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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任其昌，被誉为“陇南文宗”，他为官仅几年就辞官归乡讲学，并非是因厌恶官场黑暗腐败而退隐，而是怀抱着培养后学的热情与理想，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着家国命运。任其昌的诗文充满了对历史的关注和对山河的热爱。研究任其昌诗文，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晚清近代甘肃的文学与学术状况。
关键词：任其昌 陇南文宗 晚清 甘肃 诗歌 文章
任其昌，字士言，甘肃秦州人，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一说生于道光十一年，见龚喜平《甘肃近代部分作家生平辩正及其他》一文），卒于1900年。任其昌作为晚清甘肃的重要文人，主讲天水、陇南书院数十年，被誉为“陇南文宗”。其诗文卓著，著有《敦素堂文集》《敦素堂诗集》各八卷。
一.任其昌生平简介
任其昌为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户部主事。据《清史列传》记载，任其昌为官仅仅几年，就告归故里讲学了。“十二年，以母老养归，遂不出......既告归，闭门教授，主天水、陇南各书院讲席垂三十年，弟子著录者数百人。其教人先经史，旁逮古文辞，尤以躬行为本。陇南素朴僿，自是士习一变。”[1]对于任其昌的辞官，目前可见的说法都归结为任其昌厌恶官场黑暗腐败，不愿同流合污的个人原因以及妻子在京病死、母亲老病待养的家庭原因，给人造成一种任其昌心灰意冷、归隐还乡之感，但事实上，他并非因一味消极地厌恶官場而辞官，而是选择了归乡讲学作为另一种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方式。其辞官告归的理由，在《赠巨子馥赴官张掖序》一文中说得较为充分，“余维学校者，天下之大命也。谷帛以活人身，诗书以养人心。经世长物之道，扶伤救敝之法，悉于士乎？是责而于学乎？是取故士习之臧否，气运之盛衰，因以之为天下之大命，岂妄言哉。今之学校可慨矣。官尸素而视生徒为路人，生徒泮涣而视官如赘疣。”[2]从此文可看出，官场黑暗、官吏尸位素餐、官民之间关系紧张漠然固然是任其昌辞官理由的一部分，但他并非要消极逃离这种状态，而是选择了用讲学塑造理想士人的方式来面对、选择了怀抱着去改变这种局面的热情和希望而辞官的。文章开头写道“光绪己丑秋，巨子馥赴官张掖，时余东游华山，留书告别。”可见此文的写作时间当为光绪己丑年冬（1889）或更后，此时距离任其昌辞官讲学已经十余年，但从行文中可看出，他依旧怀抱着培养扶伤救敝之士的热情和理想，不悔于弃官从教的选择，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的“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师’的责任。”他从教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合格的士去扶伤救敝，是在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全面认识任其昌辞官的原因，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任其昌的思想为人，儒家思想是一直滋养、影响任其昌的精神养分，他并不是一位消极避世的隐者，而是一位有担当的教育家。
任其昌“弃政从教”的选择，使家乡“士习一变”，因此被誉为“陇南文宗”。霍松林先生的父亲也曾师从任其昌，他在《松林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父亲霍众特......中秀才后入陇南书院从任山长深造......父亲住陇南书院多年，亲承任山长教导，品学兼优，是当时年纪最轻的高材生。”[3]任其昌主讲陇南各书院时期内，秦州进士及第中举的有八九十人之多，无论从文化教育普及的角度还是从培养士人的角度来看，在晚清甘肃，任其昌都是功不可没的。
二.任其昌诗文创作
任其昌有《敦素堂文集》八卷、《敦素堂诗集》八卷，《秦州直隶州新志》、《蒲城县志》；未刊的有《八代文鈔》，纂辑未成的有《史评》、《史臆》、《三礼会通》等。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浸养的士人，任其昌的诗文也体现出其对经史的学习和体悟，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融史于文：厚重的历史感
《清史列传》认为任其昌的诗文特色为：“所为古文，风力雅近宋人。晚年尤肆力于诗，宗法少陵。”[4]《清史列传》评其“风力雅近宋人”，纵览任其昌的散文，既有先秦诸子的遗风，也有宋人笔记的哲史探求，思辨性强，历史感厚重。
