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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风险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总是与各种风险相伴，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祸根”，使自身步入了“风险社会”。近年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社会安全事件的频发和经济安全风险的增加无不证明，“随着改革开放进人到了‘攻坚’阶段，中国全面进入到‘风险社会’”。地震、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时时考验着公众的应对能力。应对无措或失当必然增加社会生命财产损失，不利于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风险。因此，国务委员马凯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话时强调，“要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宣传教育培训”，“这件事非常重要”。简言之，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笔者看来，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指的是：针对当下社会中常见的各种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社会安全事件、经济安全风险等)，面向广大公众进行的风险防范意识教育与风险应对能力教育。它包含意识、心态教育和知识、能力教育两方面。其目的有二：其一，使公众在风险到来之前提高防范意识，在风险到来之时镇定面对、缓释压力、平复情绪，促进心理平衡和生活信心的重建。其二，使公众在知识、能力上有所储备，以便能从容应对风险所带来的一时的无序与物质匮乏。应对越是及时有效，风险的损害程度就越低，因此，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利国利民，十分重要。寻找现实有效的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平台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电视——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利器
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受众面广、涉及的内容多、现实针对性强。因此，依靠学校教育很难完成。那么，大众媒体能否胜任这一重任呢?总体而言，从现实可行性和客观效果来看，目前电视媒体是最佳选择。下而我们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方便快捷、到达率高、应急性强。在风险降临或到来之时对公众进行及时的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是媒体的责任。相对于纸质媒体，电视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成熟的电视信号传输网络为其全时性传播、广覆盖面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最常见的家用电器，电视早已融人我们的生活，具有超高的普及率。而且相对于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使用简单，对受众的文化程度没有特别的要求。这些要素促成了电视信息的高到达率、高渗透力，显示出电视媒体具有很强的应急性，能够适应公众风险素养教育对媒体的基本要求。
生动形象，亲和力强。对公众进行有效的风险应对素养教育需要直观的形象和通俗的语言，电视媒体具有声、画两个信道，对受众解码能力要求不高，能够较好地满足这一要求。而纸质媒体或专门印制的小册子尽管也可能配有相应的图片，能做到图文并茂，但从总体上说，其传播效果还是明显逊色于电视媒体。
环保、成本低。事实上，为了加强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国家每年要花不少资金印制专门的小册子或图片，其运输、发放电要占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要以小册子或图片的方式对公众进行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必定会耗费大量资源，其传播效果也并不特别理想，因此，这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与之相比，电视媒体节目复制简单，便于反复播出，成本低廉，十分环保，更适应风险社会对媒体的要求。
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途径
将相关内容融入新闻报道之中。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关联度极高，常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风险的社会涉及面广，与公众的相关性强，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议程设置，将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内容巧妙地融入相关新闻报道之中，能使公众在关注相关新闻的同时增强对有关风险的表现方式、现状、成因、后果、防范手段等信息的了解。由于新闻报道具有及时性与高频度的特点，所以它所提供给公众的风险应对方面的信息更新频率快、重复次数多，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公众对此类信息的及时掌握与强化记忆。这种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方式对电视人来说操作简便，传播效果好，对公众来说便捷有效。例如在甲型H1N1流感暴发初期，因其名为“猪流感”，很多人不敢买猪肉，猪肉价格下跌。电视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并专门采访专家论及食用猪肉是否安金的问题。这些对于公众增强防控意识、明了防控方式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成都“6·5”公交燃烧事故之后，人们对安全锤的配备及使用方法格外重视。电视媒体不失时机地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公众进行了相关知识教育。记者采访业内人士，请他们现场演示安全锤的使用技巧。形象的演示让公众对安全锤的敲击位置、敲击效果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增强了公众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信心和安全感。
