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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笔者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谱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提出“西周祀、年有别说”，并在《古本竹书纪年》框架下，推出西周文、武、穆、幽四王的即位年代。
【关键词】历法；何尊；成周；纪年
【中图分类号】K04 【文献标识码】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了《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该文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起始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1]笔者利用古代文献中的历算数据和方法作过复原西周历法的一些工作，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法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也就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的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和推导，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当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特将笔者与王先生的主要不同观点提出来，与王占奎先生商榷。
一、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不同理解
先将何尊铭文暂释文为：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惟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圉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王先生认为：“惟王五祀……应是成王五年，也就是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的第五年”，“仅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在公元前1021年可以找到对应于《召诰》相关历日”。[2]那么，王先生是怎样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推出“成王五年（公元前1021）（建寅）”的呢？这就需要从王先生的《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一文说起。
在该文中，王先生认为对《古本竹书纪年》条文“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理解有六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即自周受命至穆王元年（穆王元年不计入“百年”之内）；第二种可能，文王称侯到穆王末年百年；第三种可能，自文王称王至穆王（即位年）百年；第四种可能，自文王受命至穆王末年百年；第五种可能，武王灭商至穆王元年百年；第六种可能，武王灭商至穆王末年百年。[3]
如果把王先生所认为的“王元年”当作“即位年”的话，王先生所排出的六种可能，无疑是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全部可能性理解。王先生在文中排除了前五种可能，认为第六种可能可以接受。王先生在排除第三种可能时，利用了《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一条文作重要依据，王先生把这一条理解为“西周共257年”。从王先生大作《清華简<系年>随札——文侯仇杀携王与平王、携王纪年》可知，王先生认为周平王即位年为公元前771年，[4]那么，周幽王末年当为公元前772年，从公元前772年上溯257年，当为公元前1028年，公元前1029年（不计入257年内）是王先生认定的武王灭殷年。王先生认为武王灭殷4年（含灭殷年）后的公元前1025年是周成王即位年，如此，《召诰》的相关历日就是公元前1021年。
笔者认真研读了王先生此文，认为王先生在排除第三种可能时存在逻辑上不够严密的问题。因为从文法上来讲，“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如果存在着第三种可能“自文王称王至穆王即位年百年”的话，那么，文法相同的“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同样也有理解成“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即位年，凡二百五十七年”的可能，这是王先生没有虑及的，而笔者在西周断代中正是赞同第三种可能的，如果按笔者的观点，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框架内，王先生是无法排除第三种可能的。
严格说来，笔者认为，“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是指“自周文王受命至穆王元祀百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是指“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元祀，凡二百五十七年”。
西周同王“N祀”纪年与“N年”纪年属于两种不同的纪年体系，直接承继父王王位的周王“N祀”纪年比“N年”纪年早两年，非直接承继父王王位的周王“N祀”纪年与“N年”纪年相同，造成两种不同纪年体系的原因，正是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和夏含夷等提出的“三年之丧”，但笔者的“西周祀、年有别说”与倪德卫和夏含夷之“祀、年不分的‘双元年’说”有所不同[5]。
除“三年之丧”有前贤论述外，笔者对“西周祀、年有别说”做过论证功课，所用方法有二：一是学界熟知的《毕命》历日“（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胐”与周康王世标准器小盂鼎历日“唯廿五祀八月既望甲申”，在“祀、年”无别的情况下不能相容，反证“祀、年”有别；二是在“懿王元年天再旦”为公元前899年为前提下，对西周中晚期高龄器和元年元祀器年代进行过所有可能性的分析，同样得出“祀、年”有别的结论，限于篇幅，这一论证过程待以后专文论述。
二、复原历谱观照下的何尊年代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所提供的西周年代框架，笔者把《召诰》营建成周的“三月丙午胐”放到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来考察，应该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同。笔者根据古易历数和《史记》所载古历算法，做过不受任何金文影响的西周历法复原工作。先出示复原的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994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见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因篇幅所限，历谱考证暂略。
