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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判决
政权倒台3年多后，萨达姆·侯赛因等到了终极审判。
2006年11月5日，在巴格达的法庭上，这位枭雄并未表现出一丝人之将死的惊慌。相反，在各大媒体提供的图片和录像中，可以看到，萨达姆目光炯炯，毫无惧意。
据英国卫报报道，判决宣布当日，萨达姆拒绝站起来聆听判决。他平静地说：“我会听着判决，但是我要坐在我的位置上。”当法官强制他站立起来时，他说：“不要碰我，我自己会站起来。”当法官历数这名前暴君反人类罪的罪状并宣判对其处以绞刑时，萨达姆不断地怒吼着反驳。除了高呼“伟大的伊拉克人民万岁”、“民族万岁”之外，他咆哮道：“叛国者一定倒台”，“侵略者一定倒台”，并称法官“你们是那些殖民者的狗”。
就如其名字“萨达姆”意谓“对抗者”那样，萨达姆即使在暮年潦倒的这一刻也没放弃对抗。
英国卫报11月6日的报道勾勒出萨达姆一生的轮廓。
现年69岁的萨达姆造反起家，政治生涯血雨腥风，几次死里逃生。
他10多岁就在巴格达加入了复兴党。1958年，萨达姆卷入刺杀伊拉克国王费塞尔二世的政变风波而入狱6个月。第二年，他参与刺杀新总理卡塞，行动失败后开始逃亡。次年，由于这次失败的刺杀而被判死刑。1963年，当复兴党推翻了卡塞政权后，萨达姆回到伊拉克，并逃过死刑。1964年，萨达姆在第二次政变中再次被捕入狱。1967年越狱成功。
此番越狱后，命运开始眷顾萨达姆的政治生涯。
1968年7月，萨达姆在非武力废除拉赫总统的政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副总统。1979年7月16日，萨达姆当选伊拉克总统。
然而，作为一名政治斗争中的成功者，萨达姆迫不及待地暴露出心狠手辣的暴君独裁者面目。
当选总统后，他当即在电视直播中宣布68名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叛国者。这些人来不及感慨兔死狐悲，就立刻被捕，其中21人被处死。
1982年7月8日，萨达姆在巴格达以北的杜加尔村险遭暗杀，逃过危险之后他立即派遣军队到此进行报复性袭击。1500名什叶派教徒被捕，148名什叶派教徒被屠杀。
现在法庭正是将此次屠杀事件作为终极审判的主要罪状。法庭宣判之后，世人对这个判决反应不一。
英国独立报称，在伊拉克国内，人们对这一判决的反应完全根据各人教派立场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宣判后，在伊拉克的领土上，“欢愉和怒火”并存，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载歌载舞，欢庆审判，而逊尼派教徒则怒火中烧，扬言要为萨达姆报仇。
在国际上，据卫报报道，虽然布什对此项判决极度赞赏，可是欧盟对此却仍有疑虑，持保守意见。独立报甚至发文称，有些人权组织认为在审判过程中，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伊拉克政府成员的政治干涉，没有做好对目击证人的保护等等。在怀疑审判的公正性之外，欧洲甚至呼吁为萨达姆减刑。
对这次审判最感到高兴的是美国。
美国和萨达姆关系错综复杂。上世纪80年代老布什时期，萨达姆被称作美国在阿拉伯世界里最好的朋友。但后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什却将伊军赶出了科威特。此后两者关系若即若离。“9·11事件”发生之后，布什真正动了铲除萨达姆的心。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
2003年12月，萨达姆在提克里特附近一洞穴中被活捉, 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反复播放两个片断：一个是士兵进入洞穴，另一个是医生检查萨达姆的嘴巴。
在第一个镜头中，萨达姆看上去更加像个眼神茫然的乞丐。美国的力量在萨达姆的无力中得到了体现。美国炫耀胜利的意图在第二个镜头中有更明显有效的表征。医生和病人的概念通常符合一个二元对立模式：医生是权威，病人是弱者。这也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象征。每个人在医生面前都是顺从的。在第二个镜头中，萨达姆张着嘴巴任由美国派来的医生检查，这种柔顺的态度无疑是个普通人在医生面前会有的一种被征服者的态度。
至此，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的神话彻底被打破。对萨达姆的审判，对布什而言，更是如其所说，是一个“里程碑”。
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执行绞刑。
军事政变
2006年12月5日，斐济武装部队司令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在首都苏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解除总理莱塞尼亚·恩加拉塞的职务并且任命了新的过渡总理，军方目前已经“接管政府、掌握行政权力并且控制了全国”。
这是2006年一场真正的政变。在这一年，从白俄罗斯到乌克兰，从格鲁吉亚到波利维亚，政变的传说四处飘散，但大多不过是当政者打击异己的借口。而9月19日曼谷雨夜的政变却像刺刀一样冰冷、锋利、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政变会改变什么？一个总理的仕途？一个政权的交替？一个国家的进退？没有答案。新的一天，曼谷的商场和公园已经打开大门迎接它们的顾客，而走下飞机舷梯的游人仍然带着他们的假期和快乐，潮水般涌向金碧辉煌的佛寺和阳光灿烂的海滩。
安全威胁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曲折和动荡中发展。国际安全形势尽管总体上保持稳定，但仍受到多重因素的挑战。那么，这一年里，国际安全面临着哪些问题，呈现出哪些新特点，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
安全威胁构成挑战
新华社记者不久前采访了研究国际安全形势专家，大多数专家普遍表示，2006年，对国际安全的挑战，仍来自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两个方面，但其表现形式有新的发展。
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认为，2006年国际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朝核问题、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以及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及巴以冲突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并有对抗升级的风险；美国在伊拉克已陷入泥潭，局势日益恶化；国际反恐形势也不容乐观，有迹象表明“基地”等恐怖组织的追随者日益增加。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让－弗朗索瓦·达居藏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正进一步给国际安全带来冲击。在特定时期，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害甚至大于传统威胁。
达居藏还特别提到了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他举例说，世界一些重要机场和铁路交通枢纽的中央控制系统不时遭到黑客和电脑病毒的侵入和袭击，一旦这些系统陷入瘫痪，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另外，2006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度创下每桶77美元的历史新高，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他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能源，因此各国应高度关注油价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恐怖主义与局部冲突
对于当今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英国伦敦皇家联合防务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尼尔指出，现在，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恐怖主义正悄然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信息战和心理战。如恐怖组织将发动恐怖袭击的过程录制下来通过互联网传播，使袭击中的暴力、恐怖景象广泛流传，从而对更多人的身心造成巨大冲击。这是一种影响巨大、实施简单、成本低廉、无需周密策划和直接指挥，但效果明显的恐怖活动。如今，“基地”组织从事的恐怖活动中约50％是这种非传统方式的恐怖活动。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教授认为，当今的恐怖主义活动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国际恐怖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了比过去更大的网络，活动的地域在扩大；二是热点地区和动荡国家的恐怖活动频繁发生；三是核恐怖问题更加尖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越来越成为国际反恐的重大挑战。
