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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生前曾两次被战友误以为牺牲并予以追悼；他，率部参加湘西剿匪，使湘西数百年的匪患宣告终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是开国将军中仅有的10位独臂将军之一，毛泽东曾为之感慨：“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却仍然对党初心不改……
他就是晏福生。
两次受到悼念
晏福生，原名晏国金，1904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醴陵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湘东独立师第3团副官、红6军团17师49团政治委员、第18师和第16师政治委员、西路军总部警卫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7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1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2支队副政治委员、第359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1师政治委员、第10纵队28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47军副军长、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过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宜沙战役、湘西战役。1955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4年4月7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1934年7月，时任红6军团17师49团政委的晏福生，率部西征，从永新出发，经遂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转战湘南，进入湘桂边界。9月2日，在湖南道县仙子脚镇蒋家岭遭到国民党第19师所属55团阻击，晏福生指挥49团1营1连迂回包抄，夺取神仙头，进而合击主峰，将敌人击溃。红军主力绕过永安关，经下石塘、熊家等地，越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境内。此后，又折回湘西，西进贵州，迂回北上，打破了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
红2、红6军团于10月24日胜利会师后，为了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奉命建立湘西革命根据地。晏福生率领49团担任前卫，一举打垮永顺保安团，占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了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湘西军阀陈渠珍组成10个团1万余人，分四路一齐扑向永顺，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把红军围歼在永顺地区。晏福生率部故意示弱，撤出永顺县城，将敌人引到龙家寨十万坪地区，配合兄弟部队伏击，并率全团战士跃出战壕，勇猛杀向敌群，把敌军分割成数块，分别围歼。此役，共歼敌1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200余支，轻机枪10挺和大量子弹、马匹等军用物资，是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一步形成與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1935年1月，湘鄂川黔苏区初步建成。其范围包括永顺、大庸、桑植县的大部地区和龙山、保靖、慈利等县的部分地区，东西200余公里，南北120余公里，人口约50万，设立了6个县、30多个区革命委员会，主力红军由70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组建了地方武装独立团和游击队。
2月初，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贺龙、任弼时指挥红军第2、第6军团进行反“围剿”作战。4月12日，红2、红6军团离开塔卧、龙家寨向北机动。同日下午，在陈家河西南蒋家垭地区，与由桑植沿澧水西进，企图阻止红军北进的国民党军第58师第172旅遭遇。红军前卫第10团立即发起攻击，歼灭其警戒分队，占领有利地形。贺龙、任弼时决定集中11个团的兵力，分割围歼孤立的第172旅。13日8时，红军打退庙凸山守军1个营的反扑，乘势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庙凸山、张家湾、吴家湾3个制高点。接着向陈家河南北高地发动进攻，红51团第3营直插陈家河，歼其旅部，使该旅失去指挥，战至黄昏，将其全部歼灭。陈家河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第58师师部及174旅由桑植向陈家河增援，进至两河口时，发现第172旅被歼即掉头南撤，准备暂宿桃子溪，等待留守桑植的第348团到达后，再继续撤至塔卧。15日晚，红2、红6军团乘国民党军忙于宿营，抓住战机，突然发起攻击，将其全歼，乘势收复了桑植县城。这次战斗，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2个旅，俘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挺）、山炮2门。
晏福生率领49团进攻陈家河时，无意中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往西逃窜，情急之下，只带着一名警卫员追击，也由此导致与部队失去联系。战友们在寻找未果并撤离阵地后，都以为晏福生已经牺牲，团长甚至在会上提议：“为晏福生政委默哀三分钟。”岂料，恰在此时，晏福生竟然和警卫员背着缴获的枪支，押着俘虏走了进来。
9月，蒋介石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再次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为保存军力和创建新苏区，决定红2、红6军团参加长征。出发前，红6军团组建红16师，晏福生任政委。
