为毕竟天良未泯,也被看作是有德之人,得以靠着侠客或善人的帮助而继续苟活于乱世。
  这么说,好像中国的富人自古以来真的就不那么热衷慈善,至少在国家安定的时候,有德之人过得不好都是国家的责任,全不干其他人的事,如果跳出来做慈善,那岂不是越俎代庖?而我自己过得好,不过是因为我祖上有德,才有资格过上万人企羡的好日子。事情也不尽然,即使是在大治之世,也难免会有天灾人祸,洪水、地震、干旱等严重灾难的频繁发生虽然会被归咎为皇帝之过,国家也会发放赈济,但任何地方上的绅士富甲都不会对此视若无睹。中国很多历史悠久的慈善组织都是在灾荒中产生的,而且大多都是在当地士绅、官吏和富商的推动下成立的。慈善事业也在补国家之不足,说到底,国家也是天命之物,在国家力不能及之处,便会有善人济之。
  到了明代中叶之后,情形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万历、正德两位皇帝,一个和大臣怄气几十年,一个只热爱木匠活,两朝下来,将整个国家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国家赈灾能力衰弱到了极点,社会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抵御灾难。民间的善堂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几个大型商帮都将急公好义当作了自己的基本信条,不论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土匪、外族的军事掠夺,民间善堂都极为有效地履行了慈善的义务。到了清代,由于对外族统治的不信任和雍正朝之后的官僚体系的迅速腐败,民间善堂一直持续地承担着为一方御灾抗难的任务。民国衰世,国家几经战乱,民间的慈善机构就更加不可或缺了。民间善堂体现了中国慈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慈善行为的地方性。大多数富商绅士都将自己的家乡作为首要的帮助对象,所谓富贵还乡,总是要为乡里做点好事才行,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乡党制度的影响,守望相助是一乡的重要义务,另一方面也将跨地域的慈善需求,比如黄河水患和西北干旱推给了国家。
  地方绅士之所以乐衷善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不能平白看孺子入井、老人伏道而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财富本身就要求一种“散聚循环”,唯有舍财行善才是常保富贵的不二法门。今人容易用因果报应来解释古人,似乎他们很关心自己的前世今生,但当时人们更关注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转世轮回,而是子孙后代的幸福要依赖自己的善行,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至于靠慈善行为来改善自己在六道轮回中的遭遇,还不过是不久之前才得到重视的。
  
  我的天使和我们的天使
  文陆近思摄影储可为
  
  


  南美洲有一个传说,唇腭裂的孩子是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爱笑的天使没有翅膀,嫣然一笑就能飞翔。
  中国的一对夫妇因为他们新生的孩子是诸神中的一位而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为的是帮助这些神灵能够在人间重展笑颜。这一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0 万人次的捐款,善款总额达到1400万人民币,完成手术近400 例,医疗队行程逾万里,志愿者已达数百人。在爱心的召唤下,还将有越来越多的唇腭裂患儿在嫣然天使基金”的帮助下重展笑颜。
  
