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一种不曾断绝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在特殊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就体现为一种悲情。辛弃疾作为士大夫的代表，在国势多艰危机四伏的历史条件下，无法金戈铁马，进而转向自己内心的情感抒发，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亭子”作为辛词的一个文字符码，在意境上正是辛弃疾悲情英雄的词象。
　　关键词：辛弃疾 词象 悲情 亭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引用了一则寓言，这则寓言是：女神“烦”在渡河时看到了一块胶土，于是女神“烦”从这块胶土中取出了一点儿胶土，想把它塑造成什么，这时大神朱庇特走了过来，女神“烦”就请求朱庇特给这块胶土赋予一种精灵，朱庇特答应了。塑造完成后，女神“烦”想用自己的名字来为它命名，就在这时，大神朱庇特站了出来，并拦住“烦”，要求女神“烦”用他的名字来为这个形象命名。两位天神互不相让，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土地神台鲁斯出现了，他站出来说，这个形象应该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个形象是从他的身上取得的泥胚。大家争论不休，于是便请农神来作裁判，农神来了，在得知事情的原由之后认为：大神朱庇特为这个形象提供的是精灵，所以就应该等到这个形象死的时候再得到它的精灵；而土地神台鲁斯给了它躯身，那么就应该得到它的身体；而“烦”是最先创造的它，那么，只要是它活着，“烦”就可以占有自己创造的它。所以，“烦”占有活着。而辛弃疾一生便带有这种无法摆脱的“烦”，这就是隐藏在辛弃疾心灵深处的那种生存与生命之悲，它既缘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又缘于个体压抑的悲情。“吾道悠悠，憂心悄悄”。
　　一 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民族，烙印着深深地悲情史。在具有千年文明的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中，充满了血与泪、伤与痛、奴役与抗争、阴谋与杀戮。曾遭受过自然的、民族的、宗教的、人性的、阶级的、文化的，甚至还包括金钱的异化与压制。华夏文明前进的每一小步都是由无数个体的牺牲换来的，精神家园寻找中的彷徨，残酷现实生存中的痛苦，对真理追求形而上的求索，对家国眷恋形而下的执着，都深深地镌刻在传统文化之中。这种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口耳相授，从而形成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情结局。而在社会上，最能体现这种忧患意识和悲情结局的就是以儒学立身以道学立命的封建士大夫们。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又是传统文化的体现者。
　　传统文化以儒、道为核心，儒家政治主张仁政，以伦理作为核心来规范社会，鼓励人们入世进取、忧国忧民、兼济天下。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往往有天灾连连、人祸不断，这就使得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大夫们常常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忧患意识中。由心“怀”天下者变成了心“忧”天下者，而“入”世又转化为“忧”世。那么，作为一名传统文化下合格的士大夫，既要忧国、忧民，同时还要忧君。而国宁、君正、民安在历史上又很难同时出现，所以这种忧患就会时时刻刻地存在于士大夫这群知识分子的心中。在把伦理作为真理的教育体系中，这种忧患意识又逐渐成为了一种人性品格的衡量标准，于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悲情结局就出现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成就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殉道者般的悲壮美。
　　与儒家相反是道家的一种心性和生命的追求，道家身处红尘之外，冷眼观世界，静心养余生。在乱世之时，道家深刻地洞察世事，面对人为物役的异化世界，深知人性的倾轧和个人的渺小，从而转向个人修养的追求，进而提出养生之学说，表达出了对个性人格和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生命哲学是对儒家哲学的一种补充，为不得意、不得志的士子们带来了一种解脱和释压的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心灵的安慰，也使一些智者在乱世中保留了一份自然的天性。而养生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其陷入了另一种的焦虑之中，个体越是想养生保命，生命就越显得脆弱与短暂。于是，士子们又陷入了对宇宙、生死等形而上的思维中，将道家的养生保命之说发展成为忧生之念，从而产生一种对生命的执着与悲患。
　　儒家的忧世之思与道家的忧生之念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进行交融互补，当社会政治清明，百业俱兴时，传统士大夫积极进取、昂扬慷慨、忧国忧民，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当社会政治昏暗，战乱频频时，传统士大夫失意忧生又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而当国家内部昏聩又不算黑暗时，上述两种思想就融合成一种忧患的悲情，左右了士大夫的心。而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教育和岌岌可危的国势，使得士大夫同仇敌忾，英雄主义与忧世情怀空前高涨，产生浓烈的爱国情感和忧世情节；另一方面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和政治上的压制，又促使士大夫厌倦事功，转向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并产生生命苦短、人世无常的忧生情怀。
　　辛弃疾作为宋朝士大夫集团中具有代表性的精英分子，在他身上深深地印刻着这种忧世与忧生相交融的忧患意识与悲情结局。同时，其传奇性的悲剧命运及激烈冲动的性格则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将此忧患意识加以深化，使之更加浓重，更为沉痛，最终成为了一种悲剧性的情感。
　　辛弃疾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处于弱宋，虽有管乐之才，却不可施为，胸中积郁不遣，遂发悲歌慷慨之义。所以，他在创作中多使用悲美的词象群体，如悲情英雄意象：李广、屈原、项羽、伍子胥；香草美人意象：傲霜之梅花，幽香之水仙，独守之怨妇，孤洁之美人；节气时序意象：伤春怨雪，烦夏恨雨，悲秋怅风。
