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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教育的参与主体，其非理性消费的衍生和蔓延因涉及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塑，各方教育力量就不能是局外人和旁观者，矫正青少年非理性消费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育人力量的统合。
工业社会的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1]。调查显示：中国90后在借贷市场中占比高达49.31%，位居亚洲同龄人首位，其中28.57%的人进行消费贷款[2]，这里面不乏通过借贷进行消费，以满足其攀比心理、虚荣心理、自卑心理、从众心理的。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到底是出于对个人“真需求”的满足还是“假精致”的崇奉，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成为了不得不辨识的课题。
一、青少年非理性消費的内蕴及其表征
中国文化语境中对于“青少年”无一致性的界说，一般泛指13～19岁的人群，即生理上越来越成熟、心理上越来越独立的青年和少年的统称。这个群体是当今中国消费群体中的新兴力量。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退缩的人生观、野心的投机主义是胡适先生提出的“少年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3]，这种障碍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全成长。其中，“醉生梦死”的现代典型表征即一些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衍生和蔓延。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Fromm E）讲过：“消费主要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4]，“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5]，“消费及生活方式偏好，包含有敏锐的判断力，它使我们同时具有独特的认同或区分他人品味的判断能力”[6]。一般来说，青少年的消费主要是个人消费中的购置型消费，即以金钱购买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其中，“花的钱多”不一定是非理性消费，“花的钱少”也不一定是理性消费。评判青少年消费理性与否的标准不完全在于金钱量额的投入，消费动机对于判别青少年消费是否理性更为重要。比如，缘于真正的学习需求，在家长或者老师的引导下购置昂贵的教育物件不是一种非理性消费;然而，以学习需求为借口，意在满足“精致”生活以在朋辈之间炫耀而购置昂贵的教育物件则是一种非理性消费。
青少年处在思想意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时期，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会催生一种以消费为媒介实现切身参与、体验社会生活的需求。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 H）将人的非理性消费视作“人的需求被歪曲”，理性的消费是“用真实的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放弃压制性的满足”[7]。以此为基础可窥知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过程逻辑：“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满足”—“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联系”[8]。
青少年非理性消费包括非理性消费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非理性消费行为，至少指涉四种情境：其一，处在幼小的年龄阶段，青少年与自身年龄不相称的消费。比如，崇尚奢侈的化妆品、昂贵的首饰、名贵的衣物，一味追求潮牌、名牌的消费。其二，自身不具备充足的购买力，青少年超越自身经济条件的消费。比如，无经济来源，却在别人面前“撑门面”，为表现出具备充裕的消费条件而借钱消费。其三，家庭经济基础无法满足其消费需求，青少年超越自身家庭经济实力的消费。比如，即便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还是要求，甚或逼迫长辈购置昂贵的流行产品。其四，家长对于青少年消费提出要求，青少年超越家长理性限定标准的消费。比如，未能按照家长的理性要求与安排，一意孤行或者擅自作主置办价值并不适切物件的消费。显然，这四种非理性消费的情境既有叠合，又有不同，共同指向青少年不具备消费条件，却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进行消费的行为，消费本身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它更多是在满足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另外，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主体是青少年自身，不能将长辈对晚辈表达关爱，甚或溺爱的消费归入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范畴。
非理性消费是青少年对于个人“真需求”的曲解、“假精致”的追崇，凸显出一些青少年人生目标缺失、人生定位混乱、人生意义模糊、人生价值虚空，更有甚者为了得到金钱、为了满足私利和欲念可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以致丧失了价值感和奋斗精神。缺少信仰是青少年一代的弊病，其中一些青少年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来自对其消费需求的满足，意在达至一种外在的美感和内在的快感。可是，外表的华丽不代表内心的纯美，阔绰的花销不代表自我的富足，无视“真需求”、崇尚“假精致”的消费留下的是空虚还是满足虽因人而异，可长远看却存有让青少年养成骄奢的观念和行为的隐患。
