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刘云山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担当者，为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撑腰鼓劲。要把敢于担当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那些有锐气、勇作为、敢担当的干部得到重用。要营造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使敢担当、敢作为在党员干部中蔚然成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对于当前开展的“三严三实”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担当”，是改革者的必备品格
　　古语说得好：“两害相权取其轻。”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改革！改革有风险，所以才呼唤“敢担当”。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以说，从一起步就是有风险的，有人在为它担风险，这个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是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敢担当的政治伟人之一。人们公认他最突出的政治才能是“举重若轻”。可是“举重”首先要求有担当、敢担当。
　　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有一定困难。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会永远一帆风顺。但是诚如厉以宁所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境地。怎么办？古语说得好：“两害相权取其轻。”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改革！改革！改革！改革有风险，所以才呼唤“敢担当”，才需要有“敢担当”的好干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以说，从一起步就是有风险的，有人在为它担风险，这个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是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敢担当的政治伟人之一。人们公认他最突出的政治才能是“举重若轻”。可是“举重”首先要求有担当、敢担当。在“后毛泽东时代”，当人民选择他领导全党全民走出“文革”阴霾，向着新时期、向着未来勇敢前进的时候，邓小平表现出了他有担当、敢决断的大智大勇。比如，断然叫停“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村”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八亿农民就吃饱饭了。


　　小平同志首先做到了敢担当、有担当，所以曾经多次鼓励领导干部，“胆子再大一些”。历史证明：没有任何改革可以在无人“担当”、无人推动的情况下自发生成、顺利贯彻、取得成功。所以，“有担当”应该是改革者的必备品格。没有这种品格，没有这种精神，不足与语改革事。
　　“有血性”，是党性的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血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它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钦佩和拥护。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环境变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血性精神日渐消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权钱交易”的现象。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多次强调：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习主席的治军思想对于今天的党政干部同样适用。只是“血性”的含义略有区别而已。军人的“血性”，是指不怕流血牺牲，一定要有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党政干部的“血性”，是指不惧风险，敢于担当，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牺牲精神。其实，这也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党性的要求。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词中就包含这种牺牲精神。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年代，哪一个共产党员不是有血性的？没有血性，没有不怕死的精神，能当共产党员吗？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血性男儿。在近代中国，最有血性的大概要数维新志士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悲愤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他成了近代中国为改革而流血的第一人。临刑前慷慨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豪气冲天，肝胆照人。读来令人血脉贲张。真不愧为天下奇男子，伟丈夫！
　　五千年来，正因为有“谭嗣同们”在，中华民族的热血才奔腾不息。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张自忠血溅杏儿山。夏明翰“砍头不要紧”，朱自清饿死不低头。杨靖宇、江殉国，戴安澜缅北捐躯。他们都是像谭嗣同一样，为了国家民族，有担当、敢舍命的血性男儿。中国如果没有这些人，何以有今天？何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血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它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钦佩和拥护。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环境变化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血性精神日渐消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权钱交易”的现象。我们的一些同志变得“娇贵”了，风吹不得，雨淋不得，食不厌精，居不厌阔，你攀我比，挥霍无度。老百姓对此侧目而视，冷眼旁观。如此奢靡之风、腐败之气，如不断然叫停，铁腕整治，那么，就会祸国殃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激起所有共产党人的正气、血性、良知和党性，大家互相砥砺，按党章要求，做一个合格的、有“血性”的共产党员。
　　正确对待“有担当”的干部
　　应当正确对待那些敢于担当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这是对干部的“价值导向”，就像交警手中的“指挥棒”。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了。对于敢负责、有担当的好干部，必须有爱惜之意，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失误，理解失误，不要把难以避免的失误和无法预见的损失都记到个人账上，一辈子还不完。如此，才能使正义得伸，正气得扬，正道得张。
　　开展“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老百姓拍手称快。整个社会充满了风清气正的正能量。这是主流，是大势。但是也有几种潜流在滋生漫延，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是一些干部有消极抵触情绪。由于纠正“四风”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厉，有些同志可能感到不适应，有一种“动辄得咎”之感。深感干部不好当了，甚至连公務员都不好当了，心理上有压力，整天打不起精神，失去了往日的激情。另一种倾向是从反面吸取教训。比如，由于不良作风受到批评，做了检查。这本来是必要的，是为了治病救人。可是虽说是“治病”，但是下药，味是苦的；动刀，肉是疼的。有些人便错误地认为是自己工作干多了，干猛了，“担当”太大了，忘记了“自我保护”，以后啥也不干最保险。这种情绪如果不克服，那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歪风纠正了，正事却耽误了。“种了谷子，毁了高粱”，这怎么行？ 　　还有一些人可能假借“担当”之名，谋个人之私。趁着上级鼓励“有担当”，借机捞一把。不出事儿，得了实惠，出事了，就拿“有担当”做挡箭牌。而我们所说的“有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担当，绝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伸手。这是个分水岭，不容混淆。为了克服上述不良倾向，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正确理解“有担当”。首先，目的必须端正。这是大是大非。如果不是为公，而是为私，那么，越敢担当罪越大。最后，想不担当都不行，检察官会找上门来。
　　其次，有担当不是“胡担当”“乱担当”，必须实事求是，有科学精神，有调查研究。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山高水低，一拍脑门，什么都敢担当。那是拿人民的利益当儿戏，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名曰“有担当”，实则是胆大妄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应当正确对待那些敢于担当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这是对干部的“价值导向”，就像交警手中的“指挥棒”。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了。
　　在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如上所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开辟新航线的探险之旅，其间，往往是成败互见，福祸相因。故一事之成不足喜，一时之败不足忧。成，是托人民之福，败，也虽败犹荣。我们断不可以一时一事之成败论英雄。为此，在呼唤“有担当”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呼唤干部评价标准的“升级换代”。要像刘云山同志说的那样，努力“营造担当可贵、担当光荣的社会氛围，大力宣传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动真碰硬的好干部，宣传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的好干部，宣传心系群众、爱民敬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好干部”。
　　为此，对于敢负责、有担当的好干部，必须有爱惜之意，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失误，理解失误，不要把难以避免的失误和无法预见的损失都记到个人账上，一辈子还不完。如此，才能使正义得伸，正气得扬，正道得张。决不能让那些为人民利益敢想敢干的人，一招失误，终身不用。而让那些养尊处优，无过亦无功者稳步高升，坐享其成。如果真那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平、屈辱和压迫，也包括我们自身的无知、愚昧与荒唐。梁启超曾作《少年中国说》，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由此推断，则今日之中国，乃是“将入少年以上青年之界焉”。我们已经告别了少年时代的无知与轻狂，已经具有了青年人的理性与担当。我们自信，我们健康，我们年富，我们力强，我们血性，我们阳刚。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定力、有决心、有勇气走向未来。民族復兴的伟大梦想，正在向我们招手，“飞龙在天”指日可待。让我们携手前行，敢于担当，共同打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实现繁荣富强的中国梦。
　　（作者系吉林省白山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