1936年7月5日，红2、红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0月5日，为了打通大部队前进的道路，红16师侦察到天水东南的娘娘坝驻有敌军一连人，分散驻守于娘娘坝街、街东牡丹山碉堡和庙宇后，决定夜袭娘娘坝敌军。由于牡丹山筑有碉堡，易守难攻，加之守敌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当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从天水方向赶来增援的敌人到达娘娘坝，红军腹背受敌，红16师师长在激战中中弹牺牲。
7日，晏福生好不容易刚刚率部突围出来，又遭遇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红16师虽然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围上来的敌人却越来越多，甚至整个红6军团也面临绝境。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晏福生命令部队从山下的斜坡杀开血路吸引敌人。随后，大批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将红16师团团围住，并出动了飞机助战。晏福生指挥部队反复冲杀，损失惨重，甚至师部指挥员也只剩下了晏福生。晏福生临危不乱、沉着指挥，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可就在这时，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炸伤了晏福生右臂，血肉模糊，疼痛难忍，行走吃力。为了不拖累大家，晏福生用左手掏出密电码本交给警卫员，厉声命令火速离开，自己纵身跳下陡坡。 红6军团主力脱险并得知晏福生情况后，军团政委王震立即派人去寻找。因无功而返，大家都以为晏福生牺牲了。军团长陈伯钧悲痛地在日记中写道：“16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四个师干部全没了。”王震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沉痛地提议：“请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
晏福生并没有死。他跳下陡坡后因被树木阻拦，滚进了一个被杂草遮掩的废弃土窑洞，并一直昏睡。以至于敌、我双方都未能发现。第二天，晏福生苏醒过来后，挣扎着来到一户百姓家。接着，换上便装，一路追赶部队。
晏福生因伤势得不到治疗和控制，伤口渐渐化脓、生蛆，加之缺吃少喝，最终晕倒在路旁。路过的百姓在他苏醒后，得知他是红军，把他送到了红四方面军第31军的一个师部，而31军的军长恰恰是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得到晏福生还活着的消息，萧克立刻派人把晏福生接到军部，又火速将晏福生转送红四方面军卫生部，请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亲自为其做切肢手术。晏福生终于保住了性命。
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连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11月8日，红5、红9、红30军共2.1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晏福生虽然伤口尚未愈合，但却主动要求参战，被任命为警卫团政委。在河西走廊，西路军由于兵力悬殊、无后勤、无弹药补助，无任何救援，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30余万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后，虽然歼敌5.5万人，自身也几乎全军覆灭。晏福生几经辗转，历经艰险，于1937年3月回到延安。
国民党政府为了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禁止国统区的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以期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晏福生因失去一臂，无法抡镐翻地锄地，但他却坚决要求参加，让人锻打了一把可以单手使用和随身携带的小锄头，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毛泽东得知其事迹后，亲笔为他题词：“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湘西剿匪功臣
1949年8月，为歼灭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诸部，配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保障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两广，第47军奉命挺进湘西，晏福生任副军长。
鄂、渝、黔、桂交界的湘西地区，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纵贯，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溪河密布，洞穴幽深。自宋朝起，匪患绵延。解放前夕，湘西匪患尤烈。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其地理条件，建立反共根据地。他们勾结地方股匪，组建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还有“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等成建制的10多股反动武装，总数达10多万之众。蒋介石为实现“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目的，让其悍将宋希濂兵团的王牌122军在大庸（现属张家界市）、溪口山布防，阻止解放军进入西南。而解放湘西，必须首先消灭大庸之敌，拿下大庸无疑是解放湘西的关键。
为了打好大庸战役，晏福生和其他军领导根据敌情作了周密部署：139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首先攻打溪口、渔浦一线，尔后向大庸推进；141师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西宋希濂主力增援和大庸之敌北窜；140师的418团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的熊壁岩、东门坪，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各部预定10月16日达成合围，将敌人全歼在大庸城。
