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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盛传陈建功是“平民主席”，这点在我第一次发短信联系他时就见识了。五一节前，受邀去北京参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参会并做主题发言，于是我便提前跟他约专访，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在短信尾处特地加上“不劳再复”。之后联系的短信中，“不用复”也是必有的“手头禅”， 让人不由感叹他的善解人意。
北京的早晨，风很大，有些凉意，原本约了在馆长室采访，在路上我收到短信，告知因有事采访地换到多功能厅。走进文学馆时，忽然被门卫叫住：你是胡记者吗？当我有些发懵地点头时，门卫礼貌地说道：“陈馆长刚进去，特地关照我告诉您，他去多功能厅了。”小细节处尽显陈建功的考虑周到悉心，让人感到一阵暖意。
离活动举行还有一个多小时，会场空空荡荡，便在这里开始了采访。陈建功很善谈，如同邻家大叔般和蔼亲切、毫不造作，而且说话坦率，一点也不打官场的“太极”。只是半个多小时过后，有外地专家到场，他们与陈建功打起了招呼，我心中不禁泛起咕噜：糟糕，朋友间总要寒暄一下，加上之后陆续到场的作家、评论家，估计采访只有不断被打扰的份儿了。不料，三言两语过后，陈建功便向他的朋友介绍：“这是来自《上海采风》杂志的记者，正在采访我。”然后温和地对我说：“我们换个地方吧”。随即带我来到一旁安静的小型会议室，让我感受到他对于采访的认真与尊重。
陈建功衣着朴实，笑容可掬，像个待人谦和的“老同志”，倒不像个身居“要职”的官员，采访中，我越来越感受到这点，而这方面其实早已听到过不少坊间的传说：
有一次，陈建功去见一位未曾谋面的外地作者，不料对方直冲着更显得仪表堂堂的司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喊着“建功主席”，吓得秘书、司机赶忙往后退。陈建功却一点也不尴尬，反而笑着自嘲：“有人说我们长得有点像哎”。
有一年，《文艺报》请领导为报社写新年寄语，当陈建功的“手书”传真过来时，编辑们都傻眼了，因为上面写的是：“我的手机号是1360×××××××，有事打电话。”“文化圈里，大家写新年贺词，可以理解，但我对这种形式不感兴趣，还是来点实在的，倒也出新了。”提起这事时，陈建功爽朗又憨厚地笑着。多年来，陈建功的手机号一直没换过，凡事找他无不回复。我有些疑惑地问他：“你已经够忙了，不怕被人打扰，更添负担吗？”他坦言：“小事一般不会找我，找我的肯定是他有大事、急事，这个时候，肯定要帮忙啊。”还真有不少人打电话，比如有些并不熟的作家打电话来让他帮忙联系北京的名医，陈建功立马牵线搭桥，还亲自送他们去医院。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陈建功不仅没有官腔，甚至连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都没有，而且这种姿态不是装出来的，是他由衷地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跟他的经历息息相关。
陈建功生于1949年，8岁时被父母亲从广西北海家乡接到北京。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的陈建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的学生。当时，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去了京西一个叫木城涧的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一呆就是10年。井下生活非常艰辛，陈建功还不慎受了伤，腰被撞折。但是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一边挖煤，一边还坚持偷偷读书。一天，下夜班时陈建功不由得背起曹禺《日出》里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正巧被治保委员听到，陈建功被打成“攻击‘红太阳’”的“反革命嫌疑犯”。
经历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被批判的时光，一天，矿区的领导忽然找上门来，问陈建功能不能给写一段诗，原来北京要搞一个劳模赛诗会。于是陈建功赶写了一首诗，随后，这首诗由矿上的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朗读。第二天，陈建功的“处女作”登在《北京日报》上，不过署的却是那位劳模的名字。之后，陈建功继续写作，又发表了几篇作品，想的是扎根矿山，走“工农兵创作道路”，当一名“工人作家”。1977年10月，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母亲的坚持下，陈建功被“逼”着乘上了高考恢复后的首班车。1978年年初，陈建功考入了北大，丰富的学习生活使他对文学的理解日渐深刻，并开始自我批判。“在北大时，我写了一篇反省文章，回想起矿上，我虽被调去写作，稍舒适了些，但是处于很尴尬的境地，那时候的我，一方面受社会挤压，一方面又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你的时代；一方面对“四人帮”推行的文艺路线产生深深怀疑，一方面又要寻找理论来证实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被社会潮流打得晕头转向，一方面又想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这么一种心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两重性。”陈建功说道。待人温和的他对自己批判起来却是毫不留情。
