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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一直在抑制自己的颤抖。“我一向容忍,今后还会继续容忍。”他在声明和采访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但9月18日这天,在北京保钓游行中,他没有抑制住。
这位认为“信仰当然高于法律”的、“和谐社会理论”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扇了一位老者的耳光,理由是“污蔑开国领袖”。
“毛主席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跟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一样的。”温文尔雅、说话慢声细语的韩德强这样解释他愤怒的由来。“忍无可忍,不能再忍!”随着音调拔高,他颤抖得更加显著。
副教授打人
2012年9月18日,受钓鱼岛事件驱动,示威游行队伍朝日本驻华大使馆走来。
下午4点多,韩德强加入“河北固安县的一支五、六百人的游行队伍”里,他看见“农民兄弟们打着毛主席的画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钓鱼岛’”。
游行结束后,韩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打着一幅床单,上书“毛主席,我们想念你”,便上前与他们交流。此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想个屁”,回头看,是一名老者。
“正在诧异,这个老头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咒骂毛主席。”对此,韩德强暴跳如雷:“在此时此地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两个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愤怒异见者在街头扭打起来。
“我就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回手打落了我的眼镜,我的左眉角也被他打出血。”后来再次见到,韩“又上去扇了他一记耳光。他想还手,被周围的人拦住了”。
在第二天的声明中,韩德强说自己“一向反对打人,一向主张和平说理”,但遇到“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 我的言行,我自己负责。我不鼓励别人效仿”。
一周后,我们在北航办公室与他谈。他为我们沏茶,并让自己的一名本科生在座——“这是更好的带学生的方法”。
他不愿复述老者的话。“在所有污言秽语之外,他有一句话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抗日,日本人就是毛泽东引进来的’。这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话吗?毛泽东是个抗日的民族英雄!”
自打上小学之后,这个成绩一直优秀的好学生从来没以暴力的方式对待过人,也没有被暴力对待过。“这还是第一次,当然,打的不是人,打的是汉奸。”
在这场互殴中,韩额头留下一个伤口,比伤口显著的是他的愤怒。
“耳光是面子。打耳光是冲着他思想去的。如果是仇恨,我就直接往他下部踹了。没有仇恨,其实就是对他的道理表示强烈的愤怒。”韩说。
“毛主席以及他领导的长征,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里那个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没这样一个人物,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入侵面前是没有能力抵抗的,被瓜分被统治的对象。”按这个逻辑,“你骂毛主席,你就是汉奸!”
泥瓦匠儿子的信仰
今年4月10日,本刊记者与韩德强副教授有过一次交流,那次他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9月采访形成补充。
从小,韩德强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疑惑的孩子。1980年上初中,“突然发现分数变得很重要,其他不重要了”。
初二学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就是念报纸。当时韩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身为班长的他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学不服,班主任说“什么时候你成绩好也可以看小说”。韩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怎么以成绩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开始疑惑——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纲领、以“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方式、以“助人为乐”为幸福源泉的小学教育与“成绩至上”的初中形成强烈对抗。
毛去世两年前,韩德强进入小学,这6年教育几乎铸就他至今的价值观基石。
他至今仍记得,小学时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级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别美好”的生活还包括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挑水、劈柴。老人们感激、夸奖,社会风气单纯,这一切都让韩觉得,“这样一种团结互助的人生,就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我感觉到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智慧,大部分是来自劳动的智慧,来自帮助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大学教育,……就是来自中小学。”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生韩德强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个决定,看到里面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們的物质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被震动了。
“我从小接受的理念,说人民的积极性来自于革命,来自于为人民服务,来自于向焦裕禄向雷锋学习……后来说这个动力不足,还得物质刺激……我就想,要是当初林彪也是要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他早就跳槽到蒋介石那里当师长、军长去了,干嘛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啊?……如果说物质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革命史给否定了。”
冲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党中央教育的,同一个党中央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究竟谁错了?我就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去研究社会问题。”
韩小时候的理想是学高能物理,“要为国家开发更好的能源”。后来因为要思考社会问题解决困惑,理工科学生的他选择了最接近文科的专业——管理工程。
他读书,与同学辩论。在观念激烈变革的年代,韩觉得自己“逆潮流”。大学毕业前夕,他每天骑车去天安门看一眼,关心时政,但觉得那时候风起云涌的思潮与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对方阵营的领袖辩论,也贴过怀疑“全盘西化”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诚的,相互差异小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关心派和不关心派。很多右派是从左派变异过去的。”
困惑持续到1989年大学毕业。韩说,那时候,他在“逻辑”上想明白了。“我们可以搞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计划那一部分,必须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作动力的。这个社会需要两个价值体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队伍,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1年底,韩把自己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寄给了所有省委书记以及学校领导。不久后,邓公南巡,韩仿佛听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气候,他也察觉到社会风气的改变。人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泥瓦匠的父亲也劝他:学门手艺,好好谋生。
可誰又能逃开政治呢?
