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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雷晓晖在她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有着极不平常的经历：参与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人民敬重和爱戴。
从进步青年到中共党员
雷晓晖，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县。她从小勤奋好学、性情刚烈。七岁在私塾读《女四书》《烈女传》时，她在讲堂上质问先生：“妇女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跟男人一样？”勃然大怒的先生无以回答，戒尺击打在她稚嫩的掌心上。她没有求饶、没有掉眼泪，愤然跑回家，将原尾告诉父母，告别了私塾。
1916年，雷晓晖进入安岳县立女子小学。她刻苦努力，勤奋上进，学习成绩名列班级第一名，所获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为能掌握一技之长以从事社会工作，争取女子独立和解放，小学毕业的雷晓晖就读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和“实业救国”的办学理念，深受学生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拥护与支持。哪知，雷晓晖入校一年后，县政府下令停办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校，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也在其中。从小具有反抗封建、仇恨黑恶势力的雷晓晖，投身到护校运动中。她和传习所的进步师生，联合社会进步力量赶跑了县长。
1920年，雷晓晖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1921年夏，载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内容的《新青年》在女师进步师生中传阅，雷晓晖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其时在省立一中读书的李硕勋、阳翰笙为在成都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各校学生组织间奔走联络、宣传发动。这样，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一批建团积极分子便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了。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童庸生、刘弄潮等在成都锦江河畔望江楼上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改称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建立后，全川的学生运动在团组织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促进和丰富了全川的革命运动。作为四川团组织创建人之一的雷晓晖，积极发挥女师宣传团的性质、作用，团结广大同学，培养、吸收她们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团组织。女师团的组织不断壮大，进步学生阵营不断扩大。她迈出校门参加校际间的青年团和学生会活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四川军阀把教育经费挪作军费，军队驻扎校园，许多学校无办学经费和校舍而停课、停办。此情延至1922年夏，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四川社青团、学联号召全川联合抗争。6月10日，成都社青团、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参加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举行的游行大会。在筹备时李硕勋、阳翰笙来到女师联络。同是四川社青团创建人的雷晓晖热情接待，积极支持，坚决响应。经李硕勋、阳翰笙指导，雷晓晖在女师进步师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女师自治会，她英勇地带领同学们投身到学潮中。风起云涌的学运迫使四川省议会不得不同意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代表大会，讨论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经过学生、教职员等各界代表与省议会谈判、磋商，最终通过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经费的议案。四川社青团、学联、教职工联合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然而组织发动领导和参与这场斗争的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却被省长勒令校方开除了学籍。
雷晓晖随即来到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她结识了肖楚女、张闻天等，受其教诲和影响，雷晓晖勇于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当时四川学生界较有影响的人物。
1925年初，年仅21岁的雷晓晖被推选为四川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5月，接到李硕勋电报邀请的雷晓晖从重庆到了上海，准备报考上海大学。当年8月，雷晓晖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系，同李硕勋、阳翰笙同班。10月，雷晓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选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由两党进步人士领导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肖楚女等一批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在该校任教——传播革命火种。风华正茂的雷晓晖在这里接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熏陶，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1月，上海大学建筑校舍募捐委员会决定，利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之机，向华侨代表募捐。雷晓晖受派前往广州，完成募捐任务后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由于无钱缴学费，向党组织讲明情况后向校方请假回到四川。