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了陈建功与林洪桐合作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还准备把这剧本列为向建国30周年献礼的项目，但需要做一些修改。陈建功请假到了上海，一日在街头买了张《文汇报》，看到了发表在上面的卢新华的《伤痕》，看完后，陈建功很激动，他意识到新的时代到来了，文学敢于直面现实的时代到来了，文学不应该再成为简单的献媚邀宠的工具。回去后陈建功就跟剧组说不改了。“他们很惊讶，不能理解，已经作为献礼片了，改一稿就有稿费了。我说不行，电影剧本说的都是粉饰太平的话，我不能再容忍这种文艺观。”
和许多新时期作家们一样，他最先敏锐地感觉到，时代与文学，都面临着陵谷之变。回到北大后的陈建功开始直抒心声，后来就有了《盖棺》《前科》《丹凤眼》《辘轳把胡同9号》《鬈毛》《放生》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小说人物的原型都是陈建功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他以深邃的思考，用朴素生动的语言，带着悲悯、自嘲的眼光，展开了一幅幅市井小民的生活图景。在陈建功的眼里，“‘卑贱者更聪明’或许不无道理”！“一些人一旦成了‘肉食者’，很难逃脱‘肉食者鄙’的境遇！他就停滞在那儿，永远对别人耳提面命。其实真正值得敬畏的，倒很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是那些永远在创造和思考的人。” 1995年3月，陈建功调中国作协工作。之后，先后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创作研究部主任、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但在一些作家眼里，他这个“官”，依然保持着平民的底色。在出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后，他也一直在拉近文学馆与广大作家、普通百姓的距离。例如，他曾倡办“此物最堪思”为主题的“作家友情展”，号召作家把含有亲情友情故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捐赠或暂借给文学馆。于是，绣着“丁玲不死”的锦旗，世界短跑名将刘易斯赠给北京作家史铁生的一双跑鞋，王安忆夫妇送给宗璞的围巾和CD等等，纷纷与广大观众见面。
“我本来就是工人，即便是现在我到底层，也能混成一片，跟他们一起‘大碗筛酒大块吃肉’。当然到了高层，我也能‘道貌岸然’。”他哈哈大笑着，坦率、爽朗，又有一种自嘲的幽默。在工作、生活中，陈建功信奉的是 “无累”，不为“官位”所累、不为声名所累、不为金钱所累；在创作方面，他又是斤斤计较、爱“折腾”的，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内心和写作姿态。1995年后他写了两个电视剧本、一些回忆性的小文章，至于他的老本行小说，已经许久不见踪迹。“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都不能成为作品不出来的借口，我还要再努力。”事实上，陈建功透露，已经写好了一个中篇，正在写一两个长篇，只是未到拿出来的时候，对于写作，他依然保持着深刻的自省力，充满了激情与自信。
记者：刚才你说到，在煤矿时写作如同抓一根救命稻草，那么之后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陈建功：后来成为我表达社会良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对弱者的同情、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我认为，世道人心的责任感是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国文人有感时忧国的传统，完全脱离政治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紧密切合现实”的说法不够准确，其实都是贴近实际的，只是有些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则是趋炎附势，关注现实中的功利，是“使命感”遮掩下的瞒和骗！
记者：在你看来，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陈建功：最重要的是人格的独立，就是巴老所说的讲真话，这也是很多作家所痛切呼吁的。“我手写我口”，这些话一直在说，但是不是人人皆可口对着心？不少作家遭遇过文革中的状态，被侮辱，被损害，其实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丧失。因此才有了毅然抛弃了外在的东西，进入了新的文学境界、人生境界。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铭心刻骨的遭遇，他们不知道讲真话、不做违心之论，对一个搞文化、搞学术的人是多么重要。我也不少接触到一些青年，金钱、权势又开始成为他们所信奉追求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由地思想，尊严地生活，真实地诉说，实际上比其他更加珍贵。