　　二 文字符码的壮志悲情
　　在语言学中，语言符码都是具有独特意义的符号，一个声音或一个字型都可以通过人们的社会积累，联想出文字的内涵与外延。文字符码一方面具有理性的认知规范，另一方面又具有感性的思维形象。著名的语言符号大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说：“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在语言学中，人们能凭借自己天性中对语言的理解，能够在已积累的语汇中，选出最适合的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维，诠释自己的认知世界，创造自己的文字天地。文字符码作为一种媒介，既可为读者提供可接受的信息，又可体现作者的思想，还可以影响读者，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彰显文字符码的艺术魅力。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家由于其天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感受力，因此能将自己的感情、思想、意识移置到最符合美感标准的物象上，使之折射出自身的美学理想和人格情趣，并最终形成文学作品的意象。由于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因此，一名艺术家是否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自己个性化、符号化的意象。涉及到宋词大家，就是词中有没有独特的词象，即词作意象，也就是词曲作品中包含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
　　在辛弃疾的词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辛弃疾常常在词中运用具有悲壮、郁悶特征的文字符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吐露内心悲痛，构筑文学殿堂。而在其中有一个最值得注意与品味的独特词象“亭子”。亭子在中国古代有着独特的意向，在很多文人笔下，亭子往往是把酒相送的地方，代表着离别伤悲的忧患伤逝情怀，承载了太多士大夫的离愁别绪。而辛弃疾文字符码中，亭子的蕴义却超越传统文化中离愁幽怨之情，更多地承载了其深沉而多元化的精神内涵。辛弃疾青年时怀着满腔的抱负辞乡率众南归，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沉浮不定，浪迹江南，始终没有完成自己的宏愿。宦海沉浮，炎凉世态，加深了辛弃疾对人生世事的领悟；常年奔波，时事艰难促使他产生回归精神家园的渴求。现实中的家园此生已无法重返，国仇家恨未雪，功业壮志难酬，寻找精神家园的愿望又无法实现，于是，除了现实的忧患与悲情之外，又多填加了一种精神的焦灼与忧伤。诸如“登亭”“临亭”等文字符码便成了辛弃疾词境中频频出现的词象。
　　在辛弃疾的词象中，亭子以一种四面镂空的特征，象征孑然无依，英雄孤寂，千古一人的凄凉.如《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中的：“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满江红·会稽秋风亭观雪》中的“起来极目，向弥茫，数尽归鸦。”
　　亭子作为离别之地，也成为辛弃疾的一个象征精神还乡的文字符码。辛弃疾借亭子的词象来衬托自己客游他乡的陌生感、凄悲情。如《满江红·题冷泉亭》中：“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又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古人讲究“登望兴悲”，即登高望远，觉兴尽悲来，这里面呈现两种大的态势：一个是抒发壮志难酬，孤独凄悲的入世之慨；另一个是表现生存状态不自由，世事无常，盈虚有数的出世之悲。稼轩“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身具英雄本色，气格刚毅果大，充满现实功利追求，所以对高大的物象、境界爱不择手；而他炽热的入世激情又经常在冷酷的现实面前碰壁，不断地寻求，又不断地被拒绝，只能落得个“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于是，高远的志向同现实的冲撞产生巨大的孤独感，在登临赏心亭、秋风亭时，他不由移情于居于高处、四面畅透的亭子，借四面临风的亭子显示出失路英雄的悲凉。
　　“亭子”作为路边歇脚之地，能遮风避雨，辛弃疾在词境中也常常来作为词象，象征心灵的归宿，能够给心灵带来温暖慰藉家园。在《贺新郎》中，辛弃疾写道：“俯人间，尘埃野马，孤撑高攫。拄杖危亭，扶未到，已觉云生两脚。”他的《破阵子》：“莫说弓刀事业，依然诗酒功名。千载图中今古事，万石溪头长短亭。小塘风浪平。”这两首词描绘的是：主人公正向灵魂的归宿地——高亭攀登，不经意的回首，俯视到红尘滚滚中的庸人俗事、尘埃野马。蓦然感到在经过无望无尽风尘跋涉后，心灵的宁静淡泊。似乎已经对英雄往事“弓刀事业”看得很淡，借助诗酒宾朋的慰藉，他逐渐得到心灵的回归，寻找到了无风无浪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宿麦、柔桑、花月、小塘的澹泊风光，千古兴亡的人类历史，百年盛衰的家国命运，数十载的自身浮沉，尽从心底淌过，似乎让他对宇宙人生大彻大悟。
　　但是，稼轩终不能超脱，即使是在彻悟之中，依然有万般的无可奈何与欲说还休郁结其间，故此，在他的文字符码间，亭子更多的是表现他在直面人生的过程中，自己的济世情怀与灰暗现实相碰撞而引发的孤独，一种无所归依的寥落感与边缘感，孤臣游子的悲怆感以及天地一人的失落感。
　　辛弃疾身处国破家亡的时代，作为热血男儿，其内心深处有一种挣不脱、解不开的民族情结，而他的建功立业思想，又使他披荆斩棘，为家国的复兴而奔走。无奈世事无常，人生难料，飘摇的政治风雨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转为内在的心灵情节，悲情英雄成了自己的归宿。这是辛弃疾的不幸，但却是文学之幸，辛弃疾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化为不尽的悲情创作，造就了文学史上独特的辛词。
　　参考文献：
　　[1]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 邓广铭、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 《辛弃疾词文选注》注释组：《辛弃疾词文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 杨海明：《唐宋词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 杨新民：《唐宋词苑撷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康亚伟，女，1975—，河北蔚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工作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