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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李佳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广州/510275）
本文系985工程第三期资助。
摘要：差异化执行是自主招生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差异性到多样性，再到自主性，既是政策的逻辑，又是高等教育的逻辑，也是本论文分析的逻辑。本文以Z大在2012年自主招生现场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政策网络分析工具，通过与B大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前沿趋势，揭示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校际差异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内在规律，寻找政策改进的突破口及理论支撑点。
关键词：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网络；差异性执行
在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执行中，由于各试点高校对于政策的解释、组织和实施不同，政策执行力与执行效果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有人把“降分录取模式”和“面试录取模式”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进行过分类[1]，但是，即便是同一种类型，各校具体组织和实施过程中的个性化仍十分突出，这种政策的差异化执行已经成为当下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理解、把握和运用这一特征？已是高校开展自主招生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做得好，高校的自主招生将别开生面；做不好，高校极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此，本文选取了南方某Z大学作为典型案例，与北京的B大做比较（同属降分录取模式），通过数据对比，分析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前沿趋势，揭示其差异化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内在规律，探索政策改进的突破口以及理论支撑点。
一、两校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差异
Z大与B大均为部属高校，都是2003年开始自主招生的试点，均采用“降分录取模式”，即考生需要经过申报资料初审、笔试、面试等程序，最终再根据高考成绩决定是否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在推荐形式上也都遵循“中学推荐为主，自荐为辅”的原则，即便如此，他们在政策执行上的差异仍然较大。
1.生源甄选
先看两校对考生申请条件的要求。B大要求考生是“综合素质优秀、特长突出、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而且“热爱B大、心系天下、人格健全、学业优秀”。Z大的考生人选自2008年以后分为A、B两类。A类要求（符合条件之一）“具有优异的学习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各类竞赛中获得地市级以上奖项；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参与社会活动、公益事业中获得表彰或做出较大贡献”。B类要求是“极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某一学科方面或相关领域具有显著特长及培养潜质的学科特长生”。相比之下，B大不仅强调考生的综合素质优秀与学业特长突出，还伴有强烈的“B大情结”——即成为各行业领袖的情结。
再看两校生源地的分布。两校都面向全国招生，B大在北京地区的招生人数占总招生数的17%，在全国各省的名额分布较为均匀。而Z大在2012年面试的考生中，53.72%来自于广东省，22.1%来自广州市。在生源的地域分布上，B大突出全国性，Z大则体现区域性。
又看两校生源的城乡比例分配。两校都公开强调其自主选拔政策要向农村地区的考生和中学倾斜。B大在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的比例不低于20%，并设立了专门的招生通道。Z大自主招生面试的考生中，城镇户籍的考生占总数的89.9%，农村户籍的占10.1%。
2.选拔程序
B大实行的是“外双轨制”，即中学校长推荐渠道和普通渠道并行。由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考生经由B大自主选拔录取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后可直接进入面试，通过了面试即可确定其录取资格。而普通渠道申请的考生则要先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初选，初选合格后再参加笔试，笔试成绩合格才能进入面试，最后根据笔试加面试的综合成绩确定该考生的录取资格。同时，普通渠道与保送生的渠道保持贯通。Z大则实行“内双轨制”，即A、B两类经同一渠道申请报名，再由学校自主选拔录取专家委员会，对考生资料进行初选。通过初选的A类考生还要参加笔试，笔试合格后再面试，学校根据笔试加面试的成绩确定考生的录取资格。B类考生则直接进入面试，根据面试成绩确定其录取资格。
3.录取优惠
B大的录取优惠分为两种。对于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审查合格的考生，且通过面试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可降至当地本科第一批控制分数线。未通过面试的考生，高考可享受降30分录取该大学的优惠。对于获得资格的普通考生，可享受降60分录取优惠。此外，高考成绩达到B大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还可在专业录取时享受降10分的优惠。
Z大也分两种形式。B类资格考生的高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当地重点线即可录取。A类资格考生未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可降20分录取，达到的考生可加5分进行专业录取。比较而言，B大的优惠幅度要更大些。
4.录取资格人数的增长情况
近年来，虽然两校自主选拔录取资格人数都在增长，但各自增长的幅度有所不同。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差距在拉大，详见图1，这直接反映了政策执行差异化的效应。