记者：直言心声在你看来是最重要的，不过当你出任某个领导职务后，这方面是否会有冲突？为考虑方方面面，发言、写评论以及创作时，是否会有所顾忌，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由表达？
陈建功：这个问题很好！国内有人出来针对一些现象振臂一呼，我对他们充满敬意，但是我特殊的位置在这里，有时也许说的是对的，但是对整个局面未必有利。比如文学界在四次作代会以后，因为作家间政治的、艺术的歧见甚多，很有一些混乱。1986年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一直到1996年才开五代会。文学界有各种观点，包括不同的立场、角度和艺术主张，怎么找到共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推动文学的发展，这个事情不仅需要勇气，而且也需要策略。我有自己的观点主张，如果是一位普通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甚至不怕激怒不同观点的人，但是作为负责人之一，你的“毫无顾忌”则将可能成为作家间战火重燃的导火索。更何况所谓“不同的立场、角度和艺术主张”，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实践证明，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目标下，大家还是坐到了一起。第二方面呢，1978年上大学以后，为人为文的观念上有了根本转变，记得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曾对我们说：第一，要有自己的观点、见解，秉持独立思考的精神；第二，要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也许别人跟你的观点不同，要维护别人讲话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道理，是否可汲取。总之，既要讲独立之精神，又要讲兼容之精神，这才是比较好的为人为文的态度。
记者：那么具体到创作方面，你以前写的很多的是底层人，处境的变化是否也会对写作带来一些影响？
陈建功：处境的变化确实对旧有的立场是有一定影响的，从煤矿工人变成作家，这倒也罢了，后来又变成某一方面的领导。尽管我觉得自己还是自己，但是最近写完一个中篇以后，我就发现，过去曾有的嬉笑怒骂，曾有的底层老百姓的口吻，如讥讽、自嘲，以及其他深层次的东西，失去了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迟迟不把它拿出来的原因。我需要在风格问题上再想一想、改一改，至少要找回那种悲喜剧的感觉。
记者：有人说，陈建功当“官”了，中国作协多了个好领导，中国文坛失去了个好作家。对此，你怎么看？
陈建功：从1982年到1995年，我当了十几年的专业作家，出任一个职务对我来说，是换种生活方式。1995年以前，我的接触面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引车卖浆者流；1995年以后，我接触到了文化部门某个领导层和组织者的生活，所积累的素材非常多，所领会的东西也很重要，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生活的扩展。不过，另一方面呢，我的时间确实被大量占用。为今天的讲话，昨晚我就写到了11点钟，实在太困就想去躺躺再写。今天早上5点一醒，发现我的电脑还开着呢，赶紧爬起来去把讲搞写完。以前这样的状态经常出现，几乎天天如此，因为不断有研讨会工作会，这种狼狈的状态挤压了大量的时间。是否是个“好领导”我不管，但是确实没有拿出作品来。退休以后，我会把积累了的故事、人物，特别是某些所谓“官场”人物的微妙心态都写出来。
记者：不担心对号入座吗？
陈建功：对号入座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但是真正好的小说，你把人物写准确了，对号入座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真正好的作家对所有的角色应该都是充满同情的，都应该是设身处地去理解的，哪怕理解歪曲了，因为有这“同情”，大概就不会遭到误解。这也是我的一个文学观念。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有句话，他说有些作家之所以肤浅，是因为他们把同情只放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身上，他们不知道，即使是那些“剥削人压迫人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当然夏先生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看，他们也都是迷途的羔羊啊。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也未必说不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绝不那么单一，马克思也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包括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不能不说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传承，或者说是与传承同步的发展和创新。