二、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归因及其辨识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人的成长的三个场域，青少年观念的培育和行为的培养受到其所在的场域环境的影响，辨识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原因，则要具体分析三种场域存在的致使这一现象产生的具象要素。
（一）家庭场域
青少年非理性消费始于家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家庭可支配收入疾速增长。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提高了长辈对晚辈物质投入的家庭期待，相伴相生的是长辈对晚辈（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宠溺，典型表征即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让孩子的消费不受约束。而且，长辈的非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是孩子仿习的样例，亲子间的长期交往促成青少年非理性消费习性的沾染与养成。另外，留守青少年是当前非理性消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孩子长期远离父母，可以拿到足以让其生活富足有余的财物作为生活保障，且消费不受干预，而亲情的缺失让留守青少年偏好在消费，甚或在挥霍中寻求存在感，以弥补精神的虚空。再者，青少年的思想处在尚未成熟的养成期，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惯常以感性替代理性主导消费选择。如果正处于行为叛逆的青春期，还会对家长外在的束缚产生本能的排斥，偏好选择非理性消费作为其张扬个性、展现自我的手段。
（二）学校场域
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教育实践场和问题衍生域，青少年时期人的知识修习、理念培塑、人格养成多在与教师、同学交往之中发生，学校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意义重大。一般来讲，“人们在消费中的满足感，就有赖于拥有或消费被社会约束的、合法的文化商品”[9]。现在学校多以统一校服的方式预防青少年之间攀比之风的滋生，可是一些学生的校服里是品质低劣的服饰，而另一些学生穿的是更光鲜华丽的衣物;一些学生穿路边摊上的廉价鞋，另一些学生穿名贵的跑鞋等。显见的是，当今学生攀比的手段花样百出，学校的统一要求很难消除学生内在的对于彼此差别的认同。进一步讲，当前一些地区的教育生态仍然是分数主导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甚或区域教育质量评价，一些学校将学科知识的习得置于首位，好学生的标准是成绩好，其他素养的培塑降格为知识习得的“陪饰”，高强度的学习让学生产生精神上的压迫感，尤其是学业偏弱的学生偏好以高额的消费凸显其在学校的成就感与存在感。而且，学校周边的商店受到利益驱使，为青少年的消费需求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也促使了青少年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出现。 （三）社会场域
从人的“感受”层面来说，正因为人们对于社会压力消化得不够，才瞄准能让人感到幸福的消费[10]。此处提到的消费“绝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其中“记号”正是消费品附带的对于消费者产生的社会作用[11]。对于青少年来讲，“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12]，“人们哄骗大家尽量多买，并且在钱不够之时就买”[13]。特别是近些年，商业消费文化的鼓吹与怂恿，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鼓噪与推动，使得纸醉金迷的消费主义正在消解经济适用的简朴主义[14]。其中，商家诱导性消费是青少年非理性消费产生的主要因素，购物的优惠、便捷的支付、明星的代言、商家的推荐、商品的视觉冲击等诱惑让青少年能够体验空泛的顾客至上带来的优越感和满足感。而且，当今社会是一种制造需求的社会，社会生产的产品越多意味着人消费的需求量越大，“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15]，青少年的消费需求被社会的生产导向牵引。此外，智能时代的来临让青少年借助互联网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心理上过早成熟，对于成人世界、成人化生活的向往和追逐也衍生出非理性的消费需求。
概言之，家庭、学校、社会三种场域中的诸多因素为青少年精致生活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可是，前述青少年通过非理性消费实现的精致生活多是一种与人的理性生活中的“真需求”背离的“假精致”，而“假精致”主导下的“需求”在三种场域内的驱使或满足让青少年在忘我的消费中迷失自我，很难养成理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导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
三、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矫正
梁启超先生讲过：“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16]。换言之，改良国民品性与言行，最有效者非教育莫属。青少年是教育的参与主体，其非理性消费的衍生和蔓延因涉及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塑，各方教育力量就不能是局外人和旁观者，矫正青少年非理性消费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育人力量的统合。
