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岛内举行的台中大甲妈祖、苗栗白沙屯媽祖绕境活动中，有意于2020年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大位”的朱立伦、王金平、蔡英文、赖清德、周锡玮等人纷纷奔赴镇澜宫、拱天宫以及妈祖绕境时驻跸的宫庙参拜上香。而身为“大选”热门人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同样“不甘寂寞”，跟着大甲妈祖八天七夜绕境走完全程。4月17日，就在大甲妈祖回銮的次日，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又公开宣布妈祖托梦给他，“叫我要出来做一些事情，为台湾人民做更多事”，希望自己可代表国民党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岛内政坛人物对民间宗教盛事趋之若鹜、争相与妈祖信仰攀上关系的独特社会景观表明，传统宗教与政治活动结合绵密，“宫庙政治学”已成为影响台湾选举政治的重要元素。

“宫庙文化”影响力无远弗届

　　台湾社会堪称活生生的宗教“博物馆”，其宗教生活充满丰富多元色彩。具体而言，岛内寺院、宫庙、神坛与教堂林立，佛教、道教、基督教、妈祖等信仰广泛流行，除少数台湾民众委身基督教等一神信仰外，其他人普遍具有泛灵信仰的倾向——妈祖和“王爷”等传统民间信仰涵盖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发表报告，就宗教多样性等问题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分析，台湾以8.2分（10分为满分）名列第二，仅次于9分的新加坡。
　　而岛内“宫庙信仰”之所以多姿多彩且长盛不衰，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与合理的现实原因。历史上，妈祖、保生大帝、王爷等信仰为移居、开发、建设台湾的大陆民众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明清以来，闽南、粤东等地民众大规模移居台湾。他们要面对严酷自然环境的挑战，如变幻莫测的海洋状况带来的船难、毒蛇猛兽与瘴疠瘟疫造成的人员伤亡等等，还要迎接暴力冲突等突发事件，例如与岛内少数民族争夺水源土地、与其他省籍的族群抢夺市场资源而爆发械斗。面对险恶处境，初期移民通常会以祈求海神、家乡神祇保佑的方式获取信心，并陆续开始将大陆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信仰迎入岛内，建庙立祠，予以供奉。在现实维度，这些庙宇通常建在渔港码头或交易市场等人财物汇聚的地方，其初衷是方便广大信众祭祀。庙宇落成后，庙前广场往往成为当地信仰活动、商业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中心。这些宫庙除了能为民众提供精神慰藉外，还可以提供医疗、教育和慈善等社会服务，有的宫庙甚至还可以为信徒提供小额借款。因此，每逢宗教节日或重大庆典，信徒都会自发前往宫庙进香祭拜、参与活动，借此展现内心的虔诚，并感激宫庙为其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宫庙的影响力不仅停留在民众日常生活范畴，还渗透至台湾政治活动领域。“戒严”时期，岛内就有不少小型选举，候选人多会选择在酬神的歌仔戏等宗教庆祝场合拉票、拜票。“解严”后，台当局开放大型选举，政治人物为了更好地接近选民，塑造“接地气”的亲民形象，只要前往地方基层造势，势必赴当地有名的庙宇参拜上香。倘若他们同宫庙主事者或董事会成员私交甚笃的话，后者还会主动帮其拉票、催票，借助诸多宗教话术影响信众政治认同或投票意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介入选举活动。久而久之，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伦理准则在岛内遭到解构，台湾选举政治与宗教信仰的“隔离墙”缓慢崩解，岛内政治人物无不希望以地方宫庙为中介，争取善男信女手中的选票，参与宫庙举办的宗教活动成为他们竞选造势、拉拢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得宫庙者得天下”的说法亦在台湾政坛不胫而走。

