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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恺内敛缓慢，如同他备受推崇的古篆，沉甸甸的，却又古奥难辨，
一时间难为人所识。因为在世界各地推广古篆艺术，他告别了蛰居书斋的日子，
希望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
那是一个极重的雾霾天，北京的冬天比往年显得阴冷一些。生于1969年的艺术家马子恺侧坐在窗边，眼镜边框折射着微光。
他说在报告文学兴盛的年代里信息匮乏，读一张报纸是连中缝里的字都不会放过；说自己早先在国家画院任职时，接待全国各地来的“诸侯画家”，“诸侯”们学了一年，艺术上的“我”不见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说美国艺术家波洛克的放任不羁和中国画的文不对题，又拉拉扯扯地谈到打车软件、物质上的盛世和时代的漩涡总之话头跳跃得很，但又始终指向那个隐隐的“我”，就像递给你一台相机，明里让看的是他拍的照片，暗地里却是希望你认识镜头后面按快门的那个人。
单看简历，他的籍贯、别署、号，问学之旅，数不过来的头衔、荣誉和展览，还有“以书印称名艺林，擅诗画鉴赏之美誉”的评语，固然都清晰明确，然而也都面目模糊。你当然也可以查到他在今年的米兰世博会上被授予艺术金奖的新闻，甚至可以查到他在卢浮宫举办的一次略有争议的展览，但这些都无助于说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子恺太内敛，太缓慢，又或者，他的艺术、人生与现实之联系太过“隐”，就像他备受推崇的古篆，沉甸甸的，却又古奥难辨，一时间难为人所识。
所以他只能迂回，不必直抒胸襟，倒是先讲见闻、轶事，然后暗陈心迹，例如讲佛教，本是“无相”之学，就算有“神”，那也得是像孔老夫子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结果东渡之后，佛忽然就成偶像了，被塑成金身，藏在山里，供在庙里，人们求佛不在心中求，反而跑到庙里磕头去了，“这样的人心就没有寄托，是功利化的，世俗化的，影射到艺术创作，”他话锋一转，“就像现在的艺术家，画一笔一只大虾，再画一笔两条海参—两口子拿着尺子量能卖多少钱。”
可是—他依然是平和而缓慢地，“我也未能幸免这场浩劫，算是被卷进来了，所以才来做这些什么访谈，想想很滑稽，但也算是借一个渠道来讲讲自己的内心吧。”
中国的传统不是守旧是创新
“我最近因为推广古篆艺术，在欧洲游历了一段时间。很多人说包豪斯伟大，我认为从包豪斯开始变乱古法，包豪斯之前的我都觉得伟大，之后的我都觉得是垃圾。”
马子恺说这话之前，借的是艺术评论家李小山的“垃圾论”。把包豪斯一棍子打死也许是言重了，他的意思是，包豪斯风潮所及，欧洲遍地起了“方盒子”，这就导致了千城一面；中国更好不到哪里去—当了十几年的济南市政协委员，生在趵突泉旁边的马子恺一直建议政府别把老房子都拆没了，比如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各个时期的建筑都应适当保留一些，作为历史的见证，然而很可惜：“每次发言，听了都鼓掌，随后没一个执行的。”
又比如屁股下的椅子，他看了看房间里的中式木椅，“你看咱们现在坐的椅子都不是这个时代的，这一下可麻烦了：这个时代该坐什么呢？没了。”
绕了这么一圈，其实还是为了说自己的艺术：“我虽然是用2500年前孔子时代的文字作为我的艺术元素和符号进行创作，但放进去的更多是我内心的东西。”
他说“汲古也要出新”，中国的传统不是守旧，恰恰是要创新，就像《大学》里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推陈出新，做新民。
在他这个创作兼会客的工作室，书法条幅挂满四壁，虽然篆书我多半不认识，但模糊中也能感觉那些字是“旧”的，同时也是“新”的。有人跟他“商量”，说字有大篆小篆，你这个古篆有点俗了吧，他辩解：“我说你们真是不看古书，古篆不是我讲的，自古有之”；又去请教历史学家李学勤，心里更加有底了：狭义地说，夏商周三代的文字，就是古篆。
北大学者王岳川、徐寒誉其为“当代古篆第一人”，艺术家韩美林赞其“不宗凡马”，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则认为马子恺的字“颇具匠心，正所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饶有情趣”，至于齐白石的得意门生、书画大家许麟庐更是题赞其艺：“熔甲骨秦汉文字为一炉，创出个人风格又不失篆书法度无论章法布局均达到大家手笔”。
相比起这些，马子恺的自我要求听起来似乎更加高格且严苛：“书不读三代以下，字不写三代以下”，要古，就追到上古，然后从那里推陈出新。因此看他的古篆书法，浑厚古拙之余，又有另一种“当代”的清新和天真。
