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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人管
1996年，李德玉从宁夏农村来到新疆伊犁巩留县塔斯托别乡打工，一干就是9年。
背井离乡奔新疆，是听人说新疆地广人稀，还听说新疆伊犁草丰水美赛江南，而宁夏家乡十年九旱，生存条件太差了。
刚到伊犁，他便从一家农业开发公司的手中承包了几十亩荒地，从此他开始了改良盐碱地、种粮为生的生涯。这期间他把老婆也接了过来，并在这里生了四个儿女，他打算就此把家安扎在这里。
来这打工开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是从宁夏和甘肃贫困地区闻风而来的，他们来时拖家带口，到了这里又生儿育女，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于是，在一片荒地，几户人家变成了十几户，又由十几户发展为上百户。人越来越多，到这里时间长的有十多年，短的两三年不等。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简易的临时草房慢慢成了砖石永久住房。一个自然村落慢慢形成，虽然政府并没有认定这个村的合法性，但这里的人们把它称为升长开发村。
按乡政府提供的数字，到2005年，这个自然村有178户，950人。但按村里的村民说，实际人口要多于这个数，没人能说清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这里从没有人管过。
按村民的说法，这里是“四没村”，没电、没水、没路、没人管。
全村只有三家稍有钱的人家使用有太阳能发电照明，其他人家中都用煤油灯或是清油灯、蜡烛。虽然这里离乡上只有七公里的路，而且距离有电的村不足两公里，但他们也只能望电兴叹，乡政府并不同意给这个没有建制的村通电。
平时吃的水就是村边用来扫敝盐碱的水渠中的盐碱水，水又苦又涩。记者在现场看到，渠里的水十分浑浊。村民告诉记者，这渠里打来的水放进水缸里，起码得两个小时才能澄清。很多村民说，他们初来时，一吃这水就闹肚子，时间久了，好像肚子也习惯了。冬天他们都吃雪水。村民说，雪水比渠水好吃多了。
村里通往外面的路只有一条，但严格说这不是路，泥泞、凹凸，其中有两公里路骑自行车都难以行走，这段路记者坐的桑塔纳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村民告诉记者，每年开春时节，这条路有四十多天无法进出。
虽然这里已经居住了干余人，形成了一个自然村，但这里并没有村小组，没有村长，没有人管计划生育，没有人管治安。
“这里是个无政府村。”村民们这样说。
“乡政府除了来收土地承包费以外，其它什么都不管。”村民马玉成说。
“我们希望政府来管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人家说的什么世外桃源。”“平日，我们都是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也没有推举谁出来领头”这样的“无政府村”在塔斯托别乡还不止升长开发村一个。
在距离升长开发村15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库尔旦村也同样是“无政府”。库尔旦村的形成的基本情况和升长开发村大致相同，但这里的人更多，据“村民”称，起码有400户，2000多人。库尔旦与升长开发村所不同的是，这里有电，有一所未经批准而开办的私人学校。其它的和升长开发村都一样。没有村小组，没有村长，更没有书记，也没有管计划生育的人员。两个自然形成的村子为了能有人管，多次找到乡里，希望政府能在村里开办学校，希望政府能有人来管管生孩子的事，更希望自己生活的“村子”有组织有政府。
“我们也是政府的人民，希望政府能管我们，不希望过这种没人管的日子。”村民们近乎哀求地说。
“我们希望过上好日子，但这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这种无政府情况，我们找不到资金，没有信贷，生活生产都受到影响。”村民马成玉说。“我们大人多是不识字，是文盲。但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娃子再文盲了，不能只会放羊了。村里有很多娃现在连自己的名子都不会写，进城连厕所男、女都认不得，看着这么多文盲，我们心急啊，希望政府能救救我们的娃娃。”李德玉眼里的泪在打转。
上学没人管