5.政策执行的趋向
B大有三个趋向：第一，给高中授权。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B大的创举，目的是让高中为大学的生源质量担保。经过几年的探索，具有推荐资格的高中数和推荐人数都在逐年上升，详见表1。第二，高校自主权得到深化，学院在自主招生过程中的实体性作用开始显现。2012年，B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经授权开始自主招生，这种直接由学院自主选拔学生的方式在全国尚属首例。第三，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促进大学与中学联动机制的形成。2012年，B大向获得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的高中发放了《优秀中学生素质养成手册》，不仅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规范化和常态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也为中学与大学的协同改革创造了契机与条件。
Z大的自主招生政策执行则更倾向于精细化。首先是报考分类的精细化。自2008年起，通过A、B两类学生的分类申报与选拔，为学科特长生和有特殊天赋的考生设立了单独的通道。其次是考试组织的精细化。Z大由一百五十名各学科知名教授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学生管理教师共同组成的专家组，负责对考生进行分组面试。为确保公平、公正的录取，整个面试过程都严格按照考官、考场和试题“三随机”的方式进行。最后是考试题目的精细化。Z大的试题一向关注 “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有争议”的话题，答案通常不受学科限制，但要求考生要有综合的知识结构，能多角度、系统性地回答问题，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观念。 综上所述，不论是政策执行的过程，还是执行的方式，或是执行的结果，Z大与B大都有较大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政策启示？
二、校际差异的政策网络分析
为了说明这些差异的由来，本文借助了政策网络分析工具。[2]此工具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突破线性分析的局限，让我们得到更加客观与全面的认识。[3]
1.政策执行网络结构的建立
建立政策执行的网络结构可以直观地反映政策执行相关方的互动关系。按规定，结构上的每一个支点即为一个政策行动者，由于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同的政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决定政策执行的走向。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网络中，政策行动者是政府、高校、考生及其家长、高中和社会。Z大与B大都是核心行动者，虽然两校都在执行同一项政策，但是由于各自的政策网络不同，注定了他们的执行方式与结果的差异。图2展示了这个框架。
2.两校在政策执行网络环境上的差异
环境对于政策执行的影响是背景性的，Z大与B大各自的政策执行网络是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发生作用并影响到执行。
B大位于北京市，这里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2011年北京市的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的经济为B大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同时，北京又是党中央等决策机构所在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B大对中央意图等政策信息理解深刻，行动果断。又由于B大的特殊身份，既是高校的领军者，又是中央的智囊团，因此，在自主招生中，具有引导性和全局性的身份特征。
Z大地处广东省广州市，2011年广东省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由于地理位置离国家政治中心相对较远，而且，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多数都在当地就业。据Z大年鉴记载，2010年，毕业生中87.92%是在广东省内就业。这些因素都给Z大的自主招生贴上了区域性的标签。
3.核心行动者的差异
核心行动者是整个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网络的中心，是一切政策执行差异产生的源头。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高等教育供求市场由“买方市场”转向了“卖方市场”[4]，生源是大学的原材料，好生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高校之间生源竞争的长期性。
Z大与B大有不同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B大一直是我国高校中的领军者，起着引领性、开拓性和示范性的作用，全国高校改革都有“望向B大”的习惯。B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其目标定位是创造世界一流大学。中央赋予B大的目标任务是“力争走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因此，B大自主招生量身定制的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Z大作为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其发展目标定位是创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既要培养综合性的精英，又要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化优秀人才。当然，自主招生的政策目标也要为学校发展目标服务。
在自身资源方面，B大历史悠久，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好大学”的地位。B大毕业生在国内的政界、商界、学术界独领风骚，这些因素为其执行政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本。在学术资源方面，Z大与北大相比，差距是明显的，详见表2。
