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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了一位发烧和肺部感染的美籍阿根廷旅游者，最后确诊为艾滋病.这是我国医务工作者第一次接触艾滋病。
27年过去了，在我国从谈艾色变，到艾滋病知识在性工作者、同性恋人群、大学生、社区、官员、普通人群中的逐年普及，无数人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而那些常年工作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当获得最高的荣誉。
福燕，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房护士长，从事艾滋病护理工作十余年，艾滋病志愿者组织“爱心家园”“恬园工作室”长期志愿者。
2010年，福燕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艾滋病防治突出贡献奖。这个奖项由英国著名慈善家马丁·哥顿设立，自2000年以来，每年表彰奖励一名优秀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者。福燕是第11位获奖人，马丁·哥顿专程来到北京为福燕颁奖。
社会对于感染者的不认可是工作中最大的困难
1996年，福燕被抽调到佑安医院艾滋病房担任护士长。对于艾滋病房，福燕并没有过多的恐惧和拒绝心理，“其实因为佑安医院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我们通过培训了解过艾滋病的知识，并不会像外人那样对艾滋病充满恐惧。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它。”
在艾滋病房工作，要更加注重患者的心理。对他们来说，医生、护士对自己的态度和语气比打针吃药更重要。福燕深深了解这一点，这也是她决心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很多患者，不能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身边的任何人，所以住院期间身边没有人照顾。有的人身份暴露以后，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所以他们很在意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比较依靠我们这些医生和护士。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了，他再来的时候见到的是陌生人，他会不会就此没有勇气继续治疗下去了。”
而在病人那里，福燕也看到社会对他们的不接纳，并为此而难过。“我接触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位生活在城市的感染者。他在三个月前发现艾滋病阳性，但他没有直面这件事。当他发烧，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他去了一家普通的综合医院。等到这家医院发现他是阳性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可以说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他担心被社会歧视远远大于对失去生命的担心。”
福燕坦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做就是16年。在她看来，这些年在医院里工作并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难，而最大困难来自于外界。每当别人问起自己的职业，流露出的异样的眼光让她很难受，甚至于朋友也对这份职业没有认同过。“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吃饭，她们说起一个亲戚家的小伙子该找对象了，让我给介绍个护士女孩。我说我们科室有好多女孩都不错呢，她们立刻摆手，说算了吧，最好还是从其他科室或其他医院找一个。”
同样让人不理解的，还有福燕在自己本职工作以外为感染者所做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爱心家园，周末带着感染者去郊游。大家一起聚餐，当有专业老师给感染者讲课的时候，我也让我们科室的护士去听。我自己也给大家作一些培训。”这些事在别人看来，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做法。一位朋友对她说，你别傻了，你对艾滋病人付出那么多，不值得。
“那个时候我很迷茫，我知道这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做了总比不做要好。可心里还是缺乏一个理论的支撑，这对于我来说是很纠结的事情。”后来福燕终于有机会去香港和英国学习，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那以后，福燕不再迷茫，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爱心家园中去。
贴着“福”字的心理咨询室
在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房，一间房门上醒目地贴着一个大红的福字，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沙发，这就是福燕的办公室。
房门上的福字是过年时同事贴上去的，后来为了方便感染者找到这里，就没有取下来。为了照顾感染者的心理和隐私，房门上不能挂心理咨询之类的牌子，这小小的福字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福燕的代名词。
这间办公室也充当着HIV感染阳性告知，以及心理咨询的功能。在这间办公室里，福燕每天都要接待感染者及其家人。这些人中有些是福燕打电话通知他们来的，有些是自己找来的。
