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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仲子》 一诗的主旨解读，历代观点无一不围绕《诗序》 中所提“刺庄公”而展开，可见其重要性。此说在后世亦衍生出了不同解读观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淡出研究视野，但其所传达出的诗歌文化意义却仍然值得关注。本文首先对《将仲子》主旨解读的流变进行梳理，其次通过分析《左传》 中所载“郑伯克段于鄢”事来探究《将仲子》之“刺庄公”论所包含的道德评判，进而探讨此诗所反映出的“主文谲谏”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将仲子》 “刺庄公” 谲谏
《将仲子》全诗共三章，诗歌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书写，直叙主人公之拒辞，从“畏我父母”“畏我诸兄”到“畏人之多言”，情感表态层层递进，无不流露出婉言拒绝的情意。然此诗究竟所指何事，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短短几行拒辞，实际上包含了诗人想要传达的深层意旨。本文将对历代各家解读进行归类分析，并探究诗歌传达出的文化内涵。
一、诗旨解读的流变
《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从其表层义看，是一位女子拒绝前来私会的情人。诗中有六处先后提到了“畏”字，据此意解，即女子因害怕父母族亲和邻里，而不得不将对方的情意深藏于心，当代《诗经》赏析作品在解读《将仲子》一诗时，几乎皆如是定义。然而，关于《将仲子》诗旨的解读，从古至今众说纷纭。自汉儒始至清代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综合历代解诗观点，大致可分为四类：“刺庄公”说、“淫诗”说、“改行”说、民谣情歌说。
“刺庄公”说的提出首见于《毛诗序》：“《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a后代学者郑玄、孔颖达皆演《诗序》之意加以阐释，将《诗序》所言奉为圭臬，不敢诋排。直至有宋一朝，方有学者开始对《诗序》的主张提出疑问。苏辙在《诗集传》中对《诗序》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将仲子》既隐喻《左传》隐公元年事，却与《春秋》褒贬之意有差，因此《诗序》的解读为误。后代持“刺庄公”说观点的学者，诸如宋代学者李樗、黄櫄，明代学者曹学佺，皆沿袭苏辙之意。虽然书中指出《诗序》的误解，但苏辙仍赞同《将仲子》一诗乃是讽谏郑庄公之辞。《诗序》传达出的“诗言志”思想以及对政治、教化的关怀，始终有其权威性。虽然“刺庄公”这一解诗观点逐渐不被重视，但每一朝代都会有部分学者仍然赞同甚至延续《诗序》的观点。如宋代学者严粲在《诗缉》中说道：“诗止以公与祭仲有杀段之谋，故设为公拒祭仲之辞，以天理感动之，公论开悟之耳，如此则不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b作为“刺庄公”说的延续，严粲将诗文与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强调了诗歌“主文谲谏”的作用。这正是“刺庄公”一说的核心所在。
朱熹《诗集传》引郑樵语道：“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其事。”c以郑樵、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者，本着重新审视《诗序》解诗的意图，提出“淫诗”的观点。在朱熹看来，郑诗“皆为女惑男之语……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d，由此可见，所谓“淫奔”是指女主人公深夜私会男子这一行为实乃冒大不韪。在朱熹看来，男女有情亦是自然之故，即所谓心中的欲念，但此女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前来相会的男子欲拒还迎，仍然说出“仲可怀也”这样的话，是绝不能容忍的行径。细察之，朱熹在评诗时，首先肯定了诗文言说情事的性质，而后才以越礼之罪对诗中男女这一逾矩行为大加批判。就此而言，朱熹解诗便与《诗序》言政事的观点完全对立，此主张的提出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激发了学者们对汉儒论诗的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开启了以情解诗的先河，使得“刺庄公”说这一观点逐渐边缘化。