（一）以教育内容建设推进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培育
当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域外与本土等文化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着青少年理性社会观念的构建。教育作为一种育人力量，应在其中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培育需要针对其消费特性强化教育内容建设。
其一，感恩教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感恩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要。家庭是青少年消费资金的主要来源，让青少年理解并学会感恩，尤其是感恩父母辛劳，是培育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重点。一方面，家庭中父母应进行感恩父辈、感恩生活、感恩劳动、感恩社会的教导与示范;另一方面，学校需要注重感恩文化宣传，引入社会公益力量，推动感恩讲座进校园，开展感恩朗诵、歌咏比赛，评选感恩标兵，等等。
其二，榜样教育。人类天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模仿”（imitation），另一个是“本能”（instinct）[17]。对于成人本能的模仿是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心理，由此榜样教育成为促成青少年理性消费的必要选择。与青少年交往，家长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教师同样要为其消费树立仿习榜样，并且家长和教师还要关注对青少年理性消费的表扬和非理性消费的批评，让青少年以师长为榜样的同时亦感受朋辈的榜样力量，进而知晓其消费行为的标准与标杆。
其三，财商教育。“财商”即“金融智商”（financial quotient），它是人认识、创造和管理钱财的能力。如今的青少年一般拥有零花钱、压岁钱等，钱财的积累决定了要注重青少年的财商教育，以减少和避免其非理性消费行为。比如，为青少年办理银行卡或者购置储蓄罐、帮助青少年制订消费计划、让青少年观看贫困地区生活纪录片和先进人物或时代楷模讲演、开展青少年理财与消费知识讲座、开设财商类校本课程、引导青少年参与公益劳动等，家校社联手，让青少年明晰勤俭奋斗的精要、理性消费的本质以及特定年龄占有钱财、消费选择的限度。
另外，家校合作要由形式构建转向内容建設，引导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生活境遇，并且将教师家访制度化，让教师了解学生在家的消费情况，搭建双方的沟通渠道，让教师和家长达成既“育分”又“育人”的学生教养目标的统一，为感恩教育、榜样教育和财商教育的实施提供帮辅，助力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培育。
（二）以教育环境建设推进青少年理性消费行为的培养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认为，环境能够影响人价值定向的选择与爱的方式生成，青少年具有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其行为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青少年的教育环境由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构成，三种场域的环境建设是推进青少年理性消费行为培养的关键。
其一，家庭环境建设。首先，家长及早施教，密切亲子关系，以理性消费习惯的培养为目的，遵循孩子的心理发展特征，为其讲解理性消费的意蕴与表征。其次，家长严于律己，营造勤俭有序、宽严相济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非理性消费及时进行沟通，规避亲子间矛盾的出现，甚或激化。最后，家长完善育儿理念，限制孩子拥有的金钱额度，对其基本消费做到心中有数，高额消费有必要介入与引导。
其二，学校环境建设。一是学校对于校园内的商品售卖进行干预，杜绝昂贵、奢华物品的存在与交易。二是学校对于学生自身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拒绝奢侈品进学校，营造勤俭、朴素、积极、阳光、文明、健康的校园文化。三是学校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的非理性消费进行惩戒，比如没收物品、言语训斥、记过处分等，让其对自身消费行为负责。
其三，社会环境建设。一方面，宣传部门充分利用网络、报刊等媒体传播工具，采取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加大对于识荣辱、明感恩、知勤俭、懂奋斗的模范人物的宣传，构塑良性的社会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政府多部门联动整改充斥赌博、淫秽、色情、迷信、暴力、恐怖等具有诱导性消费内容的app终端以及相应网站，取缔欺骗诱导青少年消费的广告营销。
参考文献：
[1][10]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13.
[2][14]邓海建.“假精致”暴露青少年教育真课题[N].中国教育报，2019-06-11（02）.
[3]胡适.胡适谈哲学与人生[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225.
[4][5][8][12][1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05，106，106，105，85.
[6][9][11]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6，130，124.
[7][15]陈学明，吴松，远东.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59，31.
[1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65.