由此可见，学校不同的定位、培养目标以及资源禀赋，决定了各自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Z大与B大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自主招生政策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确立了不同的执行目标；而且，资源禀赋的差别也影响到他们政策的执行能力、执行策略和执行方式。
4.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差异
我国高校的政府附属地位，决定了本轮自主招生政策是有限度的“下放”权力[5]。因为政府自身也有利益诉求，一方面，自主招生可以缓解由高考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一考定终身”的极端化倾向，为国家建设提供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的社会“维稳”功能，中央政府不会轻易放松对高校的管制。因此，高考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
即便是相同的附属关系，Z大与B大各自在执行自主招生政策的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仍有差异。由于地位的不同，B大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政府影响的渠道也更为通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推行自主招生政策有其现实的必然性，既然如此，就要允许少部分高校对自主招生进行有益的尝试和大胆的创新，以便提供经验，找准方向。B大自然是这“少部分的高校”之一。同时，为了和谐稳定，推行自主招生政策又必须是中央可控制的，大部分的试点高校只能在政策的框架内执行政策，Z大就属于这“大部分的高校”之一。在地位上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上的差异，使得B大的自主招生更灵活自主，执行空间更广阔。在资金方面，自不用多说。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一直是向B大倾斜，这自然加大了B大所承载的国家级高校的责任。由于两校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上存在着差异，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B大比Z大有更丰富的学术资源、资金资源与执行空间，因此，政策执行的力度自然也会更大一些。
5.与其他自主招生高校互动关系的差异
我国高校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高考招生按照一本、二本等顺序依次录取方式的作用下，不断地加深高校等级之间的鸿沟。这种按照僵化的高考分数划分生源的方式，不考虑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合度，高校已陷入结构性固化的境地。因而，越是等级高的大学，越能招收到成绩好的学生；而等级相对较低的高校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或进入一种恶性的循环。
从表面上看，实行自主招生政策是对这种制度安排的一次挑战。因为只要是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都会接触到比平时更优秀的考生。高校有了这个资格，就多了一个优先进入生源竞争的机会。
然而，这种优先机会很快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显然，B大没有这样的烦恼，由于位处高校金字塔等级的顶尖，是所有高校所仰视的对象，凭借着自身雄厚的权威、信息、资金、学术等方面的优势，在高校生源的竞争中，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每年全国的高考状元们都非B大莫属[6]。 Z大虽然作为全国的重点大学，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上层。但是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过程中却要三面作战：既要向上，与B大这类顶级高校进行强势竞争；又要向左右，与同等级高校进行特色竞争；还要向下，与等级较低的其他高校进行优惠条件竞争。据2012年参与Z大自主招生面试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考生中有57.87%的人报考了多所高校。外省考生中，既没有来自上海、天津等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也很少有来自北京、山东等地区的考生。这意味着Z大与其他自主招生高校的竞争关系比起B大与其他高校的关系来说，要被动得多。
6.与高中互动关系的差异
在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下，分数是衡量好学生的标准，升学率是衡量好学校的标准，大家都不得不围着高考转。这次高校的自主招生为打破这一僵局提供了一次机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会，就要看高中与高校如何互动。
B大在与高中的互动关系上做了不少努力，从保送生制度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B大总是在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双赢的局面，详见表3。
Z大与高中的互动关系目前还在探索中。据广州市的几所知名高中校长反映：“在广东省的自主招生中，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之间没有衔接。高校与高中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基本上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因为高中从自主招生上既得不到资金上的支持，也没有任何政策上的动力，所以，积极性并不高。况且，自主招生是一项优中选优的政策，这一政策对高中的意义目前还有待观查。”表4反映了Z大从2003年至2009年自主招生加分录取情况，平均每年有30%左右的资格考生得到了这一加分优惠。
由于高中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生源的输入口，所以，高中与高校的互动关系不可小觑。如果高校与高中互动关系上就拉开了距离，定为日后的差异埋下伏笔。
7.与考生、家长以及社会互动关系的差异