盘点2006年的全球安全形势，中东显然是一个焦点。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系主任哈桑·纳法阿教授指出，中东存在着三个引发地区局势紧张的“核心”，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局势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一定要考虑到其关联性。他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对伊拉克局势的前景尤其感到担忧，因为伊拉克周边国家拥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一旦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教派冲突，将可能把其他国家卷入，危及整个地区安全。
欧洲战略情报与安全中心主席克劳德·莫尼克指出，2006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非常严峻。如今美国在伊拉克进退两难。在阿富汗，受塔利班势力重新抬头等因素的影响，局势也令人担忧。
需加强多边合作
国际安全面对的诸多挑战不是某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是涉及全球的普遍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长期的努力，这是被采访的专家们的一个共识。
达居藏指出，解决国际安全威胁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强国际合作，世界多极化无疑有助于减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他还特别强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应放弃单边主义，而且不应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国。
奈明确指出，美国在解决安全领域里的问题时“事倍功半”，收效甚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和过度使用“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美国发动了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不仅使它在国际上失去人心，也限制了它应对其他全球性安全挑战的能力。他呼吁加强大国之间以及联合国内部的合作，在解决朝核和伊朗核问题方面发挥六方会谈机制和安理会作用，在伊拉克问题上加强美国与伊邻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专家们还指出了发展经济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重要性。达居藏认为，经济发展正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埃及《金字塔报》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穆奈姆·赛义德则表示，要实现中东和平，国际社会必须帮助中东地区国家达成并落实一个地区和平和发展的共识。
阿尔巴托夫指出，安全威胁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分歧，超越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分歧，开展密切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应予以高度重视。目前，该组织框架内各项反恐合作卓有成效。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该组织的合作模式和“上海精神”，即用相互信任、公开透明、从不施压和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尊重文明多样性，寻求共同发展。他强调说，上海合作组织为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树立了平等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挑战的典范。
防核扩散
2006年的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核争端激荡着世界局势，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的征途上艰难跋涉。
核问题：世界之忧
2006年，伊朗核问题争端最终突破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这两个事态表明，国际防止核扩散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在过去一年中，伊朗在核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震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虽然这种进展离美国所担忧的“核武器水平”还有很大距离。目前伊朗浓缩铀的纯度至少达到5％工业级水平。较低纯度的铀可作为核电站的燃料，如果纯度在90％以上，铀则可被用来制造核武器。伊朗2006年年初宣布将在年底前将离心机数量增至3000台，而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更是表示伊朗最终将安装6万台离心机。
朝鲜中央通讯社10月9日宣布朝鲜当天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消息震动了世界。尽管国际社会对朝鲜核试验的技术数据说法不一，但都认为朝鲜核试验是准确无误的事实。这说明，朝鲜已经具有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尽管其技术多高、能力多大还是一个谜。
此外，国际核裁军进程止步不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迟迟不能生效。
西方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无核国家的质疑。美国2006年3月与拒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抵制下，2006年9月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50届常会未能就阿拉伯国家联合提交的有关“以色列的核能力与核威胁”决议案进行表决。
目前，除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全世界还有约30个国家的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准。这些国家一旦退出国际防扩散机制，就能在短期内具备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同时，国际恐怖分子通过地下走私渠道获取敏感核技术和高纯度核材料，增加了发生核恐怖袭击的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止非法贩卖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中，全球走私、盗窃、非法占有、运输和交易核材料的事件每年超过100起，其中跨国界的核走私活动也显著增加。
关注两大焦点
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产生的背景复杂，国际社会正千方百计地加以解决。
伊朗核问题源于美国对伊朗核能开发计划的“严重质疑”。美国认为伊朗提炼铀的目的是“核武器开发”。对此，伊朗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核计划有“非和平”性质前，西方要求伊朗作出种种妥协是“非法的”。另外，由于长期受美国敌视，同时看到了伊拉克“沦陷”的“示范作用”，伊朗有着很强的安全担忧，强烈希望“我的安全我做主”。
长期劝说伊朗中止铀浓缩无效后，国际原子能机构2006年2月正式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6月初，欧盟负责安全与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向伊方递交了美、俄、中、英、法、德共同提出的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国新方案，该方案包括一揽子旨在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的鼓励性和惩罚性措施。随后，安理会又于7月31日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在一个月内中止和铀浓缩相关的一切活动，否则将面临制裁。
在朝鲜看来，它的核试验这个“果”起因于美国政府推行敌视朝鲜的政策，企图改变朝鲜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布什政府上台后，一改克林顿政府后期相对缓和的对朝政策，先是把朝鲜列入“邪恶轴心”的黑名单，后又威胁要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朝鲜看来，美国2002年毁弃朝美关于解决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导致了核问题的再度爆发，美国宣布对朝实施金融制裁又使六方会谈陷入了停滞。