按照程序，如果确诊是艾滋病阳性的感染者，应该由福燕先电话联系感染者，但她不敢把结果直接告诉对方，怕对方一时想不开会做傻事，她一定要见到本人，坐下来慢慢地解释。在这间小屋里，福燕慢慢地告诉感染者他真实的病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现在的治疗条件是什么，国家的政策是什么，需要你做的是什么……
福燕接待过的印象最深的一名感染者，是她看到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打电话让对方过来的。面对这位惴惴不安的男子，福燕用平静的口吻将结果告诉了他。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惊恐的表情，随后福燕对他说什么，他全然没有听到，两眼空洞而呆滞地离开了这里。
一周后，福燕再次打电话请他过来解释检测结果。这次他说了很多：回到家后看到年迈的父亲、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罪人，无颜面对他们。他想自杀，可又怕死后一家人更加无助，毕竟，他现在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福燕告诉他，其实你只是身体感染了一些病毒，你的其他方面还是好的，比如可以继续为家庭承担以往的责任，对社会作出贡献。况且你发现得早，及时治疗可以将发病时间推迟几年甚至几十年。聊完之后，福燕又将他带到佑安医院的“恬园工作室”，在这里，有同样的感染者作为志愿者为他作同伴关怀。
再次见到这名男子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来的，他还带了自己的作品——一幅精美的画作送给福燕。爱人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福燕知道她心中一定有很多困惑，又把她带回了办公室。果然，他的爱人有两个问题急于知道答案，一个是以后的性生活中会不会被感染，另一个是家人的安全。福燕详细为她讲解了性生活中如何避免感染，以及日常生活中家人的注意事项。爱人说，这下自己放心了，其实他不是什么坏人，虽然对他背叛自己的行为很生气，但是这也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为了老人，更为了孩子，她决定还是留下来。
送走了她，福燕刚坐下，那位男子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他说：“护士长，我爱人还在外面等我，我回来只急着想和你说一句话，你们每天做的这些事情外人可能不知道，可能也不理解，但是我想告訴你，我们都知道，你们做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几句话，说得福燕眼眶湿润了。 和睦友爱的集体
在佑安医院艾滋病房，还有很多和福燕一起努力工作的年轻女护士。福燕说，她觉得这些女孩非常了不起，她们在家都是独生女，平时被父母当作宝贝。福燕开始还担心这些女孩能否愿意留下来，能否胜任这里的工作。因为艾滋病房是个特殊的病房，这里的病人有些在外面受到歧视，把这里当作一个可以发泄的安全的港湾，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女孩们没有抱怨，每个人都能够非常耐心地做好照顾患者的工作。
不过也有例外，有个刚毕业的护士来了之后就穿上隔离衣，戴上手套，不肯坐办公室的椅子，在走廊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中午吃饭时，年轻的同事招呼她一起去，有个女孩碰了她一下，她惊恐地喊道：“你碰到我了！”几天之后，这个女孩离开了这里。
为什么大家能在这里踏实地工作下去？福燕说，首先是大家知道，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来，就可以避免遭到感染的可能。其次是真真实实地看到病人有了变化，从刚入院时的充满警戒到爱开玩笑，再到离院时的依依不舍，之后再回来看望她们。这让大家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很有用。更重要的是，这里凝聚了爱的力量，每个人在这个和睦友爱的集体工作都很开心，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
在艾滋病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们都感到，现在感染者的心理素质比以前强了很多，虽然每个得知自己是阳性的人都会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毕竟是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但像以前那样寻死觅活的少了，大多数人在其他人的心理疏导下，能逐步正常地面对这一现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们现在对艾滋病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能正确认识这种病了；其次是由于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好，人们敢于在小范围内公开自己的病情，很多刚检测出来的人，身边的朋友就有感染者，所以他们也能接受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在多年服药的感染者现身说法之下，看到他们几年甚至十来年还很健康地活着，可以让他们产生好好活下去的信心；最后政府的“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也为大家解除了后顾之忧。
十几年下来，福燕和同伴们动员检测，并建立起联系的感染者已经达两千多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感染者已经走出阴影，开始接受治疗。“其實，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动员检测是最重要的。尽早发现不仅可以尽早治疗，也可以防止感染他人，除非极少数有报复社会心理的人；多数感染者在知道自己感染后，都会改变以往的行为。”福燕说。同时她呼吁，希望那些有过不安全行为的人们，能够主动出来作检测，最好一生都不要得这个病，要远离高危的行为。但是如果真的已经被感染上艾滋病了，及早发现，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27年过去了，在我国从谈艾色变，到艾滋病知识在性工作者、同性恋人群、大学生、社区、官员、普通人群中的逐年普及，无数人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而那些常年工作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当获得最高的荣誉。