在现有栏目中增加相关内容或新设专门栏目。对于某些公众来讲，简短的电视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满足其全面深入了解风险本质及其防控方法的需要。对于电视人来讲，要完成好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任务也还需要用更长的篇幅、更浓重的笔墨。此时，最好的载体就是电视栏目。当然，利用现有栏目是最佳选择，如在“5·12”地震之后利用现有的科教栏目对地震成因、后果、防震逃生方式等进行介绍。通过“旧瓶装新酒”，使栏目更具现实针对性和应急性。此外，根据当下的风险种类与形势紧迫程度增设相应的专门栏目也是常见手段之一。例如，从2008年11月起，央视经济频道在晚间新设《坚定信心促发展》栏目和《经济热点面对面》栏目，后者的口号是“一天一个主题，追问美国经济”，央视新闻频道在晚上8点到9点这一黄金时段新设《中国信心》栏目，这几个栏目结合国内外经济动态分析经济走势，既向公众摆明金融危机带来的现实网境，又向公众分析其中蕴涵的机遇以及我们能够采取的应对之策，展示出全国上下正视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湖南卫视在晚间新设《非常讨论》栏目，以谈话节目的形式对股市走向等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公众从中既可学习金融知识，又可直接受到主持人和嘉宾乐观心态的感染，在心理上、能力上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事实上，不论是在现有栏目中增加相关内容还是新设专门栏目，都有助于公众在信息接收和分享中稳定情绪、选择对策，将风险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增设专门的宣传片或在屏幕上打上宣传鼓动口号。当风险降临之际，我们还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对公众进行风险应对素养教育，那就是制作播出简短的宣传片或在屏幕上打上宣传鼓动口号。例如，在“5·12”地震期间，央视播出宣传片“生死相依”，其画而和歌声深深烙在国人的记忆之中。不少电视台在屏幕一角或整个屏幕上打上“众志成城，重建家园”、“自强不息，重建家园”之类的口号。2008年底，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开始在我国显现，央视新闻频道在午间、晚间等重要时段的新闻栏目播出时，在屏幕一角打上“坚定信心，应对挑战”的口号。这突出体现了媒体在非常时期对社会大众的抚慰作用、鼓动作用和教化作用。凭借电视媒体声画兼具、覆盖面广、可高频度播出的优势，使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更具社会渗透力，效果显著。
在这个多种媒体竞合的时代，我们在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之时也应充分调动多种信息资源，如及时参考相关主题的网路调查数据等。同时，以主持人(主讲人)、嘉宾(现场观众)互动或网络互动、电话互动等方式弥补电视媒体本身互动性不强的缺陷，增强节目的贴近性、针对性，强化其教育效果。此外，公众的媒介素养、风险与公众自身的关联度等因素也会对教育效果有直接影响。
从本质上说，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是媒体社会服务性的体现，彰显了传播架构由“行政本位”向“社会本位”进步。它有助于公众在心态上理性认识风险、在行动上妥当应对风险，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同时，它也有助于电视媒体提高收视率。因为“与人内心需求相关信息的集中出现”是迅速提升收视率的重要方式之一。当风险降临，公众的人身安全、经济安全等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时，他们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渴求远远超过平时。或许平日里很多公众对地震、金融知识兴趣不高，接受起来也较为吃力，但是一旦此类风险降临，他们便深感其必要。此时利用电视媒体向公众进行风险应对素养教育也正当其时。当然，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將此类教育常态化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这就需要我们在熟悉国情和媒体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实践，同时多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经验。风险并不可怕，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是我们迎战风险的必由之路。
编校：赵亮
社会的发展总是与各种风险相伴，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祸根”，使自身步入了“风险社会”。近年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社会安全事件的频发和经济安全风险的增加无不证明，“随着改革开放进人到了‘攻坚’阶段，中国全面进入到‘风险社会’”。地震、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时时考验着公众的应对能力。应对无措或失当必然增加社会生命财产损失，不利于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风险。因此，国务委员马凯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话时强调，“要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宣传教育培训”，“这件事非常重要”。简言之，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笔者看来，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指的是：针对当下社会中常见的各种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社会安全事件、经济安全风险等)，面向广大公众进行的风险防范意识教育与风险应对能力教育。它包含意识、心态教育和知识、能力教育两方面。其目的有二：其一，使公众在风险到来之前提高防范意识，在风险到来之时镇定面对、缓释压力、平复情绪，促进心理平衡和生活信心的重建。其二，使公众在知识、能力上有所储备，以便能从容应对风险所带来的一时的无序与物质匮乏。应对越是及时有效，风险的损害程度就越低，因此，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利国利民，十分重要。寻找现实有效的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平台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电视——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利器
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受众面广、涉及的内容多、现实针对性强。因此，依靠学校教育很难完成。那么，大众媒体能否胜任这一重任呢?总体而言，从现实可行性和客观效果来看，目前电视媒体是最佳选择。下而我们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方便快捷、到达率高、应急性强。在风险降临或到来之时对公众进行及时的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是媒体的责任。相对于纸质媒体，电视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成熟的电视信号传输网络为其全时性传播、广覆盖面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最常见的家用电器，电视早已融人我们的生活，具有超高的普及率。而且相对于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使用简单，对受众的文化程度没有特别的要求。这些要素促成了电视信息的高到达率、高渗透力，显示出电视媒体具有很强的应急性，能够适应公众风险素养教育对媒体的基本要求。
生动形象，亲和力强。对公众进行有效的风险应对素养教育需要直观的形象和通俗的语言，电视媒体具有声、画两个信道，对受众解码能力要求不高，能够较好地满足这一要求。而纸质媒体或专门印制的小册子尽管也可能配有相应的图片，能做到图文并茂，但从总体上说，其传播效果还是明显逊色于电视媒体。