朝鲜核试验后，国际社会一方面表达了反对朝鲜核试验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中、朝、美三国官员10月底在北京会晤，达成了恢复六方会谈的重要协议。六方会谈中、朝、美代表团团长11月底在北京举行非正式会晤，通过多轮三边和双边磋商，坦率深入地交换意见，同意共同努力，争取六方会谈早日重开并取得积极进展。
难点与前景
解决朝核问题有许多难点：其一，朝鲜认为自己是“有核国家”，而其他各方则持否定态度；其二，朝鲜把会谈重点放在解除金融制裁、获得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甚至核裁军问题上，而美国则把朝鲜弃核作为重点；其三，朝鲜强调“同时行动”原则，而美国则坚持朝鲜必须首先在弃核方面有所行动。朝核问题说到底是朝美对抗的产物，而朝美之间的最大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大难点在于，伊朗坚持声称其铀浓缩活动旨在和平利用核能，而国际原子能机构3年多的核查仍不能确定伊朗存在未经审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
明确界定是和平利用核能还是寻求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有一定难度。而在全球能源需求迅速增长，核能利用领域继续扩大的情况下，这种界定显得尤为紧迫。
目前，伊朗并未作出实质性让步，既没有在对六国新方案的答复中答应西方要求，也没有按安理会决议在8月31日前中止铀浓缩活动。在此情况下，难以预期有关各方短期内会在此问题上出现突破。尽管伊朗的回应引起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严重不满，但在国际社会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解决争端的呼声下，如果没有突发情况，双方外交领域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
从以往情况来看，尽管朝鲜在六方会谈中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灵活性，但在迫使美国改变敌视政策并得到切实回报之前，他决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这张唯一“王牌”。而对于把防扩散和反恐作为头等大事的布什政府来说，在不达到迫使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的目标之前，美国不会改变对朝强硬政策。
解决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努力的艰巨性。要实现防止核扩散的目标，除国际原子能机构需加强技术措施外，有关各方必须放弃成见，通过加强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和矛盾。
安倍新政
2006年9月26日下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于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当选日本新一任首相。
安倍晋三上台后，这个曾被称为“小泉遗产继承人”的日本新领导人，在内政外交上，是完全延续小泉的路线，还是有所调整，他将如何改变日本，又将把日本带向何方，成为日本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小泉执政5年，在国内经济改革上推行强硬路线，冲破了战后形成的一些结构性痼疾，但同时也给日本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小泉实际上是在推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强调能力和实力，强调能者多得，想把日本变成竞争力社会。“但现在，新自由主义改革遭到日本国内的很多批判——日本原来好的特点没有了。安倍不能忽视这样的呼声。安倍可能要往回走一些，就是要平衡反对者的势力”。
日本共同社中国局局长渡边阳介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在当下日本，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尚需继续改革，但同时也有不少民众不希望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至于安倍会不会继续推行改革，很多人有疑问。在渡边看来，安倍比小泉年轻，资历也浅，同时他不像小泉那样独断专行，而显得更有协调性，可能会兼顾多方面的利益，“不过，这种性格对改革究竟是好是坏，现在也说不清楚”。
希望亲手制定新宪法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没有交战权，也不能拥有军力和用战争方式解决争端。但安倍积极鼓吹修宪，在竞选期间曾提出，根据情况，他预计能在5年内完成修宪。在此之前，他建议用变通解释宪法条文的方式，实质拥有集体自卫权。
2006年9月1日，安倍明言，“如果成为自民党新总裁，我将在修改宪法的政治日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我希望亲手制定一部新宪法”。此前他曾表示，现行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须搬掉的“拦路石”。
安倍出身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早年当日本首相时就提出要修改宪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徐之先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一些日本人认为安倍继承了其外祖父的政治主张，他执政的最大一个目标就是要修宪，要实现用日本的手写日本的宪法。
“安倍是积极的改宪派，这是肯定的，”金熙德研究员说，“改宪的焦点在宪法第九条，就是日本要不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不要成为能够在海外动武的国家。现在的宪法是禁止的，有些人认为必须结束宪法的束缚，安倍显然是属于这一派的。”
渡边阳介也认为，安倍在修宪上的意愿很强烈，一定会尽力推动。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诉求，而是在日本国内，大多数国民都有这种意愿——“我们现在的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日本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宪法。”
而且，他认为美国会乐见其成，因为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因为有宪法上的限制，日本没办法给美国提供更多的支持”。
不过，渡边也承认，修宪将困难重重，在安倍的任期内恐怕难以实现。“一来，程序比较复杂，要2/3以上的国会议员通过，然后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要过半数，”渡边说，“二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修宪将遭遇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韩的外交压力。”
金熙德研究员也认为日本企图修宪不易，“安倍当然想对宪法第九条动手，但能否改成，何时能改成，这都是未知数。日本历史上有很多首相想改宪，但是60多年来一直没有成功”。
亚洲外交可能改观
小泉时代给日本带来的最大一个坏处就是，与东亚近邻中国与韩国的关系越搞越僵。中日高层交流陷入停滞状态，“政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热”，这也是小泉留给安倍的“负遗产”。
小泉曾为自己辩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日美关系太好，日本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始终如一的立场是，日美关系越紧密越亲近，与中国、韩国、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事实证明小泉的辩解是无力的。日本在亚洲几陷孤立状态。如今轮到安倍来处理这宗“负遗产”了。
竞选期间，安倍打出“有主见的外交”和“强大的日本、值得依赖的日本”等旗号，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构建“战略性”亚洲外交。
安倍既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信任和互惠关系”，又表示日本与邻国应该改善关系——但“这种努力必须是互相的”。另外，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的态度仍然是模糊的。
渡边阳介认为，安倍在对待日美关系上还是会延续小泉的路线，这是无可选择的。但安倍的确也想改善与中韩的关系，因为现在的关系“实在太差了”。“我想他可能不会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即使要参拜，也会是个人身份，并且是秘密的。”
徐之先则认为，按安倍的信念以及本质，他肯定是要去的，但按照他现在面临的政治状况，他又不能去，“所以他不会明确表态去还是不去，我们一般认为他上台后不会去，否则明摆着中日关系打不开。问题是明年秋天的参院选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选，对自民党来说是很关键的。在那种情况下，安倍去不去，是不是绝对不去，就不确定了。”
“我们在和日本朋友聊天时，他们没有一个敢下定论说安倍肯定不去。”徐之先说。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则提醒说，与小泉不同的、同时也最令大家担心的是，小泉承认战争是错误的，承认战犯是有罪的，但在这两点上安倍都不明确说，“安倍既不说参拜靖国神社，也不说不参拜，这是个很棘手的事情。”
