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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当前，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七个方面的错误思潮，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对此，青海省委宣传部巡视员、副部长杨自沿同志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剖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分清是非、澄清认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主动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来看，思想上的“普世价值”、政治上的“宪政民主”、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质疑我国改革开放和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思想理论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前所未有。
这种状况的出现，同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从外部环境看，我们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苏东剧变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遏制、围堵、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受西方势力怂恿、挑拨和利用，对中国发起这样那样的挑战，干扰我们的和平发展大局。从当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矛盾的多发期，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处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在利益诉求上存在极大差异。这就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各种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违背党的“四个基本”的错误理论和思潮纷纷登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较量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用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谓“普世价值”，是指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人都普遍需要和适用的东西。“普世”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意为“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基于对世界本体追问的自然哲学，是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最重要的基因。
“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社会载体即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它超越于国家、民族、宗教之上，演变成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通过宣传西方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侵蚀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我国更是肆意攻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畴，说成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目的是借所谓“普世价值”消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中“普世价值”难辞其咎。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武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颜色革命，埃及、泰国和乌克兰等国陷入“民主危机”，叙利亚陷入混乱的“国内战争”。这些国家长期动荡不安，人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何谈自由、民主和人权？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
深刻认识“普世价值”的西方话语本质，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出发来认识中国问题。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为世界量身定制了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话语体系。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全盘吸收另一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面临与西方全然不同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可能简单地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自己。只有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科学辨析“普世价值”概念范畴，与时俱进培育社会主义的“中国价值”。自由、民主、平等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内涵外延、实现形式和实践情况各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存在对谁都适用的、永恒存在的“普世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突破了私有制和资本的藩篱，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狭隘，必将成为更真实、更全面、更具生命力的价值观。
用西方宪政民主曲解依法治国
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歪曲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炮制“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诬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宣扬“司法独立”，鼓吹“政法机关非党化”；称“真正”的依法治国必须“新闻自由”，攻击新闻环境“持续恶化”；刻意炒作“宪政”话题，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解读为搞西方宪政，目的是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宪政问题是国内思想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既有学术层面的争鸣，更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需要结合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来深入辨析澄清。
“宪政”一词具有深厚的西方政治文化背景，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志。资产阶级实施宪政，就是资产阶级在执掌国家政权后，用制定宪法的手段，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阶级意志，以法律形式确定并保护起来，以此明确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及阶级压迫秩序的基本准则，并为制定其他具体法律提供依据。著名的西方宪法有英国的《权利法案》（1689年）等系列法律、美国的《美国宪法》（1787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年）等。这些代表性宪法，明确规定了西方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包括多党制、议会制民主、三权分立等在内的政权组织形式，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两种西方宪政制度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示范作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以英、美、法为范本制定自己的宪法并实施宪政。
无论从理论概念还是从制度实践上看，“宪政”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其实质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核心就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 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受“宪政”观念影响。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
从我党历史上看，第一代领导人在同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也使用过“宪政”概念。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我党开始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此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用的宪政概念，以及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治和政体概念的宪政概念，均不被我党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端、奠基于共和国成立之初，历经探索和曲折，形成、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好地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唯一正确道路，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出巨大的政治优势。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建设，总的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因此，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能偏离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总方向。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迷失方向，要么会走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要么会回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必须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普世”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和两院制，绝不能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
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深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逐渐出台，新自由主义的喧嚣声也同时响起，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尖锐，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却推销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歪曲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否定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抹黑国有企业，曲解混合所有制，鼓吹所有制全盘私有化、社会领域彻底市场化，目的是削弱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新自由主义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以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政治性纲领，并以理论思潮、思想体系、政策主张为其内涵。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彻底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在世界范围的实践造成一系列灾难，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1999年巴西出现严重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陷入金融动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披着理论外衣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国际金融资本控制、掠夺世界的工具。因此，它遭到了世界上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批判。即使是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政要，也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并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缺一不可。那种自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错误的。这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创造出的经济奇迹，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表现。我们深信，在今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还将创造出新的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不断续写新的划时代辉煌篇章。
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泛起的一种错误思潮。这种错误思潮的突出表现是：用所谓“反思”“新解”“人性论”“发现新大陆”等手法，否定中国近代革命史，诋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贬损正面历史人物、革命英模特别是党的领袖，热衷于为反面人物“翻案”，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高抬国民党的作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义，违背历史客观实际，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进而动摇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本质上是一股社会思潮，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西方社会思潮输入中国后的不良反映，是对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是同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说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是关乎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一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教育，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历史的发展是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运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学懂弄通，就有了观察分析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正确对待历史、识破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伎俩。