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的杨闇公（中共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相当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安排雷晓晖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负责筹组重庆妇女联合会。雷晓晖在杨闇公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大力宣传发动妇女，成立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把重庆乃至全川的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她亦成为巴蜀知名的妇运领导人。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悍然向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城区开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千余人，损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毁价值2000多万元，制造了“万县惨案”。为“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雷晓晖，带领群众展开抗英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为挽救处于低潮的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决定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聂荣臻和雷晓晖由湖北选区选为出席党的“五大”代表，聂荣臻因肩负其他重任而未出席，雷晓晖届时参加了大会。 “五大”后，湖北军阀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相继，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参加到蒋介石屠杀革命的阵营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学习。因前一批赴莫斯科的同志在上海被捕，党组织通知雷晓晖返回四川工作。
雷晓晖从武汉辗转回到重庆，此时重庆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闇公等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雷晓晖鉴于自己在四川团组织和学生、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又是从武汉归来的中共“五大”代表，为防不测，她改名“雷志烈”，勉励自己意志更坚定，斗争更猛烈。
反动派四处抓捕从武汉归来的人，雷晓晖在重庆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得悉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派省临委候补委员何人可在川南宜宾整顿党组织，建立了宜宾特支。于是，她来到宜宾，与宜宾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作特支建于宜宾县城的中共宜宾县委的宣传部长。何人可因事回家，特支指定雷晓晖代理县委书记。一个月后，何人可调离宜宾，雷晓晖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联系中断了。失去了组织联系的雷晓晖在宜宾展开不了工作，旋即离开宜宾。
1928年初，雷晓晖回到川北，被杨衡石（杨尚昆之兄，中共党员）聘请到潼南县（今重庆市辖）双江镇（杨尚昆的老家）小学任教。这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来到双江镇，了解雷晓晖等人的情况后，根据他们的请求，同意成立以杨衡石为书记的中共双江镇支部，雷晓晖恢复了组织生活，在党支部中负责宣传工作。
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需处长兼广汉县县长雷语高，是雷晓晖的堂叔。1928年下半年雷晓晖在成都治病时，雷语高前来看望时提出要她到广汉养病。党组织根据她提供的信息，经研究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同意她在广汉养好病后在广汉谋一职业作掩护。病愈后的雷晓晖任广汉女中校长。由于有雷语高的关系，她积极在国民党驻广汉军队中展开活动，经常风尘仆仆地在成都和广汉之间往返奔忙。当时，共产党员曹荻秋在广汉做军运工作，雷晓晖负责联络和情报传换。1930年10月25日夜，驻广汉的国民党部队两个团宣布起义，很快占领了县城，起义官兵与民众3000多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成立了广汉县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保管着“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大印的雷晓晖撤离到成都，仍受到敌人追捕。为甩脱敌人追捕，她到崇庆、丰都等县隐蔽。后来，县城乡间险象环生，雷晓晖转到重庆。
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雷晓晖，四处奔波，无限思念战友。她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她坚信黑夜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在苦斗中迎来新中国诞生
1936年到1939年，雷晓晖多次跳出特务、叛徒加害的劫难，来到巴县马王小学任校长。马王地处偏僻，群众基础好，她利用合法身份在师生及周围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她在师生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鼓励师生登台自由发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罪恶行径，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她倡议全校师生在草帽上书写“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全民抗战”以表达抗日决心。她千方百计增修校舍，接纳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居住在附近的儿童入学。在三年半的校长任期里，学生人数由80人增加到400多人，学校影响力日益扩大，声名远播。她在学校建立抗日救亡阅览室，存有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供师生阅读，成为宣传抗日的阵地。她组织《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生活》《群众》等进步书报刊在校内出售。她提笔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写在学校的墙上，要求学生熟记背诵，向周围的人讲解其意。她带领学生为前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写慰问信，组织师生为抗战将士制作了棉衣40多件，前方将士倍受鼓舞。她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逢节假日和赶集日就向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雷晓晖，她不得不离开巴县马王小学，年底再到重庆。几经曲折，她在华文中学找到一个工作。可是，报到那天遇到叛徒，她趁敌机轰炸警报骤响时离开了华文中学。
后来，雷晓晖来到广安县，在广安师范和广安中学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她与杨玉枢、李君实等（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取得联系，常在她家里议论革命形势，他们机智灵活地在当地反动势力中展开策反工作。广安有一群不满国民党统治、憎恨社会黑暗和官僚腐败的进步人士，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她主动与他们接触、结识，大家都觉得心情格外舒畅。经过多次交往在思想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有人提议组织“读书会”，开展读书讨论活动。她觉得这一形式好，发动大家从不同渠道搜集毛泽东的文章、共产党延安整风文件等，互相交换阅读，相约时间谈心得体会，各抒己见。后来，“读书会”改名“自动社”。当时广安城区没有共产党组织，“自动社”的活动像一块磁石，很快就把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吸引到一起。