我问他如何划分自己所在的“阵营”，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传统，理由似乎也简单得很：与很多当代书法家或当代水墨艺术家相比，他并不将书法当成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坚持其应承载文化的文明的内容。所以，他会用古篆来书写《周易》《论语》中的经典字句，印章上所刻的只言片语也往往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他身后的玻璃罩子里放着一枚缩小版的“泰和宝玺”，印面用古篆篆刻“政通人和”四字，印的四周则用周朝的文字篆刻季羡林先生的名作《泰山颂》。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他与爱马仕代工厂MARC ROZIER合作制作的艺术丝巾原本，诗书画印，色彩斑斓，目的即在于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和喜欢古篆艺术。他毕竟不愿仅仅蛰居书斋，而希望文化以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
他说：“人这一生三万多天，掐头去尾，剩下的估计也就是万儿八千天，即便每天都创作一件，那才多少件？还是希望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化身千万’，让更多的人分享你的艺术成果。”
和一个时代接上了
马子恺自谓“幼受庭训，读经研艺”，“这八个字就概括了我的艺术启蒙之路”。他的祖父藏书颇丰，父亲也喜好文墨诗书，“但基本上是‘名不出乡里’”。
他的外公是1949年后济南工商联第一任会长，“文革”期间被打倒，某天，家里人都在等米下锅，结果他回到家，才说把刚领来的薪水全部花掉了，换了一枚水晶印章。后来才知道，“是他朋友家里揭不开锅，对他说，你喜欢这个东西，那就跟你换钱。在那个时候了，他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呢？”马子恺说，“但这传递了一个印象，就是你给朋友钱，人家绝对不会要的，民国范儿还在，那就用这种方式传递一点温暖。” 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马子恺的倾心文艺自然顺理成章。家里人看他喜欢，就介绍山水画家弭菊田教他山水画，后者指点他要书画同修。画画要题字，题了字还要盖章，他就自己买石头刻，刻好了拿给老师看，弭先生一看这学生有天赋，于是又介绍到齐鲁书画篆刻的名宿陈左黄门下。
马子恺说“陈老光照齐鲁印坛五十年”，从后者的身上，他学到很多做人、从艺的道理。老先生是1918年生人，活到97岁去世，生前就不写四个字：“难得糊涂”。“他老家原在潍坊和淄博之间，郑板桥就是在潍县写的‘难得糊涂’。陈先生是大书法家，有人请他题这四个字，他就坚决不写。”他记得有一回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到老先生家里求字，老先生一听要写“难得糊涂”，马上回绝：“你这个所长就够糊涂的了，你还难得糊涂，你是难得聪明吧？”
当时马子恺不过十七八岁，“那对我影响很大。”
另一位与陈左黄等人并称“山东五老”的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对他也颇有影响。有一次，蒋先生为吕叔湘先生的文集题字，“吕叔湘文集”这五个字写了不下千条，“挂得满屋子都是，写完之后又一个个地选”，马子恺在一次采访中说，“原来以为书法就是随手一写，通过这些事情才知道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醉来信手两三行的状态，有时候则需要反复地推敲。”
马子恺重机缘。他说艺术家但凡要成功，离不开四个要素—天赋高、功夫深、人品正，这三者是“硬件”；软件就是“有机缘”。
在他工作室的门上贴有“马子恺国学艺术展示中心”的标签，“马子恺”三个字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所书。“老先生生前对我很好”，他说。
不止溥杰，对他好的老先生们多了去了，比如诗人臧克家，书法家欧阳中石、武中奇，国学家文怀沙，等等。“我那时候很小，老先生就愿意带着我玩儿”，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诚心学习的不多，有的要了作品就走，“我是从来不去要东西，我当时搞篆刻，也给他们刻印，这些老先生们洞察人心，一看就知道哪个人值得教，值得托付，对这一点我特别感恩。”
在所有这些老先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书画大家许麟庐。“我十几岁拜许麟庐先生为师，少年入门，一直到许老去世，受许老的恩惠很多。”早年很多画家请许先生看画，许先生为了把学生推出去，就常常对画家说，“画得很好，但印章太差了，找我学生马子恺去”。
