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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1910—2000),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年入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湘鄂赣红军独立师连政委、平江保卫大队政委、红十六军第七师团政委、中共咏生中心县委书记兼边区政委、中共湘鄂赣西北特委书记兼湘鄂赣省苏维埃西北代表团主任、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等职。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江渭清曾转战湘鄂赣边,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杀马充饥
1934年深秋,湘鄂赣地区因“六七月事变”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根据地支离破碎,处境极为艰难。这天,中共湘鄂赣东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涂正坤找正在平江黄金洞养伤的江渭清谈话,大意是省委决定让他去百里外的喻献区一边养伤,一边帮助该区做好拥红扩红工作,并说省委考虑到他的伤尚未痊愈,决定配给他一名警卫员和一个司务长负责其生活,并拨给他一匹马。江渭清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当日下午,江渭清一行3人,跑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来到一所红军医院,准备在那里休息。说来也巧,医院100多名伤病员中有很多是江渭清在平湘岳游击大队以及后来的红十六军第七师工作时认识的干部战士。在这里见到曾担任过红十六军第七师团政委、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机关党委书记和湘鄂赣红军第三总医院政委的老首长,他们兴奋不已,一时“江书记长、江书记短”的,像有说不完的话。
这时,江渭清才知道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派出去寻找粮食的同志又迟迟未归,医院已断炊两天了。伤员们说,这两天大伙已开始吃野菜,天气渐冷,再拖下去恐怕连野菜充饥也难保。百十号伤员有的面黄肌瘦,有的生命垂危。
再这样下去,他们吃得消吗?江渭清苦苦思索着。想来想去,他还是找来了医院负责人,商量决定将自己骑的那匹马杀掉,以解燃眉之急。
这匹马刚刚驮着江渭清跑了一整天的山路,还未来得及喂上一口草料。看着马倒了下去,江渭清心里真不是滋味。
夜幕降临了,秋风瑟瑟。马肉煮熟后连汤带水盛满了两只半人高的大水桶,没有盐和佐料,淡而无味。但饥肠辘辘的伤员们根本顾不上这些,美滋滋地吞食着热乎乎的马肉。警卫员拿着洋瓷碗打算给首长盛些来,被江渭清制止了。小伙子不解地嘟噜着小嘴嚷道:“马是你叫杀的,你又不肯吃,看你这条腿一瘸一拐的,明天怎么赶路。”江渭清安慰道:“不用担心嘛,腿不方便就撑根棍子慢慢走,总能到喻献区的。”看着伤员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江渭清心里舒坦多了!
扩红模范
湘鄂赣“六七事变”后的喻献区,由于敌人的严密清剿,区、乡干部以及一些与红军有过联系的人,都离开村子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他们在山腰搭起了许多小窝棚,当地人叫“山棚子”。江渭清他们在山上“山棚子”里住下不久,因叛徒告密,引来敌人搜山,险些儿遭难。
敌人搜山刚结束,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从江渭清他们驻地经过。这支游击队打算去浏阳一带打土豪筹款,带队的政委外号叫“直高子”。“直高子”同江渭清是老相识,一见面就和他闲扯了起来。他看到江渭清拖着伤腿挖野菜吃,就热情地说:“老江啊,你身边的两个同志让我带去打土豪吧,这样既减轻了苏区的负担,也能解决一下你们的困难。”江渭清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直高子”政委临走时又有些不放心,建议他搬进区委书记黎光的山窝子住,托他们帮助照顾几天。
转眼十天过去了,随游击队去浏阳的警卫员和司务长满载而归,他们背回百十斤大米,还有打土豪搞到的银元,大家着实高兴了几天。
这件事引起了江渭清的思索。他想,消极等待只会坐以待毙,只有走出去积极行动才有出路,才能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们有人有枪,当地有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来解决眼下的困难呢?
一天,江渭清对黎光的妻子说:“看你每逢做饭都愁眉苦脸,如果让我来做你们区的‘财政部长’,保管大家有米下锅。”那天,黎书记一回家,他妻子就很认真地对他说:“住在咱家的江政委可是能人啊,你们工作上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找他,说不定请他出出主意,区里的干部、群众的日子会好过一些。”黎光正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愁眉不展,他立即恳请江渭清为喻献区的财政和扩红问题出主意。江渭清听后说:“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保证完成扩红一个连的任务,不过首先要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干部群众没饭吃、没衣穿,就无法坚持斗争嘛!”