金熙德也发现，安倍对历史的看法逐渐有了修正。“安倍原来是个非常强硬的右翼政治家，但现在开始对历史问题模糊化。我们对模糊化本身不太满意，因为模糊化本身还是蕴涵着往回走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模糊化毕竟与原来的强硬相比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如果他能继续朝着相对稳健和平衡的外交方向上走，那么日本的外交局面就会有所改善。”
中非双赢
48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北京，参加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的首脑峰会。2006年11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各国元首时提出8项援非措施，内容涉及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一个核心成果，是中非双方领导人11月5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中郑重宣示，中非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不断深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真挚友谊和团结合作
中国与非洲国家自古以来从未发生奴役与被奴役、殖民与被殖民、侵略与被侵略等不幸交往，中非存在的只是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的传统友谊，而且经受住了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非人民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创造了各具特色、绚烂多彩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中非人民不甘奴役、顽强抗争，谱写了追求自由解放、捍卫人类尊严的光辉篇章，创造了国家建设、民族振兴的辉煌历史。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年来，中非人民休戚与共、相互支持，始终坚持真诚相待、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和精神，中非友好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始终坚定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从培训技术人员到培训各类人才，从援建坦赞铁路到援建各项工程，从派遣医疗队员到派遣维和官兵，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情谊。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巨大而宝贵的支持，全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真诚希望中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热切盼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2000年10月，中非共同倡议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加强友好合作的重大举措。双方提出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今天，中非关系又跨越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原则的中非友谊，已深深扎根在双方人民心中。中国同非洲国家是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泛泛交往，而是从合作机制到政策措施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内容，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论坛成立以来成功举办了三届部长级会议和一届峰会，已成为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对话、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进相互信任、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论坛6年来先后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等一系列文件，成为指导中非不断深入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未来发展的蓝图。同时，中国支持推进论坛行动计划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以及非洲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协调与合作。
6年来中非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非高层交往越来越密切，中非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次，其中中国领导人访非50多起。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7项维和行动。中非经贸合作保持强劲增长，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06亿美元；2005年已经达到398亿美元。中国累计对非各类投资达62.7亿美元，设立非金融类企业800多家，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通信、农业等领域。中国在援款项下帮助49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20多个成套项目，在26个非洲国家承担了58个优惠贷款项目。中国免除了31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9亿元人民币债务，给予非洲28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14600余名。中非在文化领域也开展了“中非青年联欢节”、“中华文化非洲行”等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
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中非双方决心深化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加强高层交往，开展战略对话，增进政治互信，加深传统友谊，加强协调配合；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密切经贸联系，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成果；扩大相互借鉴的文化交流，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的交流和借鉴，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和繁荣，加强人文对话，增进双方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中非共同的时代使命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非洲面临的共同任务，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使命，没有中国和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这些都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全球发展不均衡，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新形势下，中非发展目标一致，共同利益在扩大，相互需求在增加。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合作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为加强南南合作树立了发展典范。中非关系不断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而且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推动均衡和谐、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中非合作是透明、开放和包容的合作，不会影响中非各自与第三方的合作，更不会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相反，中非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将为世界各国提供难得的机遇。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充满希望的热土。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就像一条牢固的纽带，把中国与非洲紧紧联结在一起，为实现中非发展、造福中非人民，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政权倒台3年多后，萨达姆·侯赛因等到了终极审判。