环保、成本低。事实上，为了加强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国家每年要花不少资金印制专门的小册子或图片，其运输、发放电要占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要以小册子或图片的方式对公众进行风险应对素养教育必定会耗费大量资源，其传播效果也并不特别理想，因此，这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与之相比，电视媒体节目复制简单，便于反复播出，成本低廉，十分环保，更适应风险社会对媒体的要求。
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途径
将相关内容融入新闻报道之中。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关联度极高，常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风险的社会涉及面广，与公众的相关性强，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议程设置，将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内容巧妙地融入相关新闻报道之中，能使公众在关注相关新闻的同时增强对有关风险的表现方式、现状、成因、后果、防范手段等信息的了解。由于新闻报道具有及时性与高频度的特点，所以它所提供给公众的风险应对方面的信息更新频率快、重复次数多，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公众对此类信息的及时掌握与强化记忆。这种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方式对电视人来说操作简便，传播效果好，对公众来说便捷有效。例如在甲型H1N1流感暴发初期，因其名为“猪流感”，很多人不敢买猪肉，猪肉价格下跌。电视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并专门采访专家论及食用猪肉是否安金的问题。这些对于公众增强防控意识、明了防控方式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成都“6·5”公交燃烧事故之后，人们对安全锤的配备及使用方法格外重视。电视媒体不失时机地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公众进行了相关知识教育。记者采访业内人士，请他们现场演示安全锤的使用技巧。形象的演示让公众对安全锤的敲击位置、敲击效果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增强了公众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信心和安全感。
在现有栏目中增加相关内容或新设专门栏目。对于某些公众来讲，简短的电视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满足其全面深入了解风险本质及其防控方法的需要。对于电视人来讲，要完成好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的任务也还需要用更长的篇幅、更浓重的笔墨。此时，最好的载体就是电视栏目。当然，利用现有栏目是最佳选择，如在“5·12”地震之后利用现有的科教栏目对地震成因、后果、防震逃生方式等进行介绍。通过“旧瓶装新酒”，使栏目更具现实针对性和应急性。此外，根据当下的风险种类与形势紧迫程度增设相应的专门栏目也是常见手段之一。例如，从2008年11月起，央视经济频道在晚间新设《坚定信心促发展》栏目和《经济热点面对面》栏目，后者的口号是“一天一个主题，追问美国经济”，央视新闻频道在晚上8点到9点这一黄金时段新设《中国信心》栏目，这几个栏目结合国内外经济动态分析经济走势，既向公众摆明金融危机带来的现实网境，又向公众分析其中蕴涵的机遇以及我们能够采取的应对之策，展示出全国上下正视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湖南卫视在晚间新设《非常讨论》栏目，以谈话节目的形式对股市走向等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公众从中既可学习金融知识，又可直接受到主持人和嘉宾乐观心态的感染，在心理上、能力上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事实上，不论是在现有栏目中增加相关内容还是新设专门栏目，都有助于公众在信息接收和分享中稳定情绪、选择对策，将风险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增设专门的宣传片或在屏幕上打上宣传鼓动口号。当风险降临之际，我们还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对公众进行风险应对素养教育，那就是制作播出简短的宣传片或在屏幕上打上宣传鼓动口号。例如，在“5·12”地震期间，央视播出宣传片“生死相依”，其画而和歌声深深烙在国人的记忆之中。不少电视台在屏幕一角或整个屏幕上打上“众志成城，重建家园”、“自强不息，重建家园”之类的口号。2008年底，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开始在我国显现，央视新闻频道在午间、晚间等重要时段的新闻栏目播出时，在屏幕一角打上“坚定信心，应对挑战”的口号。这突出体现了媒体在非常时期对社会大众的抚慰作用、鼓动作用和教化作用。凭借电视媒体声画兼具、覆盖面广、可高频度播出的优势，使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更具社会渗透力，效果显著。
在这个多种媒体竞合的时代，我们在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之时也应充分调动多种信息资源，如及时参考相关主题的网路调查数据等。同时，以主持人(主讲人)、嘉宾(现场观众)互动或网络互动、电话互动等方式弥补电视媒体本身互动性不强的缺陷，增强节目的贴近性、针对性，强化其教育效果。此外，公众的媒介素养、风险与公众自身的关联度等因素也会对教育效果有直接影响。
从本质上说，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是媒体社会服务性的体现，彰显了传播架构由“行政本位”向“社会本位”进步。它有助于公众在心态上理性认识风险、在行动上妥当应对风险，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同时，它也有助于电视媒体提高收视率。因为“与人内心需求相关信息的集中出现”是迅速提升收视率的重要方式之一。当风险降临，公众的人身安全、经济安全等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时，他们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渴求远远超过平时。或许平日里很多公众对地震、金融知识兴趣不高，接受起来也较为吃力，但是一旦此类风险降临，他们便深感其必要。此时利用电视媒体向公众进行风险应对素养教育也正当其时。当然，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將此类教育常态化是大势所趋，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这就需要我们在熟悉国情和媒体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实践，同时多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经验。风险并不可怕，立足电视媒体开展公众风险应对素养教育是我们迎战风险的必由之路。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