在升长开发村，“村民”们把一份按满了手印的材料送到记者手中。
这是一份全村6到15岁适龄儿童要求上学的签名，孩子们不会写字，只好按手印。记者数了一下，有520个适龄儿童的手印。库尔旦村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除有部分适龄孩子在村里上了私办的小学外，还有400多名适龄儿童没有上学。两个村加在一起，有近千名适龄儿童失学。
“我们多次找过乡政府，希望能解决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但他们都以我们的户口不在本地为由，拒绝了我们。”升长开发村村民木沙说。38岁的木沙告诉记者，他看到村里孩子整天满地里乱跑，大一点就是放羊放鹅，没有一个孩子上过学、认识字，6到18岁的孩子基本都是文盲。2001年他决定办个学校，让孩子们有学上，能识点字。于是他卖掉了自己家的两头牛。用3500元买来了木头和砖料，准备盖3间校舍。还没动工，乡政府就来人阻止，并告诉他，如果盖学校，就收回他的承包地。但木沙还是想办学校，木沙只好将自己家用作储物用的一间房子腾出来做教室，并偷偷开始收学生。木沙说，学校收费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把带课老师每月300元的工资凑出来，家庭经济好点的一个孩子每学期交20元，经济困难的只交1至2元。木沙找来一个外来打工的有高中学历的青年给孩子们上课，只教语文和数学。但就是这样，全村也只有150名适龄儿童来上学，因为这间教室只能同时挤下50名孩子。
2001年8月学校开学，150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分三个班轮流上课，每个班上两小时。教室里没有课桌，没有凳子，只有一块用三合板做的小黑板。“只要一见乡上来人，就赶快让学生解散，学校办的偷偷摸摸的。”木沙说。但这个学橱艮快就关了。年底他们承包的改良地基本颗粒无收。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支不出老师的工资，老师走了，学校只好关了。13岁的马成玉告诉记者，当时家里为了让他上学识字，拿出了20元交了学费。
上学的那一天，他高兴极了，他把老师发的课本揣在怀里，睡觉时都不肯放手。但他只上了一个学期的学，当老师告诉学生们学校办不下去了，学校要关了时，他哭了。马成玉说，那天好多同学都哭了。那以后，马成玉又拿起了放羊鞭。马说，他现在只认识10个字，数只能数到100。记者在纸上随手写了“上学”两个字给马成玉认，他低下头，而后摆头表示不认识。今年15岁的苏里麻乃(小名)没有上过一天学。他对记者说，家里有四个娃，自己是老三，家里没有钱，看到别的小伙伴上学，自己很是眼馋，没事就跑到教室的窗外向里面看。今年自己15岁了，但是一个字也不识，连大名也没有，每天就是放羊。
村民们说，现在孩子要上学，就得去乡上，这里离乡上有7、8公里的路，要想上学就得住到乡镇上，要上中学就得去几十公里的县上。
但大部分家庭没有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成为文盲。乡上来人，村民们总是将孩子上学的事向政府反映，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们不是这里的人，户口不在这，你们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乡仁的学校、县里的学校大门都是敞开的，想上没人拦着。听了乡政府人的回答，村民们摸摸口袋，不住地摇头。库尔旦也有个私人办的学校，54岁的办学人马玉彪是巩留县的老人，他来新疆30年了。也许是他是这里老人的缘故，他学校的命运要比木沙学校幸运的多。1998年马玉彪卖掉了自家的一栋房子、14头牛和140只羊，来到库尔旦办起了一所小学。他说，看着那么多娃娃天天在盐碱滩上跑，什么都不会，太可怜了。希望娃娃们能睁开眼睛，不要再像他们父辈一样。马玉彪对记者说，98年花五万元盖的土木结构的校舍，三年后因为塌陷，成了危房。没办法，只好又贷了十多万重新盖了一所新校舍，自己一家住进危房。但他办的这所学校至今没有合法手续，为此他找过政府相关部门，还到过北京找过教育部，得到的答复都令他失望。现在马玉彪对那些孩子的未来十分忧虑。
生娃没人管