2006年11月5日，在巴格达的法庭上，这位枭雄并未表现出一丝人之将死的惊慌。相反，在各大媒体提供的图片和录像中，可以看到，萨达姆目光炯炯，毫无惧意。
据英国卫报报道，判决宣布当日，萨达姆拒绝站起来聆听判决。他平静地说：“我会听着判决，但是我要坐在我的位置上。”当法官强制他站立起来时，他说：“不要碰我，我自己会站起来。”当法官历数这名前暴君反人类罪的罪状并宣判对其处以绞刑时，萨达姆不断地怒吼着反驳。除了高呼“伟大的伊拉克人民万岁”、“民族万岁”之外，他咆哮道：“叛国者一定倒台”，“侵略者一定倒台”，并称法官“你们是那些殖民者的狗”。
就如其名字“萨达姆”意谓“对抗者”那样，萨达姆即使在暮年潦倒的这一刻也没放弃对抗。
英国卫报11月6日的报道勾勒出萨达姆一生的轮廓。
现年69岁的萨达姆造反起家，政治生涯血雨腥风，几次死里逃生。
他10多岁就在巴格达加入了复兴党。1958年，萨达姆卷入刺杀伊拉克国王费塞尔二世的政变风波而入狱6个月。第二年，他参与刺杀新总理卡塞，行动失败后开始逃亡。次年，由于这次失败的刺杀而被判死刑。1963年，当复兴党推翻了卡塞政权后，萨达姆回到伊拉克，并逃过死刑。1964年，萨达姆在第二次政变中再次被捕入狱。1967年越狱成功。
此番越狱后，命运开始眷顾萨达姆的政治生涯。
1968年7月，萨达姆在非武力废除拉赫总统的政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副总统。1979年7月16日，萨达姆当选伊拉克总统。
然而，作为一名政治斗争中的成功者，萨达姆迫不及待地暴露出心狠手辣的暴君独裁者面目。
当选总统后，他当即在电视直播中宣布68名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叛国者。这些人来不及感慨兔死狐悲，就立刻被捕，其中21人被处死。
1982年7月8日，萨达姆在巴格达以北的杜加尔村险遭暗杀，逃过危险之后他立即派遣军队到此进行报复性袭击。1500名什叶派教徒被捕，148名什叶派教徒被屠杀。
现在法庭正是将此次屠杀事件作为终极审判的主要罪状。法庭宣判之后，世人对这个判决反应不一。
英国独立报称，在伊拉克国内，人们对这一判决的反应完全根据各人教派立场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宣判后，在伊拉克的领土上，“欢愉和怒火”并存，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载歌载舞，欢庆审判，而逊尼派教徒则怒火中烧，扬言要为萨达姆报仇。
在国际上，据卫报报道，虽然布什对此项判决极度赞赏，可是欧盟对此却仍有疑虑，持保守意见。独立报甚至发文称，有些人权组织认为在审判过程中，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伊拉克政府成员的政治干涉，没有做好对目击证人的保护等等。在怀疑审判的公正性之外，欧洲甚至呼吁为萨达姆减刑。
对这次审判最感到高兴的是美国。
美国和萨达姆关系错综复杂。上世纪80年代老布什时期，萨达姆被称作美国在阿拉伯世界里最好的朋友。但后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什却将伊军赶出了科威特。此后两者关系若即若离。“9·11事件”发生之后，布什真正动了铲除萨达姆的心。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
2003年12月，萨达姆在提克里特附近一洞穴中被活捉, 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反复播放两个片断：一个是士兵进入洞穴，另一个是医生检查萨达姆的嘴巴。
在第一个镜头中，萨达姆看上去更加像个眼神茫然的乞丐。美国的力量在萨达姆的无力中得到了体现。美国炫耀胜利的意图在第二个镜头中有更明显有效的表征。医生和病人的概念通常符合一个二元对立模式：医生是权威，病人是弱者。这也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象征。每个人在医生面前都是顺从的。在第二个镜头中，萨达姆张着嘴巴任由美国派来的医生检查，这种柔顺的态度无疑是个普通人在医生面前会有的一种被征服者的态度。
至此，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的神话彻底被打破。对萨达姆的审判，对布什而言，更是如其所说，是一个“里程碑”。
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执行绞刑。
军事政变
2006年12月5日，斐济武装部队司令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在首都苏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解除总理莱塞尼亚·恩加拉塞的职务并且任命了新的过渡总理，军方目前已经“接管政府、掌握行政权力并且控制了全国”。
这是2006年一场真正的政变。在这一年，从白俄罗斯到乌克兰，从格鲁吉亚到波利维亚，政变的传说四处飘散，但大多不过是当政者打击异己的借口。而9月19日曼谷雨夜的政变却像刺刀一样冰冷、锋利、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政变会改变什么？一个总理的仕途？一个政权的交替？一个国家的进退？没有答案。新的一天，曼谷的商场和公园已经打开大门迎接它们的顾客，而走下飞机舷梯的游人仍然带着他们的假期和快乐，潮水般涌向金碧辉煌的佛寺和阳光灿烂的海滩。
安全威胁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曲折和动荡中发展。国际安全形势尽管总体上保持稳定，但仍受到多重因素的挑战。那么，这一年里，国际安全面临着哪些问题，呈现出哪些新特点，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
安全威胁构成挑战
新华社记者不久前采访了研究国际安全形势专家，大多数专家普遍表示，2006年，对国际安全的挑战，仍来自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两个方面，但其表现形式有新的发展。
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认为，2006年国际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朝核问题、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以及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及巴以冲突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并有对抗升级的风险；美国在伊拉克已陷入泥潭，局势日益恶化；国际反恐形势也不容乐观，有迹象表明“基地”等恐怖组织的追随者日益增加。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让－弗朗索瓦·达居藏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正进一步给国际安全带来冲击。在特定时期，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害甚至大于传统威胁。
达居藏还特别提到了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他举例说，世界一些重要机场和铁路交通枢纽的中央控制系统不时遭到黑客和电脑病毒的侵入和袭击，一旦这些系统陷入瘫痪，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另外，2006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度创下每桶77美元的历史新高，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他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能源，因此各国应高度关注油价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恐怖主义与局部冲突
对于当今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英国伦敦皇家联合防务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尼尔指出，现在，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恐怖主义正悄然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信息战和心理战。如恐怖组织将发动恐怖袭击的过程录制下来通过互联网传播，使袭击中的暴力、恐怖景象广泛流传，从而对更多人的身心造成巨大冲击。这是一种影响巨大、实施简单、成本低廉、无需周密策划和直接指挥，但效果明显的恐怖活动。如今，“基地”组织从事的恐怖活动中约50％是这种非传统方式的恐怖活动。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教授认为，当今的恐怖主义活动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国际恐怖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了比过去更大的网络，活动的地域在扩大；二是热点地区和动荡国家的恐怖活动频繁发生；三是核恐怖问题更加尖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越来越成为国际反恐的重大挑战。