考生及其家长是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网络中的直接接受端，是政策的最终受益者。由于自主招生是学校与考生之间双向选择的过程，因此，高校与考生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Z大与B大相比，Z大将面临着更大的选择风险。因为考生在面对多项选择时，往往放弃Z大的几率要比放弃B大的几率大得多。表5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是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间接接受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使人们对上大学有着特别的关注与情结。社会的利益诉求是公正、公开和透明，把公平摆在第一位。但社会又不能不承认，自主招生政策的初衷并非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参与，而是要给那些有特殊才能的考生多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的高考既要公平，又要奇才，那么，统一高考政策就要以履行公平的政策职能为主，而自主招生政策则要以选拔特殊人才的政策职能为主，社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起监督的作用。由于B大的特殊地位，注定要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B大比Z大要面临更加严苛的社会要求与舆论压力。同时，由于B大的代表性较强、社会责任功能突出，所以，它所承担的义务与平衡作用也要比Z大更重些。
尽管如此，考生、家长及社会对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影响程度，往往取决于核心行动者的政策执行力。这是因为，核心行动者是自变量，而其他相关方都是因变量。
三、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使用政策网络结构分析工具对Z大与B大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对此类高校在执行自主招生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 这种差异性是一种客观的现象。由于所有高校的政策执行网络结构关系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特性和效果自然也不同。这种差异性必将导致其招生形式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无不打上各高校自己个性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自主招生中，因为有了差异性才有多样性，所谓的差异就是个性，有个性才有自主性。简言之，有差异性才能有真正的自主性，这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在自主招生的政策执行中应充分尊重每所高校自己的个性与选择，不能过分地强调各个高校在政策执行上的一致性。我们尊重自主招生的差异性，就是尊重高校的自主性。
第二， 这种差异性的内容是可变的。因为政策网络结构中的每一位相关方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们对核心行动者的影响会随着形势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即使两所学校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内容和组成还是可变的。因此，我们要用变化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差异性。从政策的层面上，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创新，绝不能使之僵化或教条主义。换句话说，自主招生政策中的自主性，其实也包括了政策执行中各个高校自己对政策掌握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 这种差异性是自主招生政策得以存续下去的一个理由。大家知道，统一高考政策的最大缺陷是什么，自主招生政策正是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才出台的。因而，自主招生的价值也就是这种差异性。不同的高校只有根据自己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选拔出自己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创新人才，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政策的整体目标。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使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这两项政策取长补短，相辅相成，那么，我国的高考制度才会变得更加合理和健全，这将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才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就业结构趋于合理。
四、结语
本文以Z大与B大作为比较案例，所得的结论对于其他类似高校也有借鉴意义。目前这两所高校结合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自主招生之路。他们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两校的政策执行网络不同。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差异是客观的、变化的，因而也是可持续的。我们只有尊重其客观性、动态性和可持续性，才能更好的执行该项政策，顺利地实现其既定的政策目标。因此，自主招生政策的差异化执行是高校内在规律的必然反映，而高校自主招生应该走多样性、灵活性和协同性的发展道路，则是高考制度改革理论探索的一个新观点。
参考文献：
[1] 张晓鹏.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J].复旦教育论坛，2006（4）：12-16.
[2] 郭巍青，涂锋.重新建构政策过程：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61-168.
[3] Klijn， E.H. （1996）. 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Policy Network and Its Problems.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8（1）， 90-119.
[4] 罗丽英，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 樊本富.中国高校自主招生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3.
[6] 北大2007年高招录取工作结束，整体生源质量稳步提高[EB/OL].http：//www.gotopku.cn/.2007-12-10.