第二天,江渭清拄着拐棍和区委的一些同志一起分头行动,他们一个一个山棚子做工作,说服群众和散居在山沟里离队的红军战士参加游击队。江渭清对乡亲们说,只有拿起武器打土豪、消灭瓦解国民党区乡政权和反动民团,才能坚持苏区,大家才有饭吃。
经过分头做工作,没隔多久就动员并集中了近40个人、十几支长短枪,加上大刀、长矛,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了。紧接着开始进行简单的军政训练,老兵带新兵,大家情绪很高,仅个把星期队伍就像模像样了。
这支新拉起来的红军游击队,第一次行动就夜袭了国民党平江东乡的区公所,搞到了许多大米、猪肉、粉丝、海带等吃的东西,还抓了几个土豪带回山里。江渭清给土豪讲明政策,不侮辱其人格。土豪们原以为性命难保,看到红军讲道理,相信不会有生命危险,纷纷表示愿意支持红军游击队钱财,只求早日回家,日后再也不敢欺压穷人百姓。
那些天,由于筹到了款子,解决了区委、区苏及游击队的吃饭问题,区委书记黎光一班人可高兴了,他们急着催问下一步如何扩红。江渭清决定大家分头去做两件事,一是买布赶制120套军服连同干粮袋,二是买120把油伞和120双胶靴。他自己也拄着拐棍上了第一线,和同志们一起用召开小型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找散居在山里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做说服动员工作。
经过个把月艰苦的工作,120套军装给新入伍的战士穿上了,虽人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列队站下来时,也显得气势不凡。在这支队伍里,有伤愈的主力红军战士,有重新归队的掉队老兵,有少数新入伍的群众,也有苏区干部、党员和游击队员。
这一来,喻献区由于主动解决苏区、游击区的财政困难和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受到了湘鄂赣省委、省苏的表彰。不久,江渭清被任命为湘鄂赣省扩红总队队长,在江渭清等努力下,湘鄂赣的主力红军十六师一度达到5000余人,有力支援了红军长征和其他游击区。
下山谈判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以江渭清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中共湘鄂赣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分区,带领游击队转战在鄂南和赣西北九宫山、大湖山、太阳山、三界尖的崇山峻岭中,使游击区在艰难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但也因此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疯狂的“围剿”“清剿”“驻剿”,致使西北特委一度同湘鄂赣省委失去了联系。
为了解时局变化和我党的方针政策,1937年5月,江渭清将特委机关从九宫山移驻修平通(城)交界的药姑山、黄袍山等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副书记余再厉率领40余人直插药姑山西麓的临湘县壁山,伺机截击铁路获取情报和钱粮,一路由自己亲自率领60多人进驻药姑山南麓的大港冲,以窥视通城敌情,两路相互衔接,互为依托。
在无法与省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特委和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方针,是江渭清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他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从搜集到的情报中分析研判,认为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实现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他召开特委会议,分析形势,提出了“保存实力,不打硬仗,进一步筹粮筹款;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准备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工作方针。对此,当时许多同志想不通,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投降,与其合作无异与虎谋皮。江渭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极力消除同志们的心理疙瘩。他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只能摒弃前嫌,一致对外,才能救亡图存。统一认识后,特委决定将部队番号改为“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江渭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6月,江渭清向国民党湘鄂赣三省、武汉行营及附近各县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6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接江渭清信函后,派武汉行营的一名国民党中将和岳阳警备区少将司令为代表,到西北特委驻地与江渭清等谈判。但他们毫无诚意,只是想以谈判为幌子,企图收编我军。江渭清当即揭穿他们的阴谋,申明抗日大义,严正予以回绝。他们见江渭清态度强硬,又见午饭时分山坳之间炊烟四起,似有千军万马,不知虚实,遂慌忙告退。
何成浚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派上次来谈判的两人送来一信,全文如下:
渭清纵队司令如鉴:
你是有志青年,过去误入迷途,现在幡然醒悟。政府站在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之立场,准许自新之路。望台端立即统率所部开赴岳阳,整训受编,连发三年关饷,并授予台端上校军衔。
进退由台端采纳,否则,以武力解决,专引奉达。
即颂
公安!