他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子恺由青年过渡到中年、老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借鉴古人，借鉴前辈，融会贯通，追求必定还要高，我对他非常有希望，终究他非有成就不可！”
马子恺还记得2000年3月在北京，当时许先生刚搬到顺义的“竹萧斋”，马子恺跟许先生的大儿子在过去的路上，“他跟他大儿子打电话说拿个火锅，我想拿火锅干嘛呢，老爷子说了，子恺来了咱们今天涮羊肉。但是你们不知道许老是不吃羊肉的，却专为了我做涮羊肉宴，你说我多感动啊。”
有朋友羡慕他跟前辈们的交往，他也颇为自重：“这一连串的大师的名字，现在就当成我的背书了，他们每个人放了一点东西在我这里，就成了一个现在的马子恺。和这些人交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和一个时代接上了。”
保持清醒的民族文化身份
1999年夏天，马子恺到北京拜望欧阳中石先生，请其为自己的新作题词，却因为欧阳先生的一席话，放下在济南已经拥有的一片天地，到首都师范大学深造，从此寓居京华。首师大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潜心求学。几年后，他受聘任职于中国国家画院，最后又选择离开，重返燕园做访问学者。
他说自己本处于艺术的中心，却甘愿自我边缘化，“保持清醒，努力把自己从漩涡中抽出来”。“自我边缘化不是坏事，我几次三番被体制拉回去，又每次选择把自己放出来，站在边缘来看自己。”
2008年，马子恺为北京奥运会题写“中国茶”；2010年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办首位当代个人书法专场拍卖会；2013年作品《你好·世界》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2014年鸿篇巨制《泰和宝玺》问世于文博会上；同期，大型艺术纪录片《中国艺术大家·马子恺专集》摄制播出；2014年10月在巴黎卢浮宫成功举办《马子恺古篆艺术展》；2015年在米兰世博会举办个展并获金奖。
由于卢浮宫的展览设在临时展厅，因此网上有评论说那是“沽名钓誉”，马子恺感到不理解，“不在临时展厅展，难道人家把《蒙娜丽莎》拿下来，把你的画挂上去？”他拿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做例子，“他跑了个最后一名，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是从那儿开始改写的。我们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古篆艺术，以此为载体来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在卢浮宫举办古篆艺术展览我是第一人，你们可能不知道，但历史会记住。”
我问他这种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从何而来，他说，艺术自爱好始，然后拜师学，到学堂去学，钻研它，从事它，温饱解决了，这时候多少就有点责任感了。“初期无非是东家西家请你帮个忙，写个字，答应了你就得去；后来出国，以艺术家的身份和人交流，交流越多，就越是认为自己应该如此，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
从2008年至今，他已经在国内创立了18家“马子恺艺术馆”，展示他的诗书画印。创作之余，自然也要兼顾繁琐的推广事务，他知道近两年是“全民怀疑一切”“全民打倒偶像”的时期，露面和言说都有风险，“难就难在让自己的声音真正地被更多人听见，引起共鸣”。
他在北大的导师王岳川对他说，要保持一个清醒的民族文化身份，这种意识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留下一点给后人做历史的线索。”马子恺说。
马子恺 当代国学艺术名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现为中国书法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双秀书院院长、漱玉印社社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画院》学术总编。幼受庭训，读经研艺，问学于许麟庐、武中奇、欧阳中石、蒋维崧、陈左黄、魏启后诸先生。以书印称名艺林，擅诗画鉴赏之美誉。出版有《马子恺艺术作品集》《齐鲁名贤印迹》《古篆论语》《周易锦言》《汉印精华》《知水仁山》《依仁游艺》等十几种专著，曾在国内外成功举办二十余次个展，获得重要奖项百余次，广受业内外赞誉。2014年10月《马子恺古篆艺术展》在巴黎卢浮宫成功举办，成为首位在卢浮宫举办书法展览的华人。2015年米兰世博会《泰和宝玺》获得金奖。