韩的父母分别是木业和竹业合作社的工人,韩父拿着泥瓦匠和会计两份工资。“四清”退赔时交出800元,“结婚钱没了”。
1975年,韩父帮邻居盖房子,小腿摔断,却被别人“揪资本主义尾巴”。韩德强说,两次政治运动对父亲的打击非常大,“政治上与毛主席结仇”。但通过与他讨论,父亲“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针不是针对他这种人的,只是被基层的干部利用了,打击报复。其实他的遭遇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毛要解决的”。
农村包产到户后,韩父加入包工队,月工资600元,是普通工资的10倍。韩父“非常感谢邓小平的政策”。韩德强也承认,自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但我个人不认为个人得益国家必然得益。我当时就不赞成‘猫论’,觉得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原则。”韩说。“我们从小就真的是从帮助孤寡老人开始(抛弃个人利益)的啊!这个经历就让我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得失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
“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他虔诚地认为:“政治领袖是不能超越时代的,而导师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我觉得毛是teacher。……许多人觉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英雄才是主导性的,人民是基础性的。我更多的是从历史高度思考问题。”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作为受益者,韩德强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系副书记、校学生处副处长,短短5年,成为北航“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负责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位置。后来不想干了,体会到体制内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陷入里边就死定了,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锋芒。”他选择回到教研室,行政级别“自动取消了呗”。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一个普通教师。”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研究员”,北航官网上他的职称是“副教授”。“副”字罩在这个绍兴人头顶超过十年。
脱离行政体系后,他选择另一种方式进行改变世界的尝试。2003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乌有之乡”,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
“乌有之乡”的名字是韩拟的。当时想注册“乌托邦”,工商局不同意。立刻改为现名。批准。
“‘乌有之乡’就是不现实,我承认我这个人就是不现实。但是不现实的人,我们做做梦还不行吗?就这个梦,就叫‘乌有之乡’。”
韩说,他的梦就体现在“乌有之乡”纲领性4句话上:“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可就在这个由他拟定纲领的网站上,“我这个声音,会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的纲领。……要知道,‘乌托邦’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那叫‘空想社会主义’,我用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调子,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调子……”
“如果乌有之乡是非主流,我是非主流里的非主流。”作为网站发起人之一,他在这里没有“一官半职”。
他一方面认为,网站引起世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很有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想,“世界太大了,我能改变啥?我只能改变一些人的一些思想。”
“书生意气,也是一种生活方法。”他说。
这位1967年出生、有着博士学位的书生,现在在北航教授《企业战略》和《管理学》两门课程。据他说,“掌掴老人”事件对他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既有儒家,又有美国;既有《心态决定命运》,也有《英汉医学辞典》。
“给人看病的道理啊,跟给社会看病的道理很相似。中国的传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他说。
他教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总和学生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者是谁?是不是毛泽东?”
但9月18日这天,在北京保钓游行中,他没有抑制住。
这位认为“信仰当然高于法律”的、“和谐社会理论”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扇了一位老者的耳光,理由是“污蔑开国领袖”。
“毛主席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跟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一样的。”温文尔雅、说话慢声细语的韩德强这样解释他愤怒的由来。“忍无可忍,不能再忍!”随着音调拔高,他颤抖得更加显著。
副教授打人
2012年9月18日,受钓鱼岛事件驱动,示威游行队伍朝日本驻华大使馆走来。
下午4点多,韩德强加入“河北固安县的一支五、六百人的游行队伍”里,他看见“农民兄弟们打着毛主席的画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钓鱼岛’”。
游行结束后,韩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打着一幅床单,上书“毛主席,我们想念你”,便上前与他们交流。此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想个屁”,回头看,是一名老者。
“正在诧异,这个老头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咒骂毛主席。”对此,韩德强暴跳如雷:“在此时此地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两个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愤怒异见者在街头扭打起来。
“我就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回手打落了我的眼镜,我的左眉角也被他打出血。”后来再次见到,韩“又上去扇了他一记耳光。他想还手,被周围的人拦住了”。
在第二天的声明中,韩德强说自己“一向反对打人,一向主张和平说理”,但遇到“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 我的言行,我自己负责。我不鼓励别人效仿”。
一周后,我们在北航办公室与他谈。他为我们沏茶,并让自己的一名本科生在座——“这是更好的带学生的方法”。
他不愿复述老者的话。“在所有污言秽语之外,他有一句话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抗日,日本人就是毛泽东引进来的’。这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话吗?毛泽东是个抗日的民族英雄!”
自打上小学之后,这个成绩一直优秀的好学生从来没以暴力的方式对待过人,也没有被暴力对待过。“这还是第一次,当然,打的不是人,打的是汉奸。”
在这场互殴中,韩额头留下一个伤口,比伤口显著的是他的愤怒。
“耳光是面子。打耳光是冲着他思想去的。如果是仇恨,我就直接往他下部踹了。没有仇恨,其实就是对他的道理表示强烈的愤怒。”韩说。
“毛主席以及他领导的长征,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里那个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没这样一个人物,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入侵面前是没有能力抵抗的,被瓜分被统治的对象。”按这个逻辑,“你骂毛主席,你就是汉奸!”