为壮大革命力量，1945年在雷晓晖的组织领导下，由谢啸冬、张广才等进步教师成立了“乙酉学会”，出版会刊“言荃”，推动了广安及川北的学生运动，揭露和抨击了社会丑恶，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
1946年，广安中共组织在雷晓晖等努力工作下得以恢复重建，在党组织中雷晓晖负责学运和妇运。她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团、入党。党组织的重建，党员队伍的壮大，为广安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1948年5月，因中共广安工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革命，包括雷晓晖的丈夫谢啸冬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被特务和军警逮捕。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谢啸冬等获得了自由，投身到新的斗争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雷晓晖和她的战友们感到无比荣耀和幸福。
澄清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1949年底，广安解放了。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到广安县城关区，她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人民政权建设中。1952年2月，调任广安县城关区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后来，在广安师范、广安一中任教。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她连续几届当选为区、县人民代表。随着谢啸冬调入《南充日报》社工作，她也到了南充，继续从事她钟爱的教育工作。
1957年反右时，她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被划为“右派”。当时只是口头宣布，说没有载入个人档案。1958年她被下放到广安观塘小学教书，每月发给少量生活费，白天上课、课余打扫校内卫生，晚上到生产队参加夜战。1962年，她被调到南充火花公社一小任教，工作之余给年轻教师们讲述她历经的风风雨雨：与聂荣臻、邓颖超、蔡畅、赵君陶等的交往，党的“五大”会议……消息传到“上面”的耳朵里，一位领导人说：“怎么，你们小小火花公社还有个‘五大’代表？我就算老家伙了，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我怎么不知道？”这样，“伪造历史”“造谣惑众”的帽子牢牢扣在雷晓晖头上。随即，“上面”来人甩给她250元退职费和“不适宜作教师”的通知，扬长而去。
从此以后，街道上凡地富反坏右参加的各种学习会、批判会都少不了她，“上面”通知街道对她实行“监管”。逆境中的她坚持每天到邮局阅报栏读报，关心政治、了解社会动态。
她一次又一次向上级申诉，请求组织查清她的历史，落实政策。但在那时她的申诉一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9年，党中央开始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激动万分的雷晓晖找到广安方面有关部门，请求落实政策。广安方面说：处理你为“右派”时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档案，无从落实。她找南充方面有关部门，才从落实政策办公室得知所谓“伪造历史”和“造谣惑众”罪名的来历。急切中她大胆地问道：“如果找当年的知情人证明，行不行？”对方回答：“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要由出具证明人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才有效！”
于是，雷晓晖给聂荣臻、阳翰笙去信。已是共和国元帅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接信后，经严密思索后将复信内容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央军委聂副主席办公室名义复信雷晓晖：
雷晓晖同志：
来信悉。荣臻同志说，他是“五大”代表，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出席“五大”。特此证明。
此致
敬礼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一日
紧接着，阳翰笙的回信也来了。
南充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雷兴政（现名雷晓晖）同志和我是上海大学社会系同班同学，我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她1925年参加了革命，在“五卅”运动中和北伐时期都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并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是湖北区的代表之一。雷兴政同志当时在武汉从事妇女运动，是武汉妇女工作的骨干分子。当时党中央是由蔡畅和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所以雷兴政同志和邓大姐的确有过工作关系。当时我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做党的工作，所以上述情况我可以作证。
专此
敬礼
阳翰笙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有聂荣臻和阳翰笙的证明，雷晓晖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共中央组织部来函：承认雷晓晖1925年参加革命和“五大”代表资格，享受地师级待遇。历史，终于还了她本来面目。
1983年阳翰笙到了四川，专程接雷晓晖到重庆见面。战友重逢，感慨良多，激动万分。
1995年7月，91岁高龄的雷晓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安岳县，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当得知家乡不少孩子因贫困而面临失学时，她为家乡的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人民币表示心意。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有72年党龄的雷晓晖向中央组织部交纳特别党费1000元，表达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为迎接党的“十五大”，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一部反映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21集文献电视专题片。摄制组在中共南充市委领导陪同下专访唯一健在的“五大”代表雷晓晖，住南充市歌剧院职工宿舍的她再次被摄影机聚焦。93岁的她慈祥可亲，精神饱满，谈吐自如。
2001年“七一”前夕，96岁的雷晓晖再次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000元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祝福党成立80周年。