10月14日，各部隊按计划向指定地域推进，合击大庸城守敌122军。 10月15日拂晓，139师的两个团包围溪口镇外守敌的一个团，并将其击溃。次日，47军集中兵力猛攻大庸。至晚上10时许，整个战斗结束，生俘敌军长张绍勋、27师师长谢淑周、45师师长黄鼎勋，共歼敌4000余人，打开了解放湘西的大门，打通了二野解放大西南的通道。
而后，晏福生率领140师、47军炮团、教导队和留守人员进入湘西。当时，湘西22个县的大部分地区仍控制在土匪手里，他们时刻准备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
晏福生首先命令剿匪部队向土匪武装和游杂武装展开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迫使土匪纷纷放下武器。他们很快收降湘西总队、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1军副军长汪援华和武思光等部12000余人。
1950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把剿匪作为中心工作。2月1日，湘西军区发出《剿匪政治动员令》，全面进剿土匪，要求集中使用兵力，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再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消灭等待、观望的土匪；最后发动群众清剿小股土匪和散匪。随即，湘西军区、47军向剿匪部队发布命令，展开进剿。晏福生指挥了141师对国民党暂编第1军陈子贤部，139师对国民党暂2军暂8师石玉湘部，140师对盘踞在芷江、怀化、黔阳北部地区的杨玉清、彭玉清、姚大榜、方世雄、萧德纯、曾庆明、周富全等土匪的围剿。至3月底，共歼、降土匪1万多人。
4月，湖南军区根据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部署，制定新的进剿计划，决定集中兵力对中心区域进行重点进剿。晏福生指挥了永顺分区对李兰初部，141师对曹振亚、曹子西部，141师、永顺分区直属队对徐西南、贾风明部，139师和湘西军区对暂2军张玉林部，140师对曾庆明、彭玉清、杨作治、张嗣基、尹毛茹、李摆子等土匪的重点进剿。到7月底，共消灭土匪150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15000多件。
8月，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审时度势，指定了“剿匪重于整训，先清剿后整训”的方针，把剿匪重点放在中心区和夹生区。晏福生继续指挥了相关战斗，共歼灭土匪近万名， 9000多个自然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群众达500多万，民兵发展到30万。 1950年10月，湘西剿匪进入边缘区会剿战役，战线涉及湘、鄂、川、黔、桂五省800里。
战役第一阶段是集中10个团、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第二阶段是以7个团就地铺开，以4个团和地方武装协同邻省部队会剿残匪。晏福生指挥了47军等剿匪部队的作战，击毙“湘鄂川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活捉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迫使“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三支队司令瞿南楷、副司令瞿奎如、匪“湘鄂川边军政委员会”主任师兴周等重要匪首投降。
至1951年2月，湘西剿匪部队共歼匪92081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湘西剿匪的胜利，是鲜血换来的。据《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记载，仅晏福生所率领的解放军第47军就牺牲了上千名战士。而后，47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蒙冤不改初心
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面对晏福生等残疾将军，不禁感慨万千：“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晏福生在担任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期间，曾对林彪死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进行过多次批评。黄永胜对此怀恨在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永胜迫不及待地搜集晏福生“罪证”、“黑材料”，企图致其于死地。
由于晏福生光明磊落，黄永胜无法得手，遂以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为突破口。
马忆湘，土家族，湖南省永顺人，1935年加入红军，任第二方面军总医院看护，参加长征；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关中分区妇联副主任。1945年，随八路军359旅赴东北，任旅卫生部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广州军区通信总站、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政委等职务。曾经以自己当红军的前后经历为素材，写了一部题为《朝阳花》的长篇小说。
《朝阳花》以其朴素流畅的语言，真实可信的情境与细节，坎坷而又充满希望的人物命运，生动鲜明地塑造了吴小兰、王德明、看护长、小刘、柳莹、李连长等一批红军指战员的光辉形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怎样一个党，怎样一支军队，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朝阳花》与同时期出版的《苦菜花》、《迎春花》并称“三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黄永胜以《朝阳花》是歌颂贺龙、为贺龙树碑立传的“大毒草”為由，带走了马忆湘，送到“学习班”，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妄图通过马忆湘进一步整倒贺龙、挖出晏福生的黑材料。面对专案组不分白天黑夜逼迫，马忆湘几次昏倒，但始终没有出卖灵魂。