首先，从文体角度看，任其昌的文文体种类丰富，《敦素堂文集》八卷中，囊括了论说类、书牍类、祝祷类、序跋类、碑志类、记体文等文体，卷一主要收录了讨论兵制、经济、治国理政方法的文章，从中可看出，任其昌为文充满了对历史的思考，且思辨性极强，有《瞽说》《法制》《风俗》《人心》《主术》《用人》《纳谏》《课吏》《训士》《安民》《理财》《练兵》《策敌》等篇目，此卷大概是任其昌培养后生的重要讲义，也是他的思想智慧精华所在。
卷二主要为论说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了评说，包括了《六国论》《赵武灵王论》《段熲论》《荀彧论》《王日不辞玉清昭应宫使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王安石论》《读荀子上》《读荀子中》《读荀子下》《张氏勉学斋说》。
卷三、卷四、卷五、卷六主要为记体类、序跋类、书牍类、碑志类、祝祷类文章，虽然文体具备，但多为应酬之文，或祝寿、或墓表、或诔文......整体文学价值不够高，文学性、思想性不足。但各体皆工，也不愧于“文宗”的美誉。
卷七和卷八分别为《史臆》和《史评》，卷七主要对历史上的君王进行了评点，卷八《史评》主要针对《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论。从其文集各篇题目即可看出，其文章一大特色便是融文学与史学为一体，历史感厚重，以议论为主。
诗歌方面，任其昌多将自己的读书体会、特别是对史的体会写作入诗，有《读史杂感三十首》《咏史》《读史口号》《咏史小乐府四首》等。王权在《任其昌墓表》中提到：“君之学，尤长于考订史事，晚年复以治经为归宿，所为诗、古文，皆能到近代作家所未到。”[5]这个评价虽稍有过誉之嫌，但对任其昌善治经史的定位，颇为中肯。
（二）地域特色与乡土情怀
任其昌的诗文，还展现出了甘肃独特的地域特色，对于了解晚清甘肃风土人情大有裨益。
其中，描写麦积山的有文《游麦积山记》（《敦素堂文集》卷三），诗有：《至麦积山》《读崖间断碣》《登牛耳堂》等。 《游麦积山记》中，介绍了麦积山命名的由来为“山在州治东南约百里，由甘泉东行十余里，两山环抱，曰‘峡门’。峡尽稍平旷，突见孤峰侧立当路，左右无倚，形似农家麦堆。”[6]文章描写了麦积山山间松风、石洞、树木、瑞应寺，且记录了当时保存的佛像及石刻情况：
“山半镌佛菩萨像，长数丈，颜色剥落，略辨眉目，然日光所及，金碧犹烂然。北向入石门，壁间多前人诗碣，诗皆工，惟前明山左冯惟为最著。又西向石级十余层，缘崖镌罗汉像约数百。西上又一石门，亦石级。崖间凿三洞，洞一佛像皆石，洞顶作井干形，塓以灰泥，书《法华经》，绘事极工。......崖上镌字迨遍，然皆不可读，唯宋人蒋之奇、游师雄题名，了了可辨。游书四行，大七、八寸，似颜鲁公。蒋书二行，大二寸，反似黄山谷。”
任其昌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各佛洞的位置、佛像，且对石刻上的书法和诗文进行了分析，足以看出他较为扎实的文学与书法功底。作为一篇游记，除了对人文景观的描绘，自然也少不了对麦积山自然风光的描写：“时日方出，光映松桧，满山皆金翠晃耀。北望众山，参错盘亘；南北两涧，分流其下，水声铮铮，如鸣珩佩。倚树听之，久益清越。”[7]
与《游麦积山记》类似的，还有《游石门说》，都以描写山景为主，在八卷《敦素堂文集》中，仅有这两篇游记，而两篇游记都同时记录了家乡的风景，因此显得格外珍贵，也表现出了任其昌对家乡的热爱。
詩歌方面，《至麦积山》、《登牛耳堂》两首内容与《游麦积山记》大致无异，另有描写甘陇地区日常风景的诗，如：
“寒树依微落照边，山城日暮倍萧然。溪中水涸穿冰井，郭外风高起灶烟。”（《清水县晚眺》）
“陇首何峨峨，一年三过此。征夫怀前路，坚冰苦道阻。......霜气寒裂指，攒辔心怔忡。”（《关山》）
“沙石路纵横......寒犬前村吠，荒鸡野店鸣。”（《咸宜关早发》）
荒、寒、苦，生动地写出了西北地区的荒凉与严寒，其诗文所展现出的甘陇地区独特的地理风貌，对于丰富西北风景名胜文献资料做出了贡献。从某种角度上看，他的诗歌还带着边塞诗的余韵，在盛唐千年之后的晚清，回荡着寒凉的绝唱。
总体而言，任其昌的作品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且带有西北地域特色，对于了解晚清西北文人及其创作情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提倡“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进一步关注和了解西北地区历史上的文人、文学与学术情况，也是时代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2]《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 清代诗文集汇编 719 敦素堂文集 敦素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编.甘肃历代文学概览.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4.
[4]龚喜平.甘肃近代部分作家生平辩正及其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6）.