过去我们就犯过“肉体消灭”的错误，打倒地主，就要拿石头把人家砸死，但是实际上打倒的应该是那种生产关系，剥削者所赖以剥削的制度，对个体，对“人”，是要充满同情的，这样才不会斗地主时走“肉体消灭”的极端，也不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我爷爷是地主，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啊。在革命时代，或者说在狂飙突起的、你死我活的时代，过激的想法或者偏激的行动几难避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把人，个体的人，他们和整个阶级的关系，和无法避免的社会存在的关系闹明白，不能简单地把具体的人涂上“阶级”的或“好人坏人”的脸谱。我们中国的文学，当然也有很多长处和特色，比如“感时忧国”的传统，社会担当的自觉，等等，但是比起西方文学来，在对人的认识方面还有很多肤浅的、脸谱化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突破。
记者：目前写好的，以及正在写的小说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呢？
陈建功：没拿出来的中篇是关于北京底层人群生活的，也是以前风格的延续，只不过比以前荒诞了些。我正在写的长篇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代青年人的生活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像我这一代人渐渐变老，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道路是很缤纷地展开的：有些人成为“民主斗士”，有的人则权柄赫赫，有的人变得沉潜而求实，有的人则激情不减。而这一切，又被市场经济和商业时代的现实冲击得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个过程很有趣。
记者：大家都对你的小说充满期待，是否会有压力？创作时是否会有年龄方面、灵感方面的担忧？
陈建功：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承认自己所面临的考验。其实早就发现了，也承认了。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些诗人，他们进入小说界，带来很多语言的新意和直觉的快感，这已对我们这代小说家构成了威胁，形成了压力。随后发觉新人辈出，能人崛起，涌现的大作家太多了，但契诃夫说嘛，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何况我辈也未必没有我辈的优势，就是对人生经验的把握。阅历带来的对人生和人性的感悟，是不可替代的。灵感是不是消失了？也不见得，我现在一直在接触底层老百姓，生活还是充满新鲜感的，还能情趣盎然地描写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我还有这个自信。当然，能不能找回当初的艺术感觉，能不能对过去有所突破，能不能让大家满意，我不知道。但我会努力。
北京的早晨，风很大，有些凉意，原本约了在馆长室采访，在路上我收到短信，告知因有事采访地换到多功能厅。走进文学馆时，忽然被门卫叫住：你是胡记者吗？当我有些发懵地点头时，门卫礼貌地说道：“陈馆长刚进去，特地关照我告诉您，他去多功能厅了。”小细节处尽显陈建功的考虑周到悉心，让人感到一阵暖意。
离活动举行还有一个多小时，会场空空荡荡，便在这里开始了采访。陈建功很善谈，如同邻家大叔般和蔼亲切、毫不造作，而且说话坦率，一点也不打官场的“太极”。只是半个多小时过后，有外地专家到场，他们与陈建功打起了招呼，我心中不禁泛起咕噜：糟糕，朋友间总要寒暄一下，加上之后陆续到场的作家、评论家，估计采访只有不断被打扰的份儿了。不料，三言两语过后，陈建功便向他的朋友介绍：“这是来自《上海采风》杂志的记者，正在采访我。”然后温和地对我说：“我们换个地方吧”。随即带我来到一旁安静的小型会议室，让我感受到他对于采访的认真与尊重。
陈建功衣着朴实，笑容可掬，像个待人谦和的“老同志”，倒不像个身居“要职”的官员，采访中，我越来越感受到这点，而这方面其实早已听到过不少坊间的传说：
有一次，陈建功去见一位未曾谋面的外地作者，不料对方直冲着更显得仪表堂堂的司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喊着“建功主席”，吓得秘书、司机赶忙往后退。陈建功却一点也不尴尬，反而笑着自嘲：“有人说我们长得有点像哎”。
有一年，《文艺报》请领导为报社写新年寄语，当陈建功的“手书”传真过来时，编辑们都傻眼了，因为上面写的是：“我的手机号是1360×××××××，有事打电话。”“文化圈里，大家写新年贺词，可以理解，但我对这种形式不感兴趣，还是来点实在的，倒也出新了。”提起这事时，陈建功爽朗又憨厚地笑着。多年来，陈建功的手机号一直没换过，凡事找他无不回复。我有些疑惑地问他：“你已经够忙了，不怕被人打扰，更添负担吗？”他坦言：“小事一般不会找我，找我的肯定是他有大事、急事，这个时候，肯定要帮忙啊。”还真有不少人打电话，比如有些并不熟的作家打电话来让他帮忙联系北京的名医，陈建功立马牵线搭桥，还亲自送他们去医院。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陈建功不仅没有官腔，甚至连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都没有，而且这种姿态不是装出来的，是他由衷地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跟他的经历息息相关。