从两《诰》中我们可以看出，《召诰》“三月丙午胐”的年份与《洛诰》历日有一定联系。《召诰》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与《洛诰》所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事件前后相接，应是同年事件。而且，《召诰》言“若翼日乙卯（三月），周公朝至于洛”，《洛诰》也记载周公自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更证此为同年事件。 因为《尚书大传》有“（周公）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返政成王”的记载，而《洛诰》文末有“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记载，这就让古今很多学者对“三月丙午胐”这个历日的年份众说纷纭，搞不清该年倒底是周公摄政五年还是七年的事儿，亦或是周成王五年、五祀还是七年、七祀的事儿。
王占奎先生提出“《洛诰》错简说”，认为《洛诰》前半篇记营建成周为周成王即位五年的事儿，后半篇因错简，记周成王七年“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事。笔者深受王先生这一独到见解之启发，亦认为《洛诰》要么有错简，要么如唐兰先生所云，《洛诰》是在记录周公摄政七年返政成王事时，追述了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成周事[6]。因为“三月丙午胐”和“十二月戊辰”在同一年内根本不能相容。
《召诰》记载营建成周时“越若来三月，唯丙午胐”，这意味着该年三月朔日干支应当是甲辰或乙巳，从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唯有公元前1031年方有周历三月甲辰朔。那么，公元前1031年是周公摄政何年？是周成王几祀或几年？仅以两《诰》的内容无法准确判断。
何尊铭文中“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照应着两《诰》的成周营建，并提供了一个与两《诰》时代相近年份的历日，周成王“四月丙戌……唯王五祀”。这个历日只能在公元前1031年营建成周的前后七年内为周公摄政纪年或周成王纪年定位，从历谱可以发现，适合四月丙戌的年份有：公元前1036年、公元前1035年、公元前1034年、公元前1032年、公元前1031年、公元前1030年、公元前1029年和公元前1028年。这说明仅依据何尊和两《诰》，还无法判断公元前1031年究竟属于成王几祀。
关于商周之际和两周之际的断代情况，由历谱也较容易得出一些新的细节和结论，笔者期待本文和后继掘作能得到王占奎先生和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王占奎.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J].考古学研究，2011.
[2]同上.
[3]王占奎.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J].考古与文物，1999（4）：67-68.
[4]王占奎.清华简《系年》随札——文侯仇杀携王与平王、携王纪年[J].古代文明：辑刊，2016.
[5][美]倪德卫，魏可钦，解芳.竹书纪年解谜[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5：229-261.
[6]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刘次沅，周晓陆.武王伐纣天象解析[J].中国科学（A辑），2001（6）.
[8]刘次沅.天大曀记录的天文年代分析[J].时间频率学报，2005（12）.
[9]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974.
【关键词】历法；何尊；成周；纪年
【中图分类号】K04 【文献标识码】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了《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该文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起始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1]笔者利用古代文献中的历算数据和方法作过复原西周历法的一些工作，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法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也就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的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和推导，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当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特将笔者与王先生的主要不同观点提出来，与王占奎先生商榷。
一、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不同理解
先将何尊铭文暂释文为：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惟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圉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王先生认为：“惟王五祀……应是成王五年，也就是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的第五年”，“仅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在公元前1021年可以找到对应于《召诰》相关历日”。[2]那么，王先生是怎样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推出“成王五年（公元前1021）（建寅）”的呢？这就需要从王先生的《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一文说起。
在该文中，王先生认为对《古本竹书纪年》条文“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理解有六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即自周受命至穆王元年（穆王元年不计入“百年”之内）；第二种可能，文王称侯到穆王末年百年；第三种可能，自文王称王至穆王（即位年）百年；第四种可能，自文王受命至穆王末年百年；第五种可能，武王灭商至穆王元年百年；第六种可能，武王灭商至穆王末年百年。[3]
