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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当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爵士把新加坡定位为贸易中转站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此经商或定居。今天的新加坡，几乎人人都会说至少两种语言，人们居住的社区里，容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多元文化。
同样，国际化潮流正改变着中国传统社区的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与世界，可能只有一条街区的距离。
1.0到3.0，社区变身城市焦点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和社会》中，第一次使用了“社区”的概念。几年之后，在英国，社会改革家们发起了一场著名的睦邻运动，主张受教育的志愿服务者和穷人住在相同地方共同生活，并为邻里提供教育与服务。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达到顶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际关系的淡漠使人感到厌倦，“社区”开始发挥作用，成为了解决社会贫困、落后而产生的“救世主”，从下而上发动和利用社会资源，给予底层人民生活上的温暖。
另一个坐标：1949年，杭州。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当时的社区，有2000余户居民，9人成为居委会委员，负责处理居民事务、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我参加了第一届上羊市街居委会的选举大会，我这个昔日的黄包车夫，成为了由居民群众投票民主选举的新中国第一任居委会主任。”陈福林是中国早期社区实践的见证者和尝试者。
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政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开始探索社区建设，并对增强社区功能提出了新要求。1985年，民政部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第一次把“社区”概念引入了实际生活。1987年，社区服务开始在全国推广。1993年开始，居委会不再只是面向“弱势群体”，它的服务对象涵盖广大群众，真正地将属地内的居住者连接在一起。火遍中国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走街串巷、心直口快、事无巨细的于大妈，就是这一时期居委会工作者的形象写照。
2001年起，最早从广东省开始，各大城市陆续将城市居民委员会改为社区居委会，真正开启了社区的2.0版本。城市社区的建设主题，逐渐转向了社区选举、民主自治、组织建设、政府放权还涉及各种体制创新。2002年，“新型社区”这一新词汇出现，“新型社区”代表了城市已经进入现代化阶段，对居民的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5年，民政部对全国100多个城市、300多个社区进行综合调研，“和谐社区”这一构想使人们对社区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
近几年来，国际化已然成为了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城市国际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产业、资源等全球集聚的过程，更是一个吸引境外移民人口集聚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纽约移民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了310万人，纽约市总人口目前为840万人，占总人口的37%。纽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正说明了国际移民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城市国际化直接催生了社区的3.0版本——国际化社区的产生。国际化社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居住、工作、交往、休闲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外籍人口比例不是社区国际化的唯一衡量标准，要让不同国家、种族、民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还必须具备国际水准的硬件系统和管理服务。
国际化社区的发展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数，这些社区所产生的文化交融，带来的经济体量，正变身为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焦点。
“国际村”，从高大上到人性化
“古北社区比较偏日韩一点，离三星、LG、现代等重工企业都比较近。还有些日本人专门来古北开餐馆，对于那些在上海的日本人来说，不会担心吃不惯上海菜。”在上海居住了20年之久的张甜薇，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古北社区，是全上海最早的国际化社区。在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境外人士。当年的古北社区人气极高，在外国人眼中，古北社区的国际化水平高，是他们工作和定居的首选，也是上海第一代国际化社区的代表作品。
随着国际化潮流的势头更加迅猛，大量外资企业和海外人才进军上海，第一代国际化社区已不能完全满足城市的国际化需求，为了配合国际人才的生活需求，政府高标准规划建设了第二代国际化社区——联洋、碧云等社区。
近几年，在上海，大型涉外居住区成了“高大上”的代名词，但随着土地开发的饱和，老牌社区开始出现了几乎没有新房可售、过度饱和的窘境，原本的小区环境也逐渐难以满足低碳环保的新型社区要求。上海的国际化社区开始有了新的探索，新江湾、大宁等第三代国际化社区应运而生，开始成为老牌国际化社区的接棒者。“与前两代国际社区相比，第三代国际化社区更多是倚靠自身优越的生态环境、规划标准等因素发展而成的。”上海21世纪不动产分析师罗寅申说。
在国内的众多一线城市，有着看似相同却又各具特色的国际化发展脉络。较早迈入国际化城市的北京，麦子店社区和望京社区是当年不得不说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别的城市看到外国人还感觉新鲜时，这两个社区里已经专门设有外籍人士服务站，接待外籍居民的服务窗口也总是人头济济，还时常举办中外居民交流活动；在深圳，第一个按照国际化标准打造的“沿山社区”则诞生了深圳最早的“国际屋”，直到今天，每逢重大节庆日，不少外籍友人都会在国际屋度过属于自己的一天。
在这些城市社区里，一直不断涌现“国际村”，与上海一样，随着城市国际化的不断发酵与扩容，与之相关的国际化社区也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社区”这一问题。在这些新的国际化社区里，人们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出现了“生态绿岛”；在国际化社区的周边，有了更完善的交通布局，最重要的是，所谓国际化社区的对象人群已不再局限于外籍人士，它有了更宽泛的定义：所有与国际接轨、追求生活品质的高端人士，都是国际化社区的主人翁。 杭州，订制个性化国际社区
