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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金融中心是当代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地。中国立志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迫切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迫切需要一个竞争战略高地的支撑。能够身负这一历史重任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而上海义不容辞。
上海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祥地，它的金融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50多年以前。据史料记载，上海开埠前没有银行，资金流通以钱庄为主要载体。1847年英资东方银行首先设立分行，后来德国、日本、俄国、法国、美国的银行相继设立了金融机构，1936年上海的外资银行已达29家。1927-1937年期间是上海金融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既有货币市场，也有资本市场；既有内汇市场，也有外汇市场；既有黄金市场，也有白银市场。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设定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作出了新的战略布局。 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进而，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 (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目标。当时，多少上海人为之鼓舞，多少中国人对之期盼。
中央政府批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必须改变，今后的发展必须服从国家战略。因此，第三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随即得到迅猛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随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金属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粮油交易所等十大要素市场，奠定了上海日后崛起的发展平台。
然而，对于上海来讲，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业超常规发展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恢复性发展，是一种后发性发展，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特殊性发展。从根本上讲，当时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底气并不很足，发展的空间也不很大。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障碍，又受到了“后天不足”的约束。
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在中国当前经济体制和发展格局下，中央银行不在上海，四大商业银行的总部不在上海，金融政策的制定部门不在上海，金融活动的监管部门不在上海。 20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鼓吹过“华盛顿—纽约”模式，但至少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正是由于这四个“不在”，客观上决定了可供上海金融自行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都非常有限。
尽管从理论上讲，如果先天不足，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但问题在于，上海金融发展的后天条件同样不足。这主要是指1992年确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后不久，1993年和1994年就开始了以整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直接通过银行控制信贷规模，通过信贷规模控制投资规模，通过投资规模控制通货膨胀。这种调控方式是正确和有效的，但客观上对地方金融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约束。
宏观调控刚见成效，中国就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规避经济风险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央政府紧急提出重点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并要求上海着力建立金融安全区。
从理论上讲，任何金融创新都有风险，关键是看风险的承受能力和转化能力。当承受金融风险能力很弱的时候，推进金融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小。而一个地方如若不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创新活动，想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思议的。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一期间，上海一直孜孜以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实现，并为之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例如，在“九五”时期就将金融保险业列为上海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十五”规划中仍然将之作为产业支柱。又如，在90年代中期争取率先实施了外资银行的本币业务试点，在90年代后期率先试行了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在现行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条件下，似乎该拿的都拿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但是，几乎所有主观努力都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结果。
2004年以来，媒体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批评不少。有评论道：“上海12年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梦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尴尬。在一片热烈的反思与讨论声中，人们对于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前所未有地跌落到谷底。”年末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更是火上加油，列数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梦想”面临的“尴尬”。
原因究竟何在?证券市场的整顿调整和长期低迷无疑是一个直接原因，这个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不取决于上海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是一个深层原因，这方面的突破还有待于国家统筹安排。但是，并非没有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更不能任凭无可奈何或无所作为的情绪滋长蔓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上海至少可以而且应该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机会：
第一，中央政府从战略角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冯国勤在2005年2月18日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已经谈及，4月18日央行第二总部将落户上海。如果公开市场操作、外汇交易、支付、征信等央行职能能够移师上海，那将迅速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有效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二，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结束，2006年以后金融将面临全面开放，在面对国际竞争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达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此外，湿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汇率问题将会有“出其不意”的变化。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有所突破，如果“两岸三通”进程有所推进，这些都将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迅速发展。
第三，上海深水港建设速度很快，开港在即，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将带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带动包括现代物流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物流、人流又将进一步带动资金流，这又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 2988家，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和总负债均占全国 50％以上，此外还建立了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只要能审时度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是有希望的。
上海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祥地，它的金融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50多年以前。据史料记载，上海开埠前没有银行，资金流通以钱庄为主要载体。1847年英资东方银行首先设立分行，后来德国、日本、俄国、法国、美国的银行相继设立了金融机构，1936年上海的外资银行已达29家。1927-1937年期间是上海金融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既有货币市场，也有资本市场；既有内汇市场，也有外汇市场；既有黄金市场，也有白银市场。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设定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作出了新的战略布局。 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进而，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 (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目标。当时，多少上海人为之鼓舞，多少中国人对之期盼。
中央政府批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必须改变，今后的发展必须服从国家战略。因此，第三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随即得到迅猛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随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金属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粮油交易所等十大要素市场，奠定了上海日后崛起的发展平台。
然而，对于上海来讲，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业超常规发展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恢复性发展，是一种后发性发展，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特殊性发展。从根本上讲，当时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底气并不很足，发展的空间也不很大。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障碍，又受到了“后天不足”的约束。
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在中国当前经济体制和发展格局下，中央银行不在上海，四大商业银行的总部不在上海，金融政策的制定部门不在上海，金融活动的监管部门不在上海。 20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鼓吹过“华盛顿—纽约”模式，但至少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正是由于这四个“不在”，客观上决定了可供上海金融自行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都非常有限。
尽管从理论上讲，如果先天不足，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但问题在于，上海金融发展的后天条件同样不足。这主要是指1992年确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后不久，1993年和1994年就开始了以整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直接通过银行控制信贷规模，通过信贷规模控制投资规模，通过投资规模控制通货膨胀。这种调控方式是正确和有效的，但客观上对地方金融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约束。
宏观调控刚见成效，中国就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规避经济风险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央政府紧急提出重点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并要求上海着力建立金融安全区。
从理论上讲，任何金融创新都有风险，关键是看风险的承受能力和转化能力。当承受金融风险能力很弱的时候，推进金融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小。而一个地方如若不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创新活动，想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思议的。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一期间，上海一直孜孜以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实现，并为之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例如，在“九五”时期就将金融保险业列为上海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十五”规划中仍然将之作为产业支柱。又如，在90年代中期争取率先实施了外资银行的本币业务试点，在90年代后期率先试行了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在现行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条件下，似乎该拿的都拿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但是，几乎所有主观努力都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结果。
2004年以来，媒体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批评不少。有评论道：“上海12年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梦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尴尬。在一片热烈的反思与讨论声中，人们对于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前所未有地跌落到谷底。”年末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更是火上加油，列数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梦想”面临的“尴尬”。
原因究竟何在?证券市场的整顿调整和长期低迷无疑是一个直接原因，这个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不取决于上海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是一个深层原因，这方面的突破还有待于国家统筹安排。但是，并非没有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更不能任凭无可奈何或无所作为的情绪滋长蔓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上海至少可以而且应该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机会：
第一，中央政府从战略角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冯国勤在2005年2月18日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已经谈及，4月18日央行第二总部将落户上海。如果公开市场操作、外汇交易、支付、征信等央行职能能够移师上海，那将迅速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有效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二，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结束，2006年以后金融将面临全面开放，在面对国际竞争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达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此外，湿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汇率问题将会有“出其不意”的变化。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有所突破，如果“两岸三通”进程有所推进，这些都将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迅速发展。
第三，上海深水港建设速度很快，开港在即，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将带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带动包括现代物流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物流、人流又将进一步带动资金流，这又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 2988家，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和总负债均占全国 50％以上，此外还建立了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只要能审时度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