陈建功生于1949年，8岁时被父母亲从广西北海家乡接到北京。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的陈建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的学生。当时，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去了京西一个叫木城涧的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一呆就是10年。井下生活非常艰辛，陈建功还不慎受了伤，腰被撞折。但是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一边挖煤，一边还坚持偷偷读书。一天，下夜班时陈建功不由得背起曹禺《日出》里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正巧被治保委员听到，陈建功被打成“攻击‘红太阳’”的“反革命嫌疑犯”。
经历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被批判的时光，一天，矿区的领导忽然找上门来，问陈建功能不能给写一段诗，原来北京要搞一个劳模赛诗会。于是陈建功赶写了一首诗，随后，这首诗由矿上的劳动模范在人民大会堂朗读。第二天，陈建功的“处女作”登在《北京日报》上，不过署的却是那位劳模的名字。之后，陈建功继续写作，又发表了几篇作品，想的是扎根矿山，走“工农兵创作道路”，当一名“工人作家”。1977年10月，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母亲的坚持下，陈建功被“逼”着乘上了高考恢复后的首班车。1978年年初，陈建功考入了北大，丰富的学习生活使他对文学的理解日渐深刻，并开始自我批判。“在北大时，我写了一篇反省文章，回想起矿上，我虽被调去写作，稍舒适了些，但是处于很尴尬的境地，那时候的我，一方面受社会挤压，一方面又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你的时代；一方面对“四人帮”推行的文艺路线产生深深怀疑，一方面又要寻找理论来证实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被社会潮流打得晕头转向，一方面又想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这么一种心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两重性。”陈建功说道。待人温和的他对自己批判起来却是毫不留情。
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了陈建功与林洪桐合作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还准备把这剧本列为向建国30周年献礼的项目，但需要做一些修改。陈建功请假到了上海，一日在街头买了张《文汇报》，看到了发表在上面的卢新华的《伤痕》，看完后，陈建功很激动，他意识到新的时代到来了，文学敢于直面现实的时代到来了，文学不应该再成为简单的献媚邀宠的工具。回去后陈建功就跟剧组说不改了。“他们很惊讶，不能理解，已经作为献礼片了，改一稿就有稿费了。我说不行，电影剧本说的都是粉饰太平的话，我不能再容忍这种文艺观。”
和许多新时期作家们一样，他最先敏锐地感觉到，时代与文学，都面临着陵谷之变。回到北大后的陈建功开始直抒心声，后来就有了《盖棺》《前科》《丹凤眼》《辘轳把胡同9号》《鬈毛》《放生》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小说人物的原型都是陈建功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他以深邃的思考，用朴素生动的语言，带着悲悯、自嘲的眼光，展开了一幅幅市井小民的生活图景。在陈建功的眼里，“‘卑贱者更聪明’或许不无道理”！“一些人一旦成了‘肉食者’，很难逃脱‘肉食者鄙’的境遇！他就停滞在那儿，永远对别人耳提面命。其实真正值得敬畏的，倒很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是那些永远在创造和思考的人。” 1995年3月，陈建功调中国作协工作。之后，先后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创作研究部主任、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但在一些作家眼里，他这个“官”，依然保持着平民的底色。在出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后，他也一直在拉近文学馆与广大作家、普通百姓的距离。例如，他曾倡办“此物最堪思”为主题的“作家友情展”，号召作家把含有亲情友情故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捐赠或暂借给文学馆。于是，绣着“丁玲不死”的锦旗，世界短跑名将刘易斯赠给北京作家史铁生的一双跑鞋，王安忆夫妇送给宗璞的围巾和CD等等，纷纷与广大观众见面。
“我本来就是工人，即便是现在我到底层，也能混成一片，跟他们一起‘大碗筛酒大块吃肉’。当然到了高层，我也能‘道貌岸然’。”他哈哈大笑着，坦率、爽朗，又有一种自嘲的幽默。在工作、生活中，陈建功信奉的是 “无累”，不为“官位”所累、不为声名所累、不为金钱所累；在创作方面，他又是斤斤计较、爱“折腾”的，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内心和写作姿态。1995年后他写了两个电视剧本、一些回忆性的小文章，至于他的老本行小说，已经许久不见踪迹。“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都不能成为作品不出来的借口，我还要再努力。”事实上，陈建功透露，已经写好了一个中篇，正在写一两个长篇，只是未到拿出来的时候，对于写作，他依然保持着深刻的自省力，充满了激情与自信。