2005年1月8日，百岁老人雷晓晖安详逝世。
（责编 任志）
从进步青年到中共党员
雷晓晖，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县。她从小勤奋好学、性情刚烈。七岁在私塾读《女四书》《烈女传》时，她在讲堂上质问先生：“妇女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跟男人一样？”勃然大怒的先生无以回答，戒尺击打在她稚嫩的掌心上。她没有求饶、没有掉眼泪，愤然跑回家，将原尾告诉父母，告别了私塾。
1916年，雷晓晖进入安岳县立女子小学。她刻苦努力，勤奋上进，学习成绩名列班级第一名，所获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为能掌握一技之长以从事社会工作，争取女子独立和解放，小学毕业的雷晓晖就读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和“实业救国”的办学理念，深受学生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拥护与支持。哪知，雷晓晖入校一年后，县政府下令停办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校，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也在其中。从小具有反抗封建、仇恨黑恶势力的雷晓晖，投身到护校运动中。她和传习所的进步师生，联合社会进步力量赶跑了县长。
1920年，雷晓晖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1921年夏，载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内容的《新青年》在女师进步师生中传阅，雷晓晖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其时在省立一中读书的李硕勋、阳翰笙为在成都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各校学生组织间奔走联络、宣传发动。这样，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一批建团积极分子便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了。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童庸生、刘弄潮等在成都锦江河畔望江楼上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改称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建立后，全川的学生运动在团组织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促进和丰富了全川的革命运动。作为四川团组织创建人之一的雷晓晖，积极发挥女师宣传团的性质、作用，团结广大同学，培养、吸收她们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团组织。女师团的组织不断壮大，进步学生阵营不断扩大。她迈出校门参加校际间的青年团和学生会活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四川军阀把教育经费挪作军费，军队驻扎校园，许多学校无办学经费和校舍而停课、停办。此情延至1922年夏，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四川社青团、学联号召全川联合抗争。6月10日，成都社青团、学联组织各校学生参加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举行的游行大会。在筹备时李硕勋、阳翰笙来到女师联络。同是四川社青团创建人的雷晓晖热情接待，积极支持，坚决响应。经李硕勋、阳翰笙指导，雷晓晖在女师进步师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女师自治会，她英勇地带领同学们投身到学潮中。风起云涌的学运迫使四川省议会不得不同意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代表大会，讨论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经过学生、教职员等各界代表与省议会谈判、磋商，最终通过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经费的议案。四川社青团、学联、教职工联合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然而组织发动领导和参与这场斗争的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却被省长勒令校方开除了学籍。
雷晓晖随即来到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她结识了肖楚女、张闻天等，受其教诲和影响，雷晓晖勇于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当时四川学生界较有影响的人物。
1925年初，年仅21岁的雷晓晖被推选为四川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5月，接到李硕勋电报邀请的雷晓晖从重庆到了上海，准备报考上海大学。当年8月，雷晓晖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系，同李硕勋、阳翰笙同班。10月，雷晓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选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由两党进步人士领导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肖楚女等一批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在该校任教——传播革命火种。风华正茂的雷晓晖在这里接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熏陶，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1月，上海大学建筑校舍募捐委员会决定，利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之机，向华侨代表募捐。雷晓晖受派前往广州，完成募捐任务后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由于无钱缴学费，向党组织讲明情况后向校方请假回到四川。