如果把王先生所认为的“王元年”当作“即位年”的话，王先生所排出的六种可能，无疑是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全部可能性理解。王先生在文中排除了前五种可能，认为第六种可能可以接受。王先生在排除第三种可能时，利用了《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一条文作重要依据，王先生把这一条理解为“西周共257年”。从王先生大作《清華简<系年>随札——文侯仇杀携王与平王、携王纪年》可知，王先生认为周平王即位年为公元前771年，[4]那么，周幽王末年当为公元前772年，从公元前772年上溯257年，当为公元前1028年，公元前1029年（不计入257年内）是王先生认定的武王灭殷年。王先生认为武王灭殷4年（含灭殷年）后的公元前1025年是周成王即位年，如此，《召诰》的相关历日就是公元前1021年。
笔者认真研读了王先生此文，认为王先生在排除第三种可能时存在逻辑上不够严密的问题。因为从文法上来讲，“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如果存在着第三种可能“自文王称王至穆王即位年百年”的话，那么，文法相同的“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同样也有理解成“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即位年，凡二百五十七年”的可能，这是王先生没有虑及的，而笔者在西周断代中正是赞同第三种可能的，如果按笔者的观点，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框架内，王先生是无法排除第三种可能的。
严格说来，笔者认为，“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是指“自周文王受命至穆王元祀百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是指“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元祀，凡二百五十七年”。
西周同王“N祀”纪年与“N年”纪年属于两种不同的纪年体系，直接承继父王王位的周王“N祀”纪年比“N年”纪年早两年，非直接承继父王王位的周王“N祀”纪年与“N年”纪年相同，造成两种不同纪年体系的原因，正是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和夏含夷等提出的“三年之丧”，但笔者的“西周祀、年有别说”与倪德卫和夏含夷之“祀、年不分的‘双元年’说”有所不同[5]。
除“三年之丧”有前贤论述外，笔者对“西周祀、年有别说”做过论证功课，所用方法有二：一是学界熟知的《毕命》历日“（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胐”与周康王世标准器小盂鼎历日“唯廿五祀八月既望甲申”，在“祀、年”无别的情况下不能相容，反证“祀、年”有别；二是在“懿王元年天再旦”为公元前899年为前提下，对西周中晚期高龄器和元年元祀器年代进行过所有可能性的分析，同样得出“祀、年”有别的结论，限于篇幅，这一论证过程待以后专文论述。
二、复原历谱观照下的何尊年代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所提供的西周年代框架，笔者把《召诰》营建成周的“三月丙午胐”放到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来考察，应该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同。笔者根据古易历数和《史记》所载古历算法，做过不受任何金文影响的西周历法复原工作。先出示复原的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994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见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因篇幅所限，历谱考证暂略。
从两《诰》中我们可以看出，《召诰》“三月丙午胐”的年份与《洛诰》历日有一定联系。《召诰》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与《洛诰》所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事件前后相接，应是同年事件。而且，《召诰》言“若翼日乙卯（三月），周公朝至于洛”，《洛诰》也记载周公自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更证此为同年事件。 因为《尚书大传》有“（周公）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返政成王”的记载，而《洛诰》文末有“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记载，这就让古今很多学者对“三月丙午胐”这个历日的年份众说纷纭，搞不清该年倒底是周公摄政五年还是七年的事儿，亦或是周成王五年、五祀还是七年、七祀的事儿。
王占奎先生提出“《洛诰》错简说”，认为《洛诰》前半篇记营建成周为周成王即位五年的事儿，后半篇因错简，记周成王七年“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事。笔者深受王先生这一独到见解之启发，亦认为《洛诰》要么有错简，要么如唐兰先生所云，《洛诰》是在记录周公摄政七年返政成王事时，追述了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成周事[6]。因为“三月丙午胐”和“十二月戊辰”在同一年内根本不能相容。
《召诰》记载营建成周时“越若来三月，唯丙午胐”，这意味着该年三月朔日干支应当是甲辰或乙巳，从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唯有公元前1031年方有周历三月甲辰朔。那么，公元前1031年是周公摄政何年？是周成王几祀或几年？仅以两《诰》的内容无法准确判断。
何尊铭文中“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照应着两《诰》的成周营建，并提供了一个与两《诰》时代相近年份的历日，周成王“四月丙戌……唯王五祀”。这个历日只能在公元前1031年营建成周的前后七年内为周公摄政纪年或周成王纪年定位，从历谱可以发现，适合四月丙戌的年份有：公元前1036年、公元前1035年、公元前1034年、公元前1032年、公元前1031年、公元前1030年、公元前1029年和公元前1028年。这说明仅依据何尊和两《诰》，还无法判断公元前1031年究竟属于成王几祀。
关于商周之际和两周之际的断代情况，由历谱也较容易得出一些新的细节和结论，笔者期待本文和后继掘作能得到王占奎先生和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王占奎.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J].考古学研究，2011.
[2]同上.
[3]王占奎.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J].考古与文物，1999（4）：67-68.
[4]王占奎.清华简《系年》随札——文侯仇杀携王与平王、携王纪年[J].古代文明：辑刊，2016.
[5][美]倪德卫，魏可钦，解芳.竹书纪年解谜[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5：229-261.
[6]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刘次沅，周晓陆.武王伐纣天象解析[J].中国科学（A辑），2001（6）.
[8]刘次沅.天大曀记录的天文年代分析[J].时间频率学报，2005（12）.
[9]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