何成浚
何成浚视江渭清的“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为乌合之众,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信中软硬兼施,企图动摇和吓倒游击队。江渭清看了来信后,洞察其奸,对来使说:“请转告何主席,他完全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之所以同他谈判,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不存在‘误入迷途’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不愿当亡国奴,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我们提出三条谈判原则,请他慎重考虑,三思而行。”江渭清随即回了复信,严正申明我军立场和谈判三原则,并将武汉行营代表留下,放岳阳警备司令回去复命。
为了灭一灭反共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江渭清一面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广泛宣传,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实质和造谣我军投降受编的骗局;一面组织游击队奇袭通城县城,诱使敌人回援通城,然后在敌必经之路扼其要冲,据险埋伏,并集中一个班的号兵,当敌进入伏击圈时,号声四起,吓得敌人四处逃窜,游击队员趁机猛扑敌阵,不到半小时,歼敌一个营。战毕,江渭清集中俘虏训话,指出:“日寇入侵,大敌当前,中国人须团结一致,不应煮豆燃萁,自相残杀。”随后,将俘虏连同那位武汉行营“谈判”代表全部释放。
此举大灭了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何成浚不得不收敛其内战行径。3天后,他又指定通城县长和保安团长与我进行第二次谈判。
我西北代表团和红军游击队经过充分地讨论,决定由江渭清等6人前往谈判,经过3天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达成了3项协议:(1)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通电全国,一致抗日;(2)保证抗日游击队的供给,并发给100张武汉行营的护照;(3)设立“西北特委驻通城办事处”。
8月初,江渭清带领西北特委一班人,应何成浚之邀到武汉,就鄂南国共合作抗日进行第三次谈判。经据理力争,何成浚完全同意原议3项原则,双方正式达成协议。同月,江渭清与湘鄂赣省委代表一起会见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通过董老与武汉行营代表谈判并取得成功,达成了湘鄂赣地区的和平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湘鄂赣西北代表团在抗战前夕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是在完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充分展现了年轻的江渭清独特的政治敏感性和高超的组织能力。○
题图 江渭清之子江旅安到修水寻访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图为与老红军熊远南亲切交谈。左一傅秋涛之女傅援,左二江旅安,右二熊远南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杀马充饥
1934年深秋,湘鄂赣地区因“六七月事变”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根据地支离破碎,处境极为艰难。这天,中共湘鄂赣东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涂正坤找正在平江黄金洞养伤的江渭清谈话,大意是省委决定让他去百里外的喻献区一边养伤,一边帮助该区做好拥红扩红工作,并说省委考虑到他的伤尚未痊愈,决定配给他一名警卫员和一个司务长负责其生活,并拨给他一匹马。江渭清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当日下午,江渭清一行3人,跑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来到一所红军医院,准备在那里休息。说来也巧,医院100多名伤病员中有很多是江渭清在平湘岳游击大队以及后来的红十六军第七师工作时认识的干部战士。在这里见到曾担任过红十六军第七师团政委、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机关党委书记和湘鄂赣红军第三总医院政委的老首长,他们兴奋不已,一时“江书记长、江书记短”的,像有说不完的话。
这时,江渭清才知道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派出去寻找粮食的同志又迟迟未归,医院已断炊两天了。伤员们说,这两天大伙已开始吃野菜,天气渐冷,再拖下去恐怕连野菜充饥也难保。百十号伤员有的面黄肌瘦,有的生命垂危。
再这样下去,他们吃得消吗?江渭清苦苦思索着。想来想去,他还是找来了医院负责人,商量决定将自己骑的那匹马杀掉,以解燃眉之急。
这匹马刚刚驮着江渭清跑了一整天的山路,还未来得及喂上一口草料。看着马倒了下去,江渭清心里真不是滋味。
夜幕降临了,秋风瑟瑟。马肉煮熟后连汤带水盛满了两只半人高的大水桶,没有盐和佐料,淡而无味。但饥肠辘辘的伤员们根本顾不上这些,美滋滋地吞食着热乎乎的马肉。警卫员拿着洋瓷碗打算给首长盛些来,被江渭清制止了。小伙子不解地嘟噜着小嘴嚷道:“马是你叫杀的,你又不肯吃,看你这条腿一瘸一拐的,明天怎么赶路。”江渭清安慰道:“不用担心嘛,腿不方便就撑根棍子慢慢走,总能到喻献区的。”看着伤员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江渭清心里舒坦多了!