在升长开发村村民们告诉记者，这里几乎每家至少有四个孩子。千余人的村子，孩子占了一半还多。而库尔旦村的私立学校校长马玉彪则说，2003年他曾对全村人口做过统计，村里有人头2000左右，其中1至15岁的娃娃就达1016个。该村36岁的村民兰志堂98年从甘肃来这里打工时，已有两个孩子，到库尔旦后又生了两个娃。他说，和自己情况一样的到这里又生的有很多，每家至少有四个娃，最多的有7个娃，没有四个娃的都是家里女人有病的。 “这里很多人都搞不清计划生育政策，到底能生几个也不知道，都是些文盲。也没有政府的人指导我们。” 42岁的苏占云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知道计划生育还是在外面打工时知道的，当时自己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全家6口平均每人18亩地，一年人均收入1000多元，日子太难过了，再生就养不起了。
在一次外出打工时，别人告诉他要计划生育了，但他却不知该怎么做。还是工友告诉他到药店买什么药，怎样用。从那以后他开始了计划生育。很多村民都说，他们过去并不知道怎么计划生育，不了解采取什么措施，该吃药，也没有人来衬里告诉应怎么做。都是稀里糊涂地一个接一个地生，生的日子吃紧，生的苦上加苦，让人喘不过气来。为了能有人管管村里计划生育的事，有文化的马玉彪校长为此曾向一些部门反映过，向县里一些人大代表送过材料。但一次次都石沉大海，并不见有人来真正管过这个国家大计。有村民告诉记者，因为这里成了无人管的地方，慢慢成了超生基地，人口流动性大。有一些逃避计划生育的人把这里当成超生的天堂，没人管，没人问，没人抓。娃一生下来，就走了。“实在是再也生不起了。”升长开发村45岁的马忠仁家里有五个孩子，两年前他开始采取措施计划生育。“听说避孕套、避孕药这些政府都是免费提供。但我们都是自己去买。”马忠仁说，就因为我们是外乡人，没有这里的户口，娃他娘上环的收费都和当地人不同，村里很多女人去上环，光手续费就20到70不等，我们哪能交得起啊?!
在这里生下的孩子，等长大成人了却无法拿到证明身份的身份证，成了名符其实的黑户。马忠仁的女儿马米奶7岁随他来到这里，去年她22岁嫁到外县去了，但到她出嫁的那一天，她却还是个黑户，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据村民们说，到这里后长大成人的青年有近200名，也都是因为没有户口的原因，至今没有身份证。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村里这些年轻人无法外出打工谋生。这些成年的年轻人到了生育的年龄，他们又要在这里生儿育女，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父辈一样也无计划的生育?上年纪的村民说，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这里现在没有政府，没有人管。
不该我们管
对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旦的情况，乡政府是了解的。“但这些不该我们管，因为他们不是我们乡的人，他们的户口不在这里。”塔斯托别乡党委书记李强说。
升长农业开发区开发始于1996年，当时国家为了改良草场，出台有偿投资开发政策，国家投资80％，地方拿20％。国家在塔斯托别乡投资200万进行渠、桥、浇灌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受益部分，80％偿还国家。在国家投资改良草场政策引导下，塔斯托别乡与拥有草原证的牧民达成为期十年的承租协议，由乡政府牵头将劣质草场承包出去，用收取的承包费偿还国家投资，十年后将改良后的草场返还给牧民，一举两得。于是，乡政府将3000亩盐碱地承包给了以农业开发为主的克拉玛依华龙公司，并签定了承包合同，2004年12月31日到期。据李强书记介绍，华龙公司在经营到第五年时，出现连续亏损，于是私下将所承包土地转包给了从甘肃和宁夏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合同期限3至5年不等。承包改良土地期间，只收取土地承包费，每亩地一年50元至70元不等。
2004年12月31日乡政府和华龙公司的合同到期，乡政府欲将承包的土地返还给牧民时，这才发现来这开发土地的打工者已不仅仅满足依靠这片土地生存了，而是要在这安营扎寨，并无要离开的意思。库尔旦村和升长开发村不同的是，这里承包的土地不是牧民的草场，而是几千亩农业用地。而两个村目前遇到的问题却一样的，就是落户问题。
