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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已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他向全党同志敲响了关于执政的“三个警钟”：要谨慎掌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防止政权出现政治危机；要竭力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防止政权出现经济危机；要努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防止政权出现领导危机。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深刻的执政忧患意识，毛泽东才得以领导全党在执政后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项工作，并且保持了政权的稳定。
关键词：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6-0146-05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那段时间，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时期。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革命即将胜利、政权即将到手而麻痹松懈。相反，他在胜利面前保持了头脑的高度清醒，对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后所面临的各方面困难和考验，做了充分的估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向全党同志敲响了关于执政的“三个警钟”。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在西柏坡时期已经形成。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深刻的执政忧患意识，毛泽东得以领导全党在执政后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项工作，并且保持了政权的稳定。深入研究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鉴于学术界对此研究得还不够充分，本文试图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一、谨慎掌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防止政权出现政治危机要巩固革命政权，避免政权出现政治危机，就必须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保持高度警惕，就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注意方法和策略，以确保取得斗争的胜利，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此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敲响的第一个警钟就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他认为，我们必须学会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①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已经预见到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必将长期存在。为此他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②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只有政权保持足够强大，才能够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国内外阶级敌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明确指出了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将是全面的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等各方面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还要进行外交斗争。第二，阶级斗争的形式将会更加复杂多样，既有公开的斗争，也有隐蔽的斗争。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要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谨慎掌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对于执政以后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点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③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点。
对于执政后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认为要区别对待。对官僚资产阶级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毛泽东警告说：“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④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大力争取，力争他们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对于他们的私人资本，既要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又要加以限制。毛泽东很有预见性地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⑤毛泽东警告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我们必须谨慎掌握政策。如果限制太死，甚至企图提前消灭他们，就会犯“左”倾错误；反之，对其放任自流，不加节制，则会犯右倾错误。
对于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他预料到，帝国主义会对新政权采取敌视的态度。“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⑥因此我们必须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成为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盟友。而对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⑦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认为，“有生意就得做”，因为这对我们有好处。总之，为了巩固人民政权，我们同帝国主义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讲究策略，讲究方法。
对于执政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式，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同志注意隐蔽的斗争。他告诫全党同志：“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⑧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的武力反抗是公开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捧场和腐蚀是隐蔽的阶级斗争。在敌人的武力反抗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敌人的捧场和腐蚀可能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我们要谨防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被捧杀、被腐蚀、被收买，要谨防在隐蔽的阶级斗争中打败仗。
党要在执政后的阶级斗争中赢得胜利，必须有可靠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因此党必须认真地团结他们，“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团结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他认为，要巩固党对农民的领导权，就要在分给农民土地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这样，农民才会对党信服。“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同志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而绝不能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与不法资本家在经济战线上开展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以及后来开展的“五反”运动，都证明了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民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些都说明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外交方面，我们党曾经公开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并很快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这对于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包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我们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未雨绸缪，及早制定了应对阶级斗争新形势的方法和策略，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才会那么顺利。
二、竭力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防止政权出现经济危机要从根本上巩固政权，仅有阶级斗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更为迫切的问题。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痛苦。战争结束后，党和政府只有大力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吃得饱，穿得暖，安居乐业，才会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敲响的第二个警钟就是关于经济建设和民生问题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了防止政权出现经济危机，毛泽东强调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严厉告诫说，如果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就会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将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失去民心，站不住脚。
对如何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两点对策：
第一，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过多次。西柏坡时期，他看到这个问题很快就要摆到全党同志面前，所以提得更加突出。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要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全党都要提出这个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进一步要求全党同志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下决心学会做经济工作，要用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二，要求全党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掌握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要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掌握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他一贯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于党在执政以后的经济方针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首先提醒全党注意，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党关于经济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制定的。
接下来毛泽东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党对于各种经济成分应当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对于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的官僚资本，必须采取坚决没收的政策。只有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才能确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要对其消极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对私人资本主义放任自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甚至急于消灭私人资本，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对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不能任其自流。毛泽东警告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对于对外贸易，必须采取相应的“统制政策”。毛泽东强调：“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对于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和考验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为了克服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和考验，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做经济工作，提醒全党正确把握经济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新政权陷入经济危机是颇为有效的。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从根本上稳定市场物价，并促使财政经济状况好转，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断言，中国共产党将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在等待着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之类的说法。但是历史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党和政府通过组织“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给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1950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很快使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战线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结束了连续12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连国内外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赞佩，并叹之为“奇迹”。这个胜利的取得，与全党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努力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本领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努力钻研业务，成为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这是我们党成功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防范经济危机的可靠保证。 三、努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