地方宫庙具备强大选举能量

　　实际上，台湾宫庙势力介入且影响选举的机制并不复杂，盖因赢得选举的两个关键要素是选民动员与资金支持，而宫庙作为凝聚地方人流、物流与“金流”的中枢，在这两方面对竞选者皆有助力。
　　宫庙是基层权力关系的载体，其负责人对在地人口拥有较强号召力。因为选址建庙所费不赀，普通民众不可能独立完成，通常要由士绅精英阶层牵头兴建，宫庙建成后，也一般由地方几大家族轮流出任或单独一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筹备年度祭祀活动，而承担上述责任者即为“炉主”。“炉主”在支配地方人力、物力与资金方面享有很大话语权，成为汇集当地社会资本的“意见领袖”，继而具备一定组织动员能力。此外，岛内各地宫庙之间长期保持“分灵”关系，这既是它们彼此联络沟通的纽带，也是不同族群或村落跨越地域限制、确立共同政治立场和行动目标的基本形式。20世纪70、80年代以降，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剧烈变迁，广大民众的信仰方式有所改变，传统的“炉主”制度逐渐被理事会制、委员会制或财团法人制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所取代，但地方政治、商业领域的头面人物因掌握丰沛资源与人脉优势，同样比较容易进入庙宇管理、决策团队，并借机经营地方派系或“山头”。在政党政治与选举制度的催化作用下，宫庙、地方势力与选举便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在“二合一”“九合一”等大型选举中，政治人物均希望以宫庙为舞台，在盛大宗教活动中抛头露面，进而达到将信徒转化成支持者的目的。
　　除却选举动员方面的优势，香火鼎盛的宫庙通常还掌握庞大资金，具备政治献金能力。出于“有拜就有保庇”的心态，宫庙所在地的家庭多会为宫庙大小节日或日常管理贡献一定的捐款与劳役，尤其是那些声名远播的庙宇，收取的“还愿钱”“香火钱”“香油钱”往往超过开支费用，由此得以积累丰厚收益。举例来说，台中大甲镇澜宫在1945年后长达32年的时间里，一直由大甲镇镇长郭金焜担任管理人和主任委员。与此同时，郭还兼任大甲国姓庙、文昌祠等庙宇负责人，他因承担维护修缮庙宇、运营地方慈善事业的重任，执掌数量巨大的资金。正是由于地方宫庙累积资金迅速，部分宗教团体因此成为政治献金的“主力”。两蒋统治台湾时期，在地方县市长选举过程中，宫庙“炉主”为寻求与政治人物搭上关系，常常会直接进行政治献金。近年来，随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逐渐落实，岛内宗教团体不能再直接为政治人物献金，但这并不妨碍宫庙资金“改头换面”，通过其他渠道流入选举活动，变相成为选举献金。

