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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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人来说,武林如同梦寐,似乎只存在于“金庸们”的小说或者“徐克们”的电影之中;武林中人,亦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浸染那个武林梦的人,可以把自己任意幻想成踏雪无痕的飞贼,或是比武招亲的力士,抑或以一当万的勇夫,遇到英雄救美、匡扶正义之类的好事,自己就可以代办。
  可这样的“武林”越多,真正的武术就离我们越远,最终就剩若干谋生者匀匀手、翻翻跟头。
  我总以为,趁最后一点点武林梦还未碎尽时,功夫还是要练,真武术也要讲。
  “真武林”是什么样?达摩、张三丰、宋太祖、岳飞、戚继光们都太远,离我们最近的武学高峰,是民国。
  晚清重振武林
  大师们毕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民国武术盛况空前,中华武士会、中央国术馆蒸蒸日上、大师辈出,离不开晚清以来武术复兴的民间土壤。
  清朝早期有严格的禁武禁私兵制度,不仅不能设擂比武(洪熙官、方世玉电影里那种比武招亲都是要杀头的)、私自传授功夫,就连家里放点管制刀具也是违法的。
  在清初这样严格的“禁武”管制之前,明末的双手刀法、枪法及射法,都曾达到高峰;但晚明时的武学成就,遭此易代之际,被迫停滞了两百余年,也算是“文明一大浩劫”。
  禁武的改变,是从晚清时候开始的。
  今天武坛各大派,可明确上溯的传承,最早也只能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是太极、八卦还是八极、劈挂。这正是康乾时期开始的对武术的打压到晚清才减弱所致。
  至于再往前的伪托,乾隆时的大师,明代的宗主,遥远的岳武穆、宋太祖甚至武松,基本都靠不住。
  到了民国初年,大派大师们开始齐齐出现。除了嘉靖、道光以后,习武禁忌开始松动的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南方的太平军与北方的捻军肆虐,民间不得不设法自保。
  这复兴的第一代拳师中,著名者如李云标、李大忠、马风图先生祖父马捷元等高手,皆在与捻军的战斗中或殒身或重伤。他们的门徒、徒孙一辈,大多又参与了三十余年后的义和团运动。
  要知道,义和团是一次清政府官方鼓励的全民习武运动。虽然之后的影响不甚“曼妙”,但确确实实为传统武术在民间,尤其是在华北的推广,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其中涌现过不少著名的大侠,如“大刀王五”等。民国初年的天津武坛诸将,如武士会长李存义、董海川弟子宋唯一,及稍晚辈、后来的名中医王子平,都是参加过义和团的人物。
  所谓时势造英雄,正因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动荡,才引得民众重新拾起各路武艺,遂有高手出世,以武犯禁。
  武林重振的基础就在于此。
  钟情武术的民国政坛大佬
  到了民国时期,政坛中也有钟意武术的传统。
  比如孙中山,虽是谦谦君子,但很可能是个武术迷。
  他在精武体操会十周年时为武馆题下著名的“尚武精神”四个字,还为精武会特刊《精武本纪》撰写序文,使体操会成为一时之重。
  不少民国政要,尤其是军界大佬,都为各色武术团体张目,如冯国璋,做过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会长;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央国术馆,旧军阀里功夫最好的冯玉祥还做过那里的名誉馆长。
  这里面除了兴趣外,现实的效用也不容忽视。
  说到民国大佬们对武术的诉求,最典型的就是同盟会“燕支部”的成立与输出的人才。
  “燕支部”前身,最早要上溯到清末廖仲恺曾两次奉孙中山之命来天津,担任同盟会的天津主盟人。
  后来,又有了同盟会河北支部的外围组织“共和会”,及汪精卫领衔的中国京津同盟会分会。
  到了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3月,中国同盟会转为公开政党,但遭到袁世凯的打压。“燕支部”就是在此时由孙中山授意成立的,算是在“南北议和”后给北洋政权的后院布的一个局。
  这一次小小的尝试,虽不至于真正意义上给北洋政府添乱,却在中国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燕支部”当然是个“革命组织”,但它的副产品有些特别,那就是因“燕支部”而成立的“中华武士会”;甚至,武士会还早“燕支部”一个月挂牌。武士会正副会长就是同盟会成员叶云表与马风图。
  “叶云表”在电影《一代宗师》中出现过,为了附和叶问而被说成了广东人,其实他和绝大部分第一代武士会成员一样是地道的河北人。
  这群由孙中山等南方政权组织起来的武林高手,革命事迹虽不甚显著,但造成的社會影响却不小,除了推动成系统的武学训练与比赛体制的建立外,武士会本身培养出来的武术大家们,对近代史的进程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比如当时的不少高级护卫都出自武士会教师“神枪”李书文门下。