“开发改良荒地让我们来，我们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投入到这片土地上，多少年去了，盐碱地变成了耕田，现在就要卸磨杀驴了，要把我们赶走。”升长开发村一些村民对乡政府的态度很是不满。“当时来承包土地时，乡政府曾许诺到时可以解决我们落户的问题，可现在乡领导换了几位，承包合同也到期了，却没人承认当时的承诺了。”库尔旦村村民认为乡政府不守信’誉。但乡政府却认为自己的所为并没有错，均在按法律行事。“乡政府将3000亩草场承包给了华龙公司，从没有和来升长开发区的打工人员有过承包协议，至于华龙公司把草场又转包给了这些打工者，在法律上乡政府并不承认。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乡党委书记李强说。同时他说，库尔旦虽然是乡里和打工人员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但合同也已到期，乡政府有权根据需要收回承包地。“不管是和谁签订的承包合同，如今都已到期了，这些外来的打工人员应回到他们的原籍。我们也没有义务安置他们，如果我们将他们承包的土地继续让他们种下去，就侵犯了牧民们的合法利益。”乡长迪里木拉提说。
打工者希望能在承包改良的土地上长久地住下去，并能将户口落在这里；而乡政府认为和升长村的打工者没有合同关系，和库尔旦村打工者的合同已到期，他们应从哪里回到哪里去。在乡政府看来，这些打工者没有当地户口，因而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和计划生育等问题理所当然不该塔斯托别乡政府来管。如果要让这些打工者在这里落户，就得拨给他们土地，乡里哪有这么多土地，而且乡政府也没有这个权利，需要上级政府批准。
“乡政府为了能平稳地让这些合同到期的打工人员回原籍，为此乡里特拿出了350亩地给这些人员，平均每家8亩地。让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有个过渡，不至于在迁移中损失太大，生活无着，希望他们能在两年内迁走。”李强书记说。
劝几百号人回原籍还容易，可现在乡政府面对的却是拖家带口的两个村600来户，3000多口人。乡政府也意识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了。也有村民对乡政府不管他们的作法提出质疑。他们说，虽然我们没有当地户口，不是这里的人，但我们的娃应有上学的权利，乡政府不应不管不问，这是国家给的权利。
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国策，我们也是国家的人，可现在我们感觉我们不是中国的公民，没人管我们生多少。这好象和国家政策要求不一样啊。据伊犁州巩留县教育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旦村孩子失学的问题县里还是很重视的，两个村的村民几乎每年都会来反映他们孩子要上学的问题。教育局也多次去乡里调协，但有些事情得政府决定，不是教育局能说了算的。
对于库尔旦村马玉彪私人办学问题，该人土称，承认其合法性还不成熟，如果要纳入公办，必须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但目前马玉彪办的学校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这位人士坦率地对记者说，如果在两个村子办学，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合法身份，那么县里的“普九”工作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很可能过不了关，会拖县里“普九”成绩的后腿。
巩留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位瞿女士称，两个村的人没有在这里落户，因而一直按流动人口管理。她说，目前乡级计划生育部门的人手非常少，力量很薄弱，两个村这么多人口，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单靠基层计生部门难以管理。
巩留县一位人大代表称，目前塔斯托别乡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村大量儿童失学以及计划生育无人管的现状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极不负责的行为。户口问题可以商量、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但孩子上学、计划生育问题无商量，政府必须管，这是政府的职责。