后G20时代的杭州，正在经历着一次国际化蝶变。舒适宜居的自然环境、古今交融的人文韵味、创新活力的经济业态、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有了裂变式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洋面孔”出现在了杭州的大街小巷。
截至2016年7月底，在杭州主城区（不含萧山、余杭和大江东）的364个社区中，有341个社区居住着国际人员，占社区总数的93.68%，居住人员总数为6171名。目前，杭州的国际化社区主要以产业、就学和居住环境为纽带，自然聚集状态已初步形成，初步建设起产业集聚型、教育辐射型、商业生态型、改善提升型四类国际化社区。上城区春江社区、西湖区文鼎苑社区、滨江区东信社区、开发区朗琴社区等一批试点较早、基础较好的社区，已经在国际社区标识设置、多元文化交流、国际特色服务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开展“国际友邻·IN社区”“ABC计划”等一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国际化社区生活氛围。
一份由杭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和市统计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在杭外籍人士杭州国际形象调查报告》显示，90.5%的受访者对杭州国际化水平表示满意，89.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留在杭州学习、工作、生活，他们对杭州的未来发展和在杭州的生活充满着期待。
“城市居住人口的国际化日益凸显，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外居民的新期待，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杭州市民政局基政处处长葛卫平说，建设具有国际化品质的社区格局以及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社区形态，已经成为新时期杭州推进社区建设的新课题。
为此，2016年11月，杭州市出台了《关于全面提升社区建设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三步走”的目标：到2018年底，建立起科学的社区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和服务标准指标体系，建立30个国际化社区示范点；到2020年底，国际化社区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社区国际化功能和人居环境更加完善，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更加健全，社区建设国际化水平和居民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到2030年，形成具备国际水准、全国示范引领的现代社区建设体系。
“未来，杭州的国际化社区，将成为城市的‘标配’。社区国际化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给国际友人提供方便，更是面向所有市民生活环境的一次提升。”葛卫平说，“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一个个具有杭州特色、国际视野、自由开放、美丽和谐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社区，将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美貌。”
相比北上广深，杭州国际化社区建设起步较晚，但作为“后起之秀”正以加速度强势崛起。独特的城市文化，让杭州的国际化社区建设从开始就带有自己的个性化“标签”，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将让“国际杭”开启一场新睦邻运动。
同样，国际化潮流正改变着中国传统社区的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与世界，可能只有一条街区的距离。
1.0到3.0，社区变身城市焦点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和社会》中，第一次使用了“社区”的概念。几年之后，在英国，社会改革家们发起了一场著名的睦邻运动，主张受教育的志愿服务者和穷人住在相同地方共同生活，并为邻里提供教育与服务。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达到顶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际关系的淡漠使人感到厌倦，“社区”开始发挥作用，成为了解决社会贫困、落后而产生的“救世主”，从下而上发动和利用社会资源，给予底层人民生活上的温暖。
另一个坐标：1949年，杭州。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当时的社区，有2000余户居民，9人成为居委会委员，负责处理居民事务、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我参加了第一届上羊市街居委会的选举大会，我这个昔日的黄包车夫，成为了由居民群众投票民主选举的新中国第一任居委会主任。”陈福林是中国早期社区实践的见证者和尝试者。
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政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开始探索社区建设，并对增强社区功能提出了新要求。1985年，民政部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第一次把“社区”概念引入了实际生活。1987年，社区服务开始在全国推广。1993年开始，居委会不再只是面向“弱势群体”，它的服务对象涵盖广大群众，真正地将属地内的居住者连接在一起。火遍中国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走街串巷、心直口快、事无巨细的于大妈，就是这一时期居委会工作者的形象写照。
2001年起，最早从广东省开始，各大城市陆续将城市居民委员会改为社区居委会，真正开启了社区的2.0版本。城市社区的建设主题，逐渐转向了社区选举、民主自治、组织建设、政府放权还涉及各种体制创新。2002年，“新型社区”这一新词汇出现，“新型社区”代表了城市已经进入现代化阶段，对居民的素质和社区文明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5年，民政部对全国100多个城市、300多个社区进行综合调研，“和谐社区”这一构想使人们对社区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