一时间难为人所识。因为在世界各地推广古篆艺术，他告别了蛰居书斋的日子，
希望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
那是一个极重的雾霾天，北京的冬天比往年显得阴冷一些。生于1969年的艺术家马子恺侧坐在窗边，眼镜边框折射着微光。
他说在报告文学兴盛的年代里信息匮乏，读一张报纸是连中缝里的字都不会放过；说自己早先在国家画院任职时，接待全国各地来的“诸侯画家”，“诸侯”们学了一年，艺术上的“我”不见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说美国艺术家波洛克的放任不羁和中国画的文不对题，又拉拉扯扯地谈到打车软件、物质上的盛世和时代的漩涡总之话头跳跃得很，但又始终指向那个隐隐的“我”，就像递给你一台相机，明里让看的是他拍的照片，暗地里却是希望你认识镜头后面按快门的那个人。
单看简历，他的籍贯、别署、号，问学之旅，数不过来的头衔、荣誉和展览，还有“以书印称名艺林，擅诗画鉴赏之美誉”的评语，固然都清晰明确，然而也都面目模糊。你当然也可以查到他在今年的米兰世博会上被授予艺术金奖的新闻，甚至可以查到他在卢浮宫举办的一次略有争议的展览，但这些都无助于说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子恺太内敛，太缓慢，又或者，他的艺术、人生与现实之联系太过“隐”，就像他备受推崇的古篆，沉甸甸的，却又古奥难辨，一时间难为人所识。
所以他只能迂回，不必直抒胸襟，倒是先讲见闻、轶事，然后暗陈心迹，例如讲佛教，本是“无相”之学，就算有“神”，那也得是像孔老夫子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结果东渡之后，佛忽然就成偶像了，被塑成金身，藏在山里，供在庙里，人们求佛不在心中求，反而跑到庙里磕头去了，“这样的人心就没有寄托，是功利化的，世俗化的，影射到艺术创作，”他话锋一转，“就像现在的艺术家，画一笔一只大虾，再画一笔两条海参—两口子拿着尺子量能卖多少钱。”
可是—他依然是平和而缓慢地，“我也未能幸免这场浩劫，算是被卷进来了，所以才来做这些什么访谈，想想很滑稽，但也算是借一个渠道来讲讲自己的内心吧。”
中国的传统不是守旧是创新
“我最近因为推广古篆艺术，在欧洲游历了一段时间。很多人说包豪斯伟大，我认为从包豪斯开始变乱古法，包豪斯之前的我都觉得伟大，之后的我都觉得是垃圾。”
马子恺说这话之前，借的是艺术评论家李小山的“垃圾论”。把包豪斯一棍子打死也许是言重了，他的意思是，包豪斯风潮所及，欧洲遍地起了“方盒子”，这就导致了千城一面；中国更好不到哪里去—当了十几年的济南市政协委员，生在趵突泉旁边的马子恺一直建议政府别把老房子都拆没了，比如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各个时期的建筑都应适当保留一些，作为历史的见证，然而很可惜：“每次发言，听了都鼓掌，随后没一个执行的。”
又比如屁股下的椅子，他看了看房间里的中式木椅，“你看咱们现在坐的椅子都不是这个时代的，这一下可麻烦了：这个时代该坐什么呢？没了。”
绕了这么一圈，其实还是为了说自己的艺术：“我虽然是用2500年前孔子时代的文字作为我的艺术元素和符号进行创作，但放进去的更多是我内心的东西。”
他说“汲古也要出新”，中国的传统不是守旧，恰恰是要创新，就像《大学》里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推陈出新，做新民。
在他这个创作兼会客的工作室，书法条幅挂满四壁，虽然篆书我多半不认识，但模糊中也能感觉那些字是“旧”的，同时也是“新”的。有人跟他“商量”，说字有大篆小篆，你这个古篆有点俗了吧，他辩解：“我说你们真是不看古书，古篆不是我讲的，自古有之”；又去请教历史学家李学勤，心里更加有底了：狭义地说，夏商周三代的文字，就是古篆。
北大学者王岳川、徐寒誉其为“当代古篆第一人”，艺术家韩美林赞其“不宗凡马”，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则认为马子恺的字“颇具匠心，正所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饶有情趣”，至于齐白石的得意门生、书画大家许麟庐更是题赞其艺：“熔甲骨秦汉文字为一炉，创出个人风格又不失篆书法度无论章法布局均达到大家手笔”。
相比起这些，马子恺的自我要求听起来似乎更加高格且严苛：“书不读三代以下，字不写三代以下”，要古，就追到上古，然后从那里推陈出新。因此看他的古篆书法，浑厚古拙之余，又有另一种“当代”的清新和天真。