再次未果后，黄永胜干脆以召开常委会，不准带警卫员和秘书为由，先控制晏福生，送到“学习班”隔离审查，随之逮捕，关押在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也放着刺眼的强光，承受着“车轮战”式的逼供。在晏福生看来，当初自己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不惜流血牺牲追随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就是因为相信党的伟大。如今，他同样坚信总会有云开见日的那一天。
1969年10月，林彪向全军下达了“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又称“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晏福生因此被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在黄永胜的授意下，晏福生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与虐待。但晏福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相信林彪、黄永胜之流，必将被人民所唾弃，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晏福生才重获自由。
1980年11月，黄永胜被作为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大主犯之一受到审判。
晏福生又一次迎来了胜利！
他就是晏福生。
两次受到悼念
晏福生，原名晏国金，1904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醴陵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湘东独立师第3团副官、红6军团17师49团政治委员、第18师和第16师政治委员、西路军总部警卫团政治委员、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7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1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2支队副政治委员、第359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1师政治委员、第10纵队28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47军副军长、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过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宜沙战役、湘西战役。1955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4年4月7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1934年7月，时任红6军团17师49团政委的晏福生，率部西征，从永新出发，经遂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转战湘南，进入湘桂边界。9月2日，在湖南道县仙子脚镇蒋家岭遭到国民党第19师所属55团阻击，晏福生指挥49团1营1连迂回包抄，夺取神仙头，进而合击主峰，将敌人击溃。红军主力绕过永安关，经下石塘、熊家等地，越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境内。此后，又折回湘西，西进贵州，迂回北上，打破了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
红2、红6军团于10月24日胜利会师后，为了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奉命建立湘西革命根据地。晏福生率领49团担任前卫，一举打垮永顺保安团，占领湘西北咽喉之地永顺县城，取得了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湘西军阀陈渠珍组成10个团1万余人，分四路一齐扑向永顺，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把红军围歼在永顺地区。晏福生率部故意示弱，撤出永顺县城，将敌人引到龙家寨十万坪地区，配合兄弟部队伏击，并率全团战士跃出战壕，勇猛杀向敌群，把敌军分割成数块，分别围歼。此役，共歼敌1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200余支，轻机枪10挺和大量子弹、马匹等军用物资，是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一步形成與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1935年1月，湘鄂川黔苏区初步建成。其范围包括永顺、大庸、桑植县的大部地区和龙山、保靖、慈利等县的部分地区，东西200余公里，南北120余公里，人口约50万，设立了6个县、30多个区革命委员会，主力红军由70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组建了地方武装独立团和游击队。
2月初，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贺龙、任弼时指挥红军第2、第6军团进行反“围剿”作战。4月12日，红2、红6军团离开塔卧、龙家寨向北机动。同日下午，在陈家河西南蒋家垭地区，与由桑植沿澧水西进，企图阻止红军北进的国民党军第58师第172旅遭遇。红军前卫第10团立即发起攻击，歼灭其警戒分队，占领有利地形。贺龙、任弼时决定集中11个团的兵力，分割围歼孤立的第172旅。13日8时，红军打退庙凸山守军1个营的反扑，乘势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庙凸山、张家湾、吴家湾3个制高点。接着向陈家河南北高地发动进攻，红51团第3营直插陈家河，歼其旅部，使该旅失去指挥，战至黄昏，将其全部歼灭。陈家河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第58师师部及174旅由桑植向陈家河增援，进至两河口时，发现第172旅被歼即掉头南撤，准备暂宿桃子溪，等待留守桑植的第348团到达后，再继续撤至塔卧。15日晚，红2、红6军团乘国民党军忙于宿营，抓住战机，突然发起攻击，将其全歼，乘势收复了桑植县城。这次战斗，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2个旅，俘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挺）、山炮2门。