“我们是国家的公民，希望政府不要抛弃我们，能有政府来管我们。”村民们恳切地说。
1996年，李德玉从宁夏农村来到新疆伊犁巩留县塔斯托别乡打工，一干就是9年。
背井离乡奔新疆，是听人说新疆地广人稀，还听说新疆伊犁草丰水美赛江南，而宁夏家乡十年九旱，生存条件太差了。
刚到伊犁，他便从一家农业开发公司的手中承包了几十亩荒地，从此他开始了改良盐碱地、种粮为生的生涯。这期间他把老婆也接了过来，并在这里生了四个儿女，他打算就此把家安扎在这里。
来这打工开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是从宁夏和甘肃贫困地区闻风而来的，他们来时拖家带口，到了这里又生儿育女，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于是，在一片荒地，几户人家变成了十几户，又由十几户发展为上百户。人越来越多，到这里时间长的有十多年，短的两三年不等。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简易的临时草房慢慢成了砖石永久住房。一个自然村落慢慢形成，虽然政府并没有认定这个村的合法性，但这里的人们把它称为升长开发村。
按乡政府提供的数字，到2005年，这个自然村有178户，950人。但按村里的村民说，实际人口要多于这个数，没人能说清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这里从没有人管过。
按村民的说法，这里是“四没村”，没电、没水、没路、没人管。
全村只有三家稍有钱的人家使用有太阳能发电照明，其他人家中都用煤油灯或是清油灯、蜡烛。虽然这里离乡上只有七公里的路，而且距离有电的村不足两公里，但他们也只能望电兴叹，乡政府并不同意给这个没有建制的村通电。
平时吃的水就是村边用来扫敝盐碱的水渠中的盐碱水，水又苦又涩。记者在现场看到，渠里的水十分浑浊。村民告诉记者，这渠里打来的水放进水缸里，起码得两个小时才能澄清。很多村民说，他们初来时，一吃这水就闹肚子，时间久了，好像肚子也习惯了。冬天他们都吃雪水。村民说，雪水比渠水好吃多了。
村里通往外面的路只有一条，但严格说这不是路，泥泞、凹凸，其中有两公里路骑自行车都难以行走，这段路记者坐的桑塔纳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村民告诉记者，每年开春时节，这条路有四十多天无法进出。
虽然这里已经居住了干余人，形成了一个自然村，但这里并没有村小组，没有村长，没有人管计划生育，没有人管治安。
“这里是个无政府村。”村民们这样说。
“乡政府除了来收土地承包费以外，其它什么都不管。”村民马玉成说。
“我们希望政府来管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人家说的什么世外桃源。”“平日，我们都是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也没有推举谁出来领头”这样的“无政府村”在塔斯托别乡还不止升长开发村一个。
在距离升长开发村15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库尔旦村也同样是“无政府”。库尔旦村的形成的基本情况和升长开发村大致相同，但这里的人更多，据“村民”称，起码有400户，2000多人。库尔旦与升长开发村所不同的是，这里有电，有一所未经批准而开办的私人学校。其它的和升长开发村都一样。没有村小组，没有村长，更没有书记，也没有管计划生育的人员。两个自然形成的村子为了能有人管，多次找到乡里，希望政府能在村里开办学校，希望政府能有人来管管生孩子的事，更希望自己生活的“村子”有组织有政府。
“我们也是政府的人民，希望政府能管我们，不希望过这种没人管的日子。”村民们近乎哀求地说。
“我们希望过上好日子，但这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这种无政府情况，我们找不到资金，没有信贷，生活生产都受到影响。”村民马成玉说。“我们大人多是不识字，是文盲。但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娃子再文盲了，不能只会放羊了。村里有很多娃现在连自己的名子都不会写，进城连厕所男、女都认不得，看着这么多文盲，我们心急啊，希望政府能救救我们的娃娃。”李德玉眼里的泪在打转。
上学没人管
在升长开发村，“村民”们把一份按满了手印的材料送到记者手中。