随着朱熹“淫诗”说的提出，其间有学者开始围绕“淫诗”说发展出新的观点。宋代学者辅广、王柏就朱熹的观点提出，“淫奔”之语似有不妥之处，诗中女子虽无视礼法规矩私会男子，但她仍然心有所忌，不至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因此，王柏在朱熹“淫诗”说的基础上提出《将仲子》当为“淫奔改行之诗”e。此观点与朱熹的看法不同，王柏认为女子虽然心底里想接受男子的情意，但却能对当时的人言产生畏惧，诗中明确多次提到“畏”，女子亦有“岂敢爱之”的拒辞，无论是顾忌父母族亲还是“人之多言”，实是对礼法的敬畏心理，因此，女子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选择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女子态度由贬转褒的重要体现。清代学者姚际恒承袭此意，在《诗经通论》中有言：“此虽属淫，然女子以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f這与王柏的观点大致相同，姚际恒所谓“廉耻”之心，实际上也是与朱熹在《诗集传》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男女私情，暗中苟合这一行为是可耻的。因此，反映出私会场景的这样一首诗是可定义为淫诗的。转而一想，姚际恒就诗文中多次提到的“畏言”，又指出女子深知此事不妥，便警醒男子切毋做私相授受之事，否定郑樵、朱熹武断地用“淫奔”一词就概括了整首诗。窃以为，姚际恒所指“大有廉耻”与王柏言“淫奔改行”实际都是倡导礼教的表现，认为女子最终因知礼、畏礼，而及时控制了自己错误的行为，因此不可称“淫奔者”。
“改行”论与“淫诗”说都反对《诗序》所言“刺庄公”，认为言诗当以本事论，不可以意逆志，比附他事。“改行”说源出郑樵、朱熹的论断，两者共同之处，都将情事视为不合礼法之举，世人当以此为诫。两者论诗首先都承认了诗文言情的本事，但就其主旨而言，反映的是礼义教化的重要性。
以情解诗由朱熹提出后，清代学者方玉润沿着“情”这一主旨，在《诗经原始》中开始重新反思《将仲子》所表达的内涵。他首先还是和王柏、姚际恒的观点一致，认为此诗不得谓“淫奔者之辞”，其后便提出“难保非采自民间闾巷鄙夫妇相爱慕之辞”g。方玉润于此首次提出《将仲子》大概是一首反映郑地民风的爱情歌谣，与政治、教化全无关系。此解读对当代研究有极大影响，当代的研究作品对《将仲子》主旨的解读，无论是女子对爱情的低诉和渴望，还是批判封建礼教对情感婚姻的禁锢，抑或是欲望与理性的冲突，本质上都将《将仲子》定义成为一首爱情诗，而不再讨论它对政治事件的讽刺作用。 三、诗之主文谲谏
《将仲子》一诗，观其诗语，若解作情诗，言男女之间欲拒还迎的情意，或言陈民间闾巷之辞，亦无不可。但中国古典诗歌从其产生之初便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诗序》言《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8。诗歌自有其手法运用的艺术性，或类比，或起兴，或铺陈直叙，因而意蕴深婉。位上者以诗行教化之事，而处下者托诗以讽上，可见，诗在当时即有教化、讽谏之用，因此诗中所蕴含的不仅是诗人本身的意志，也有为达到一定社会功用而传达出的褒贬思想。
《将仲子》即表达了诗人对国君的劝谏之意，因不能直面君上，故而托诗讽之。庄公一举击溃叔段后，将母亲囚于城颍，并发誓“不及黄泉，不相见也”。郑伯克段虽事出有因，但因其过于决绝，不免遭到国人非议。《左传》于此事之后载庄公“既而悔之”，颍考叔知君上之意，面上时以为母留肉之行谏庄公，后献策使庄公掘地见母，成其孝名。正如 《诗序》 《左传》所言，叔段为弟不恭，庄公身为兄长，却放任不管，如国有二君，以致祸起萧墙，继而出兵讨伐，国家内乱在所难免。《将仲子》为刺庄公纵容叔段为乱而作，不直言“郑伯克段于鄢”一事，而选取男女私会之景，比庄公祭仲之对，隐喻庄公引发战乱的不当。庄公于事后能积极采纳颍考叔的谏言，正可谓达到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9，此为诗歌言赋诗者的意志，诗为诗者心中的语言，若言语不足方歌咏之，进而手舞足蹈，同时表明诗、乐、舞皆为意志之体现。但诗歌之用并非仅限于言志，换言之，此志并非只是个人意志，当与社会政治密切关联，因而诗歌亦可行教化、移风俗、干政事。若将《诗经》中此类诗歌说成政治比附，便是忽视了诗歌本有的社会功能。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我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出行。这就是《诗经》中一些篇章自身所言及的内容——表达讽刺与歌颂@ 0。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魏风·硕鼠》）之“刺重敛”；“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之“美召伯也”。这些篇章一则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二则于诗中蕴含美刺之意，起到干政事、行教化的社会功用。
ahpq！ 8 ！ 9〔清〕 阮元 校刻，〔汉〕 毛亨 传，〔汉〕 郑玄笺， 〔唐〕 孔颖达 正义：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711页，第712页，第712页，第712页，第16页，第13页。
b 〔宋〕 严粲 撰： 《诗缉》（《四库全书》本）卷八，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7页。
cd〔宋〕 朱熹 撰 ：《诗集传》 ， 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62页，第62页。
e 〔宋〕 王柏 撰： 《诗疑》（《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页。
f 〔清〕 姚际恒 撰 ：《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本） 卷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13页。