本文系985工程第三期资助。
摘要：差异化执行是自主招生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差异性到多样性，再到自主性，既是政策的逻辑，又是高等教育的逻辑，也是本论文分析的逻辑。本文以Z大在2012年自主招生现场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政策网络分析工具，通过与B大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前沿趋势，揭示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校际差异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内在规律，寻找政策改进的突破口及理论支撑点。
关键词：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网络；差异性执行
在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执行中，由于各试点高校对于政策的解释、组织和实施不同，政策执行力与执行效果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有人把“降分录取模式”和“面试录取模式”作为两种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进行过分类[1]，但是，即便是同一种类型，各校具体组织和实施过程中的个性化仍十分突出，这种政策的差异化执行已经成为当下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理解、把握和运用这一特征？已是高校开展自主招生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做得好，高校的自主招生将别开生面；做不好，高校极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此，本文选取了南方某Z大学作为典型案例，与北京的B大做比较（同属降分录取模式），通过数据对比，分析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前沿趋势，揭示其差异化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内在规律，探索政策改进的突破口以及理论支撑点。
一、两校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差异
Z大与B大均为部属高校，都是2003年开始自主招生的试点，均采用“降分录取模式”，即考生需要经过申报资料初审、笔试、面试等程序，最终再根据高考成绩决定是否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在推荐形式上也都遵循“中学推荐为主，自荐为辅”的原则，即便如此，他们在政策执行上的差异仍然较大。
1.生源甄选
先看两校对考生申请条件的要求。B大要求考生是“综合素质优秀、特长突出、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而且“热爱B大、心系天下、人格健全、学业优秀”。Z大的考生人选自2008年以后分为A、B两类。A类要求（符合条件之一）“具有优异的学习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各类竞赛中获得地市级以上奖项；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参与社会活动、公益事业中获得表彰或做出较大贡献”。B类要求是“极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某一学科方面或相关领域具有显著特长及培养潜质的学科特长生”。相比之下，B大不仅强调考生的综合素质优秀与学业特长突出，还伴有强烈的“B大情结”——即成为各行业领袖的情结。
再看两校生源地的分布。两校都面向全国招生，B大在北京地区的招生人数占总招生数的17%，在全国各省的名额分布较为均匀。而Z大在2012年面试的考生中，53.72%来自于广东省，22.1%来自广州市。在生源的地域分布上，B大突出全国性，Z大则体现区域性。
又看两校生源的城乡比例分配。两校都公开强调其自主选拔政策要向农村地区的考生和中学倾斜。B大在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的比例不低于20%，并设立了专门的招生通道。Z大自主招生面试的考生中，城镇户籍的考生占总数的89.9%，农村户籍的占10.1%。
2.选拔程序
B大实行的是“外双轨制”，即中学校长推荐渠道和普通渠道并行。由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考生经由B大自主选拔录取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后可直接进入面试，通过了面试即可确定其录取资格。而普通渠道申请的考生则要先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初选，初选合格后再参加笔试，笔试成绩合格才能进入面试，最后根据笔试加面试的综合成绩确定该考生的录取资格。同时，普通渠道与保送生的渠道保持贯通。Z大则实行“内双轨制”，即A、B两类经同一渠道申请报名，再由学校自主选拔录取专家委员会，对考生资料进行初选。通过初选的A类考生还要参加笔试，笔试合格后再面试，学校根据笔试加面试的成绩确定考生的录取资格。B类考生则直接进入面试，根据面试成绩确定其录取资格。
3.录取优惠
B大的录取优惠分为两种。对于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审查合格的考生，且通过面试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可降至当地本科第一批控制分数线。未通过面试的考生，高考可享受降30分录取该大学的优惠。对于获得资格的普通考生，可享受降60分录取优惠。此外，高考成绩达到B大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还可在专业录取时享受降10分的优惠。
Z大也分两种形式。B类资格考生的高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当地重点线即可录取。A类资格考生未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可降20分录取，达到的考生可加5分进行专业录取。比较而言，B大的优惠幅度要更大些。
4.录取资格人数的增长情况
近年来，虽然两校自主选拔录取资格人数都在增长，但各自增长的幅度有所不同。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差距在拉大，详见图1，这直接反映了政策执行差异化的效应。
5.政策执行的趋向