我问他如何划分自己所在的“阵营”，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传统，理由似乎也简单得很：与很多当代书法家或当代水墨艺术家相比，他并不将书法当成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坚持其应承载文化的文明的内容。所以，他会用古篆来书写《周易》《论语》中的经典字句，印章上所刻的只言片语也往往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他身后的玻璃罩子里放着一枚缩小版的“泰和宝玺”，印面用古篆篆刻“政通人和”四字，印的四周则用周朝的文字篆刻季羡林先生的名作《泰山颂》。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他与爱马仕代工厂MARC ROZIER合作制作的艺术丝巾原本，诗书画印，色彩斑斓，目的即在于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和喜欢古篆艺术。他毕竟不愿仅仅蛰居书斋，而希望文化以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
他说：“人这一生三万多天，掐头去尾，剩下的估计也就是万儿八千天，即便每天都创作一件，那才多少件？还是希望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化身千万’，让更多的人分享你的艺术成果。”
和一个时代接上了
马子恺自谓“幼受庭训，读经研艺”，“这八个字就概括了我的艺术启蒙之路”。他的祖父藏书颇丰，父亲也喜好文墨诗书，“但基本上是‘名不出乡里’”。
他的外公是1949年后济南工商联第一任会长，“文革”期间被打倒，某天，家里人都在等米下锅，结果他回到家，才说把刚领来的薪水全部花掉了，换了一枚水晶印章。后来才知道，“是他朋友家里揭不开锅，对他说，你喜欢这个东西，那就跟你换钱。在那个时候了，他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呢？”马子恺说，“但这传递了一个印象，就是你给朋友钱，人家绝对不会要的，民国范儿还在，那就用这种方式传递一点温暖。” 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马子恺的倾心文艺自然顺理成章。家里人看他喜欢，就介绍山水画家弭菊田教他山水画，后者指点他要书画同修。画画要题字，题了字还要盖章，他就自己买石头刻，刻好了拿给老师看，弭先生一看这学生有天赋，于是又介绍到齐鲁书画篆刻的名宿陈左黄门下。
马子恺说“陈老光照齐鲁印坛五十年”，从后者的身上，他学到很多做人、从艺的道理。老先生是1918年生人，活到97岁去世，生前就不写四个字：“难得糊涂”。“他老家原在潍坊和淄博之间，郑板桥就是在潍县写的‘难得糊涂’。陈先生是大书法家，有人请他题这四个字，他就坚决不写。”他记得有一回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到老先生家里求字，老先生一听要写“难得糊涂”，马上回绝：“你这个所长就够糊涂的了，你还难得糊涂，你是难得聪明吧？”
当时马子恺不过十七八岁，“那对我影响很大。”
另一位与陈左黄等人并称“山东五老”的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对他也颇有影响。有一次，蒋先生为吕叔湘先生的文集题字，“吕叔湘文集”这五个字写了不下千条，“挂得满屋子都是，写完之后又一个个地选”，马子恺在一次采访中说，“原来以为书法就是随手一写，通过这些事情才知道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醉来信手两三行的状态，有时候则需要反复地推敲。”
马子恺重机缘。他说艺术家但凡要成功，离不开四个要素—天赋高、功夫深、人品正，这三者是“硬件”；软件就是“有机缘”。
在他工作室的门上贴有“马子恺国学艺术展示中心”的标签，“马子恺”三个字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所书。“老先生生前对我很好”，他说。
不止溥杰，对他好的老先生们多了去了，比如诗人臧克家，书法家欧阳中石、武中奇，国学家文怀沙，等等。“我那时候很小，老先生就愿意带着我玩儿”，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诚心学习的不多，有的要了作品就走，“我是从来不去要东西，我当时搞篆刻，也给他们刻印，这些老先生们洞察人心，一看就知道哪个人值得教，值得托付，对这一点我特别感恩。”
在所有这些老先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书画大家许麟庐。“我十几岁拜许麟庐先生为师，少年入门，一直到许老去世，受许老的恩惠很多。”早年很多画家请许先生看画，许先生为了把学生推出去，就常常对画家说，“画得很好，但印章太差了，找我学生马子恺去”。