二是深入进行党史、国史、军史、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学习教育，正确把握历史的事实和发展脉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必须修好党史课、国史课。此外，还要加强中华文明史课程的学习，使人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文明的魂，认清责任，勇于担当。
三是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高抵制错误思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积极主动地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分析它的来龙去脉、特点手法、产生根源，认清它的本质和严重危害，消除它的恶劣影响。
四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有力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民族的历史，否定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危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力、抵制力、战斗力，在人民群众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共识。
五是及时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心。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利用还没有处理和解决好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气解决好现实矛盾和问题，从实际层面上建立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回击。
文化虚无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文化大国，形成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剧烈动荡，内部制度的变迁和外部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根基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重新审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产生了认知错误，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所谓文化虚无主义，就是不承认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轻率地对待各种文化遗产，漠视人文精神的内在传承和教化意义。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文化道路和办法。因此，消除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积蓄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质疑中国改革开放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很多矛盾和问题，有的人认为我们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正在滑向“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主张重回高度集中、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实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变质，经济虚假繁荣，人民受苦受难。这些质疑甚至否定的声音，与主流观点形成了一种对话甚至对抗的关系，是社会思想中的杂音、噪音。
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
第一，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消解杂音、噪音，增进社会共识。消解思想理论的杂音、噪音，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禁止，而是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让科学的理论说话，让生动的实践说话，以理论说服人，以实践转化人。思想理论的争议，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解决。
第二，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形成发展合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反映出消极否定和悲观失望两种社会情绪。化解这两种情绪的有效方法，仍然是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步消除两种情绪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第三，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保持发展动力，共享发展成果。面对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必须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保持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难题和矛盾的解决；必须毫不懈怠地深化制度改革，促进体制机制创新，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惠及各个阶层、各个方面，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这30多年中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又产生和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有些人质疑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干脆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把问题的存在全部归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并因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导致社会上一些人思想混乱。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从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从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实践是最硬的标准，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仅仅30多年时间，先后超越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影响力迅速提高，国际地位快速提升。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来看，思想上的“普世价值”、政治上的“宪政民主”、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质疑我国改革开放和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理论和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思想理论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前所未有。
这种状况的出现，同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从外部环境看，我们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苏东剧变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遏制、围堵、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受西方势力怂恿、挑拨和利用，对中国发起这样那样的挑战，干扰我们的和平发展大局。从当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矛盾的多发期，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处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在利益诉求上存在极大差异。这就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各种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违背党的“四个基本”的错误理论和思潮纷纷登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较量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用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谓“普世价值”，是指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人都普遍需要和适用的东西。“普世”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意为“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基于对世界本体追问的自然哲学，是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最重要的基因。
“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社会载体即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它超越于国家、民族、宗教之上，演变成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通过宣传西方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侵蚀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我国更是肆意攻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畴，说成是“向西方标准看齐”“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目的是借所谓“普世价值”消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中“普世价值”难辞其咎。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武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颜色革命，埃及、泰国和乌克兰等国陷入“民主危机”，叙利亚陷入混乱的“国内战争”。这些国家长期动荡不安，人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何谈自由、民主和人权？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
深刻认识“普世价值”的西方话语本质，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出发来认识中国问题。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为世界量身定制了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话语体系。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全盘吸收另一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面临与西方全然不同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可能简单地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自己。只有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科学辨析“普世价值”概念范畴，与时俱进培育社会主义的“中国价值”。自由、民主、平等作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内涵外延、实现形式和实践情况各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存在对谁都适用的、永恒存在的“普世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突破了私有制和资本的藩篱，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狭隘，必将成为更真实、更全面、更具生命力的价值观。
用西方宪政民主曲解依法治国
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歪曲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炮制“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诬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宣扬“司法独立”，鼓吹“政法机关非党化”；称“真正”的依法治国必须“新闻自由”，攻击新闻环境“持续恶化”；刻意炒作“宪政”话题，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解读为搞西方宪政，目的是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宪政问题是国内思想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既有学术层面的争鸣，更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需要结合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来深入辨析澄清。
“宪政”一词具有深厚的西方政治文化背景，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志。资产阶级实施宪政，就是资产阶级在执掌国家政权后，用制定宪法的手段，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阶级意志，以法律形式确定并保护起来，以此明确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及阶级压迫秩序的基本准则，并为制定其他具体法律提供依据。著名的西方宪法有英国的《权利法案》（1689年）等系列法律、美国的《美国宪法》（1787年）、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年）等。这些代表性宪法，明确规定了西方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包括多党制、议会制民主、三权分立等在内的政权组织形式，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两种西方宪政制度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示范作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以英、美、法为范本制定自己的宪法并实施宪政。