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的杨闇公（中共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相当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安排雷晓晖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负责筹组重庆妇女联合会。雷晓晖在杨闇公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大力宣传发动妇女，成立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把重庆乃至全川的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她亦成为巴蜀知名的妇运领导人。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悍然向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城区开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千余人，损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毁价值2000多万元，制造了“万县惨案”。为“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雷晓晖，带领群众展开抗英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为挽救处于低潮的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决定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聂荣臻和雷晓晖由湖北选区选为出席党的“五大”代表，聂荣臻因肩负其他重任而未出席，雷晓晖届时参加了大会。 “五大”后，湖北军阀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相继，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参加到蒋介石屠杀革命的阵营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学习。因前一批赴莫斯科的同志在上海被捕，党组织通知雷晓晖返回四川工作。
雷晓晖从武汉辗转回到重庆，此时重庆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闇公等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雷晓晖鉴于自己在四川团组织和学生、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又是从武汉归来的中共“五大”代表，为防不测，她改名“雷志烈”，勉励自己意志更坚定，斗争更猛烈。
反动派四处抓捕从武汉归来的人，雷晓晖在重庆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得悉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派省临委候补委员何人可在川南宜宾整顿党组织，建立了宜宾特支。于是，她来到宜宾，与宜宾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作特支建于宜宾县城的中共宜宾县委的宣传部长。何人可因事回家，特支指定雷晓晖代理县委书记。一个月后，何人可调离宜宾，雷晓晖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联系中断了。失去了组织联系的雷晓晖在宜宾展开不了工作，旋即离开宜宾。
1928年初，雷晓晖回到川北，被杨衡石（杨尚昆之兄，中共党员）聘请到潼南县（今重庆市辖）双江镇（杨尚昆的老家）小学任教。这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来到双江镇，了解雷晓晖等人的情况后，根据他们的请求，同意成立以杨衡石为书记的中共双江镇支部，雷晓晖恢复了组织生活，在党支部中负责宣传工作。
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需处长兼广汉县县长雷语高，是雷晓晖的堂叔。1928年下半年雷晓晖在成都治病时，雷语高前来看望时提出要她到广汉养病。党组织根据她提供的信息，经研究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同意她在广汉养好病后在广汉谋一职业作掩护。病愈后的雷晓晖任广汉女中校长。由于有雷语高的关系，她积极在国民党驻广汉军队中展开活动，经常风尘仆仆地在成都和广汉之间往返奔忙。当时，共产党员曹荻秋在广汉做军运工作，雷晓晖负责联络和情报传换。1930年10月25日夜，驻广汉的国民党部队两个团宣布起义，很快占领了县城，起义官兵与民众3000多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成立了广汉县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保管着“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大印的雷晓晖撤离到成都，仍受到敌人追捕。为甩脱敌人追捕，她到崇庆、丰都等县隐蔽。后来，县城乡间险象环生，雷晓晖转到重庆。
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雷晓晖，四处奔波，无限思念战友。她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她坚信黑夜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在苦斗中迎来新中国诞生
1936年到1939年，雷晓晖多次跳出特务、叛徒加害的劫难，来到巴县马王小学任校长。马王地处偏僻，群众基础好，她利用合法身份在师生及周围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她在师生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鼓励师生登台自由发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罪恶行径，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她倡议全校师生在草帽上书写“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全民抗战”以表达抗日决心。她千方百计增修校舍，接纳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居住在附近的儿童入学。在三年半的校长任期里，学生人数由80人增加到400多人，学校影响力日益扩大，声名远播。她在学校建立抗日救亡阅览室，存有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供师生阅读，成为宣传抗日的阵地。她组织《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生活》《群众》等进步书报刊在校内出售。她提笔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写在学校的墙上，要求学生熟记背诵，向周围的人讲解其意。她带领学生为前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写慰问信，组织师生为抗战将士制作了棉衣40多件，前方将士倍受鼓舞。她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逢节假日和赶集日就向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雷晓晖，她不得不离开巴县马王小学，年底再到重庆。几经曲折，她在华文中学找到一个工作。可是，报到那天遇到叛徒，她趁敌机轰炸警报骤响时离开了华文中学。
后来，雷晓晖来到广安县，在广安师范和广安中学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她与杨玉枢、李君实等（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取得联系，常在她家里议论革命形势，他们机智灵活地在当地反动势力中展开策反工作。广安有一群不满国民党统治、憎恨社会黑暗和官僚腐败的进步人士，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她主动与他们接触、结识，大家都觉得心情格外舒畅。经过多次交往在思想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有人提议组织“读书会”，开展读书讨论活动。她觉得这一形式好，发动大家从不同渠道搜集毛泽东的文章、共产党延安整风文件等，互相交换阅读，相约时间谈心得体会，各抒己见。后来，“读书会”改名“自动社”。当时广安城区没有共产党组织，“自动社”的活动像一块磁石，很快就把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吸引到一起。
