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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之后的中美关系解冻，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这是毛泽东开启中国与世界接轨进程的大转折。
美国198名专家呼吁改变对华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中国为敌。毛泽东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愿望落空。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以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意见，但受到了美国的带头阻挠而难以实行。美国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要求改变的思潮。这种思潮比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仑报告》。
1959年9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的两个关于亚洲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康仑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20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的假设来实施。这个报告成为了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自力更生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卷入越战不能自拔这三大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猬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从6月开始，尼克松政府通过各种场合特别是外交场合，不断释放与中国“接触”的信息，尼克松总统还亲自委托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1969年12月3日，一直设法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发现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同时“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小球转动大球”的“杰作”
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期间的“丘乓外交”，成为了这关键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到，将会有一幕永远载人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开启。
代表团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對我们派出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3月30日上午，中国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中国乒协代主席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
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世界冠军庄则栋很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大巴抵达体育馆时，许多来自各国的记者都在等待——那时的中国队本来就因为拥有庄则栋这样的世界冠军而引人注目。车门一开，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饱满的庄则栋，而且有神态兴奋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这条消息立刻成为了轰动性的新闻。
第二天，科恩拿着庄则栋送的礼物在体育馆转来转去，还不断向人展示，说这是中国的世界冠军送的。科恩回赠了_一枚美国乒协的纪念章给庄则栋，旁边的记者过来拍照，照片发表在报刊上，主题是“中美接近”。接下来，美国队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队驻地，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还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呢！”4月6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尼克松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访问中国做准备。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当7月15日中美雙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时，全世界顿时为之震惊。“丘乓外交”也作为“小球转动大球”的大外交新思维的“杰作”，成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
尼克松“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一行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
尼克松出访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是否会接见他。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到达北京后就注意到，在机场，除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接机外，并没有出现他们以为会出现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车队驶过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也是冷冷清清，这不由得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规格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周密考虑定下来的。不过，美国客人的这点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驱走了。当天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
在毛泽东住所，当尼克松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这次会见，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尼克松又6次受邀访华，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虽然1972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并没有很快实现中美建交，但这个突破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大到整个国际舞台，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美国198名专家呼吁改变对华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中国为敌。毛泽东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愿望落空。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以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意见，但受到了美国的带头阻挠而难以实行。美国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要求改变的思潮。这种思潮比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仑报告》。
1959年9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的两个关于亚洲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康仑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20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的假设来实施。这个报告成为了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自力更生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卷入越战不能自拔这三大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猬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从6月开始，尼克松政府通过各种场合特别是外交场合，不断释放与中国“接触”的信息，尼克松总统还亲自委托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1969年12月3日，一直设法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发现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同时“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小球转动大球”的“杰作”
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期间的“丘乓外交”，成为了这关键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到，将会有一幕永远载人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开启。
代表团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對我们派出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3月30日上午，中国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中国乒协代主席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
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世界冠军庄则栋很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大巴抵达体育馆时，许多来自各国的记者都在等待——那时的中国队本来就因为拥有庄则栋这样的世界冠军而引人注目。车门一开，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饱满的庄则栋，而且有神态兴奋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这条消息立刻成为了轰动性的新闻。
第二天，科恩拿着庄则栋送的礼物在体育馆转来转去，还不断向人展示，说这是中国的世界冠军送的。科恩回赠了_一枚美国乒协的纪念章给庄则栋，旁边的记者过来拍照，照片发表在报刊上，主题是“中美接近”。接下来，美国队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队驻地，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还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呢！”4月6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尼克松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访问中国做准备。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当7月15日中美雙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时，全世界顿时为之震惊。“丘乓外交”也作为“小球转动大球”的大外交新思维的“杰作”，成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
尼克松“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一行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
尼克松出访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是否会接见他。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尼克松和随行人员到达北京后就注意到，在机场，除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接机外，并没有出现他们以为会出现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车队驶过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也是冷冷清清，这不由得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规格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周密考虑定下来的。不过，美国客人的这点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驱走了。当天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
在毛泽东住所，当尼克松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这次会见，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尼克松又6次受邀访华，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虽然1972年的中美关系解冻并没有很快实现中美建交，但这个突破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大到整个国际舞台，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