记者：刚才你说到，在煤矿时写作如同抓一根救命稻草，那么之后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陈建功：后来成为我表达社会良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对弱者的同情、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我认为，世道人心的责任感是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国文人有感时忧国的传统，完全脱离政治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紧密切合现实”的说法不够准确，其实都是贴近实际的，只是有些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则是趋炎附势，关注现实中的功利，是“使命感”遮掩下的瞒和骗！
记者：在你看来，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陈建功：最重要的是人格的独立，就是巴老所说的讲真话，这也是很多作家所痛切呼吁的。“我手写我口”，这些话一直在说，但是不是人人皆可口对着心？不少作家遭遇过文革中的状态，被侮辱，被损害，其实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丧失。因此才有了毅然抛弃了外在的东西，进入了新的文学境界、人生境界。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铭心刻骨的遭遇，他们不知道讲真话、不做违心之论，对一个搞文化、搞学术的人是多么重要。我也不少接触到一些青年，金钱、权势又开始成为他们所信奉追求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由地思想，尊严地生活，真实地诉说，实际上比其他更加珍贵。
记者：直言心声在你看来是最重要的，不过当你出任某个领导职务后，这方面是否会有冲突？为考虑方方面面，发言、写评论以及创作时，是否会有所顾忌，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由表达？
陈建功：这个问题很好！国内有人出来针对一些现象振臂一呼，我对他们充满敬意，但是我特殊的位置在这里，有时也许说的是对的，但是对整个局面未必有利。比如文学界在四次作代会以后，因为作家间政治的、艺术的歧见甚多，很有一些混乱。1986年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一直到1996年才开五代会。文学界有各种观点，包括不同的立场、角度和艺术主张，怎么找到共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推动文学的发展，这个事情不仅需要勇气，而且也需要策略。我有自己的观点主张，如果是一位普通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甚至不怕激怒不同观点的人，但是作为负责人之一，你的“毫无顾忌”则将可能成为作家间战火重燃的导火索。更何况所谓“不同的立场、角度和艺术主张”，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实践证明，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目标下，大家还是坐到了一起。第二方面呢，1978年上大学以后，为人为文的观念上有了根本转变，记得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曾对我们说：第一，要有自己的观点、见解，秉持独立思考的精神；第二，要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也许别人跟你的观点不同，要维护别人讲话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道理，是否可汲取。总之，既要讲独立之精神，又要讲兼容之精神，这才是比较好的为人为文的态度。
记者：那么具体到创作方面，你以前写的很多的是底层人，处境的变化是否也会对写作带来一些影响？
陈建功：处境的变化确实对旧有的立场是有一定影响的，从煤矿工人变成作家，这倒也罢了，后来又变成某一方面的领导。尽管我觉得自己还是自己，但是最近写完一个中篇以后，我就发现，过去曾有的嬉笑怒骂，曾有的底层老百姓的口吻，如讥讽、自嘲，以及其他深层次的东西，失去了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迟迟不把它拿出来的原因。我需要在风格问题上再想一想、改一改，至少要找回那种悲喜剧的感觉。
记者：有人说，陈建功当“官”了，中国作协多了个好领导，中国文坛失去了个好作家。对此，你怎么看？