这是一份全村6到15岁适龄儿童要求上学的签名，孩子们不会写字，只好按手印。记者数了一下，有520个适龄儿童的手印。库尔旦村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除有部分适龄孩子在村里上了私办的小学外，还有400多名适龄儿童没有上学。两个村加在一起，有近千名适龄儿童失学。
“我们多次找过乡政府，希望能解决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但他们都以我们的户口不在本地为由，拒绝了我们。”升长开发村村民木沙说。38岁的木沙告诉记者，他看到村里孩子整天满地里乱跑，大一点就是放羊放鹅，没有一个孩子上过学、认识字，6到18岁的孩子基本都是文盲。2001年他决定办个学校，让孩子们有学上，能识点字。于是他卖掉了自己家的两头牛。用3500元买来了木头和砖料，准备盖3间校舍。还没动工，乡政府就来人阻止，并告诉他，如果盖学校，就收回他的承包地。但木沙还是想办学校，木沙只好将自己家用作储物用的一间房子腾出来做教室，并偷偷开始收学生。木沙说，学校收费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把带课老师每月300元的工资凑出来，家庭经济好点的一个孩子每学期交20元，经济困难的只交1至2元。木沙找来一个外来打工的有高中学历的青年给孩子们上课，只教语文和数学。但就是这样，全村也只有150名适龄儿童来上学，因为这间教室只能同时挤下50名孩子。
2001年8月学校开学，150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分三个班轮流上课，每个班上两小时。教室里没有课桌，没有凳子，只有一块用三合板做的小黑板。“只要一见乡上来人，就赶快让学生解散，学校办的偷偷摸摸的。”木沙说。但这个学橱艮快就关了。年底他们承包的改良地基本颗粒无收。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支不出老师的工资，老师走了，学校只好关了。13岁的马成玉告诉记者，当时家里为了让他上学识字，拿出了20元交了学费。
上学的那一天，他高兴极了，他把老师发的课本揣在怀里，睡觉时都不肯放手。但他只上了一个学期的学，当老师告诉学生们学校办不下去了，学校要关了时，他哭了。马成玉说，那天好多同学都哭了。那以后，马成玉又拿起了放羊鞭。马说，他现在只认识10个字，数只能数到100。记者在纸上随手写了“上学”两个字给马成玉认，他低下头，而后摆头表示不认识。今年15岁的苏里麻乃(小名)没有上过一天学。他对记者说，家里有四个娃，自己是老三，家里没有钱，看到别的小伙伴上学，自己很是眼馋，没事就跑到教室的窗外向里面看。今年自己15岁了，但是一个字也不识，连大名也没有，每天就是放羊。
村民们说，现在孩子要上学，就得去乡上，这里离乡上有7、8公里的路，要想上学就得住到乡镇上，要上中学就得去几十公里的县上。
但大部分家庭没有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成为文盲。乡上来人，村民们总是将孩子上学的事向政府反映，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们不是这里的人，户口不在这，你们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乡仁的学校、县里的学校大门都是敞开的，想上没人拦着。听了乡政府人的回答，村民们摸摸口袋，不住地摇头。库尔旦也有个私人办的学校，54岁的办学人马玉彪是巩留县的老人，他来新疆30年了。也许是他是这里老人的缘故，他学校的命运要比木沙学校幸运的多。1998年马玉彪卖掉了自家的一栋房子、14头牛和140只羊，来到库尔旦办起了一所小学。他说，看着那么多娃娃天天在盐碱滩上跑，什么都不会，太可怜了。希望娃娃们能睁开眼睛，不要再像他们父辈一样。马玉彪对记者说，98年花五万元盖的土木结构的校舍，三年后因为塌陷，成了危房。没办法，只好又贷了十多万重新盖了一所新校舍，自己一家住进危房。但他办的这所学校至今没有合法手续，为此他找过政府相关部门，还到过北京找过教育部，得到的答复都令他失望。现在马玉彪对那些孩子的未来十分忧虑。
生娃没人管
