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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是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新闻宣传家和著名学者。土地革命时期，谢觉哉受党中央的派遣，来到洪湖苏区，任中央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兼省文化部副部长。1933年调中央苏区。后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成为著名的勤政为民的“延安五老”之一。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陕甘宁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谢觉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1931年秋至1932年10月。谢觉哉在洪湖苏区中心监利县曾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主编《红旗日报》90《工农日报》
1931年秋，谢觉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湘鄂西苏区的红色首府——监利周老嘴。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任命他为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兼省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当时夏曦要他主编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日报》。谢觉哉接受任务后，废寝忘食投入办报工作，积极撰文，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苏区的革命和建设。并使该报每期公开发行2000多份。不久，《红旗日报》改为省委机关报，由毛简青接任主编。组织决定由谢觉哉再创办并主编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日报》。这是谢觉哉第五次主编全局性的大报了。
第一次是1927年冬，谢觉哉在武汉同徐特立一起主编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大江报》；第二次是在上海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第三次是1930年初，由他和李求实一起主编党中央秘密出版发行的《上海报》；第四次是他初到湘鄂西主编的《红旗日报》；第五次是这次创办并主编的《工农日报》。由于谢觉哉知识渊博，办报经验丰富，所以报纸质量越办越好。
来到湘鄂西短短的时间，经他主编的两种大报，都很受苏区人民的欢迎。虽然当时革命环境艰苦，办报条件极差，人手不够，任务繁重，但他毫无怨言，总是默默地写作，不辞辛劳地审稿、改稿，又常常是他一个人排版编辑和校对，硬是把《工农日报》办得既有革命指导性和群众文化普及性，又通俗易懂，让苏区军民喜闻乐见，从而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和文化水平。
当时《工农日报》有油印和石印两种版面，即使是油印件也印得和石印一样好，每期印数竞达4000多份。虽然《工农日报》现已散失无存，但谢觉哉在延安写的日记中，几次回忆在监利周老嘴创办《工农日报》时的动人情景。
抵制夏曦的“左”倾错误
谢觉哉和夏曦是老相识，而且都是湖南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同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当时夏曦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委负责人，而谢觉哉是秘密共产党员，只同夏曦和罗迈接头。应该说夏曦是了解谢觉哉的，而谢觉哉也是尊重夏曦的。可是夏曦在湘鄂西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开展大规模的错误“肃反”，把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诬陷为“改组派”加以杀害。这使谢觉哉难以理解和十分痛心。当看到夏曦竟然把他信得过的战友、时任《红旗日报》主编毛简青和红八师政委柳直荀诬陷为“改组派”杀害时，谢觉哉气愤地质问夏曦：“这些被你杀害的人，有的是苏区的创始人，有的是红军的创建者，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诚，怎么会是‘改组派’呢”?夏曦却解释说：“他们是为破坏苏区，而创建苏区，为破坏红军而创建红军的。”又说：“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战斗，表现得对革命忠诚，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谢觉哉听了愤慨地回答说：“你这是一种奇怪而荒谬的理论，我不能赞成你这种观点!”并坚决拒绝在《工农日报》上刊登夏曦的这篇讲话。夏曦对谢觉哉极为反感，并当面指责谢觉哉思想右倾、老糊涂、办报错误很多。
此后，夏曦便对谢觉哉一直怀恨在心，不断使出伎俩，加以迫害和打击。并于1932年9月在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夏曦在内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改组派”名单中。有谢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在敌人“清湖”中，谢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从这个名单中“漏网”。
1945年3月17日。谢觉哉用诗真实地记录了这段斗争历史——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叶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百日蒙难
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第四次“围剿”湘鄂西苏区。红三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9月，敌人逼近洪湖苏区，当时81名来不及转移的工作人员，分乘10只小船，驶进监利周河湾附近的芦苇丛中隐蔽。敌人发现后，迅速包围过去……这时大家纷纷跳水分散躲藏。谢觉哉也下了湖，他连忙把自来水笔、手表和随身携带的文件全部沉入湖底。不久，他们全部被捕了。
敌人把他们抓到岸上，一个个进行搜身检查，谢觉哉暗暗庆幸党的文件没有落入敌手。敌人向谢觉哉要枪，谢觉哉说自己是教书先生，从没拿过枪。敌人就拷打他。他还是说自己是个教书的。敌人看这老头是很像教书的，就不打了。此时谢觉哉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虽未暴露身份，但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甚至连就义时呼喊的口号也想好了。
敌人经过几天的提审，一无所获，便释放了一些人。一天晚上，敌营长亲自审问谢觉哉。谢觉哉仍旧说自己是教书先生。他说因家乡无私塾可教，就跑到湖北来教私塾，路上遇到了红军，被当作老财主抓来。红军见我字写得好，就留下来了。这次你们打起来了，我躲在湖中。又被你们抓来了。敌营长上下打量谢觉哉，见他头发胡子花白，容颜苍老，举止言行像个老学究，一点也不像他见过的共产党人，就打消了一些怀疑。不久便宣布他自由了，并要他当营部书记官。谢觉哉谢绝说：“我年纪大了，军队工作从未搞过，我仍想去过蒙学生活。”敌营长说：“你不愿干就算了，我们做个朋友吧!”