无论从理论概念还是从制度实践上看，“宪政”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其实质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核心就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 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受“宪政”观念影响。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
从我党历史上看，第一代领导人在同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也使用过“宪政”概念。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我党开始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此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用的宪政概念，以及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治和政体概念的宪政概念，均不被我党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端、奠基于共和国成立之初，历经探索和曲折，形成、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好地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唯一正确道路，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出巨大的政治优势。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建设，总的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因此，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能偏离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总方向。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迷失方向，要么会走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要么会回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我们要积极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必须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普世”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和两院制，绝不能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
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深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逐渐出台，新自由主义的喧嚣声也同时响起，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尖锐，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却推销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歪曲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否定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抹黑国有企业，曲解混合所有制，鼓吹所有制全盘私有化、社会领域彻底市场化，目的是削弱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新自由主义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以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政治性纲领，并以理论思潮、思想体系、政策主张为其内涵。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彻底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在世界范围的实践造成一系列灾难，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1999年巴西出现严重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陷入金融动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披着理论外衣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国际金融资本控制、掠夺世界的工具。因此，它遭到了世界上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批判。即使是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政要，也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并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缺一不可。那种自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错误的。这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创造出的经济奇迹，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表现。我们深信，在今后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还将创造出新的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不断续写新的划时代辉煌篇章。
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泛起的一种错误思潮。这种错误思潮的突出表现是：用所谓“反思”“新解”“人性论”“发现新大陆”等手法，否定中国近代革命史，诋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贬损正面历史人物、革命英模特别是党的领袖，热衷于为反面人物“翻案”，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高抬国民党的作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学术研究”面目出现，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义，违背历史客观实际，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进而动摇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本质上是一股社会思潮，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西方社会思潮输入中国后的不良反映，是对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是同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说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是关乎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一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教育，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历史的发展是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运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学懂弄通，就有了观察分析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正确对待历史、识破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伎俩。
二是深入进行党史、国史、军史、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学习教育，正确把握历史的事实和发展脉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必须修好党史课、国史课。此外，还要加强中华文明史课程的学习，使人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文明的魂，认清责任，勇于担当。
三是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高抵制错误思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积极主动地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分析它的来龙去脉、特点手法、产生根源，认清它的本质和严重危害，消除它的恶劣影响。
四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有力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民族的历史，否定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危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力、抵制力、战斗力，在人民群众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共识。
五是及时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心。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利用还没有处理和解决好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气解决好现实矛盾和问题，从实际层面上建立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回击。
文化虚无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文化大国，形成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剧烈动荡，内部制度的变迁和外部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根基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重新审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产生了认知错误，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所谓文化虚无主义，就是不承认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轻率地对待各种文化遗产，漠视人文精神的内在传承和教化意义。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文化道路和办法。因此，消除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积蓄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质疑中国改革开放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很多矛盾和问题，有的人认为我们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正在滑向“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主张重回高度集中、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实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变质，经济虚假繁荣，人民受苦受难。这些质疑甚至否定的声音，与主流观点形成了一种对话甚至对抗的关系，是社会思想中的杂音、噪音。
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
第一，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消解杂音、噪音，增进社会共识。消解思想理论的杂音、噪音，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禁止，而是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让科学的理论说话，让生动的实践说话，以理论说服人，以实践转化人。思想理论的争议，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解决。
第二，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形成发展合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反映出消极否定和悲观失望两种社会情绪。化解这两种情绪的有效方法，仍然是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步消除两种情绪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第三，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保持发展动力，共享发展成果。面对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必须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保持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难题和矛盾的解决；必须毫不懈怠地深化制度改革，促进体制机制创新，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惠及各个阶层、各个方面，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这30多年中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又产生和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有些人质疑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干脆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把问题的存在全部归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并因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导致社会上一些人思想混乱。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从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从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实践是最硬的标准，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仅仅30多年时间，先后超越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影响力迅速提高，国际地位快速提升。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