在升长开发村村民们告诉记者，这里几乎每家至少有四个孩子。千余人的村子，孩子占了一半还多。而库尔旦村的私立学校校长马玉彪则说，2003年他曾对全村人口做过统计，村里有人头2000左右，其中1至15岁的娃娃就达1016个。该村36岁的村民兰志堂98年从甘肃来这里打工时，已有两个孩子，到库尔旦后又生了两个娃。他说，和自己情况一样的到这里又生的有很多，每家至少有四个娃，最多的有7个娃，没有四个娃的都是家里女人有病的。 “这里很多人都搞不清计划生育政策，到底能生几个也不知道，都是些文盲。也没有政府的人指导我们。” 42岁的苏占云说。他告诉记者，自己知道计划生育还是在外面打工时知道的，当时自己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全家6口平均每人18亩地，一年人均收入1000多元，日子太难过了，再生就养不起了。
在一次外出打工时，别人告诉他要计划生育了，但他却不知该怎么做。还是工友告诉他到药店买什么药，怎样用。从那以后他开始了计划生育。很多村民都说，他们过去并不知道怎么计划生育，不了解采取什么措施，该吃药，也没有人来衬里告诉应怎么做。都是稀里糊涂地一个接一个地生，生的日子吃紧，生的苦上加苦，让人喘不过气来。为了能有人管管村里计划生育的事，有文化的马玉彪校长为此曾向一些部门反映过，向县里一些人大代表送过材料。但一次次都石沉大海，并不见有人来真正管过这个国家大计。有村民告诉记者，因为这里成了无人管的地方，慢慢成了超生基地，人口流动性大。有一些逃避计划生育的人把这里当成超生的天堂，没人管，没人问，没人抓。娃一生下来，就走了。“实在是再也生不起了。”升长开发村45岁的马忠仁家里有五个孩子，两年前他开始采取措施计划生育。“听说避孕套、避孕药这些政府都是免费提供。但我们都是自己去买。”马忠仁说，就因为我们是外乡人，没有这里的户口，娃他娘上环的收费都和当地人不同，村里很多女人去上环，光手续费就20到70不等，我们哪能交得起啊?!
在这里生下的孩子，等长大成人了却无法拿到证明身份的身份证，成了名符其实的黑户。马忠仁的女儿马米奶7岁随他来到这里，去年她22岁嫁到外县去了，但到她出嫁的那一天，她却还是个黑户，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据村民们说，到这里后长大成人的青年有近200名，也都是因为没有户口的原因，至今没有身份证。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村里这些年轻人无法外出打工谋生。这些成年的年轻人到了生育的年龄，他们又要在这里生儿育女，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父辈一样也无计划的生育?上年纪的村民说，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这里现在没有政府，没有人管。
不该我们管
对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旦的情况，乡政府是了解的。“但这些不该我们管，因为他们不是我们乡的人，他们的户口不在这里。”塔斯托别乡党委书记李强说。
升长农业开发区开发始于1996年，当时国家为了改良草场，出台有偿投资开发政策，国家投资80％，地方拿20％。国家在塔斯托别乡投资200万进行渠、桥、浇灌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受益部分，80％偿还国家。在国家投资改良草场政策引导下，塔斯托别乡与拥有草原证的牧民达成为期十年的承租协议，由乡政府牵头将劣质草场承包出去，用收取的承包费偿还国家投资，十年后将改良后的草场返还给牧民，一举两得。于是，乡政府将3000亩盐碱地承包给了以农业开发为主的克拉玛依华龙公司，并签定了承包合同，2004年12月31日到期。据李强书记介绍，华龙公司在经营到第五年时，出现连续亏损，于是私下将所承包土地转包给了从甘肃和宁夏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合同期限3至5年不等。承包改良土地期间，只收取土地承包费，每亩地一年50元至70元不等。
2004年12月31日乡政府和华龙公司的合同到期，乡政府欲将承包的土地返还给牧民时，这才发现来这开发土地的打工者已不仅仅满足依靠这片土地生存了，而是要在这安营扎寨，并无要离开的意思。库尔旦村和升长开发村不同的是，这里承包的土地不是牧民的草场，而是几千亩农业用地。而两个村目前遇到的问题却一样的，就是落户问题。