[17]能.教育原理[M].王承绪，赵端瑛，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56.
【赵冬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 蕊
工业社会的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1]。调查显示：中国90后在借贷市场中占比高达49.31%，位居亚洲同龄人首位，其中28.57%的人进行消费贷款[2]，这里面不乏通过借贷进行消费，以满足其攀比心理、虚荣心理、自卑心理、从众心理的。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到底是出于对个人“真需求”的满足还是“假精致”的崇奉，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成为了不得不辨识的课题。
一、青少年非理性消費的内蕴及其表征
中国文化语境中对于“青少年”无一致性的界说，一般泛指13～19岁的人群，即生理上越来越成熟、心理上越来越独立的青年和少年的统称。这个群体是当今中国消费群体中的新兴力量。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退缩的人生观、野心的投机主义是胡适先生提出的“少年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3]，这种障碍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全成长。其中，“醉生梦死”的现代典型表征即一些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衍生和蔓延。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Fromm E）讲过：“消费主要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4]，“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5]，“消费及生活方式偏好，包含有敏锐的判断力，它使我们同时具有独特的认同或区分他人品味的判断能力”[6]。一般来说，青少年的消费主要是个人消费中的购置型消费，即以金钱购买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其中，“花的钱多”不一定是非理性消费，“花的钱少”也不一定是理性消费。评判青少年消费理性与否的标准不完全在于金钱量额的投入，消费动机对于判别青少年消费是否理性更为重要。比如，缘于真正的学习需求，在家长或者老师的引导下购置昂贵的教育物件不是一种非理性消费;然而，以学习需求为借口，意在满足“精致”生活以在朋辈之间炫耀而购置昂贵的教育物件则是一种非理性消费。
青少年处在思想意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时期，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会催生一种以消费为媒介实现切身参与、体验社会生活的需求。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 H）将人的非理性消费视作“人的需求被歪曲”，理性的消费是“用真实的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放弃压制性的满足”[7]。以此为基础可窥知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过程逻辑：“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满足”—“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联系”[8]。
青少年非理性消费包括非理性消费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非理性消费行为，至少指涉四种情境：其一，处在幼小的年龄阶段，青少年与自身年龄不相称的消费。比如，崇尚奢侈的化妆品、昂贵的首饰、名贵的衣物，一味追求潮牌、名牌的消费。其二，自身不具备充足的购买力，青少年超越自身经济条件的消费。比如，无经济来源，却在别人面前“撑门面”，为表现出具备充裕的消费条件而借钱消费。其三，家庭经济基础无法满足其消费需求，青少年超越自身家庭经济实力的消费。比如，即便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还是要求，甚或逼迫长辈购置昂贵的流行产品。其四，家长对于青少年消费提出要求，青少年超越家长理性限定标准的消费。比如，未能按照家长的理性要求与安排，一意孤行或者擅自作主置办价值并不适切物件的消费。显然，这四种非理性消费的情境既有叠合，又有不同，共同指向青少年不具备消费条件，却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进行消费的行为，消费本身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它更多是在满足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另外，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主体是青少年自身，不能将长辈对晚辈表达关爱，甚或溺爱的消费归入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范畴。
非理性消费是青少年对于个人“真需求”的曲解、“假精致”的追崇，凸显出一些青少年人生目标缺失、人生定位混乱、人生意义模糊、人生价值虚空，更有甚者为了得到金钱、为了满足私利和欲念可以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以致丧失了价值感和奋斗精神。缺少信仰是青少年一代的弊病，其中一些青少年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来自对其消费需求的满足，意在达至一种外在的美感和内在的快感。可是，外表的华丽不代表内心的纯美，阔绰的花销不代表自我的富足，无视“真需求”、崇尚“假精致”的消费留下的是空虚还是满足虽因人而异，可长远看却存有让青少年养成骄奢的观念和行为的隐患。