泥瓦匠儿子的信仰
今年4月10日,本刊记者与韩德强副教授有过一次交流,那次他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9月采访形成补充。
从小,韩德强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疑惑的孩子。1980年上初中,“突然发现分数变得很重要,其他不重要了”。
初二学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就是念报纸。当时韩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身为班长的他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学不服,班主任说“什么时候你成绩好也可以看小说”。韩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怎么以成绩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开始疑惑——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纲领、以“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方式、以“助人为乐”为幸福源泉的小学教育与“成绩至上”的初中形成强烈对抗。
毛去世两年前,韩德强进入小学,这6年教育几乎铸就他至今的价值观基石。
他至今仍记得,小学时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级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别美好”的生活还包括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挑水、劈柴。老人们感激、夸奖,社会风气单纯,这一切都让韩觉得,“这样一种团结互助的人生,就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我感觉到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智慧,大部分是来自劳动的智慧,来自帮助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大学教育,……就是来自中小学。”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生韩德强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个决定,看到里面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們的物质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被震动了。
“我从小接受的理念,说人民的积极性来自于革命,来自于为人民服务,来自于向焦裕禄向雷锋学习……后来说这个动力不足,还得物质刺激……我就想,要是当初林彪也是要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他早就跳槽到蒋介石那里当师长、军长去了,干嘛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啊?……如果说物质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革命史给否定了。”
冲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党中央教育的,同一个党中央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究竟谁错了?我就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去研究社会问题。”
韩小时候的理想是学高能物理,“要为国家开发更好的能源”。后来因为要思考社会问题解决困惑,理工科学生的他选择了最接近文科的专业——管理工程。
他读书,与同学辩论。在观念激烈变革的年代,韩觉得自己“逆潮流”。大学毕业前夕,他每天骑车去天安门看一眼,关心时政,但觉得那时候风起云涌的思潮与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对方阵营的领袖辩论,也贴过怀疑“全盘西化”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诚的,相互差异小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关心派和不关心派。很多右派是从左派变异过去的。”
困惑持续到1989年大学毕业。韩说,那时候,他在“逻辑”上想明白了。“我们可以搞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计划那一部分,必须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作动力的。这个社会需要两个价值体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队伍,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1年底,韩把自己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寄给了所有省委书记以及学校领导。不久后,邓公南巡,韩仿佛听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气候,他也察觉到社会风气的改变。人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泥瓦匠的父亲也劝他:学门手艺,好好谋生。
可誰又能逃开政治呢?
韩的父母分别是木业和竹业合作社的工人,韩父拿着泥瓦匠和会计两份工资。“四清”退赔时交出800元,“结婚钱没了”。
1975年,韩父帮邻居盖房子,小腿摔断,却被别人“揪资本主义尾巴”。韩德强说,两次政治运动对父亲的打击非常大,“政治上与毛主席结仇”。但通过与他讨论,父亲“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针不是针对他这种人的,只是被基层的干部利用了,打击报复。其实他的遭遇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毛要解决的”。
农村包产到户后,韩父加入包工队,月工资600元,是普通工资的10倍。韩父“非常感谢邓小平的政策”。韩德强也承认,自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但我个人不认为个人得益国家必然得益。我当时就不赞成‘猫论’,觉得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原则。”韩说。“我们从小就真的是从帮助孤寡老人开始(抛弃个人利益)的啊!这个经历就让我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得失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
“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他虔诚地认为:“政治领袖是不能超越时代的,而导师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我觉得毛是teacher。……许多人觉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英雄才是主导性的,人民是基础性的。我更多的是从历史高度思考问题。”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作为受益者,韩德强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系副书记、校学生处副处长,短短5年,成为北航“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负责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位置。后来不想干了,体会到体制内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陷入里边就死定了,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锋芒。”他选择回到教研室,行政级别“自动取消了呗”。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一个普通教师。”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研究员”,北航官网上他的职称是“副教授”。“副”字罩在这个绍兴人头顶超过十年。
脱离行政体系后,他选择另一种方式进行改变世界的尝试。2003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乌有之乡”,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
“乌有之乡”的名字是韩拟的。当时想注册“乌托邦”,工商局不同意。立刻改为现名。批准。
“‘乌有之乡’就是不现实,我承认我这个人就是不现实。但是不现实的人,我们做做梦还不行吗?就这个梦,就叫‘乌有之乡’。”
韩说,他的梦就体现在“乌有之乡”纲领性4句话上:“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可就在这个由他拟定纲领的网站上,“我这个声音,会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的纲领。……要知道,‘乌托邦’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那叫‘空想社会主义’,我用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调子,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调子……”
“如果乌有之乡是非主流,我是非主流里的非主流。”作为网站发起人之一,他在这里没有“一官半职”。
他一方面认为,网站引起世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很有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想,“世界太大了,我能改变啥?我只能改变一些人的一些思想。”
“书生意气,也是一种生活方法。”他说。
这位1967年出生、有着博士学位的书生,现在在北航教授《企业战略》和《管理学》两门课程。据他说,“掌掴老人”事件对他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既有儒家,又有美国;既有《心态决定命运》,也有《英汉医学辞典》。
“给人看病的道理啊,跟给社会看病的道理很相似。中国的传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他说。
他教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总和学生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者是谁?是不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