防止政权出现领导危机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要成功执政，首先必须把自身建设好。只有坚持不懈地搞好执政党建设，党才能拥有健康的肌体、强壮的体魄，以抵御各种不良因素的侵蚀，才能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才不会出现领导危机。毛泽东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向全党同志敲响的第三个警钟就是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如何才能“预防这种情况”呢？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一个“务必”意在告诫全党同志充分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在胜利面前不要产生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甚至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毛泽东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做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些话都是很有警示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绝不能认为只要政权到手就可以安享胜利果实。相反，革命的遗留任务还需要继续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已经摆在全党面前。而现代化建设对于全党同志来说，尤其是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同志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这个新课题，只有谦虚谨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认真钻研现代化建设这门科学，才能胜任领导工作。如果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晒功劳簿，那就很难虚心学习新知识，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因言行上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而出现领导危机。第二个“务必”意在告诫全党同志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胜利面前不要产生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能不能在执政以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个最直观的尺度。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的是心系人民群众的无私胸怀，摒弃一切私欲的浩然正气，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强党性。只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坚持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做头等大事，我们党才能在“糖弹”面前不打败仗，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牢牢掌握领导权。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所包含的两大作风，连同他在七大上总结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教育全党同志切实践行“五大作风”，是执政党建设的重中之重。有了这“五大作风”，我们党就能够始终保持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断提升执政兴国的能力，就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领导核心，打造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
为了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务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六条规定：一是不做寿，二是不送礼，三是少敬酒，四是少拍掌，五是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的制定和执行，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形成一个良好的党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除了提出“两个务必”之外，在准备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的时候，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是“进京赶考”，而且“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关于李自成失败教训的话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提到过。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并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做了深刻总结。毛泽东对这篇论文非常重视，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且将其列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毛泽东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毛泽东在即将进北京时旧话重提，实际上表达了与“两个务必”一样的意思：进京不是去享乐，而是去接受执政的考验，接受人民的考试。如果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中国共产党人就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功败垂成，遗恨千古。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当年敲响的警钟绝非多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发现多起干部贪污案件。1951年11月，中共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迅速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广泛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的。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判处死刑。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曾经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对此评论说：“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党中央从严治党、严惩贪污腐败的上述举措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敲响的“三个警钟”，敏锐地抓住了党在执政后面临的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等三个关键问题，充分表明他在西柏坡时期就已经有了深刻的执政忧患意识。保持这种执政忧患意识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身处太平盛世，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似乎可以不必再有忧患意识了。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的政党来说，树立忧患意识显得更为必要。我们在看到既有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存在的不足。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问题依然不能忽视，也不容回避。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全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为此，我们要像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时期那样，不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正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并及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只有在前进的道路上警钟长鸣，我们才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1433、1431、1432、1435、1427、1437、1437、1437、1437、1439、1432—1433、1433、1438、1438—1439、1438、1443页。③⑥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262、146页。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158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责任编辑：南武
关键词：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6-0146-05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那段时间，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时期。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革命即将胜利、政权即将到手而麻痹松懈。相反，他在胜利面前保持了头脑的高度清醒，对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后所面临的各方面困难和考验，做了充分的估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向全党同志敲响了关于执政的“三个警钟”。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在西柏坡时期已经形成。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深刻的执政忧患意识，毛泽东得以领导全党在执政后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项工作，并且保持了政权的稳定。深入研究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鉴于学术界对此研究得还不够充分，本文试图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一、谨慎掌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防止政权出现政治危机要巩固革命政权，避免政权出现政治危机，就必须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保持高度警惕，就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注意方法和策略，以确保取得斗争的胜利，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此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敲响的第一个警钟就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他认为，我们必须学会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①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已经预见到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必将长期存在。为此他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②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只有政权保持足够强大，才能够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国内外阶级敌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明确指出了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将是全面的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等各方面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还要进行外交斗争。第二，阶级斗争的形式将会更加复杂多样，既有公开的斗争，也有隐蔽的斗争。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要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谨慎掌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对于执政以后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点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③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点。
对于执政后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认为要区别对待。对官僚资产阶级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毛泽东警告说：“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④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大力争取，力争他们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对于他们的私人资本，既要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又要加以限制。毛泽东很有预见性地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⑤毛泽东警告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我们必须谨慎掌握政策。如果限制太死，甚至企图提前消灭他们，就会犯“左”倾错误；反之，对其放任自流，不加节制，则会犯右倾错误。
对于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他预料到，帝国主义会对新政权采取敌视的态度。“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⑥因此我们必须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成为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盟友。而对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⑦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认为，“有生意就得做”，因为这对我们有好处。总之，为了巩固人民政权，我们同帝国主义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讲究策略，讲究方法。
对于执政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式，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同志注意隐蔽的斗争。他告诫全党同志：“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⑧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的武力反抗是公开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捧场和腐蚀是隐蔽的阶级斗争。在敌人的武力反抗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敌人的捧场和腐蚀可能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我们要谨防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被捧杀、被腐蚀、被收买，要谨防在隐蔽的阶级斗争中打败仗。
党要在执政后的阶级斗争中赢得胜利，必须有可靠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毛泽东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因此党必须认真地团结他们，“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团结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他认为，要巩固党对农民的领导权，就要在分给农民土地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这样，农民才会对党信服。“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同志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而绝不能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与不法资本家在经济战线上开展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以及后来开展的“五反”运动，都证明了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民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些都说明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外交方面，我们党曾经公开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并很快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这对于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包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我们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未雨绸缪，及早制定了应对阶级斗争新形势的方法和策略，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才会那么顺利。