g 〔清〕 方玉润 撰 ：《诗经原始》，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205页
p〔宋〕 苏辙 撰 ：《诗集传》（《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10页，第10页。
jl〔晋〕 杜预 集解： 〔唐〕 孔颖达 正义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61页，第62页。
m 王国轩 译注： 《大学·中庸》，中华书局 2014年版，第4页。
n 〔汉〕 何休 解诂：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页。
o 〔晋〕范宁 集解 《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5页。
t 徐志啸：《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重价值》， 《诗经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146—166页。
参考文献：
[1] 〔清〕 阮元 校刻， 〔汉〕 毛亨 传 〔汉〕 郑玄 笺 〔唐〕 孔颖达 正义.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 严粲撰.诗缉（《四库全书》本） [M] .北京：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 朱熹撰.诗集传 [M] .台北：中华书局， 2011.
[4] 王柏撰 .詩疑（《续修四库全书》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 苏辙撰.诗集传（《续修四库全书》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6] 姚际恒撰.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方玉润撰.诗经原始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 杜预集解，〔唐〕孔颖达 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9] 王国轩 译注.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0] 何休解诂.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 范宁集解.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2] 徐志啸.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重价值[J]. 诗经研究丛刊，2004（1）.
作 者： 文艺菲，广西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将仲子》 “刺庄公” 谲谏
《将仲子》全诗共三章，诗歌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书写，直叙主人公之拒辞，从“畏我父母”“畏我诸兄”到“畏人之多言”，情感表态层层递进，无不流露出婉言拒绝的情意。然此诗究竟所指何事，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短短几行拒辞，实际上包含了诗人想要传达的深层意旨。本文将对历代各家解读进行归类分析，并探究诗歌传达出的文化内涵。
一、诗旨解读的流变
《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从其表层义看，是一位女子拒绝前来私会的情人。诗中有六处先后提到了“畏”字，据此意解，即女子因害怕父母族亲和邻里，而不得不将对方的情意深藏于心，当代《诗经》赏析作品在解读《将仲子》一诗时，几乎皆如是定义。然而，关于《将仲子》诗旨的解读，从古至今众说纷纭。自汉儒始至清代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综合历代解诗观点，大致可分为四类：“刺庄公”说、“淫诗”说、“改行”说、民谣情歌说。
“刺庄公”说的提出首见于《毛诗序》：“《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a后代学者郑玄、孔颖达皆演《诗序》之意加以阐释，将《诗序》所言奉为圭臬，不敢诋排。直至有宋一朝，方有学者开始对《诗序》的主张提出疑问。苏辙在《诗集传》中对《诗序》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将仲子》既隐喻《左传》隐公元年事，却与《春秋》褒贬之意有差，因此《诗序》的解读为误。后代持“刺庄公”说观点的学者，诸如宋代学者李樗、黄櫄，明代学者曹学佺，皆沿袭苏辙之意。虽然书中指出《诗序》的误解，但苏辙仍赞同《将仲子》一诗乃是讽谏郑庄公之辞。《诗序》传达出的“诗言志”思想以及对政治、教化的关怀，始终有其权威性。虽然“刺庄公”这一解诗观点逐渐不被重视，但每一朝代都会有部分学者仍然赞同甚至延续《诗序》的观点。如宋代学者严粲在《诗缉》中说道：“诗止以公与祭仲有杀段之谋，故设为公拒祭仲之辞，以天理感动之，公论开悟之耳，如此则不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b作为“刺庄公”说的延续，严粲将诗文与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强调了诗歌“主文谲谏”的作用。这正是“刺庄公”一说的核心所在。