B大有三个趋向：第一，给高中授权。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B大的创举，目的是让高中为大学的生源质量担保。经过几年的探索，具有推荐资格的高中数和推荐人数都在逐年上升，详见表1。第二，高校自主权得到深化，学院在自主招生过程中的实体性作用开始显现。2012年，B大的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经授权开始自主招生，这种直接由学院自主选拔学生的方式在全国尚属首例。第三，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促进大学与中学联动机制的形成。2012年，B大向获得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的高中发放了《优秀中学生素质养成手册》，不仅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规范化和常态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也为中学与大学的协同改革创造了契机与条件。
Z大的自主招生政策执行则更倾向于精细化。首先是报考分类的精细化。自2008年起，通过A、B两类学生的分类申报与选拔，为学科特长生和有特殊天赋的考生设立了单独的通道。其次是考试组织的精细化。Z大由一百五十名各学科知名教授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学生管理教师共同组成的专家组，负责对考生进行分组面试。为确保公平、公正的录取，整个面试过程都严格按照考官、考场和试题“三随机”的方式进行。最后是考试题目的精细化。Z大的试题一向关注 “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有争议”的话题，答案通常不受学科限制，但要求考生要有综合的知识结构，能多角度、系统性地回答问题，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观念。 综上所述，不论是政策执行的过程，还是执行的方式，或是执行的结果，Z大与B大都有较大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政策启示？
二、校际差异的政策网络分析
为了说明这些差异的由来，本文借助了政策网络分析工具。[2]此工具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突破线性分析的局限，让我们得到更加客观与全面的认识。[3]
1.政策执行网络结构的建立
建立政策执行的网络结构可以直观地反映政策执行相关方的互动关系。按规定，结构上的每一个支点即为一个政策行动者，由于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同的政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决定政策执行的走向。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网络中，政策行动者是政府、高校、考生及其家长、高中和社会。Z大与B大都是核心行动者，虽然两校都在执行同一项政策，但是由于各自的政策网络不同，注定了他们的执行方式与结果的差异。图2展示了这个框架。
2.两校在政策执行网络环境上的差异
环境对于政策执行的影响是背景性的，Z大与B大各自的政策执行网络是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发生作用并影响到执行。
B大位于北京市，这里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2011年北京市的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的经济为B大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同时，北京又是党中央等决策机构所在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B大对中央意图等政策信息理解深刻，行动果断。又由于B大的特殊身份，既是高校的领军者，又是中央的智囊团，因此，在自主招生中，具有引导性和全局性的身份特征。
Z大地处广东省广州市，2011年广东省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由于地理位置离国家政治中心相对较远，而且，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多数都在当地就业。据Z大年鉴记载，2010年，毕业生中87.92%是在广东省内就业。这些因素都给Z大的自主招生贴上了区域性的标签。
3.核心行动者的差异
核心行动者是整个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网络的中心，是一切政策执行差异产生的源头。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高等教育供求市场由“买方市场”转向了“卖方市场”[4]，生源是大学的原材料，好生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高校之间生源竞争的长期性。
Z大与B大有不同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B大一直是我国高校中的领军者，起着引领性、开拓性和示范性的作用，全国高校改革都有“望向B大”的习惯。B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其目标定位是创造世界一流大学。中央赋予B大的目标任务是“力争走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因此，B大自主招生量身定制的目标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Z大作为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其发展目标定位是创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既要培养综合性的精英，又要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化优秀人才。当然，自主招生的政策目标也要为学校发展目标服务。
在自身资源方面，B大历史悠久，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好大学”的地位。B大毕业生在国内的政界、商界、学术界独领风骚，这些因素为其执行政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本。在学术资源方面，Z大与北大相比，差距是明显的，详见表2。
由此可见，学校不同的定位、培养目标以及资源禀赋，决定了各自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Z大与B大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自主招生政策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确立了不同的执行目标；而且，资源禀赋的差别也影响到他们政策的执行能力、执行策略和执行方式。