二、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归因及其辨识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人的成长的三个场域，青少年观念的培育和行为的培养受到其所在的场域环境的影响，辨识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原因，则要具体分析三种场域存在的致使这一现象产生的具象要素。
（一）家庭场域
青少年非理性消费始于家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家庭可支配收入疾速增长。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提高了长辈对晚辈物质投入的家庭期待，相伴相生的是长辈对晚辈（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宠溺，典型表征即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让孩子的消费不受约束。而且，长辈的非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是孩子仿习的样例，亲子间的长期交往促成青少年非理性消费习性的沾染与养成。另外，留守青少年是当前非理性消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孩子长期远离父母，可以拿到足以让其生活富足有余的财物作为生活保障，且消费不受干预，而亲情的缺失让留守青少年偏好在消费，甚或在挥霍中寻求存在感，以弥补精神的虚空。再者，青少年的思想处在尚未成熟的养成期，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惯常以感性替代理性主导消费选择。如果正处于行为叛逆的青春期，还会对家长外在的束缚产生本能的排斥，偏好选择非理性消费作为其张扬个性、展现自我的手段。
（二）学校场域
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教育实践场和问题衍生域，青少年时期人的知识修习、理念培塑、人格养成多在与教师、同学交往之中发生，学校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意义重大。一般来讲，“人们在消费中的满足感，就有赖于拥有或消费被社会约束的、合法的文化商品”[9]。现在学校多以统一校服的方式预防青少年之间攀比之风的滋生，可是一些学生的校服里是品质低劣的服饰，而另一些学生穿的是更光鲜华丽的衣物;一些学生穿路边摊上的廉价鞋，另一些学生穿名贵的跑鞋等。显见的是，当今学生攀比的手段花样百出，学校的统一要求很难消除学生内在的对于彼此差别的认同。进一步讲，当前一些地区的教育生态仍然是分数主导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甚或区域教育质量评价，一些学校将学科知识的习得置于首位，好学生的标准是成绩好，其他素养的培塑降格为知识习得的“陪饰”，高强度的学习让学生产生精神上的压迫感，尤其是学业偏弱的学生偏好以高额的消费凸显其在学校的成就感与存在感。而且，学校周边的商店受到利益驱使，为青少年的消费需求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也促使了青少年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出现。 （三）社会场域
从人的“感受”层面来说，正因为人们对于社会压力消化得不够，才瞄准能让人感到幸福的消费[10]。此处提到的消费“绝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其中“记号”正是消费品附带的对于消费者产生的社会作用[11]。对于青少年来讲，“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12]，“人们哄骗大家尽量多买，并且在钱不够之时就买”[13]。特别是近些年，商业消费文化的鼓吹与怂恿，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鼓噪与推动，使得纸醉金迷的消费主义正在消解经济适用的简朴主义[14]。其中，商家诱导性消费是青少年非理性消费产生的主要因素，购物的优惠、便捷的支付、明星的代言、商家的推荐、商品的视觉冲击等诱惑让青少年能够体验空泛的顾客至上带来的优越感和满足感。而且，当今社会是一种制造需求的社会，社会生产的产品越多意味着人消费的需求量越大，“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15]，青少年的消费需求被社会的生产导向牵引。此外，智能时代的来临让青少年借助互联网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心理上过早成熟，对于成人世界、成人化生活的向往和追逐也衍生出非理性的消费需求。
概言之，家庭、学校、社会三种场域中的诸多因素为青少年精致生活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可是，前述青少年通过非理性消费实现的精致生活多是一种与人的理性生活中的“真需求”背离的“假精致”，而“假精致”主导下的“需求”在三种场域内的驱使或满足让青少年在忘我的消费中迷失自我，很难养成理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导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
三、青少年非理性消费的矫正
梁启超先生讲过：“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16]。换言之，改良国民品性与言行，最有效者非教育莫属。青少年是教育的参与主体，其非理性消费的衍生和蔓延因涉及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塑，各方教育力量就不能是局外人和旁观者，矫正青少年非理性消费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育人力量的统合。
（一）以教育内容建设推进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培育