他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子恺由青年过渡到中年、老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借鉴古人，借鉴前辈，融会贯通，追求必定还要高，我对他非常有希望，终究他非有成就不可！”
马子恺还记得2000年3月在北京，当时许先生刚搬到顺义的“竹萧斋”，马子恺跟许先生的大儿子在过去的路上，“他跟他大儿子打电话说拿个火锅，我想拿火锅干嘛呢，老爷子说了，子恺来了咱们今天涮羊肉。但是你们不知道许老是不吃羊肉的，却专为了我做涮羊肉宴，你说我多感动啊。”
有朋友羡慕他跟前辈们的交往，他也颇为自重：“这一连串的大师的名字，现在就当成我的背书了，他们每个人放了一点东西在我这里，就成了一个现在的马子恺。和这些人交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和一个时代接上了。”
保持清醒的民族文化身份
1999年夏天，马子恺到北京拜望欧阳中石先生，请其为自己的新作题词，却因为欧阳先生的一席话，放下在济南已经拥有的一片天地，到首都师范大学深造，从此寓居京华。首师大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潜心求学。几年后，他受聘任职于中国国家画院，最后又选择离开，重返燕园做访问学者。
他说自己本处于艺术的中心，却甘愿自我边缘化，“保持清醒，努力把自己从漩涡中抽出来”。“自我边缘化不是坏事，我几次三番被体制拉回去，又每次选择把自己放出来，站在边缘来看自己。”
2008年，马子恺为北京奥运会题写“中国茶”；2010年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办首位当代个人书法专场拍卖会；2013年作品《你好·世界》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2014年鸿篇巨制《泰和宝玺》问世于文博会上；同期，大型艺术纪录片《中国艺术大家·马子恺专集》摄制播出；2014年10月在巴黎卢浮宫成功举办《马子恺古篆艺术展》；2015年在米兰世博会举办个展并获金奖。
由于卢浮宫的展览设在临时展厅，因此网上有评论说那是“沽名钓誉”，马子恺感到不理解，“不在临时展厅展，难道人家把《蒙娜丽莎》拿下来，把你的画挂上去？”他拿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做例子，“他跑了个最后一名，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是从那儿开始改写的。我们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古篆艺术，以此为载体来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在卢浮宫举办古篆艺术展览我是第一人，你们可能不知道，但历史会记住。”
我问他这种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从何而来，他说，艺术自爱好始，然后拜师学，到学堂去学，钻研它，从事它，温饱解决了，这时候多少就有点责任感了。“初期无非是东家西家请你帮个忙，写个字，答应了你就得去；后来出国，以艺术家的身份和人交流，交流越多，就越是认为自己应该如此，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
从2008年至今，他已经在国内创立了18家“马子恺艺术馆”，展示他的诗书画印。创作之余，自然也要兼顾繁琐的推广事务，他知道近两年是“全民怀疑一切”“全民打倒偶像”的时期，露面和言说都有风险，“难就难在让自己的声音真正地被更多人听见，引起共鸣”。
他在北大的导师王岳川对他说，要保持一个清醒的民族文化身份，这种意识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留下一点给后人做历史的线索。”马子恺说。
马子恺 当代国学艺术名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现为中国书法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双秀书院院长、漱玉印社社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画院》学术总编。幼受庭训，读经研艺，问学于许麟庐、武中奇、欧阳中石、蒋维崧、陈左黄、魏启后诸先生。以书印称名艺林，擅诗画鉴赏之美誉。出版有《马子恺艺术作品集》《齐鲁名贤印迹》《古篆论语》《周易锦言》《汉印精华》《知水仁山》《依仁游艺》等十几种专著，曾在国内外成功举办二十余次个展，获得重要奖项百余次，广受业内外赞誉。2014年10月《马子恺古篆艺术展》在巴黎卢浮宫成功举办，成为首位在卢浮宫举办书法展览的华人。2015年米兰世博会《泰和宝玺》获得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