陈建功：从1982年到1995年，我当了十几年的专业作家，出任一个职务对我来说，是换种生活方式。1995年以前，我的接触面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引车卖浆者流；1995年以后，我接触到了文化部门某个领导层和组织者的生活，所积累的素材非常多，所领会的东西也很重要，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生活的扩展。不过，另一方面呢，我的时间确实被大量占用。为今天的讲话，昨晚我就写到了11点钟，实在太困就想去躺躺再写。今天早上5点一醒，发现我的电脑还开着呢，赶紧爬起来去把讲搞写完。以前这样的状态经常出现，几乎天天如此，因为不断有研讨会工作会，这种狼狈的状态挤压了大量的时间。是否是个“好领导”我不管，但是确实没有拿出作品来。退休以后，我会把积累了的故事、人物，特别是某些所谓“官场”人物的微妙心态都写出来。
记者：不担心对号入座吗？
陈建功：对号入座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但是真正好的小说，你把人物写准确了，对号入座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真正好的作家对所有的角色应该都是充满同情的，都应该是设身处地去理解的，哪怕理解歪曲了，因为有这“同情”，大概就不会遭到误解。这也是我的一个文学观念。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有句话，他说有些作家之所以肤浅，是因为他们把同情只放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身上，他们不知道，即使是那些“剥削人压迫人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当然夏先生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看，他们也都是迷途的羔羊啊。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也未必说不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绝不那么单一，马克思也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包括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不能不说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传承，或者说是与传承同步的发展和创新。过去我们就犯过“肉体消灭”的错误，打倒地主，就要拿石头把人家砸死，但是实际上打倒的应该是那种生产关系，剥削者所赖以剥削的制度，对个体，对“人”，是要充满同情的，这样才不会斗地主时走“肉体消灭”的极端，也不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我爷爷是地主，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啊。在革命时代，或者说在狂飙突起的、你死我活的时代，过激的想法或者偏激的行动几难避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把人，个体的人，他们和整个阶级的关系，和无法避免的社会存在的关系闹明白，不能简单地把具体的人涂上“阶级”的或“好人坏人”的脸谱。我们中国的文学，当然也有很多长处和特色，比如“感时忧国”的传统，社会担当的自觉，等等，但是比起西方文学来，在对人的认识方面还有很多肤浅的、脸谱化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突破。
记者：目前写好的，以及正在写的小说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呢？
陈建功：没拿出来的中篇是关于北京底层人群生活的，也是以前风格的延续，只不过比以前荒诞了些。我正在写的长篇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代青年人的生活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像我这一代人渐渐变老，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道路是很缤纷地展开的：有些人成为“民主斗士”，有的人则权柄赫赫，有的人变得沉潜而求实，有的人则激情不减。而这一切，又被市场经济和商业时代的现实冲击得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个过程很有趣。
记者：大家都对你的小说充满期待，是否会有压力？创作时是否会有年龄方面、灵感方面的担忧？
陈建功：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承认自己所面临的考验。其实早就发现了，也承认了。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些诗人，他们进入小说界，带来很多语言的新意和直觉的快感，这已对我们这代小说家构成了威胁，形成了压力。随后发觉新人辈出，能人崛起，涌现的大作家太多了，但契诃夫说嘛，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何况我辈也未必没有我辈的优势，就是对人生经验的把握。阅历带来的对人生和人性的感悟，是不可替代的。灵感是不是消失了？也不见得，我现在一直在接触底层老百姓，生活还是充满新鲜感的，还能情趣盎然地描写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我还有这个自信。当然，能不能找回当初的艺术感觉，能不能对过去有所突破，能不能让大家满意，我不知道。但我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