  天使. 爱. 慈善
  我从没想过要演一辈子戏,要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但为了女儿,我知道我一辈子要做的就是基金会”。也许是因为当了爸爸,李亚鹏变得和善许多,尤其提到妻子王菲和自己天使般的女儿,更是显出难得的温柔。
  “之前因为女儿的关系,一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把工作放下了,但一个人的职责不只有家庭的, 我的公司不能停下来,家里的事情结束之后,就拍剩下的戏了。因为在拍这个戏的时候,中间还在搞慈善晚宴,我们公司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忙基金会,当时太忙了..”
  “基金会成立快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善款也达到了1400 多万元,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慈善医疗队,去了新疆、贵州、广西等很多地方而他最看重的慈善晚宴,今年选在上海了,12 月8 日。”
  在这之前,最让他感动的是,有个小孩子在接受了赞助后,捐了5 元钱给基金会,还说长大了也要去帮助别人,也许那只是他的零用钱,钱也不多,但这件事情还是让人很感动。
  李亚鹏坦言:我觉得我搞基金会不是希望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基金会来帮助大家,而且也不是要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口号,我希 望通过这个行为去帮助很多人,唤醒很多人的心。今年我还是会把精力放在基金会上,一个是晚宴,一个是更好地完善些规章制度。
  无可否认的是“嫣然天使基金”已经逐渐成为大中华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专项公募基金之一。2006 年12 月26 日晚,“嫣然天使基金爱心圣诞”慈善晚宴,当晚,两岸三地上百位艺人到场,近300家媒体赶赴现场参与报道,成为2006 年最具星光也最为盛大的一次慈善晚宴,同时也让公众第一次领略到了“嫣然天使”爱的力量。“一个不幸的开始竟让很多很多人在那个万众瞩目的爱心之夜感受并见证了善良的力量、集体的力量。这就是结果。”
  用基金会内部人士的话来说:“这些数字背后,在帮助这些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位志愿者经历的那些无数温馨的时刻,无数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感受到了助人的的愉悦,我们在净化自己心灵的同时,也在净化着这个世界。原本以为说这些唇裂的孩子是神灵只是美好的祝愿。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是神灵或是缺陷,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个社会。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些没有翅膀的天使‘嫣然一笑就能飞翔’,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为了我们的天使
  这个由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嫣然天使”专项救助基金,专为援助贫困的唇腭裂儿童而设立,基金正式启动之时,李亚鹏、王菲夫妇为该基金捐款100 万元。让李亚鹏夫妇很感动的是,在他们有筹建这个基金会的想法后,身边的很多好友就陆续加入到捐献的队伍中来,包括即将生孩子的陈建斌、蒋勤勤夫妇、孔祥东、范冰冰、刘嘉玲、柯蓝、秦海璐、吴大维、王学兵、张纪中、景岗山、赵薇、郑钧、张瑶、赵琳、李小冉,目前一共有20 位明星慷慨解囊。“大家一听说这件事,没有犹豫,二话没说就捐了。”对于明星们每个人认捐的数目,则是个秘密。
  其实早在2006 年9月,李亚鹏夫妇有了建立这个基金的想法,他们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提交了申请,并捐献10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因为之前和红十字合作过救助白血病人的‘小天使’行动,有了前一次的合作基础,这次合作非常顺利,对方也是非常支持。”
  让唇腭裂患儿拥有一张纯真的笑脸,对我国贫困家庭的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手术,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重展笑颜。当时,李亚鹏发表在博客上的一篇“把爱传出去”的博文感动了无数善良的人们,点击率超过百万。“把爱传出去”这句发自肺腑的心声,已化成所有热心公益、富有爱心的人们的具体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李亚鹏还是他的基金都是那么地单纯。嫣然天使基金的单纯之处仅在于它所服务对象单一度上。无独有偶,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李亚鹏的“嫣然”还是与他同为影视名人李连杰的“一基金”都是因为发起者在困境之后产生一种理解,使之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让他们的心中善心勃发,源于中华文化的埋藏在他们心里底层的某种力量瞬间化成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让他们对自己将要从事的事业产生的是神圣感与使命感,慈善一词此时已经不能完全地表达出他们心中所有的愿望。而将天下所有唇裂的婴儿看作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把天下所有需要救助的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都能够让他们产生了胸怀天下的气势。或许他们心中的天下只是中国,或许还更大。但无论怎样,达者兼济天下之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作了现实。
  
  慈善一定不是赎罪
  文洛英摄影滕科
  
  


  在《胡润百富》的慈善榜上,黄怒波排名第九位,2003—2007 年共捐款1. 87 亿元,用于文体和社会公益事业。除了中坤地产董事长的显赫身份,黄怒波更是诗歌界的活跃人物。关于慈善事业,他这些年也低调地做了很多事。聊起慈善,他也有很多的话要说。
  
  民企是慈善的主力
  中国人大都是慈善家。小时候,尽管我及我们都很穷,但总有政府号召、学校组织、单位动员捐钱、捐旧衣服给那些比我和我们更穷的人。那时,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就差去要饭了。
  “乐善好施”,据说,是中国人的美德,依我看,是全人类的美德。我到非洲去登山,很小的旅馆里有一个美国佬,整天在那儿帮上帮下,原来,他是来做义工的。每年都来,已经六七年了。这种境界,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近年来,慈善风突起,大家比着捐款行善,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那乐呵呵、胖乎乎、精兮兮的王健林老总,产业做的红透了半边天,慈善事业也领了头。还弄了个“2005 CCTV 经济人物”,似乎是以行善为主了。
  替他高兴,替地产界高兴,替中国的企业家们高兴。但仔细想想,此乎有些不对劲。你说吧,目前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铺天盖地骂的都是奸商,都在算奸商的暴利、纳税。都在问,为什么不捐款,不回报社会,上不到慈善家的榜上?动不动,就拿盖茨说事。
  这好好的慈善事业,本身有许多的问题要回答、要解决。如果,到了捐款、行善等同于奸商“赎罪”,这事情就很麻烦了。
  一方面,据国家统计,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说明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贡献。这是什么?这是最大的善。你创业,国家不管你,谁也不管你,你必须自己玩,风险自抗。犯法,关你;亏损,笑你;富了,骂你、杀你。税务把你当严查对象,社会时不时把你拎出来,把你当负面教材。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心境?把企业办好,多纳税,多解决就业,多养活员工,已经超出民营企业家本身挣钱的意义。不捐款、不慈善就说你没良心。捐款行善了,又说你早该这样。捐款捐少了,又说你有问题,你该“赎罪”。这是什么逻辑?
  