当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域外与本土等文化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着青少年理性社会观念的构建。教育作为一种育人力量，应在其中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培育需要针对其消费特性强化教育内容建设。
其一，感恩教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感恩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要。家庭是青少年消费资金的主要来源，让青少年理解并学会感恩，尤其是感恩父母辛劳，是培育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重点。一方面，家庭中父母应进行感恩父辈、感恩生活、感恩劳动、感恩社会的教导与示范;另一方面，学校需要注重感恩文化宣传，引入社会公益力量，推动感恩讲座进校园，开展感恩朗诵、歌咏比赛，评选感恩标兵，等等。
其二，榜样教育。人类天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模仿”（imitation），另一个是“本能”（instinct）[17]。对于成人本能的模仿是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心理，由此榜样教育成为促成青少年理性消费的必要选择。与青少年交往，家长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教师同样要为其消费树立仿习榜样，并且家长和教师还要关注对青少年理性消费的表扬和非理性消费的批评，让青少年以师长为榜样的同时亦感受朋辈的榜样力量，进而知晓其消费行为的标准与标杆。
其三，财商教育。“财商”即“金融智商”（financial quotient），它是人认识、创造和管理钱财的能力。如今的青少年一般拥有零花钱、压岁钱等，钱财的积累决定了要注重青少年的财商教育，以减少和避免其非理性消费行为。比如，为青少年办理银行卡或者购置储蓄罐、帮助青少年制订消费计划、让青少年观看贫困地区生活纪录片和先进人物或时代楷模讲演、开展青少年理财与消费知识讲座、开设财商类校本课程、引导青少年参与公益劳动等，家校社联手，让青少年明晰勤俭奋斗的精要、理性消费的本质以及特定年龄占有钱财、消费选择的限度。
另外，家校合作要由形式构建转向内容建設，引导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生活境遇，并且将教师家访制度化，让教师了解学生在家的消费情况，搭建双方的沟通渠道，让教师和家长达成既“育分”又“育人”的学生教养目标的统一，为感恩教育、榜样教育和财商教育的实施提供帮辅，助力青少年理性消费观念的培育。
（二）以教育环境建设推进青少年理性消费行为的培养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认为，环境能够影响人价值定向的选择与爱的方式生成，青少年具有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其行为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青少年的教育环境由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构成，三种场域的环境建设是推进青少年理性消费行为培养的关键。
其一，家庭环境建设。首先，家长及早施教，密切亲子关系，以理性消费习惯的培养为目的，遵循孩子的心理发展特征，为其讲解理性消费的意蕴与表征。其次，家长严于律己，营造勤俭有序、宽严相济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非理性消费及时进行沟通，规避亲子间矛盾的出现，甚或激化。最后，家长完善育儿理念，限制孩子拥有的金钱额度，对其基本消费做到心中有数，高额消费有必要介入与引导。
其二，学校环境建设。一是学校对于校园内的商品售卖进行干预，杜绝昂贵、奢华物品的存在与交易。二是学校对于学生自身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拒绝奢侈品进学校，营造勤俭、朴素、积极、阳光、文明、健康的校园文化。三是学校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的非理性消费进行惩戒，比如没收物品、言语训斥、记过处分等，让其对自身消费行为负责。
其三，社会环境建设。一方面，宣传部门充分利用网络、报刊等媒体传播工具，采取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加大对于识荣辱、明感恩、知勤俭、懂奋斗的模范人物的宣传，构塑良性的社会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政府多部门联动整改充斥赌博、淫秽、色情、迷信、暴力、恐怖等具有诱导性消费内容的app终端以及相应网站，取缔欺骗诱导青少年消费的广告营销。
参考文献：
[1][10]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13.
[2][14]邓海建.“假精致”暴露青少年教育真课题[N].中国教育报，2019-06-11（02）.
[3]胡适.胡适谈哲学与人生[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225.
[4][5][8][12][1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05，106，106，105，85.
[6][9][11]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6，130，124.
[7][15]陈学明，吴松，远东.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59，31.
[1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65.
[17]能.教育原理[M].王承绪，赵端瑛，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56.
【赵冬冬，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