二、竭力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防止政权出现经济危机要从根本上巩固政权，仅有阶级斗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更为迫切的问题。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痛苦。战争结束后，党和政府只有大力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吃得饱，穿得暖，安居乐业，才会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敲响的第二个警钟就是关于经济建设和民生问题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了防止政权出现经济危机，毛泽东强调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严厉告诫说，如果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就会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将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失去民心，站不住脚。
对如何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两点对策：
第一，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过多次。西柏坡时期，他看到这个问题很快就要摆到全党同志面前，所以提得更加突出。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要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全党都要提出这个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进一步要求全党同志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下决心学会做经济工作，要用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二，要求全党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掌握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要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掌握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他一贯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于党在执政以后的经济方针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首先提醒全党注意，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党关于经济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制定的。
接下来毛泽东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党对于各种经济成分应当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对于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的官僚资本，必须采取坚决没收的政策。只有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才能确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要对其消极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对私人资本主义放任自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甚至急于消灭私人资本，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对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不能任其自流。毛泽东警告说：“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对于对外贸易，必须采取相应的“统制政策”。毛泽东强调：“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对于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经济困难和考验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为了克服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和考验，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做经济工作，提醒全党正确把握经济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新政权陷入经济危机是颇为有效的。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从根本上稳定市场物价，并促使财政经济状况好转，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断言，中国共产党将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在等待着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之类的说法。但是历史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党和政府通过组织“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给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1950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很快使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战线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结束了连续12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连国内外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赞佩，并叹之为“奇迹”。这个胜利的取得，与全党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努力学习做经济工作的本领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努力钻研业务，成为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这是我们党成功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防范经济危机的可靠保证。 三、努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执政党，
防止政权出现领导危机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要成功执政，首先必须把自身建设好。只有坚持不懈地搞好执政党建设，党才能拥有健康的肌体、强壮的体魄，以抵御各种不良因素的侵蚀，才能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才不会出现领导危机。毛泽东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向全党同志敲响的第三个警钟就是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如何才能“预防这种情况”呢？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一个“务必”意在告诫全党同志充分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在胜利面前不要产生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甚至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毛泽东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做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些话都是很有警示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绝不能认为只要政权到手就可以安享胜利果实。相反，革命的遗留任务还需要继续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已经摆在全党面前。而现代化建设对于全党同志来说，尤其是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同志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这个新课题，只有谦虚谨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认真钻研现代化建设这门科学，才能胜任领导工作。如果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晒功劳簿，那就很难虚心学习新知识，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因言行上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而出现领导危机。第二个“务必”意在告诫全党同志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胜利面前不要产生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能不能在执政以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个最直观的尺度。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的是心系人民群众的无私胸怀，摒弃一切私欲的浩然正气，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强党性。只有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坚持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做头等大事，我们党才能在“糖弹”面前不打败仗，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牢牢掌握领导权。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所包含的两大作风，连同他在七大上总结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教育全党同志切实践行“五大作风”，是执政党建设的重中之重。有了这“五大作风”，我们党就能够始终保持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断提升执政兴国的能力，就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领导核心，打造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
为了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务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六条规定：一是不做寿，二是不送礼，三是少敬酒，四是少拍掌，五是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的制定和执行，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形成一个良好的党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除了提出“两个务必”之外，在准备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的时候，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是“进京赶考”，而且“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关于李自成失败教训的话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提到过。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并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做了深刻总结。毛泽东对这篇论文非常重视，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且将其列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毛泽东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毛泽东在即将进北京时旧话重提，实际上表达了与“两个务必”一样的意思：进京不是去享乐，而是去接受执政的考验，接受人民的考试。如果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中国共产党人就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功败垂成，遗恨千古。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当年敲响的警钟绝非多余。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发现多起干部贪污案件。1951年11月，中共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迅速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广泛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的。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判处死刑。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曾经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对此评论说：“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党中央从严治党、严惩贪污腐败的上述举措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敲响的“三个警钟”，敏锐地抓住了党在执政后面临的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等三个关键问题，充分表明他在西柏坡时期就已经有了深刻的执政忧患意识。保持这种执政忧患意识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身处太平盛世，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似乎可以不必再有忧患意识了。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的政党来说，树立忧患意识显得更为必要。我们在看到既有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存在的不足。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问题依然不能忽视，也不容回避。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全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为此，我们要像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时期那样，不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正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并及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只有在前进的道路上警钟长鸣，我们才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1433、1431、1432、1435、1427、1437、1437、1437、1437、1439、1432—1433、1433、1438、1438—1439、1438、1443页。③⑥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262、146页。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158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责任编辑：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