注 释
[1]《清史列传》卷七三，第5984-59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清代诗文集汇编》719册，《敦素堂文集》卷五，第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霍松林《松林回忆录》第6-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清史列传》卷七三，第5984-59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任其昌 陇南文宗 晚清 甘肃 诗歌 文章
任其昌，字士言，甘肃秦州人，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一说生于道光十一年，见龚喜平《甘肃近代部分作家生平辩正及其他》一文），卒于1900年。任其昌作为晚清甘肃的重要文人，主讲天水、陇南书院数十年，被誉为“陇南文宗”。其诗文卓著，著有《敦素堂文集》《敦素堂诗集》各八卷。
一.任其昌生平简介
任其昌为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户部主事。据《清史列传》记载，任其昌为官仅仅几年，就告归故里讲学了。“十二年，以母老养归，遂不出......既告归，闭门教授，主天水、陇南各书院讲席垂三十年，弟子著录者数百人。其教人先经史，旁逮古文辞，尤以躬行为本。陇南素朴僿，自是士习一变。”[1]对于任其昌的辞官，目前可见的说法都归结为任其昌厌恶官场黑暗腐败，不愿同流合污的个人原因以及妻子在京病死、母亲老病待养的家庭原因，给人造成一种任其昌心灰意冷、归隐还乡之感，但事实上，他并非因一味消极地厌恶官場而辞官，而是选择了归乡讲学作为另一种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方式。其辞官告归的理由，在《赠巨子馥赴官张掖序》一文中说得较为充分，“余维学校者，天下之大命也。谷帛以活人身，诗书以养人心。经世长物之道，扶伤救敝之法，悉于士乎？是责而于学乎？是取故士习之臧否，气运之盛衰，因以之为天下之大命，岂妄言哉。今之学校可慨矣。官尸素而视生徒为路人，生徒泮涣而视官如赘疣。”[2]从此文可看出，官场黑暗、官吏尸位素餐、官民之间关系紧张漠然固然是任其昌辞官理由的一部分，但他并非要消极逃离这种状态，而是选择了用讲学塑造理想士人的方式来面对、选择了怀抱着去改变这种局面的热情和希望而辞官的。文章开头写道“光绪己丑秋，巨子馥赴官张掖，时余东游华山，留书告别。”可见此文的写作时间当为光绪己丑年冬（1889）或更后，此时距离任其昌辞官讲学已经十余年，但从行文中可看出，他依旧怀抱着培养扶伤救敝之士的热情和理想，不悔于弃官从教的选择，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的“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师’的责任。”他从教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合格的士去扶伤救敝，是在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全面认识任其昌辞官的原因，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任其昌的思想为人，儒家思想是一直滋养、影响任其昌的精神养分，他并不是一位消极避世的隐者，而是一位有担当的教育家。
任其昌“弃政从教”的选择，使家乡“士习一变”，因此被誉为“陇南文宗”。霍松林先生的父亲也曾师从任其昌，他在《松林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父亲霍众特......中秀才后入陇南书院从任山长深造......父亲住陇南书院多年，亲承任山长教导，品学兼优，是当时年纪最轻的高材生。”[3]任其昌主讲陇南各书院时期内，秦州进士及第中举的有八九十人之多，无论从文化教育普及的角度还是从培养士人的角度来看，在晚清甘肃，任其昌都是功不可没的。
二.任其昌诗文创作
任其昌有《敦素堂文集》八卷、《敦素堂诗集》八卷，《秦州直隶州新志》、《蒲城县志》；未刊的有《八代文鈔》，纂辑未成的有《史评》、《史臆》、《三礼会通》等。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浸养的士人，任其昌的诗文也体现出其对经史的学习和体悟，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融史于文：厚重的历史感
《清史列传》认为任其昌的诗文特色为：“所为古文，风力雅近宋人。晚年尤肆力于诗，宗法少陵。”[4]《清史列传》评其“风力雅近宋人”，纵览任其昌的散文，既有先秦诸子的遗风，也有宋人笔记的哲史探求，思辨性强，历史感厚重。
首先，从文体角度看，任其昌的文文体种类丰富，《敦素堂文集》八卷中，囊括了论说类、书牍类、祝祷类、序跋类、碑志类、记体文等文体，卷一主要收录了讨论兵制、经济、治国理政方法的文章，从中可看出，任其昌为文充满了对历史的思考，且思辨性极强，有《瞽说》《法制》《风俗》《人心》《主术》《用人》《纳谏》《课吏》《训士》《安民》《理财》《练兵》《策敌》等篇目，此卷大概是任其昌培养后生的重要讲义，也是他的思想智慧精华所在。