  溥仪出关任“伪满洲国”皇帝时的御前侍卫,就是李书文最卓越的弟子、武士会成员霍殿阁。霍公晚年因违抗日本当局的旨意流落长春街头郁郁而终,殊为可惜。
  另一位刘云樵,是李书文的晚年弟子,抗战胜利后随蒋介石去台湾,任侍卫室安全顾问。刘云樵晚年推广武术至日本、东南亚,尤其对八极拳在全世界的传播,居功至伟。
  武士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马风图、马英图兄弟俩。
  沧县马氏一门为武术复兴的代表家族。
  马风图本人是同盟会成员,积极参与革命,同时又文武双全,忠肝义胆。马氏一门,还为之后抗战付出良多:二弟马英图,一生戎马;三弟昌图,抗战爆发后参加回民支队;四弟瑞图,入西北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英勇殉国;马风图的长子马广达,早年随父亲投入西北军,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参加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大刀队,夜袭日寇,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
  马风图诸子皆投身新中国武术运动之中,幼子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明达先生著述颇丰,为近代武坛保留下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马氏兄弟中,马英图武艺最为卓著。他曾任敦于中华武士会及后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国术馆,对八极拳、劈挂拳的整理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时他先后在孙连仲、刘汝明等部任武术教官,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至今马氏兄弟门下的西北通备拳一脉,仍传承有序,弟子遍及天下。
  近代武林的真实与虚妄
  在讲述近代武术史的时候,大抵有“民间”和“国家”两条线索:一方面,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来,民间武风,这股风潮迅速从京畿、华北蔓延到全国;另一方面,从革命者、军阀直到抗战期间的国家上层,不时对武术产生兴趣与诉求,希望这种古老的搏击术在开启民智或者冰冷的战场上有所作为。
  这两条线索本身各有侧重,有不少研宄的史料,但也有着各自的真实与虚妄。
  比如,“民间”的武术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能直观看到武术演练、格斗及传播演变的生态。武艺技术的沿革,大都依照民间格局传承,极少受到国家层面干预,如戚继光的戚家军、民国的武士会、国术馆官定“国术”。从北方农村在打谷场上两个人“拉架子”,就知道传统武术与空手道、跆拳道在形式上有什么差别。这种今天也能看到的传统武艺形态,有助于还原历史上的古典武术技艺原貌。
  但这里最大的問题是存在着许多传说与虚妄,小到习武者长生不老、刀枪不入,大到“大刀王五”只身抗击八国联军,霍元甲、王子平、霍殿阁等纷纷在上海滩击倒沙俄大力士,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己然成为历史叙述中比较难处理的部分。
  讲多了民间的绿林高手,会演变成无止境的吹捧与再开发,正经的学术报刊上也竞相登载“我所认识的高手”之类的文字,来吹捧某位不知名的拳师。这里完全没有想看低任何一位民间拳师的意思,但用“民间”的一角去还原整个武林未免太过于盲人摸象。
  关于武术,的确可以从各种存世文献中找到不少材料。但那些档案、书籍里的武术,未免空疏和抽象。大家或许听说过“神枪”李书文,但“神枪”宄竟是什么枪、如何演练、功效几何,不练武者大约是不容易想见的。我们也都听闻西北军穷,没装备,驻守华北时候多配备大刀片子,是用扒下来的铁轨钢锻造的。但是军旅中具体怎么演练大刀,那个对刀法痴迷的冯玉祥司令,平时操练的是哪路刀法,赫赫有名的“破锋八刀”怎么用,这些都是我们难以想象出来的。
  研宄者外,电影人也反复尝试着解读武林,但几代武侠片的讲述者遇到的是和学界类似的问题。要不就是还原不出武艺原貌,要不就是反映不出真正的历史背景。电影《师父》里面那套师父让徒儿踢馆的理论,似远非当日武术界的通例,而廖凡使用的功夫也不是活跃在京津形意、八卦的路数,他用的兵器更是不是步战标配。
  电影当然是戏说,无伤大雅。可如果能从研宄的心态去讲故事,那无疑会是一部好作品。
  个人以为,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相关的纪录片《宗师之路》,倒是真的把大历史中的国家与地方演绎到入木三分,也是极少数拿捏到民间武艺与国运问叙述逻辑的作品,对武术史研宄亦有贡献。(资料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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