为壮大革命力量，1945年在雷晓晖的组织领导下，由谢啸冬、张广才等进步教师成立了“乙酉学会”，出版会刊“言荃”，推动了广安及川北的学生运动，揭露和抨击了社会丑恶，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
1946年，广安中共组织在雷晓晖等努力工作下得以恢复重建，在党组织中雷晓晖负责学运和妇运。她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团、入党。党组织的重建，党员队伍的壮大，为广安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1948年5月，因中共广安工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革命，包括雷晓晖的丈夫谢啸冬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被特务和军警逮捕。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谢啸冬等获得了自由，投身到新的斗争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雷晓晖和她的战友们感到无比荣耀和幸福。
澄清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1949年底，广安解放了。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到广安县城关区，她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人民政权建设中。1952年2月，调任广安县城关区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后来，在广安师范、广安一中任教。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她连续几届当选为区、县人民代表。随着谢啸冬调入《南充日报》社工作，她也到了南充，继续从事她钟爱的教育工作。
1957年反右时，她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被划为“右派”。当时只是口头宣布，说没有载入个人档案。1958年她被下放到广安观塘小学教书，每月发给少量生活费，白天上课、课余打扫校内卫生，晚上到生产队参加夜战。1962年，她被调到南充火花公社一小任教，工作之余给年轻教师们讲述她历经的风风雨雨：与聂荣臻、邓颖超、蔡畅、赵君陶等的交往，党的“五大”会议……消息传到“上面”的耳朵里，一位领导人说：“怎么，你们小小火花公社还有个‘五大’代表？我就算老家伙了，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我怎么不知道？”这样，“伪造历史”“造谣惑众”的帽子牢牢扣在雷晓晖头上。随即，“上面”来人甩给她250元退职费和“不适宜作教师”的通知，扬长而去。
从此以后，街道上凡地富反坏右参加的各种学习会、批判会都少不了她，“上面”通知街道对她实行“监管”。逆境中的她坚持每天到邮局阅报栏读报，关心政治、了解社会动态。
她一次又一次向上级申诉，请求组织查清她的历史，落实政策。但在那时她的申诉一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9年，党中央开始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激动万分的雷晓晖找到广安方面有关部门，请求落实政策。广安方面说：处理你为“右派”时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档案，无从落实。她找南充方面有关部门，才从落实政策办公室得知所谓“伪造历史”和“造谣惑众”罪名的来历。急切中她大胆地问道：“如果找当年的知情人证明，行不行？”对方回答：“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要由出具证明人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才有效！”
于是，雷晓晖给聂荣臻、阳翰笙去信。已是共和国元帅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接信后，经严密思索后将复信内容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央军委聂副主席办公室名义复信雷晓晖：
雷晓晖同志：
来信悉。荣臻同志说，他是“五大”代表，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出席“五大”。特此证明。
此致
敬礼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一日
紧接着，阳翰笙的回信也来了。
南充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雷兴政（现名雷晓晖）同志和我是上海大学社会系同班同学，我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她1925年参加了革命，在“五卅”运动中和北伐时期都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并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是湖北区的代表之一。雷兴政同志当时在武汉从事妇女运动，是武汉妇女工作的骨干分子。当时党中央是由蔡畅和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所以雷兴政同志和邓大姐的确有过工作关系。当时我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做党的工作，所以上述情况我可以作证。
专此
敬礼
阳翰笙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有聂荣臻和阳翰笙的证明，雷晓晖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中共中央组织部来函：承认雷晓晖1925年参加革命和“五大”代表资格，享受地师级待遇。历史，终于还了她本来面目。
1983年阳翰笙到了四川，专程接雷晓晖到重庆见面。战友重逢，感慨良多，激动万分。
1995年7月，91岁高龄的雷晓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安岳县，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当得知家乡不少孩子因贫困而面临失学时，她为家乡的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人民币表示心意。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有72年党龄的雷晓晖向中央组织部交纳特别党费1000元，表达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为迎接党的“十五大”，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一部反映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21集文献电视专题片。摄制组在中共南充市委领导陪同下专访唯一健在的“五大”代表雷晓晖，住南充市歌剧院职工宿舍的她再次被摄影机聚焦。93岁的她慈祥可亲，精神饱满，谈吐自如。
2001年“七一”前夕，96岁的雷晓晖再次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000元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祝福党成立80周年。
2005年1月8日，百岁老人雷晓晖安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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