晏福生率领49团进攻陈家河时，无意中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往西逃窜，情急之下，只带着一名警卫员追击，也由此导致与部队失去联系。战友们在寻找未果并撤离阵地后，都以为晏福生已经牺牲，团长甚至在会上提议：“为晏福生政委默哀三分钟。”岂料，恰在此时，晏福生竟然和警卫员背着缴获的枪支，押着俘虏走了进来。
9月，蒋介石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再次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为保存军力和创建新苏区，决定红2、红6军团参加长征。出发前，红6军团组建红16师，晏福生任政委。
1936年7月5日，红2、红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0月5日，为了打通大部队前进的道路，红16师侦察到天水东南的娘娘坝驻有敌军一连人，分散驻守于娘娘坝街、街东牡丹山碉堡和庙宇后，决定夜袭娘娘坝敌军。由于牡丹山筑有碉堡，易守难攻，加之守敌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当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从天水方向赶来增援的敌人到达娘娘坝，红军腹背受敌，红16师师长在激战中中弹牺牲。
7日，晏福生好不容易刚刚率部突围出来，又遭遇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红16师虽然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围上来的敌人却越来越多，甚至整个红6军团也面临绝境。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晏福生命令部队从山下的斜坡杀开血路吸引敌人。随后，大批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将红16师团团围住，并出动了飞机助战。晏福生指挥部队反复冲杀，损失惨重，甚至师部指挥员也只剩下了晏福生。晏福生临危不乱、沉着指挥，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可就在这时，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炸伤了晏福生右臂，血肉模糊，疼痛难忍，行走吃力。为了不拖累大家，晏福生用左手掏出密电码本交给警卫员，厉声命令火速离开，自己纵身跳下陡坡。 红6军团主力脱险并得知晏福生情况后，军团政委王震立即派人去寻找。因无功而返，大家都以为晏福生牺牲了。军团长陈伯钧悲痛地在日记中写道：“16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四个师干部全没了。”王震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沉痛地提议：“请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
晏福生并没有死。他跳下陡坡后因被树木阻拦，滚进了一个被杂草遮掩的废弃土窑洞，并一直昏睡。以至于敌、我双方都未能发现。第二天，晏福生苏醒过来后，挣扎着来到一户百姓家。接着，换上便装，一路追赶部队。
晏福生因伤势得不到治疗和控制，伤口渐渐化脓、生蛆，加之缺吃少喝，最终晕倒在路旁。路过的百姓在他苏醒后，得知他是红军，把他送到了红四方面军第31军的一个师部，而31军的军长恰恰是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得到晏福生还活着的消息，萧克立刻派人把晏福生接到军部，又火速将晏福生转送红四方面军卫生部，请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亲自为其做切肢手术。晏福生终于保住了性命。
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连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11月8日，红5、红9、红30军共2.1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晏福生虽然伤口尚未愈合，但却主动要求参战，被任命为警卫团政委。在河西走廊，西路军由于兵力悬殊、无后勤、无弹药补助，无任何救援，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30余万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后，虽然歼敌5.5万人，自身也几乎全军覆灭。晏福生几经辗转，历经艰险，于1937年3月回到延安。
国民党政府为了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禁止国统区的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以期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晏福生因失去一臂，无法抡镐翻地锄地，但他却坚决要求参加，让人锻打了一把可以单手使用和随身携带的小锄头，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毛泽东得知其事迹后，亲笔为他题词：“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湘西剿匪功臣
1949年8月，为歼灭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诸部，配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保障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两广，第47军奉命挺进湘西，晏福生任副军长。
鄂、渝、黔、桂交界的湘西地区，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纵贯，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溪河密布，洞穴幽深。自宋朝起，匪患绵延。解放前夕，湘西匪患尤烈。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其地理条件，建立反共根据地。他们勾结地方股匪，组建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还有“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等成建制的10多股反动武装，总数达10多万之众。蒋介石为实现“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目的，让其悍将宋希濂兵团的王牌122军在大庸（现属张家界市）、溪口山布防，阻止解放军进入西南。而解放湘西，必须首先消灭大庸之敌，拿下大庸无疑是解放湘西的关键。