朱熹《诗集传》引郑樵语道：“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其事。”c以郑樵、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者，本着重新审视《诗序》解诗的意图，提出“淫诗”的观点。在朱熹看来，郑诗“皆为女惑男之语……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d，由此可见，所谓“淫奔”是指女主人公深夜私会男子这一行为实乃冒大不韪。在朱熹看来，男女有情亦是自然之故，即所谓心中的欲念，但此女放任自己的欲望，对前来相会的男子欲拒还迎，仍然说出“仲可怀也”这样的话，是绝不能容忍的行径。细察之，朱熹在评诗时，首先肯定了诗文言说情事的性质，而后才以越礼之罪对诗中男女这一逾矩行为大加批判。就此而言，朱熹解诗便与《诗序》言政事的观点完全对立，此主张的提出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激发了学者们对汉儒论诗的重新思考；另一方面，开启了以情解诗的先河，使得“刺庄公”说这一观点逐渐边缘化。
随着朱熹“淫诗”说的提出，其间有学者开始围绕“淫诗”说发展出新的观点。宋代学者辅广、王柏就朱熹的观点提出，“淫奔”之语似有不妥之处，诗中女子虽无视礼法规矩私会男子，但她仍然心有所忌，不至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因此，王柏在朱熹“淫诗”说的基础上提出《将仲子》当为“淫奔改行之诗”e。此观点与朱熹的看法不同，王柏认为女子虽然心底里想接受男子的情意，但却能对当时的人言产生畏惧，诗中明确多次提到“畏”，女子亦有“岂敢爱之”的拒辞，无论是顾忌父母族亲还是“人之多言”，实是对礼法的敬畏心理，因此，女子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选择是不能被批判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女子态度由贬转褒的重要体现。清代学者姚际恒承袭此意，在《诗经通论》中有言：“此虽属淫，然女子以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f這与王柏的观点大致相同，姚际恒所谓“廉耻”之心，实际上也是与朱熹在《诗集传》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男女私情，暗中苟合这一行为是可耻的。因此，反映出私会场景的这样一首诗是可定义为淫诗的。转而一想，姚际恒就诗文中多次提到的“畏言”，又指出女子深知此事不妥，便警醒男子切毋做私相授受之事，否定郑樵、朱熹武断地用“淫奔”一词就概括了整首诗。窃以为，姚际恒所指“大有廉耻”与王柏言“淫奔改行”实际都是倡导礼教的表现，认为女子最终因知礼、畏礼，而及时控制了自己错误的行为，因此不可称“淫奔者”。
“改行”论与“淫诗”说都反对《诗序》所言“刺庄公”，认为言诗当以本事论，不可以意逆志，比附他事。“改行”说源出郑樵、朱熹的论断，两者共同之处，都将情事视为不合礼法之举，世人当以此为诫。两者论诗首先都承认了诗文言情的本事，但就其主旨而言，反映的是礼义教化的重要性。
以情解诗由朱熹提出后，清代学者方玉润沿着“情”这一主旨，在《诗经原始》中开始重新反思《将仲子》所表达的内涵。他首先还是和王柏、姚际恒的观点一致，认为此诗不得谓“淫奔者之辞”，其后便提出“难保非采自民间闾巷鄙夫妇相爱慕之辞”g。方玉润于此首次提出《将仲子》大概是一首反映郑地民风的爱情歌谣，与政治、教化全无关系。此解读对当代研究有极大影响，当代的研究作品对《将仲子》主旨的解读，无论是女子对爱情的低诉和渴望，还是批判封建礼教对情感婚姻的禁锢，抑或是欲望与理性的冲突，本质上都将《将仲子》定义成为一首爱情诗，而不再讨论它对政治事件的讽刺作用。 三、诗之主文谲谏
《将仲子》一诗，观其诗语，若解作情诗，言男女之间欲拒还迎的情意，或言陈民间闾巷之辞，亦无不可。但中国古典诗歌从其产生之初便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诗序》言《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8。诗歌自有其手法运用的艺术性，或类比，或起兴，或铺陈直叙，因而意蕴深婉。位上者以诗行教化之事，而处下者托诗以讽上，可见，诗在当时即有教化、讽谏之用，因此诗中所蕴含的不仅是诗人本身的意志，也有为达到一定社会功用而传达出的褒贬思想。