近几年来，国际化已然成为了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城市国际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产业、资源等全球集聚的过程，更是一个吸引境外移民人口集聚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纽约移民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了310万人，纽约市总人口目前为840万人，占总人口的37%。纽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过程，正说明了国际移民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城市国际化直接催生了社区的3.0版本——国际化社区的产生。国际化社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居住、工作、交往、休闲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外籍人口比例不是社区国际化的唯一衡量标准，要让不同国家、种族、民族背景的人能够和谐共处，还必须具备国际水准的硬件系统和管理服务。
国际化社区的发展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数，这些社区所产生的文化交融，带来的经济体量，正变身为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焦点。
“国际村”，从高大上到人性化
“古北社区比较偏日韩一点，离三星、LG、现代等重工企业都比较近。还有些日本人专门来古北开餐馆，对于那些在上海的日本人来说，不会担心吃不惯上海菜。”在上海居住了20年之久的张甜薇，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古北社区，是全上海最早的国际化社区。在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境外人士。当年的古北社区人气极高，在外国人眼中，古北社区的国际化水平高，是他们工作和定居的首选，也是上海第一代国际化社区的代表作品。
随着国际化潮流的势头更加迅猛，大量外资企业和海外人才进军上海，第一代国际化社区已不能完全满足城市的国际化需求，为了配合国际人才的生活需求，政府高标准规划建设了第二代国际化社区——联洋、碧云等社区。
近几年，在上海，大型涉外居住区成了“高大上”的代名词，但随着土地开发的饱和，老牌社区开始出现了几乎没有新房可售、过度饱和的窘境，原本的小区环境也逐渐难以满足低碳环保的新型社区要求。上海的国际化社区开始有了新的探索，新江湾、大宁等第三代国际化社区应运而生，开始成为老牌国际化社区的接棒者。“与前两代国际社区相比，第三代国际化社区更多是倚靠自身优越的生态环境、规划标准等因素发展而成的。”上海21世纪不动产分析师罗寅申说。
在国内的众多一线城市，有着看似相同却又各具特色的国际化发展脉络。较早迈入国际化城市的北京，麦子店社区和望京社区是当年不得不说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别的城市看到外国人还感觉新鲜时，这两个社区里已经专门设有外籍人士服务站，接待外籍居民的服务窗口也总是人头济济，还时常举办中外居民交流活动；在深圳，第一个按照国际化标准打造的“沿山社区”则诞生了深圳最早的“国际屋”，直到今天，每逢重大节庆日，不少外籍友人都会在国际屋度过属于自己的一天。
在这些城市社区里，一直不断涌现“国际村”，与上海一样，随着城市国际化的不断发酵与扩容，与之相关的国际化社区也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社区”这一问题。在这些新的国际化社区里，人们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出现了“生态绿岛”；在国际化社区的周边，有了更完善的交通布局，最重要的是，所谓国际化社区的对象人群已不再局限于外籍人士，它有了更宽泛的定义：所有与国际接轨、追求生活品质的高端人士，都是国际化社区的主人翁。 杭州，订制个性化国际社区
后G20时代的杭州，正在经历着一次国际化蝶变。舒适宜居的自然环境、古今交融的人文韵味、创新活力的经济业态、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有了裂变式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洋面孔”出现在了杭州的大街小巷。
截至2016年7月底，在杭州主城区（不含萧山、余杭和大江东）的364个社区中，有341个社区居住着国际人员，占社区总数的93.68%，居住人员总数为6171名。目前，杭州的国际化社区主要以产业、就学和居住环境为纽带，自然聚集状态已初步形成，初步建设起产业集聚型、教育辐射型、商业生态型、改善提升型四类国际化社区。上城区春江社区、西湖区文鼎苑社区、滨江区东信社区、开发区朗琴社区等一批试点较早、基础较好的社区，已经在国际社区标识设置、多元文化交流、国际特色服务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开展“国际友邻·IN社区”“ABC计划”等一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国际化社区生活氛围。
一份由杭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和市统计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在杭外籍人士杭州国际形象调查报告》显示，90.5%的受访者对杭州国际化水平表示满意，89.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继续留在杭州学习、工作、生活，他们对杭州的未来发展和在杭州的生活充满着期待。
“城市居住人口的国际化日益凸显，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外居民的新期待，成了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杭州市民政局基政处处长葛卫平说，建设具有国际化品质的社区格局以及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社区形态，已经成为新时期杭州推进社区建设的新课题。
为此，2016年11月，杭州市出台了《关于全面提升社区建设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三步走”的目标：到2018年底，建立起科学的社区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和服务标准指标体系，建立30个国际化社区示范点；到2020年底，国际化社区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社区国际化功能和人居环境更加完善，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更加健全，社区建设国际化水平和居民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到2030年，形成具备国际水准、全国示范引领的现代社区建设体系。
“未来，杭州的国际化社区，将成为城市的‘标配’。社区国际化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给国际友人提供方便，更是面向所有市民生活环境的一次提升。”葛卫平说，“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一个个具有杭州特色、国际视野、自由开放、美丽和谐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社区，将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美貌。”
相比北上广深，杭州国际化社区建设起步较晚，但作为“后起之秀”正以加速度强势崛起。独特的城市文化，让杭州的国际化社区建设从开始就带有自己的个性化“标签”，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将让“国际杭”开启一场新睦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