卷二主要为论说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了评说，包括了《六国论》《赵武灵王论》《段熲论》《荀彧论》《王日不辞玉清昭应宫使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王安石论》《读荀子上》《读荀子中》《读荀子下》《张氏勉学斋说》。
卷三、卷四、卷五、卷六主要为记体类、序跋类、书牍类、碑志类、祝祷类文章，虽然文体具备，但多为应酬之文，或祝寿、或墓表、或诔文......整体文学价值不够高，文学性、思想性不足。但各体皆工，也不愧于“文宗”的美誉。
卷七和卷八分别为《史臆》和《史评》，卷七主要对历史上的君王进行了评点，卷八《史评》主要针对《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论。从其文集各篇题目即可看出，其文章一大特色便是融文学与史学为一体，历史感厚重，以议论为主。
诗歌方面，任其昌多将自己的读书体会、特别是对史的体会写作入诗，有《读史杂感三十首》《咏史》《读史口号》《咏史小乐府四首》等。王权在《任其昌墓表》中提到：“君之学，尤长于考订史事，晚年复以治经为归宿，所为诗、古文，皆能到近代作家所未到。”[5]这个评价虽稍有过誉之嫌，但对任其昌善治经史的定位，颇为中肯。
（二）地域特色与乡土情怀
任其昌的诗文，还展现出了甘肃独特的地域特色，对于了解晚清甘肃风土人情大有裨益。
其中，描写麦积山的有文《游麦积山记》（《敦素堂文集》卷三），诗有：《至麦积山》《读崖间断碣》《登牛耳堂》等。 《游麦积山记》中，介绍了麦积山命名的由来为“山在州治东南约百里，由甘泉东行十余里，两山环抱，曰‘峡门’。峡尽稍平旷，突见孤峰侧立当路，左右无倚，形似农家麦堆。”[6]文章描写了麦积山山间松风、石洞、树木、瑞应寺，且记录了当时保存的佛像及石刻情况：
“山半镌佛菩萨像，长数丈，颜色剥落，略辨眉目，然日光所及，金碧犹烂然。北向入石门，壁间多前人诗碣，诗皆工，惟前明山左冯惟为最著。又西向石级十余层，缘崖镌罗汉像约数百。西上又一石门，亦石级。崖间凿三洞，洞一佛像皆石，洞顶作井干形，塓以灰泥，书《法华经》，绘事极工。......崖上镌字迨遍，然皆不可读，唯宋人蒋之奇、游师雄题名，了了可辨。游书四行，大七、八寸，似颜鲁公。蒋书二行，大二寸，反似黄山谷。”
任其昌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各佛洞的位置、佛像，且对石刻上的书法和诗文进行了分析，足以看出他较为扎实的文学与书法功底。作为一篇游记，除了对人文景观的描绘，自然也少不了对麦积山自然风光的描写：“时日方出，光映松桧，满山皆金翠晃耀。北望众山，参错盘亘；南北两涧，分流其下，水声铮铮，如鸣珩佩。倚树听之，久益清越。”[7]
与《游麦积山记》类似的，还有《游石门说》，都以描写山景为主，在八卷《敦素堂文集》中，仅有这两篇游记，而两篇游记都同时记录了家乡的风景，因此显得格外珍贵，也表现出了任其昌对家乡的热爱。
詩歌方面，《至麦积山》、《登牛耳堂》两首内容与《游麦积山记》大致无异，另有描写甘陇地区日常风景的诗，如：
“寒树依微落照边，山城日暮倍萧然。溪中水涸穿冰井，郭外风高起灶烟。”（《清水县晚眺》）
“陇首何峨峨，一年三过此。征夫怀前路，坚冰苦道阻。......霜气寒裂指，攒辔心怔忡。”（《关山》）
“沙石路纵横......寒犬前村吠，荒鸡野店鸣。”（《咸宜关早发》）
荒、寒、苦，生动地写出了西北地区的荒凉与严寒，其诗文所展现出的甘陇地区独特的地理风貌，对于丰富西北风景名胜文献资料做出了贡献。从某种角度上看，他的诗歌还带着边塞诗的余韵，在盛唐千年之后的晚清，回荡着寒凉的绝唱。
总体而言，任其昌的作品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且带有西北地域特色，对于了解晚清西北文人及其创作情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提倡“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进一步关注和了解西北地区历史上的文人、文学与学术情况，也是时代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2]《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 清代诗文集汇编 719 敦素堂文集 敦素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编.甘肃历代文学概览.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4.
[4]龚喜平.甘肃近代部分作家生平辩正及其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6）.
注 释
[1]《清史列传》卷七三，第5984-59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清代诗文集汇编》719册，《敦素堂文集》卷五，第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霍松林《松林回忆录》第6-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清史列传》卷七三，第5984-598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9册，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