扩红模范
湘鄂赣“六七事变”后的喻献区,由于敌人的严密清剿,区、乡干部以及一些与红军有过联系的人,都离开村子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他们在山腰搭起了许多小窝棚,当地人叫“山棚子”。江渭清他们在山上“山棚子”里住下不久,因叛徒告密,引来敌人搜山,险些儿遭难。
敌人搜山刚结束,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从江渭清他们驻地经过。这支游击队打算去浏阳一带打土豪筹款,带队的政委外号叫“直高子”。“直高子”同江渭清是老相识,一见面就和他闲扯了起来。他看到江渭清拖着伤腿挖野菜吃,就热情地说:“老江啊,你身边的两个同志让我带去打土豪吧,这样既减轻了苏区的负担,也能解决一下你们的困难。”江渭清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直高子”政委临走时又有些不放心,建议他搬进区委书记黎光的山窝子住,托他们帮助照顾几天。
转眼十天过去了,随游击队去浏阳的警卫员和司务长满载而归,他们背回百十斤大米,还有打土豪搞到的银元,大家着实高兴了几天。
这件事引起了江渭清的思索。他想,消极等待只会坐以待毙,只有走出去积极行动才有出路,才能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们有人有枪,当地有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来解决眼下的困难呢?
一天,江渭清对黎光的妻子说:“看你每逢做饭都愁眉苦脸,如果让我来做你们区的‘财政部长’,保管大家有米下锅。”那天,黎书记一回家,他妻子就很认真地对他说:“住在咱家的江政委可是能人啊,你们工作上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找他,说不定请他出出主意,区里的干部、群众的日子会好过一些。”黎光正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愁眉不展,他立即恳请江渭清为喻献区的财政和扩红问题出主意。江渭清听后说:“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保证完成扩红一个连的任务,不过首先要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干部群众没饭吃、没衣穿,就无法坚持斗争嘛!”
第二天,江渭清拄着拐棍和区委的一些同志一起分头行动,他们一个一个山棚子做工作,说服群众和散居在山沟里离队的红军战士参加游击队。江渭清对乡亲们说,只有拿起武器打土豪、消灭瓦解国民党区乡政权和反动民团,才能坚持苏区,大家才有饭吃。
经过分头做工作,没隔多久就动员并集中了近40个人、十几支长短枪,加上大刀、长矛,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了。紧接着开始进行简单的军政训练,老兵带新兵,大家情绪很高,仅个把星期队伍就像模像样了。
这支新拉起来的红军游击队,第一次行动就夜袭了国民党平江东乡的区公所,搞到了许多大米、猪肉、粉丝、海带等吃的东西,还抓了几个土豪带回山里。江渭清给土豪讲明政策,不侮辱其人格。土豪们原以为性命难保,看到红军讲道理,相信不会有生命危险,纷纷表示愿意支持红军游击队钱财,只求早日回家,日后再也不敢欺压穷人百姓。
那些天,由于筹到了款子,解决了区委、区苏及游击队的吃饭问题,区委书记黎光一班人可高兴了,他们急着催问下一步如何扩红。江渭清决定大家分头去做两件事,一是买布赶制120套军服连同干粮袋,二是买120把油伞和120双胶靴。他自己也拄着拐棍上了第一线,和同志们一起用召开小型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找散居在山里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做说服动员工作。
经过个把月艰苦的工作,120套军装给新入伍的战士穿上了,虽人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列队站下来时,也显得气势不凡。在这支队伍里,有伤愈的主力红军战士,有重新归队的掉队老兵,有少数新入伍的群众,也有苏区干部、党员和游击队员。
这一来,喻献区由于主动解决苏区、游击区的财政困难和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受到了湘鄂赣省委、省苏的表彰。不久,江渭清被任命为湘鄂赣省扩红总队队长,在江渭清等努力下,湘鄂赣的主力红军十六师一度达到5000余人,有力支援了红军长征和其他游击区。
下山谈判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以江渭清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中共湘鄂赣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分区,带领游击队转战在鄂南和赣西北九宫山、大湖山、太阳山、三界尖的崇山峻岭中,使游击区在艰难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但也因此吸引了国民党军队疯狂的“围剿”“清剿”“驻剿”,致使西北特委一度同湘鄂赣省委失去了联系。
为了解时局变化和我党的方针政策,1937年5月,江渭清将特委机关从九宫山移驻修平通(城)交界的药姑山、黄袍山等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副书记余再厉率领40余人直插药姑山西麓的临湘县壁山,伺机截击铁路获取情报和钱粮,一路由自己亲自率领60多人进驻药姑山南麓的大港冲,以窥视通城敌情,两路相互衔接,互为依托。
