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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与生活》
雅克·蒂洛 基思·克拉斯曼著程立显 刘建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8定价:58.00元
本书初版于1977年,行销美国社会30年而不衰,一路出到第9版。该书1985年传入我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伦理学理论与实践》。23年之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依据2007年第9版全译本重新出版,改名为《伦理学与生活》。本文选摘自该书的译者跋,标题为本刊所加。
本书有两大优势。首先是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作者以5条基本原则——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和个人自由——构建了他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这是“既非严格的宗教的,亦非严格的人本主义(无神论)的,而是包容这两个极端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观点的伦理学”。不用说,这切合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另一个优势是它的实用性。作者正确地将伦理学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重要方面”,视为当代人类“促进共同的福祉、发展、创造性和价值”的生活必修课。他认为,“有什么比学会如何更加合乎道德地生活,比改善你的生活质量、改善你周围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呢?”他所提出的5条道德原则,体现了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普世伦理价值,适应了人们在这个“充满冒险和急剧变革的时代”的基本道德需要,为人们提供贴近生活的道德指南,为身陷道德困惑的人们指点迷津。
人类道德史表明:“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没有公正论,便没有伦理学。”作者在考察了从古至今的人类道德体系后断言:“人类社会很难看到不关心公正的道德体系。”所以,作者为他的5条道德原则所确定的次序是:生命价值——善良或正当——公正或公平,其后是说实话或诚实与个人自由。如此合乎逻辑又合乎历史地为公正原则或公平正义定位,大概是这部伦理学教科书颇具社会认可度的根本原因吧。
这就是伦理学的使命,指引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使命。
但是,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误将“自由”、“平等”、“人权”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大加挞伐,因而实际上助长了自由、平等、人权思想的死敌——封建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以致酿成了“文革”那样的大劫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涤荡洗礼,我们才大彻大悟,开始回归马克思“要求人权和公民权”的道德理想。
这一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是,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终于庄严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嗣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告诫:“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2007年3月16日)
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不讲权利的专制主义文化、模铸奴隶国民性的臣民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曾长期地被视为挑战中华固有文明的“异端邪说”,一直受到封建文化的排斥和消解。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中,用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道德,猛烈地挞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为启发中国人的伦理觉悟即现代公民觉悟,为中国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五四”先贤们所期盼的中国人的现代公民觉悟,至今尚未合乎理想地见诸现实。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鲜明地昭示: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根本、最艰难且最有决定意义的变革,不是经济或政治的变革,而是文化的变革,亦即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崛起,强烈地呼唤着这一亘古未有的文化转型;而其最后完成,端赖一代又一代充满现代伦理觉悟的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中国公民为之长期奋斗。
雅克·蒂洛 基思·克拉斯曼著程立显 刘建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8定价:58.00元
本书初版于1977年,行销美国社会30年而不衰,一路出到第9版。该书1985年传入我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伦理学理论与实践》。23年之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依据2007年第9版全译本重新出版,改名为《伦理学与生活》。本文选摘自该书的译者跋,标题为本刊所加。
本书有两大优势。首先是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作者以5条基本原则——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和个人自由——构建了他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这是“既非严格的宗教的,亦非严格的人本主义(无神论)的,而是包容这两个极端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观点的伦理学”。不用说,这切合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另一个优势是它的实用性。作者正确地将伦理学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重要方面”,视为当代人类“促进共同的福祉、发展、创造性和价值”的生活必修课。他认为,“有什么比学会如何更加合乎道德地生活,比改善你的生活质量、改善你周围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呢?”他所提出的5条道德原则,体现了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普世伦理价值,适应了人们在这个“充满冒险和急剧变革的时代”的基本道德需要,为人们提供贴近生活的道德指南,为身陷道德困惑的人们指点迷津。
人类道德史表明:“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没有公正论,便没有伦理学。”作者在考察了从古至今的人类道德体系后断言:“人类社会很难看到不关心公正的道德体系。”所以,作者为他的5条道德原则所确定的次序是:生命价值——善良或正当——公正或公平,其后是说实话或诚实与个人自由。如此合乎逻辑又合乎历史地为公正原则或公平正义定位,大概是这部伦理学教科书颇具社会认可度的根本原因吧。
这就是伦理学的使命,指引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使命。
但是,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误将“自由”、“平等”、“人权”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大加挞伐,因而实际上助长了自由、平等、人权思想的死敌——封建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以致酿成了“文革”那样的大劫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涤荡洗礼,我们才大彻大悟,开始回归马克思“要求人权和公民权”的道德理想。
这一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是,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终于庄严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嗣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告诫:“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2007年3月16日)
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不讲权利的专制主义文化、模铸奴隶国民性的臣民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曾长期地被视为挑战中华固有文明的“异端邪说”,一直受到封建文化的排斥和消解。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中,用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道德,猛烈地挞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为启发中国人的伦理觉悟即现代公民觉悟,为中国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五四”先贤们所期盼的中国人的现代公民觉悟,至今尚未合乎理想地见诸现实。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鲜明地昭示: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根本、最艰难且最有决定意义的变革,不是经济或政治的变革,而是文化的变革,亦即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崛起,强烈地呼唤着这一亘古未有的文化转型;而其最后完成,端赖一代又一代充满现代伦理觉悟的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中国公民为之长期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