盘点2006年的全球安全形势，中东显然是一个焦点。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系主任哈桑·纳法阿教授指出，中东存在着三个引发地区局势紧张的“核心”，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局势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一定要考虑到其关联性。他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对伊拉克局势的前景尤其感到担忧，因为伊拉克周边国家拥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一旦伊拉克爆发大规模教派冲突，将可能把其他国家卷入，危及整个地区安全。
欧洲战略情报与安全中心主席克劳德·莫尼克指出，2006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非常严峻。如今美国在伊拉克进退两难。在阿富汗，受塔利班势力重新抬头等因素的影响，局势也令人担忧。
需加强多边合作
国际安全面对的诸多挑战不是某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是涉及全球的普遍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长期的努力，这是被采访的专家们的一个共识。
达居藏指出，解决国际安全威胁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强国际合作，世界多极化无疑有助于减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他还特别强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应放弃单边主义，而且不应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国。
奈明确指出，美国在解决安全领域里的问题时“事倍功半”，收效甚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和过度使用“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美国发动了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不仅使它在国际上失去人心，也限制了它应对其他全球性安全挑战的能力。他呼吁加强大国之间以及联合国内部的合作，在解决朝核和伊朗核问题方面发挥六方会谈机制和安理会作用，在伊拉克问题上加强美国与伊邻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专家们还指出了发展经济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的重要性。达居藏认为，经济发展正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埃及《金字塔报》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穆奈姆·赛义德则表示，要实现中东和平，国际社会必须帮助中东地区国家达成并落实一个地区和平和发展的共识。
阿尔巴托夫指出，安全威胁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世界各国摒弃意识形态分歧，超越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分歧，开展密切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应予以高度重视。目前，该组织框架内各项反恐合作卓有成效。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该组织的合作模式和“上海精神”，即用相互信任、公开透明、从不施压和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尊重文明多样性，寻求共同发展。他强调说，上海合作组织为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树立了平等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挑战的典范。
防核扩散
2006年的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核争端激荡着世界局势，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的征途上艰难跋涉。
核问题：世界之忧
2006年，伊朗核问题争端最终突破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朝鲜进行了地下核试验。这两个事态表明，国际防止核扩散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在过去一年中，伊朗在核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震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虽然这种进展离美国所担忧的“核武器水平”还有很大距离。目前伊朗浓缩铀的纯度至少达到5％工业级水平。较低纯度的铀可作为核电站的燃料，如果纯度在90％以上，铀则可被用来制造核武器。伊朗2006年年初宣布将在年底前将离心机数量增至3000台，而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更是表示伊朗最终将安装6万台离心机。
朝鲜中央通讯社10月9日宣布朝鲜当天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消息震动了世界。尽管国际社会对朝鲜核试验的技术数据说法不一，但都认为朝鲜核试验是准确无误的事实。这说明，朝鲜已经具有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尽管其技术多高、能力多大还是一个谜。
此外，国际核裁军进程止步不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迟迟不能生效。
西方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无核国家的质疑。美国2006年3月与拒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抵制下，2006年9月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第50届常会未能就阿拉伯国家联合提交的有关“以色列的核能力与核威胁”决议案进行表决。
目前，除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全世界还有约30个国家的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准。这些国家一旦退出国际防扩散机制，就能在短期内具备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同时，国际恐怖分子通过地下走私渠道获取敏感核技术和高纯度核材料，增加了发生核恐怖袭击的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止非法贩卖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中，全球走私、盗窃、非法占有、运输和交易核材料的事件每年超过100起，其中跨国界的核走私活动也显著增加。
关注两大焦点
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产生的背景复杂，国际社会正千方百计地加以解决。
伊朗核问题源于美国对伊朗核能开发计划的“严重质疑”。美国认为伊朗提炼铀的目的是“核武器开发”。对此，伊朗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核计划有“非和平”性质前，西方要求伊朗作出种种妥协是“非法的”。另外，由于长期受美国敌视，同时看到了伊拉克“沦陷”的“示范作用”，伊朗有着很强的安全担忧，强烈希望“我的安全我做主”。
长期劝说伊朗中止铀浓缩无效后，国际原子能机构2006年2月正式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6月初，欧盟负责安全与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向伊方递交了美、俄、中、英、法、德共同提出的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国新方案，该方案包括一揽子旨在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的鼓励性和惩罚性措施。随后，安理会又于7月31日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在一个月内中止和铀浓缩相关的一切活动，否则将面临制裁。
在朝鲜看来，它的核试验这个“果”起因于美国政府推行敌视朝鲜的政策，企图改变朝鲜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布什政府上台后，一改克林顿政府后期相对缓和的对朝政策，先是把朝鲜列入“邪恶轴心”的黑名单，后又威胁要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朝鲜看来，美国2002年毁弃朝美关于解决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导致了核问题的再度爆发，美国宣布对朝实施金融制裁又使六方会谈陷入了停滞。
朝鲜核试验后，国际社会一方面表达了反对朝鲜核试验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中、朝、美三国官员10月底在北京会晤，达成了恢复六方会谈的重要协议。六方会谈中、朝、美代表团团长11月底在北京举行非正式会晤，通过多轮三边和双边磋商，坦率深入地交换意见，同意共同努力，争取六方会谈早日重开并取得积极进展。