在无法与省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特委和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方针,是江渭清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他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从搜集到的情报中分析研判,认为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实现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他召开特委会议,分析形势,提出了“保存实力,不打硬仗,进一步筹粮筹款;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准备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工作方针。对此,当时许多同志想不通,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投降,与其合作无异与虎谋皮。江渭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极力消除同志们的心理疙瘩。他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只能摒弃前嫌,一致对外,才能救亡图存。统一认识后,特委决定将部队番号改为“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江渭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6月,江渭清向国民党湘鄂赣三省、武汉行营及附近各县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6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接江渭清信函后,派武汉行营的一名国民党中将和岳阳警备区少将司令为代表,到西北特委驻地与江渭清等谈判。但他们毫无诚意,只是想以谈判为幌子,企图收编我军。江渭清当即揭穿他们的阴谋,申明抗日大义,严正予以回绝。他们见江渭清态度强硬,又见午饭时分山坳之间炊烟四起,似有千军万马,不知虚实,遂慌忙告退。
何成浚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派上次来谈判的两人送来一信,全文如下:
渭清纵队司令如鉴:
你是有志青年,过去误入迷途,现在幡然醒悟。政府站在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之立场,准许自新之路。望台端立即统率所部开赴岳阳,整训受编,连发三年关饷,并授予台端上校军衔。
进退由台端采纳,否则,以武力解决,专引奉达。
即颂
公安!
何成浚
何成浚视江渭清的“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为乌合之众,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信中软硬兼施,企图动摇和吓倒游击队。江渭清看了来信后,洞察其奸,对来使说:“请转告何主席,他完全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之所以同他谈判,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根本不存在‘误入迷途’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不愿当亡国奴,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我们提出三条谈判原则,请他慎重考虑,三思而行。”江渭清随即回了复信,严正申明我军立场和谈判三原则,并将武汉行营代表留下,放岳阳警备司令回去复命。
为了灭一灭反共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江渭清一面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广泛宣传,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实质和造谣我军投降受编的骗局;一面组织游击队奇袭通城县城,诱使敌人回援通城,然后在敌必经之路扼其要冲,据险埋伏,并集中一个班的号兵,当敌进入伏击圈时,号声四起,吓得敌人四处逃窜,游击队员趁机猛扑敌阵,不到半小时,歼敌一个营。战毕,江渭清集中俘虏训话,指出:“日寇入侵,大敌当前,中国人须团结一致,不应煮豆燃萁,自相残杀。”随后,将俘虏连同那位武汉行营“谈判”代表全部释放。
此举大灭了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何成浚不得不收敛其内战行径。3天后,他又指定通城县长和保安团长与我进行第二次谈判。
我西北代表团和红军游击队经过充分地讨论,决定由江渭清等6人前往谈判,经过3天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达成了3项协议:(1)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通电全国,一致抗日;(2)保证抗日游击队的供给,并发给100张武汉行营的护照;(3)设立“西北特委驻通城办事处”。
8月初,江渭清带领西北特委一班人,应何成浚之邀到武汉,就鄂南国共合作抗日进行第三次谈判。经据理力争,何成浚完全同意原议3项原则,双方正式达成协议。同月,江渭清与湘鄂赣省委代表一起会见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通过董老与武汉行营代表谈判并取得成功,达成了湘鄂赣地区的和平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湘鄂赣西北代表团在抗战前夕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是在完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充分展现了年轻的江渭清独特的政治敏感性和高超的组织能力。○
题图 江渭清之子江旅安到修水寻访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图为与老红军熊远南亲切交谈。左一傅秋涛之女傅援,左二江旅安,右二熊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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