福燕，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房护士长，从事艾滋病护理工作十余年，艾滋病志愿者组织“爱心家园”“恬园工作室”长期志愿者。
2010年，福燕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艾滋病防治突出贡献奖。这个奖项由英国著名慈善家马丁·哥顿设立，自2000年以来，每年表彰奖励一名优秀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者。福燕是第11位获奖人，马丁·哥顿专程来到北京为福燕颁奖。
社会对于感染者的不认可是工作中最大的困难
1996年，福燕被抽调到佑安医院艾滋病房担任护士长。对于艾滋病房，福燕并没有过多的恐惧和拒绝心理，“其实因为佑安医院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我们通过培训了解过艾滋病的知识，并不会像外人那样对艾滋病充满恐惧。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它。”
在艾滋病房工作，要更加注重患者的心理。对他们来说，医生、护士对自己的态度和语气比打针吃药更重要。福燕深深了解这一点，这也是她决心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很多患者，不能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身边的任何人，所以住院期间身边没有人照顾。有的人身份暴露以后，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所以他们很在意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比较依靠我们这些医生和护士。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了，他再来的时候见到的是陌生人，他会不会就此没有勇气继续治疗下去了。”
而在病人那里，福燕也看到社会对他们的不接纳，并为此而难过。“我接触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位生活在城市的感染者。他在三个月前发现艾滋病阳性，但他没有直面这件事。当他发烧，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他去了一家普通的综合医院。等到这家医院发现他是阳性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可以说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他担心被社会歧视远远大于对失去生命的担心。”
福燕坦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做就是16年。在她看来，这些年在医院里工作并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难，而最大困难来自于外界。每当别人问起自己的职业，流露出的异样的眼光让她很难受，甚至于朋友也对这份职业没有认同过。“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吃饭，她们说起一个亲戚家的小伙子该找对象了，让我给介绍个护士女孩。我说我们科室有好多女孩都不错呢，她们立刻摆手，说算了吧，最好还是从其他科室或其他医院找一个。”
同样让人不理解的，还有福燕在自己本职工作以外为感染者所做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爱心家园，周末带着感染者去郊游。大家一起聚餐，当有专业老师给感染者讲课的时候，我也让我们科室的护士去听。我自己也给大家作一些培训。”这些事在别人看来，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做法。一位朋友对她说，你别傻了，你对艾滋病人付出那么多，不值得。
“那个时候我很迷茫，我知道这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做了总比不做要好。可心里还是缺乏一个理论的支撑，这对于我来说是很纠结的事情。”后来福燕终于有机会去香港和英国学习，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那以后，福燕不再迷茫，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爱心家园中去。
贴着“福”字的心理咨询室
在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房，一间房门上醒目地贴着一个大红的福字，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沙发，这就是福燕的办公室。
房门上的福字是过年时同事贴上去的，后来为了方便感染者找到这里，就没有取下来。为了照顾感染者的心理和隐私，房门上不能挂心理咨询之类的牌子，这小小的福字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福燕的代名词。
这间办公室也充当着HIV感染阳性告知，以及心理咨询的功能。在这间办公室里，福燕每天都要接待感染者及其家人。这些人中有些是福燕打电话通知他们来的，有些是自己找来的。
按照程序，如果确诊是艾滋病阳性的感染者，应该由福燕先电话联系感染者，但她不敢把结果直接告诉对方，怕对方一时想不开会做傻事，她一定要见到本人，坐下来慢慢地解释。在这间小屋里，福燕慢慢地告诉感染者他真实的病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现在的治疗条件是什么，国家的政策是什么，需要你做的是什么……