4.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差异
我国高校的政府附属地位，决定了本轮自主招生政策是有限度的“下放”权力[5]。因为政府自身也有利益诉求，一方面，自主招生可以缓解由高考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一考定终身”的极端化倾向，为国家建设提供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的社会“维稳”功能，中央政府不会轻易放松对高校的管制。因此，高考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
即便是相同的附属关系，Z大与B大各自在执行自主招生政策的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仍有差异。由于地位的不同，B大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政府影响的渠道也更为通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推行自主招生政策有其现实的必然性，既然如此，就要允许少部分高校对自主招生进行有益的尝试和大胆的创新，以便提供经验，找准方向。B大自然是这“少部分的高校”之一。同时，为了和谐稳定，推行自主招生政策又必须是中央可控制的，大部分的试点高校只能在政策的框架内执行政策，Z大就属于这“大部分的高校”之一。在地位上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上的差异，使得B大的自主招生更灵活自主，执行空间更广阔。在资金方面，自不用多说。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一直是向B大倾斜，这自然加大了B大所承载的国家级高校的责任。由于两校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上存在着差异，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B大比Z大有更丰富的学术资源、资金资源与执行空间，因此，政策执行的力度自然也会更大一些。
5.与其他自主招生高校互动关系的差异
我国高校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高考招生按照一本、二本等顺序依次录取方式的作用下，不断地加深高校等级之间的鸿沟。这种按照僵化的高考分数划分生源的方式，不考虑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合度，高校已陷入结构性固化的境地。因而，越是等级高的大学，越能招收到成绩好的学生；而等级相对较低的高校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或进入一种恶性的循环。
从表面上看，实行自主招生政策是对这种制度安排的一次挑战。因为只要是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都会接触到比平时更优秀的考生。高校有了这个资格，就多了一个优先进入生源竞争的机会。
然而，这种优先机会很快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显然，B大没有这样的烦恼，由于位处高校金字塔等级的顶尖，是所有高校所仰视的对象，凭借着自身雄厚的权威、信息、资金、学术等方面的优势，在高校生源的竞争中，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每年全国的高考状元们都非B大莫属[6]。 Z大虽然作为全国的重点大学，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上层。但是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过程中却要三面作战：既要向上，与B大这类顶级高校进行强势竞争；又要向左右，与同等级高校进行特色竞争；还要向下，与等级较低的其他高校进行优惠条件竞争。据2012年参与Z大自主招生面试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考生中有57.87%的人报考了多所高校。外省考生中，既没有来自上海、天津等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也很少有来自北京、山东等地区的考生。这意味着Z大与其他自主招生高校的竞争关系比起B大与其他高校的关系来说，要被动得多。
6.与高中互动关系的差异
在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下，分数是衡量好学生的标准，升学率是衡量好学校的标准，大家都不得不围着高考转。这次高校的自主招生为打破这一僵局提供了一次机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会，就要看高中与高校如何互动。
B大在与高中的互动关系上做了不少努力，从保送生制度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B大总是在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双赢的局面，详见表3。
Z大与高中的互动关系目前还在探索中。据广州市的几所知名高中校长反映：“在广东省的自主招生中，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之间没有衔接。高校与高中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基本上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因为高中从自主招生上既得不到资金上的支持，也没有任何政策上的动力，所以，积极性并不高。况且，自主招生是一项优中选优的政策，这一政策对高中的意义目前还有待观查。”表4反映了Z大从2003年至2009年自主招生加分录取情况，平均每年有30%左右的资格考生得到了这一加分优惠。
由于高中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生源的输入口，所以，高中与高校的互动关系不可小觑。如果高校与高中互动关系上就拉开了距离，定为日后的差异埋下伏笔。
7.与考生、家长以及社会互动关系的差异