不久，谢觉哉随敌营开拔到监利新沟嘴驻扎。在这一段相处中。谢觉哉摸清了敌营的情况，原来这支部队是由一个民团改编的，隶属蒋介石的杂牌军，因而部队常受歧视，而且官兵经济待遇特别低。同时还弄清了敌营长讲迷信，信因果报应。于是谢觉哉便在敌营中，因势利导开展思想工作。一方面大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关系，要他们多行善事，少做坏事，少杀人。另一方面讲中国近代史，讲帝国主义怎么坏，蒋介石怎么歧视杂牌军。还讲他看见的红军怎么均贫富、杀恶霸的。敌官兵见他有学问，讲的有道理，态度又和善，都愿意接近他，并亲切地称他为谢胡子。
有一次，敌营长开会回来说：“上峰有令，国际联监代表团要来视察收复的‘匪区’，须打扫街道，贴些欢迎标语。”并要谢觉哉拟写。谢觉哉当即启发说：“国际联监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吗?怎么倒写欢迎他们呢?这标语不能写。”敌营长觉得有道理，可又怕上司追究。谢觉哉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这里闹过红军，地方又穷又苦，我看这个国际代表团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他们最多到汉口及沿江看看了事。”后来，这个所谓国际代表团真的没有来。敌营长更佩服谢觉哉说：“谢胡子真是料事如神啊!”
在敌营3个月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以到上海找某书馆为由，离开了敌营。当他安全抵达上海时，已是当年的最后一天。他回想起从遇险到脱险恰好100天，顿时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
黄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
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
此心犹耿耿，未惜鬓毛皤。
主编《红旗日报》90《工农日报》
1931年秋，谢觉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湘鄂西苏区的红色首府——监利周老嘴。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任命他为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兼省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当时夏曦要他主编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日报》。谢觉哉接受任务后，废寝忘食投入办报工作，积极撰文，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苏区的革命和建设。并使该报每期公开发行2000多份。不久，《红旗日报》改为省委机关报，由毛简青接任主编。组织决定由谢觉哉再创办并主编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日报》。这是谢觉哉第五次主编全局性的大报了。
第一次是1927年冬，谢觉哉在武汉同徐特立一起主编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大江报》；第二次是在上海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第三次是1930年初，由他和李求实一起主编党中央秘密出版发行的《上海报》；第四次是他初到湘鄂西主编的《红旗日报》；第五次是这次创办并主编的《工农日报》。由于谢觉哉知识渊博，办报经验丰富，所以报纸质量越办越好。
来到湘鄂西短短的时间，经他主编的两种大报，都很受苏区人民的欢迎。虽然当时革命环境艰苦，办报条件极差，人手不够，任务繁重，但他毫无怨言，总是默默地写作，不辞辛劳地审稿、改稿，又常常是他一个人排版编辑和校对，硬是把《工农日报》办得既有革命指导性和群众文化普及性，又通俗易懂，让苏区军民喜闻乐见，从而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和文化水平。
当时《工农日报》有油印和石印两种版面，即使是油印件也印得和石印一样好，每期印数竞达4000多份。虽然《工农日报》现已散失无存，但谢觉哉在延安写的日记中，几次回忆在监利周老嘴创办《工农日报》时的动人情景。
抵制夏曦的“左”倾错误
谢觉哉和夏曦是老相识，而且都是湖南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同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当时夏曦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委负责人，而谢觉哉是秘密共产党员，只同夏曦和罗迈接头。应该说夏曦是了解谢觉哉的，而谢觉哉也是尊重夏曦的。可是夏曦在湘鄂西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开展大规模的错误“肃反”，把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诬陷为“改组派”加以杀害。这使谢觉哉难以理解和十分痛心。当看到夏曦竟然把他信得过的战友、时任《红旗日报》主编毛简青和红八师政委柳直荀诬陷为“改组派”杀害时，谢觉哉气愤地质问夏曦：“这些被你杀害的人，有的是苏区的创始人，有的是红军的创建者，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诚，怎么会是‘改组派’呢”?夏曦却解释说：“他们是为破坏苏区，而创建苏区，为破坏红军而创建红军的。”又说：“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战斗，表现得对革命忠诚，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谢觉哉听了愤慨地回答说：“你这是一种奇怪而荒谬的理论，我不能赞成你这种观点!”并坚决拒绝在《工农日报》上刊登夏曦的这篇讲话。夏曦对谢觉哉极为反感，并当面指责谢觉哉思想右倾、老糊涂、办报错误很多。