福燕接待过的印象最深的一名感染者，是她看到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打电话让对方过来的。面对这位惴惴不安的男子，福燕用平静的口吻将结果告诉了他。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惊恐的表情，随后福燕对他说什么，他全然没有听到，两眼空洞而呆滞地离开了这里。
一周后，福燕再次打电话请他过来解释检测结果。这次他说了很多：回到家后看到年迈的父亲、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罪人，无颜面对他们。他想自杀，可又怕死后一家人更加无助，毕竟，他现在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福燕告诉他，其实你只是身体感染了一些病毒，你的其他方面还是好的，比如可以继续为家庭承担以往的责任，对社会作出贡献。况且你发现得早，及时治疗可以将发病时间推迟几年甚至几十年。聊完之后，福燕又将他带到佑安医院的“恬园工作室”，在这里，有同样的感染者作为志愿者为他作同伴关怀。
再次见到这名男子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的爱人一起来的，他还带了自己的作品——一幅精美的画作送给福燕。爱人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福燕知道她心中一定有很多困惑，又把她带回了办公室。果然，他的爱人有两个问题急于知道答案，一个是以后的性生活中会不会被感染，另一个是家人的安全。福燕详细为她讲解了性生活中如何避免感染，以及日常生活中家人的注意事项。爱人说，这下自己放心了，其实他不是什么坏人，虽然对他背叛自己的行为很生气，但是这也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为了老人，更为了孩子，她决定还是留下来。
送走了她，福燕刚坐下，那位男子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他说：“护士长，我爱人还在外面等我，我回来只急着想和你说一句话，你们每天做的这些事情外人可能不知道，可能也不理解，但是我想告訴你，我们都知道，你们做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几句话，说得福燕眼眶湿润了。 和睦友爱的集体
在佑安医院艾滋病房，还有很多和福燕一起努力工作的年轻女护士。福燕说，她觉得这些女孩非常了不起，她们在家都是独生女，平时被父母当作宝贝。福燕开始还担心这些女孩能否愿意留下来，能否胜任这里的工作。因为艾滋病房是个特殊的病房，这里的病人有些在外面受到歧视，把这里当作一个可以发泄的安全的港湾，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女孩们没有抱怨，每个人都能够非常耐心地做好照顾患者的工作。
不过也有例外，有个刚毕业的护士来了之后就穿上隔离衣，戴上手套，不肯坐办公室的椅子，在走廊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中午吃饭时，年轻的同事招呼她一起去，有个女孩碰了她一下，她惊恐地喊道：“你碰到我了！”几天之后，这个女孩离开了这里。
为什么大家能在这里踏实地工作下去？福燕说，首先是大家知道，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来，就可以避免遭到感染的可能。其次是真真实实地看到病人有了变化，从刚入院时的充满警戒到爱开玩笑，再到离院时的依依不舍，之后再回来看望她们。这让大家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很有用。更重要的是，这里凝聚了爱的力量，每个人在这个和睦友爱的集体工作都很开心，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
在艾滋病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们都感到，现在感染者的心理素质比以前强了很多，虽然每个得知自己是阳性的人都会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毕竟是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但像以前那样寻死觅活的少了，大多数人在其他人的心理疏导下，能逐步正常地面对这一现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人们现在对艾滋病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能正确认识这种病了；其次是由于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好，人们敢于在小范围内公开自己的病情，很多刚检测出来的人，身边的朋友就有感染者，所以他们也能接受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在多年服药的感染者现身说法之下，看到他们几年甚至十来年还很健康地活着，可以让他们产生好好活下去的信心；最后政府的“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也为大家解除了后顾之忧。
十几年下来，福燕和同伴们动员检测，并建立起联系的感染者已经达两千多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感染者已经走出阴影，开始接受治疗。“其實，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动员检测是最重要的。尽早发现不仅可以尽早治疗，也可以防止感染他人，除非极少数有报复社会心理的人；多数感染者在知道自己感染后，都会改变以往的行为。”福燕说。同时她呼吁，希望那些有过不安全行为的人们，能够主动出来作检测，最好一生都不要得这个病，要远离高危的行为。但是如果真的已经被感染上艾滋病了，及早发现，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