考生及其家长是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网络中的直接接受端，是政策的最终受益者。由于自主招生是学校与考生之间双向选择的过程，因此，高校与考生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Z大与B大相比，Z大将面临着更大的选择风险。因为考生在面对多项选择时，往往放弃Z大的几率要比放弃B大的几率大得多。表5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是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间接接受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使人们对上大学有着特别的关注与情结。社会的利益诉求是公正、公开和透明，把公平摆在第一位。但社会又不能不承认，自主招生政策的初衷并非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参与，而是要给那些有特殊才能的考生多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的高考既要公平，又要奇才，那么，统一高考政策就要以履行公平的政策职能为主，而自主招生政策则要以选拔特殊人才的政策职能为主，社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起监督的作用。由于B大的特殊地位，注定要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B大比Z大要面临更加严苛的社会要求与舆论压力。同时，由于B大的代表性较强、社会责任功能突出，所以，它所承担的义务与平衡作用也要比Z大更重些。
尽管如此，考生、家长及社会对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影响程度，往往取决于核心行动者的政策执行力。这是因为，核心行动者是自变量，而其他相关方都是因变量。
三、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使用政策网络结构分析工具对Z大与B大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对此类高校在执行自主招生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 这种差异性是一种客观的现象。由于所有高校的政策执行网络结构关系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特性和效果自然也不同。这种差异性必将导致其招生形式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无不打上各高校自己个性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自主招生中，因为有了差异性才有多样性，所谓的差异就是个性，有个性才有自主性。简言之，有差异性才能有真正的自主性，这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在自主招生的政策执行中应充分尊重每所高校自己的个性与选择，不能过分地强调各个高校在政策执行上的一致性。我们尊重自主招生的差异性，就是尊重高校的自主性。
第二， 这种差异性的内容是可变的。因为政策网络结构中的每一位相关方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们对核心行动者的影响会随着形势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即使两所学校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内容和组成还是可变的。因此，我们要用变化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差异性。从政策的层面上，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创新，绝不能使之僵化或教条主义。换句话说，自主招生政策中的自主性，其实也包括了政策执行中各个高校自己对政策掌握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 这种差异性是自主招生政策得以存续下去的一个理由。大家知道，统一高考政策的最大缺陷是什么，自主招生政策正是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才出台的。因而，自主招生的价值也就是这种差异性。不同的高校只有根据自己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选拔出自己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创新人才，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政策的整体目标。而且，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使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这两项政策取长补短，相辅相成，那么，我国的高考制度才会变得更加合理和健全，这将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才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就业结构趋于合理。
四、结语
本文以Z大与B大作为比较案例，所得的结论对于其他类似高校也有借鉴意义。目前这两所高校结合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自主招生之路。他们在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中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两校的政策执行网络不同。自主招生政策执行的差异是客观的、变化的，因而也是可持续的。我们只有尊重其客观性、动态性和可持续性，才能更好的执行该项政策，顺利地实现其既定的政策目标。因此，自主招生政策的差异化执行是高校内在规律的必然反映，而高校自主招生应该走多样性、灵活性和协同性的发展道路，则是高考制度改革理论探索的一个新观点。
参考文献：
[1] 张晓鹏.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J].复旦教育论坛，2006（4）：12-16.
[2] 郭巍青，涂锋.重新建构政策过程：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61-168.
[3] Klijn， E.H. （1996）. 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Policy Network and Its Problems.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8（1）， 90-119.
[4] 罗丽英，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 樊本富.中国高校自主招生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3.
[6] 北大2007年高招录取工作结束，整体生源质量稳步提高[EB/OL].http：//www.gotopku.cn/.2007-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