  中坤的捐助逻辑
  中坤不大不小,也捐了一些钱,到今天有1. 875 亿元。包括之前又向诗歌界宣布捐赠的3000 万。你们知道吗?宣布之后,有许多人想不通,说中坤现在有钱了,烧得慌,到处捐钱。我们曾帮过中坤,他用过我们的无形资产,为什么不把钱给我们?诗歌界嘀咕,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捐钱?
  哭笑不得。能捐出3000 万,加上以前捐过的五六百万,确实现在的诗歌界难以理解。其实,就这么简单,我是个诗人。我希望推动中国诗歌的复兴,不过如此。
  我们另外捐的钱,大致如下:
  集团向社会各界捐赠和捐助慈善款等1.875 亿元,其中包括:
  1. 宗教、文化事业:11705 万元
  2. 慈善及公益事业:3076 万元
  3. 教育、卫生、体育事业:360 万元
  4. 社团:1500 万元
  以后不会再捐学校了。为什么呢?很多人,很多单位热衷捐学校、捐医院,热衷于为此命名。中坤捐了这么多钱,没有要求一个命名。许多人不了解,捐了学校,会给贫困地区带来一大堆麻烦。在许多贫困山区,捐了学校、盖了校舍、名也命了,如果不再继续下去,那个学校会很难生存下去。首先,教师钱谁来付,日常费用谁来付。你捐的,别人也不好再捐,你为什么没有本事一直捐下去。很多人走了,他们不知道留下了问题。中坤知道,因为中坤的旅游景区都在 比较贫穷的地方。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捐的一些钱,是不是全部或者真的用在教育上和老百姓身上。你说我们能没有想法吗?海啸我们捐了100 万,辽源大火我们又捐了100 万,诸如此类。但是,得有人告诉我们捐的款干了什么?
  在美国,海啸的时候,我们美国的企业想捐款,但没有一家政府接收,全部要求购买指定物品,送到该地。我认为中国慈善事业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赎罪”的钱不能花得不清不楚,所以能不打击大家捐款的积极性吗?这么说吧,捐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款,到现在,没收到过一封感谢信。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中坤曾捐过一个庙,叫梓路寺,位于黄山宏村,那庙原是唐贞观年间而建,气势非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彻底毁败了。有和尚劝我捐,有居士劝我做善事,看它残壁断垣,满地凄凉,我心生恻隐。再者,那灵隐寺是在宋代仿它而建,更增添其无数神秘色彩。原以为捐了1000 来万,2000 万足矣。所以,按中国人的习惯,就捐庙拜佛,积德行善吧。
  经过中国佛学院佛教建筑大师释怀善的设计,这庙规划得庄严肃穆,规模宏大。算下来,吓一跳,竟达到8000 万之多。内有佛像1500 多尊,有和尚近百名,真正成为一佛教圣地。
  庙,是国家部门同意修复的。设计,是经过佛教界广为论证的,怎能停下来不捐了?请的监院严藏大师,是佛教界的新秀,又兼着湖南佛教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国内外知名。常与他谈禅论道,颇为投缘,倒铁了心把8000 万捐足。
  后来也有许多居士、佛教信徒,纷纷要求捐款、捐物、捐庙。中坤一概不干,怕的是人家议论中坤借机敛钱。再者,这样的大善事独家做完算了,也符合中坤的性格特点。捐了8000 万修庙、供和尚,倒没听见有人说风凉话,估计怕佛祖惩罚。但自此,这上下各界伸手的奇多无比,都认为你有钱,做那么大的善事,也应该有钱再普撒露珠,尽散柳叶。带来的麻烦太多了。
  有的地方捐了钱,到账之后,就会忘了你是谁了。一个项目、活动因你捐款而启动,它在媒体上只字不提,全变成他们自己如何的能干、有功劳。生气之下不捐了,他又来磕头求你。有的地方,你捐第一次时,他还跟你喝一顿大酒。第二次时,他觉得是应该。第三次时,他会问你为什么不给。你说好玩吧!
  
