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办某件事，倘动机不纯，效果肯定是一塌糊涂，即使动机好的，其效果也未必就一定臻于上乘，故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检视现实生活，人们办事动机和效果两者相悖，甚至类乎“南辕北辙”的情形并不鲜见。近读便有一例——
　　惠东县纪委监察局近日出台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要求科级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必须作出书面承诺。如按动机论，该县纪委监察局是要靠承诺来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替那些利用操办婚丧喜庆敛财者加上一道“坎”，当然自信这是一条反腐倡廉的举措。但是，以实际效果而言，这种“承诺书”其实是虚置了相关制度。
　　近年来，某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借操办婚丧喜庆，大肆变相受贿的丑闻常见诸报端，它确实是腐败之“河”多了一条“流”。中央和地方多次发文，强调领导干部不得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严禁趁机敛财。这些制度规定写得一清二楚，照章办事即可。在这种情形下，再别出心裁来个“承诺书”的“新招”，岂不是多此一举么？试问：倘若操办婚丧喜庆需要“承诺书”，那么，公车使用、子女就业、宴请招待、迎来送往之类是否也要领导干部写下“承诺书”？左一个承诺，右一个承诺，信誓旦旦，道貌岸然，但其中又有多少“干货”呢？政治生活的实践证明：那些光有承诺而虚置了制度的做法，充其量只能是一张政治的“空头支票”而已。
　　何谓“承诺”？辞书云：“对某项事务答允照办。”无论从哪个视角认定，承诺都只能属于“道德”的范畴。虽说道德和制度（法律、纪律乃是不同层面的制度）一样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由于道德不是由规则组成的，而是由原则组成的，这就决定了道德善举往往缺失明确的行为界限。道德哲学有一个原理叫做“应该蕴含着能够”。把这个原理反过来推导，即：如果做某一件事是一个人的道德义务，那么，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他必须去做；但它往往存有诸多的“非应该”因素如不明确、不自愿、没能力等，那么，他不尽道德义务便是很自然的事了。现实生活中常有道德义务被“悬空”的现象，症结就在于此。像惠东县领导干部承诺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自是一种道德义务，你能保证它不会“悬空”？
　　作为一种道德标识，承诺都是带有颇为鲜明的“自我”色彩，换言之，它起着自律的作用。官员的自律固然重要，且发挥着一定的自我约束的效能，但其效能极为有限。在干部管理中过于看重自律，这与我们对官员的认识上的偏见有关。人们常视官员为“道德楷模”、“社会精英”，从近年来反腐败中官员纷纷落马的这一铁一般的事实看，官员中不乏“道德败类”、“社会渣滓”。西方人对待官员首先是取不信任态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官员是“政治流氓”、休谟认为官员是“社会无赖”，话是说得难听些，况且，对官员作这样的全称肯定判断也失之偏颇，但是，官员队伍中会潜滋暗长腐败分子，作如此的特称肯定判断并不为过。有鉴于此，才亟须把官员“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于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凡是制度规定的，承诺也好，不承诺也罢，一律都要严格执行，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阳奉阴违。纪委监察部门肩负监督管理的职责，手握处理违规干部的权力，倘若一味地依赖“承诺书”来端正党风、遏制贪腐，且不说是一种渎职，也显得在执行党纪政纪方面过于优柔寡断了。
　　古贤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客观而言，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制度不可谓少（如有人统计过，近年来有涉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竟有46个，但就是难以管住一张嘴），问题在于执行层面，公然拒于执行固然不多，但或执行不力，或“选择性”执行，或变相执行的情形并不罕见。以一纸“承诺”来禁止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敛财的做法即是“变相执行”制度的劳什子，可以休矣！
　　图：陆华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