难点与前景
解决朝核问题有许多难点：其一，朝鲜认为自己是“有核国家”，而其他各方则持否定态度；其二，朝鲜把会谈重点放在解除金融制裁、获得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甚至核裁军问题上，而美国则把朝鲜弃核作为重点；其三，朝鲜强调“同时行动”原则，而美国则坚持朝鲜必须首先在弃核方面有所行动。朝核问题说到底是朝美对抗的产物，而朝美之间的最大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大难点在于，伊朗坚持声称其铀浓缩活动旨在和平利用核能，而国际原子能机构3年多的核查仍不能确定伊朗存在未经审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
明确界定是和平利用核能还是寻求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有一定难度。而在全球能源需求迅速增长，核能利用领域继续扩大的情况下，这种界定显得尤为紧迫。
目前，伊朗并未作出实质性让步，既没有在对六国新方案的答复中答应西方要求，也没有按安理会决议在8月31日前中止铀浓缩活动。在此情况下，难以预期有关各方短期内会在此问题上出现突破。尽管伊朗的回应引起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严重不满，但在国际社会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解决争端的呼声下，如果没有突发情况，双方外交领域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
从以往情况来看，尽管朝鲜在六方会谈中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灵活性，但在迫使美国改变敌视政策并得到切实回报之前，他决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这张唯一“王牌”。而对于把防扩散和反恐作为头等大事的布什政府来说，在不达到迫使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的目标之前，美国不会改变对朝强硬政策。
解决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努力的艰巨性。要实现防止核扩散的目标，除国际原子能机构需加强技术措施外，有关各方必须放弃成见，通过加强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和矛盾。
安倍新政
2006年9月26日下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于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当选日本新一任首相。
安倍晋三上台后，这个曾被称为“小泉遗产继承人”的日本新领导人，在内政外交上，是完全延续小泉的路线，还是有所调整，他将如何改变日本，又将把日本带向何方，成为日本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小泉执政5年，在国内经济改革上推行强硬路线，冲破了战后形成的一些结构性痼疾，但同时也给日本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小泉实际上是在推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强调能力和实力，强调能者多得，想把日本变成竞争力社会。“但现在，新自由主义改革遭到日本国内的很多批判——日本原来好的特点没有了。安倍不能忽视这样的呼声。安倍可能要往回走一些，就是要平衡反对者的势力”。
日本共同社中国局局长渡边阳介也持类似观点，他说，在当下日本，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经济尚需继续改革，但同时也有不少民众不希望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至于安倍会不会继续推行改革，很多人有疑问。在渡边看来，安倍比小泉年轻，资历也浅，同时他不像小泉那样独断专行，而显得更有协调性，可能会兼顾多方面的利益，“不过，这种性格对改革究竟是好是坏，现在也说不清楚”。
希望亲手制定新宪法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没有交战权，也不能拥有军力和用战争方式解决争端。但安倍积极鼓吹修宪，在竞选期间曾提出，根据情况，他预计能在5年内完成修宪。在此之前，他建议用变通解释宪法条文的方式，实质拥有集体自卫权。
2006年9月1日，安倍明言，“如果成为自民党新总裁，我将在修改宪法的政治日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我希望亲手制定一部新宪法”。此前他曾表示，现行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须搬掉的“拦路石”。
安倍出身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早年当日本首相时就提出要修改宪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徐之先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一些日本人认为安倍继承了其外祖父的政治主张，他执政的最大一个目标就是要修宪，要实现用日本的手写日本的宪法。
“安倍是积极的改宪派，这是肯定的，”金熙德研究员说，“改宪的焦点在宪法第九条，就是日本要不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不要成为能够在海外动武的国家。现在的宪法是禁止的，有些人认为必须结束宪法的束缚，安倍显然是属于这一派的。”
渡边阳介也认为，安倍在修宪上的意愿很强烈，一定会尽力推动。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诉求，而是在日本国内，大多数国民都有这种意愿——“我们现在的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日本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宪法。”
而且，他认为美国会乐见其成，因为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因为有宪法上的限制，日本没办法给美国提供更多的支持”。
不过，渡边也承认，修宪将困难重重，在安倍的任期内恐怕难以实现。“一来，程序比较复杂，要2/3以上的国会议员通过，然后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要过半数，”渡边说，“二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修宪将遭遇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韩的外交压力。”
金熙德研究员也认为日本企图修宪不易，“安倍当然想对宪法第九条动手，但能否改成，何时能改成，这都是未知数。日本历史上有很多首相想改宪，但是60多年来一直没有成功”。
亚洲外交可能改观
小泉时代给日本带来的最大一个坏处就是，与东亚近邻中国与韩国的关系越搞越僵。中日高层交流陷入停滞状态，“政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热”，这也是小泉留给安倍的“负遗产”。
小泉曾为自己辩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日美关系太好，日本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始终如一的立场是，日美关系越紧密越亲近，与中国、韩国、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事实证明小泉的辩解是无力的。日本在亚洲几陷孤立状态。如今轮到安倍来处理这宗“负遗产”了。
竞选期间，安倍打出“有主见的外交”和“强大的日本、值得依赖的日本”等旗号，主张强化日美同盟、构建“战略性”亚洲外交。
安倍既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信任和互惠关系”，又表示日本与邻国应该改善关系——但“这种努力必须是互相的”。另外，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的态度仍然是模糊的。
渡边阳介认为，安倍在对待日美关系上还是会延续小泉的路线，这是无可选择的。但安倍的确也想改善与中韩的关系，因为现在的关系“实在太差了”。“我想他可能不会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即使要参拜，也会是个人身份，并且是秘密的。”
徐之先则认为，按安倍的信念以及本质，他肯定是要去的，但按照他现在面临的政治状况，他又不能去，“所以他不会明确表态去还是不去，我们一般认为他上台后不会去，否则明摆着中日关系打不开。问题是明年秋天的参院选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选，对自民党来说是很关键的。在那种情况下，安倍去不去，是不是绝对不去，就不确定了。”
“我们在和日本朋友聊天时，他们没有一个敢下定论说安倍肯定不去。”徐之先说。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周牧之则提醒说，与小泉不同的、同时也最令大家担心的是，小泉承认战争是错误的，承认战犯是有罪的，但在这两点上安倍都不明确说，“安倍既不说参拜靖国神社，也不说不参拜，这是个很棘手的事情。”