此后，夏曦便对谢觉哉一直怀恨在心，不断使出伎俩，加以迫害和打击。并于1932年9月在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夏曦在内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改组派”名单中。有谢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在敌人“清湖”中，谢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从这个名单中“漏网”。
1945年3月17日。谢觉哉用诗真实地记录了这段斗争历史——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叶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百日蒙难
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第四次“围剿”湘鄂西苏区。红三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9月，敌人逼近洪湖苏区，当时81名来不及转移的工作人员，分乘10只小船，驶进监利周河湾附近的芦苇丛中隐蔽。敌人发现后，迅速包围过去……这时大家纷纷跳水分散躲藏。谢觉哉也下了湖，他连忙把自来水笔、手表和随身携带的文件全部沉入湖底。不久，他们全部被捕了。
敌人把他们抓到岸上，一个个进行搜身检查，谢觉哉暗暗庆幸党的文件没有落入敌手。敌人向谢觉哉要枪，谢觉哉说自己是教书先生，从没拿过枪。敌人就拷打他。他还是说自己是个教书的。敌人看这老头是很像教书的，就不打了。此时谢觉哉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虽未暴露身份，但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甚至连就义时呼喊的口号也想好了。
敌人经过几天的提审，一无所获，便释放了一些人。一天晚上，敌营长亲自审问谢觉哉。谢觉哉仍旧说自己是教书先生。他说因家乡无私塾可教，就跑到湖北来教私塾，路上遇到了红军，被当作老财主抓来。红军见我字写得好，就留下来了。这次你们打起来了，我躲在湖中。又被你们抓来了。敌营长上下打量谢觉哉，见他头发胡子花白，容颜苍老，举止言行像个老学究，一点也不像他见过的共产党人，就打消了一些怀疑。不久便宣布他自由了，并要他当营部书记官。谢觉哉谢绝说：“我年纪大了，军队工作从未搞过，我仍想去过蒙学生活。”敌营长说：“你不愿干就算了，我们做个朋友吧!”
不久，谢觉哉随敌营开拔到监利新沟嘴驻扎。在这一段相处中。谢觉哉摸清了敌营的情况，原来这支部队是由一个民团改编的，隶属蒋介石的杂牌军，因而部队常受歧视，而且官兵经济待遇特别低。同时还弄清了敌营长讲迷信，信因果报应。于是谢觉哉便在敌营中，因势利导开展思想工作。一方面大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关系，要他们多行善事，少做坏事，少杀人。另一方面讲中国近代史，讲帝国主义怎么坏，蒋介石怎么歧视杂牌军。还讲他看见的红军怎么均贫富、杀恶霸的。敌官兵见他有学问，讲的有道理，态度又和善，都愿意接近他，并亲切地称他为谢胡子。
有一次，敌营长开会回来说：“上峰有令，国际联监代表团要来视察收复的‘匪区’，须打扫街道，贴些欢迎标语。”并要谢觉哉拟写。谢觉哉当即启发说：“国际联监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吗?怎么倒写欢迎他们呢?这标语不能写。”敌营长觉得有道理，可又怕上司追究。谢觉哉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这里闹过红军，地方又穷又苦，我看这个国际代表团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他们最多到汉口及沿江看看了事。”后来，这个所谓国际代表团真的没有来。敌营长更佩服谢觉哉说：“谢胡子真是料事如神啊!”
在敌营3个月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以到上海找某书馆为由，离开了敌营。当他安全抵达上海时，已是当年的最后一天。他回想起从遇险到脱险恰好100天，顿时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
黄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
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
此心犹耿耿，未惜鬓毛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