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能源计划”替代奥巴马政府的“气候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第一”“从全球事务中脱身”的具体表现之一，这势必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产生消极影响。但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各个国家都在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来保护生活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
　　第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难度加大。2016年4月22日，包括中美在内的17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根据协定，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各国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协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显然并未将《巴黎协定》的目标作为其能源发展重点的约束，甚至鼓励石油和煤炭工业的发展是在反其道而行。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美国未来会否退出《巴黎协定》，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和第三大人均碳排放国，美国并不打算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不承担国际责任，甚至很有可能成为碳排放绝对量增加的国家，加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实现的难度。
　　第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力量增强，但影响力度有限。从历史来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阵营由欧盟起主导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一直是一股消极力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于政党更迭，气候政策时常改变，但都没有阻止全球共同行动的趋势。例如，在没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参与下，《京都议定书》仍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续国际气候治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虽然美国的态度改变增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力量，但其影响力度有限，而且美国具有立法权的州级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依然还会持续，如以加州为首的西部各州的共同行动。
　　第三，气候融资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在资金支持方面，在2020年以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动员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在气候资金方面，美国的消极态度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供给，甚至会影响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供给行为。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持续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行动方向不可逆转。2016年发达国家公布的《1000亿美金路线图》中，美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适应赠款年额度增加4亿美金，这一承诺很难由特朗普政府来履行，但从资金数额上看，不会对资金供给造成实质的影响。
　　第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格局将进一步改变。一直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成了以欧盟、伞形集团、基础四国为首的三大阵营，欧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引领，当前受到欧盟经济状况不佳、“英国脱欧”事件以及其他潜在的风险事件的影響。伞形集团以美国为首，特朗普政府反对美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机构和平台上的多边磋商及合作。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的倒退，将对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增加更多变数和阻力。相比之下，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重要性将大大增强，尤其是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不变，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增强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