“开发改良荒地让我们来，我们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投入到这片土地上，多少年去了，盐碱地变成了耕田，现在就要卸磨杀驴了，要把我们赶走。”升长开发村一些村民对乡政府的态度很是不满。“当时来承包土地时，乡政府曾许诺到时可以解决我们落户的问题，可现在乡领导换了几位，承包合同也到期了，却没人承认当时的承诺了。”库尔旦村村民认为乡政府不守信’誉。但乡政府却认为自己的所为并没有错，均在按法律行事。“乡政府将3000亩草场承包给了华龙公司，从没有和来升长开发区的打工人员有过承包协议，至于华龙公司把草场又转包给了这些打工者，在法律上乡政府并不承认。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乡党委书记李强说。同时他说，库尔旦虽然是乡里和打工人员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但合同也已到期，乡政府有权根据需要收回承包地。“不管是和谁签订的承包合同，如今都已到期了，这些外来的打工人员应回到他们的原籍。我们也没有义务安置他们，如果我们将他们承包的土地继续让他们种下去，就侵犯了牧民们的合法利益。”乡长迪里木拉提说。
打工者希望能在承包改良的土地上长久地住下去，并能将户口落在这里；而乡政府认为和升长村的打工者没有合同关系，和库尔旦村打工者的合同已到期，他们应从哪里回到哪里去。在乡政府看来，这些打工者没有当地户口，因而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和计划生育等问题理所当然不该塔斯托别乡政府来管。如果要让这些打工者在这里落户，就得拨给他们土地，乡里哪有这么多土地，而且乡政府也没有这个权利，需要上级政府批准。
“乡政府为了能平稳地让这些合同到期的打工人员回原籍，为此乡里特拿出了350亩地给这些人员，平均每家8亩地。让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有个过渡，不至于在迁移中损失太大，生活无着，希望他们能在两年内迁走。”李强书记说。
劝几百号人回原籍还容易，可现在乡政府面对的却是拖家带口的两个村600来户，3000多口人。乡政府也意识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了。也有村民对乡政府不管他们的作法提出质疑。他们说，虽然我们没有当地户口，不是这里的人，但我们的娃应有上学的权利，乡政府不应不管不问，这是国家给的权利。
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国策，我们也是国家的人，可现在我们感觉我们不是中国的公民，没人管我们生多少。这好象和国家政策要求不一样啊。据伊犁州巩留县教育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旦村孩子失学的问题县里还是很重视的，两个村的村民几乎每年都会来反映他们孩子要上学的问题。教育局也多次去乡里调协，但有些事情得政府决定，不是教育局能说了算的。
对于库尔旦村马玉彪私人办学问题，该人土称，承认其合法性还不成熟，如果要纳入公办，必须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但目前马玉彪办的学校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这位人士坦率地对记者说，如果在两个村子办学，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合法身份，那么县里的“普九”工作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很可能过不了关，会拖县里“普九”成绩的后腿。
巩留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位瞿女士称，两个村的人没有在这里落户，因而一直按流动人口管理。她说，目前乡级计划生育部门的人手非常少，力量很薄弱，两个村这么多人口，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单靠基层计生部门难以管理。
巩留县一位人大代表称，目前塔斯托别乡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村大量儿童失学以及计划生育无人管的现状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极不负责的行为。户口问题可以商量、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但孩子上学、计划生育问题无商量，政府必须管，这是政府的职责。
“我们是国家的公民，希望政府不要抛弃我们，能有政府来管我们。”村民们恳切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