《将仲子》即表达了诗人对国君的劝谏之意，因不能直面君上，故而托诗讽之。庄公一举击溃叔段后，将母亲囚于城颍，并发誓“不及黄泉，不相见也”。郑伯克段虽事出有因，但因其过于决绝，不免遭到国人非议。《左传》于此事之后载庄公“既而悔之”，颍考叔知君上之意，面上时以为母留肉之行谏庄公，后献策使庄公掘地见母，成其孝名。正如 《诗序》 《左传》所言，叔段为弟不恭，庄公身为兄长，却放任不管，如国有二君，以致祸起萧墙，继而出兵讨伐，国家内乱在所难免。《将仲子》为刺庄公纵容叔段为乱而作，不直言“郑伯克段于鄢”一事，而选取男女私会之景，比庄公祭仲之对，隐喻庄公引发战乱的不当。庄公于事后能积极采纳颍考叔的谏言，正可谓达到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9，此为诗歌言赋诗者的意志，诗为诗者心中的语言，若言语不足方歌咏之，进而手舞足蹈，同时表明诗、乐、舞皆为意志之体现。但诗歌之用并非仅限于言志，换言之，此志并非只是个人意志，当与社会政治密切关联，因而诗歌亦可行教化、移风俗、干政事。若将《诗经》中此类诗歌说成政治比附，便是忽视了诗歌本有的社会功能。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我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出行。这就是《诗经》中一些篇章自身所言及的内容——表达讽刺与歌颂@ 0。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魏风·硕鼠》）之“刺重敛”；“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之“美召伯也”。这些篇章一则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二则于诗中蕴含美刺之意，起到干政事、行教化的社会功用。
ahpq！ 8 ！ 9〔清〕 阮元 校刻，〔汉〕 毛亨 传，〔汉〕 郑玄笺， 〔唐〕 孔颖达 正义：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711页，第712页，第712页，第712页，第16页，第13页。
b 〔宋〕 严粲 撰： 《诗缉》（《四库全书》本）卷八，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7页。
cd〔宋〕 朱熹 撰 ：《诗集传》 ， 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62页，第62页。
e 〔宋〕 王柏 撰： 《诗疑》（《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页。
f 〔清〕 姚际恒 撰 ：《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本） 卷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13页。
g 〔清〕 方玉润 撰 ：《诗经原始》，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205页
p〔宋〕 苏辙 撰 ：《诗集传》（《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10页，第10页。
jl〔晋〕 杜预 集解： 〔唐〕 孔颖达 正义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61页，第62页。
m 王国轩 译注： 《大学·中庸》，中华书局 2014年版，第4页。
n 〔汉〕 何休 解诂：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页。
o 〔晋〕范宁 集解 《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5页。
t 徐志啸：《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重价值》， 《诗经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第146—166页。
参考文献：
[1] 〔清〕 阮元 校刻， 〔汉〕 毛亨 传 〔汉〕 郑玄 笺 〔唐〕 孔颖达 正义.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 严粲撰.诗缉（《四库全书》本） [M] .北京：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 朱熹撰.诗集传 [M] .台北：中华书局， 2011.
[4] 王柏撰 .詩疑（《续修四库全书》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 苏辙撰.诗集传（《续修四库全书》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6] 姚际恒撰.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方玉润撰.诗经原始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 杜预集解，〔唐〕孔颖达 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9] 王国轩 译注.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0] 何休解诂.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 范宁集解.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2] 徐志啸.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重价值[J]. 诗经研究丛刊，2004（1）.
作 者： 文艺菲，广西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