  


  慈善背后的解释
  我们的钱,是拼着身家性命,一块一块挣来的,要犯法,早就抓去了;要坑人,早被全国人民拿板砖拍死了。国有企业那么大,垄断行业那么多,这暴利如此之高,凭什么不捐呢?我知道,因为他们是国有资产,捐了,有流失之嫌。那上市公司呢,我知道,因为股东利益第一,捐了,股东不干。可这民营企业也是国民财富啊。你有一个良好的慈善机制,你把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弄得好好的,不要今天骂奸商,明天论长短。民营企业发展得好了,怎么会不捐款行善呢?这国有企业的老总要的是“位置”、“业绩”,这民营企业的“暴发户”们,腰兜鼓了大多要的是“名”,要不,干嘛争那个慈善第几名呢?当然了,绝大多数人讲的是回报,讲的是回报社会,讲的是为子孙积阴、积德。
  捐了那么多款,从没办过退税、免税,这个机制也很有问题。别以为西方企业家道德高尚,是他们的机制要求他们,在进行捐赠慈善的同时,解决企业的合理避税,这是真正动力所在。我国要学就学这样的机制,国有、民营、外资都一个样,那慈善事业必将飞黄腾达。
  当然了,说的这些话,与眼下的精神不知道符不符。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可能不敢说,也不想说。我想说,我敢说的是,我们捐这么多,我们还会继续捐。那是凭良心做事,凭企业文化做事。
  你们看,又得拼命挣钱解决就业,养活员工、家小。我们还得向公众、社会解释我们不是坏人,不是奸商。我们又得继续投资,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响应国家号召把民营经济搞上去。还得向别人解释我们不是骗子,我们真的有钱。然后,我们富了还不敢露富,还要积极捐赠,“赎罪”。这也算是一种活法吧!
  
  善与人同
  文章童
  
  最近20 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仍旧承袭了从前民间绅士、善堂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西方慈善观念的影响。粗略地说,西方的慈善观是以“爱”为核心的,既然上帝爱这个俗世上的众生,那些不幸的人就应该得到幸运的人的帮助,这也是上帝对世人的普遍要求, “要爱你的邻人”,因此,西方的教会一直就是重要的慈善力量,他们办学、办医院、怜恤孤独,都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西方的慈善与国家的关系不大,他们既不指望国家,也不责难国家,因为他们真正的王国在天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的慈善事业首先关注的是教民,然后才能轮到“异教徒”,甚至可能对异教徒的苦难视而不见,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信仰给自己招致了灾难,这和我们传统上靠个人德性来判断其应得之幸福的视角有很大差别。
  


  但是如今,由于大多数率先富裕起来的人开始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他们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接受了西方式的产权观念,将自己的财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慈善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责任,而是成了布施,善与财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捐助者开始关注被捐助者的感激,被捐助者也有意抵抗对方对这种感激的渴望。最近几年陆续出了几次企业家因为被捐助的大学生不肯和自己联系而中止捐助的事情,专家、媒体对此众说纷纭。一方面,我们总觉得,行善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对方的冷漠就失去价值,也就是常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雷锋虽然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典型,但其行为本身恰是体现了这种传统价值才被广泛认可的。以追求感激为目的的慈善看起来只能当作一种捐助,离慈善的境界太远了。另一方面,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也同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被捐助者的冷漠也同样令人费解。原本再自然不过的“施报”关系,就因为产权观念进而是慈善观念的变化而使所有人都感觉到无比的别扭。前面的文章中,黄怒波提到的命名式的学校捐助的困境无疑也是因此而起。有学者建议,我们要建立一种彻底西方式的匿名的慈善机制,由专门的慈善机构来隔断捐助者与被捐助者的情感联系。这种没心没肺的想法乍看起来很有道理,而且与世界接轨,但你觉得捐助者的慷慨大义和被捐助者的感激涕零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吗?一个冰冷的中介机构何以承担如此凝重的感情呢?说到底,中国慈善事业的困境不是制度的,而是文化的,只能与所有的文化危机放在一起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并寻找到合适的出路。
  明代中期,民不聊生之际,李卓吾曾经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乱世名言不能当真理看,慈善虽要救人出困苦,但既然是“慈”是“善”,就总是含着既救人身,又救人心的目的。孟子说,善与人同是君子的最高境界,慈善的至高目的是使更多的人起善心,行善事。狭义上,要使所有力所能及的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毕竟,天下苦难那么多,不是靠财富阶层就能够有太多改善的。广义上说,要使被捐助者,或者旁观者在慈善事业当中体会到与人为善的美好,“大家都要做成龙大哥这样的人”。慈善不只是捐助,同时也是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不只出在胡润所说的有钱人的抠门,同时也要思量,是不是所有拿得出钱的人就都配得上“慈善”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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