金熙德也发现，安倍对历史的看法逐渐有了修正。“安倍原来是个非常强硬的右翼政治家，但现在开始对历史问题模糊化。我们对模糊化本身不太满意，因为模糊化本身还是蕴涵着往回走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模糊化毕竟与原来的强硬相比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如果他能继续朝着相对稳健和平衡的外交方向上走，那么日本的外交局面就会有所改善。”
中非双赢
48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北京，参加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的首脑峰会。2006年11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各国元首时提出8项援非措施，内容涉及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一个核心成果，是中非双方领导人11月5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中郑重宣示，中非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不断深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真挚友谊和团结合作
中国与非洲国家自古以来从未发生奴役与被奴役、殖民与被殖民、侵略与被侵略等不幸交往，中非存在的只是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的传统友谊，而且经受住了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非人民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创造了各具特色、绚烂多彩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中非人民不甘奴役、顽强抗争，谱写了追求自由解放、捍卫人类尊严的光辉篇章，创造了国家建设、民族振兴的辉煌历史。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年来，中非人民休戚与共、相互支持，始终坚持真诚相待、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和精神，中非友好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始终坚定支持非洲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从培训技术人员到培训各类人才，从援建坦赞铁路到援建各项工程，从派遣医疗队员到派遣维和官兵，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情谊。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巨大而宝贵的支持，全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真诚希望中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热切盼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2000年10月，中非共同倡议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加强友好合作的重大举措。双方提出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今天，中非关系又跨越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原则的中非友谊，已深深扎根在双方人民心中。中国同非洲国家是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泛泛交往，而是从合作机制到政策措施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内容，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论坛成立以来成功举办了三届部长级会议和一届峰会，已成为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对话、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进相互信任、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论坛6年来先后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等一系列文件，成为指导中非不断深入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未来发展的蓝图。同时，中国支持推进论坛行动计划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以及非洲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协调与合作。
6年来中非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非高层交往越来越密切，中非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次，其中中国领导人访非50多起。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7项维和行动。中非经贸合作保持强劲增长，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06亿美元；2005年已经达到398亿美元。中国累计对非各类投资达62.7亿美元，设立非金融类企业800多家，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通信、农业等领域。中国在援款项下帮助49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20多个成套项目，在26个非洲国家承担了58个优惠贷款项目。中国免除了31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9亿元人民币债务，给予非洲28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14600余名。中非在文化领域也开展了“中非青年联欢节”、“中华文化非洲行”等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
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中非双方决心深化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加强高层交往，开展战略对话，增进政治互信，加深传统友谊，加强协调配合；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密切经贸联系，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成果；扩大相互借鉴的文化交流，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的交流和借鉴，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和繁荣，加强人文对话，增进双方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中非共同的时代使命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非洲面临的共同任务，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使命，没有中国和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这些都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全球发展不均衡，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新形势下，中非发展目标一致，共同利益在扩大，相互需求在增加。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合作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为加强南南合作树立了发展典范。中非关系不断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而且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推动均衡和谐、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中非合作是透明、开放和包容的合作，不会影响中非各自与第三方的合作，更不会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相反，中非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将为世界各国提供难得的机遇。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充满希望的热土。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就像一条牢固的纽带，把中国与非洲紧紧联结在一起，为实现中非发展、造福中非人民，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