政坛人物争相攀缘妈祖

　　如果說“宫庙政治学”是台湾政治人物抢选票的“必修课”，那么妈祖就是他们不愿缺席的“精品课程”。这是因为被人们尊称为“天上圣母”和“天后娘娘”的妈祖，长期位居台湾“十大信仰之首”，在岛内拥有数量惊人的信徒。据“宗教团体普查报告”统计，全台湾有1352间妈祖庙，妈祖信仰人数约占岛内人口的六成，达1400万人之多。妈祖作为全台湾信仰人数最多的“民间信仰”，自然成为政坛人物眼中选举动员的“利器”。
　　在组织动员方面，妈祖在“人心需求的大社会背景下被呼唤出来”，通过各种组织团体与祭祀活动编织成一个“信仰圈”。也正是由于台湾政治人物深谙抓住妈祖信徒的心就能带来组织性影响的道理，他们不分政治立场，几乎悉数都对妈祖十分敬重，不断通过参拜庙宇、参加宗教活动等方式向信众示好，寻求民众认同。此外，妈祖庙下还有负责不同功能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阵头”把持。对社会中低阶层群体而言，“阵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接受“阵头”的选票动员意味着一种示好，有望换来“阵头”在其他方面的慷慨回馈。
　　在宗教经济方面，妈祖信仰同样具有不俗表现。每年农历三月的妈祖绕境，号称是“台湾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关注且参与绕境的人数高达数百万。台中大甲镇澜宫妈祖的绕境进香仪式，更被评选为“世界三大宗教活动”之一。由此产生的经济产值亦极为可观，其全长300多公里的进香路线堪称一条“金流”，沿途信众每天吃喝产生的费用即高达1亿元（新台币，下同），采买各类纪念品的花销约为4亿元。另据调查，早在2012年，参与各地妈祖绕境活动的信众即突破120万人，以平均每人消费约2000元计算，每日食衣住行消费规模超过2亿元，妈祖绕境产生的整体经济效益在当时就已逾40亿元。
　　岛内大大小小的妈祖宫庙人群络绎不绝，这样的场合成为竞选者与选民互动“搏感情”的绝佳场合，满足了政治人物希望获取最大基数的选民“芳心”的需求。妈祖庙成为潜在的“超级票仓”，岛内政客纷纷将之视为“必争之地”。“大选”前后，政治人物或地方候选人均会选择参拜妈祖庙，参与北港朝天宫、大甲镇澜宫、苗栗拱天宫等宫庙的进香、绕境活动。2008年，马英九就曾以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者身份参加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起驾仪式，全程用闽南语致辞。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担任“省主席”时连续八年为妈祖扶轿。2000年，民进党首次上台执政后，时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吕秀莲和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都踊跃参加妈祖起轿仪式。今年，大甲妈祖、白沙屯妈祖绕境适逢蓝绿阵营初选选情紧绷时刻，这场宗教活动成为“大选”前哨战的战场。4月，为争夺党内提名而形同水火的蔡英文与赖清德先后参与妈祖绕境活动，韩国瑜、吴敦义、朱立伦、王金平等国民党政治要角也次第到场。而柯文哲、朱立伦等人还跟着大甲妈祖绕境，原因就是大甲妈祖路线固定，途经各地宫庙，可接近中南部地方及乡村人潮聚集的信仰中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不管是大甲妈祖绕境，还是白沙屯妈祖进香、北港迎妈祖等活动，在诸多庙会场合里，参与者中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青年世代的面孔。今年4月，台湾《商业周刊》所做的调查显示，这次约有200万的信众参加妈祖绕境活动，而年龄在21?40岁的中青年信徒比例为26.5%，41?60岁的中壮年信众占比64.8%。妈祖信仰在岛内中青年族群中呈现扩张趋势，这种现象势必进一步强化妈祖在台湾“选票市场”中的江湖地位。

“宫庙政治学”的迷思与陷阱

　　一般来说，宗教色彩浓厚、民众普遍迷信的社会，多为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早就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其庶民社会中的宗教活动却益发丰富，背后反映出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正如有岛内学者指出的那样，“台湾的宗教狂热现象，突显人民普遍焦虑不安的集体状态”。面对经济发展停滞、政治改革僵持、社会分配畸形的现状，深感无力改变现实处境的民众只能将希望投向妈祖、王爷等传统宗教信仰。“靠当局不如靠妈祖”的观念成为他们疗愈内心凄惶的良药，参与绕境更是成为一种集体心灵治疗。现实中参与妈祖绕境的人数愈多、年龄愈年轻化，就越能体现普通人对社会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茫然。令人遗憾的是，岛内政坛人物里罕有能够“痛民所痛、苦民所苦、想民所想”者，他们没有带领民众寻找突破僵局的解方与出口的勇气和能力，仅在意如何利用所谓的“宫庙政治”或“宫庙经济”谋取选票，企图让宗教为个人政治利益服务。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台湾选举政治与地方宫庙联系日趋紧密，宗教信仰功利化、庸俗化似乎成为不可扭转的洪流。在宗教自我政治工具化与政客自利主义的相互作用下，岛内宗教团体逐渐褪去了应有的庄严神圣，丧失了道德教化功能，成为替政治人物搭建表演舞台的帮手，到头来恐怕只会让台湾民众对现实更加失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