为了打好大庸战役，晏福生和其他军领导根据敌情作了周密部署：139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首先攻打溪口、渔浦一线，尔后向大庸推进；141师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西宋希濂主力增援和大庸之敌北窜；140师的418团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的熊壁岩、东门坪，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各部预定10月16日达成合围，将敌人全歼在大庸城。
10月14日，各部隊按计划向指定地域推进，合击大庸城守敌122军。 10月15日拂晓，139师的两个团包围溪口镇外守敌的一个团，并将其击溃。次日，47军集中兵力猛攻大庸。至晚上10时许，整个战斗结束，生俘敌军长张绍勋、27师师长谢淑周、45师师长黄鼎勋，共歼敌4000余人，打开了解放湘西的大门，打通了二野解放大西南的通道。
而后，晏福生率领140师、47军炮团、教导队和留守人员进入湘西。当时，湘西22个县的大部分地区仍控制在土匪手里，他们时刻准备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
晏福生首先命令剿匪部队向土匪武装和游杂武装展开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迫使土匪纷纷放下武器。他们很快收降湘西总队、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1军副军长汪援华和武思光等部12000余人。
1950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把剿匪作为中心工作。2月1日，湘西军区发出《剿匪政治动员令》，全面进剿土匪，要求集中使用兵力，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再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消灭等待、观望的土匪；最后发动群众清剿小股土匪和散匪。随即，湘西军区、47军向剿匪部队发布命令，展开进剿。晏福生指挥了141师对国民党暂编第1军陈子贤部，139师对国民党暂2军暂8师石玉湘部，140师对盘踞在芷江、怀化、黔阳北部地区的杨玉清、彭玉清、姚大榜、方世雄、萧德纯、曾庆明、周富全等土匪的围剿。至3月底，共歼、降土匪1万多人。
4月，湖南军区根据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部署，制定新的进剿计划，决定集中兵力对中心区域进行重点进剿。晏福生指挥了永顺分区对李兰初部，141师对曹振亚、曹子西部，141师、永顺分区直属队对徐西南、贾风明部，139师和湘西军区对暂2军张玉林部，140师对曾庆明、彭玉清、杨作治、张嗣基、尹毛茹、李摆子等土匪的重点进剿。到7月底，共消灭土匪150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15000多件。
8月，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审时度势，指定了“剿匪重于整训，先清剿后整训”的方针，把剿匪重点放在中心区和夹生区。晏福生继续指挥了相关战斗，共歼灭土匪近万名， 9000多个自然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群众达500多万，民兵发展到30万。 1950年10月，湘西剿匪进入边缘区会剿战役，战线涉及湘、鄂、川、黔、桂五省800里。
战役第一阶段是集中10个团、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第二阶段是以7个团就地铺开，以4个团和地方武装协同邻省部队会剿残匪。晏福生指挥了47军等剿匪部队的作战，击毙“湘鄂川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活捉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迫使“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三支队司令瞿南楷、副司令瞿奎如、匪“湘鄂川边军政委员会”主任师兴周等重要匪首投降。
至1951年2月，湘西剿匪部队共歼匪92081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湘西剿匪的胜利，是鲜血换来的。据《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记载，仅晏福生所率领的解放军第47军就牺牲了上千名战士。而后，47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蒙冤不改初心
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面对晏福生等残疾将军，不禁感慨万千：“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晏福生在担任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期间，曾对林彪死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进行过多次批评。黄永胜对此怀恨在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永胜迫不及待地搜集晏福生“罪证”、“黑材料”，企图致其于死地。
由于晏福生光明磊落，黄永胜无法得手，遂以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为突破口。
马忆湘，土家族，湖南省永顺人，1935年加入红军，任第二方面军总医院看护，参加长征；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关中分区妇联副主任。1945年，随八路军359旅赴东北，任旅卫生部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广州军区通信总站、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政委等职务。曾经以自己当红军的前后经历为素材，写了一部题为《朝阳花》的长篇小说。
《朝阳花》以其朴素流畅的语言，真实可信的情境与细节，坎坷而又充满希望的人物命运，生动鲜明地塑造了吴小兰、王德明、看护长、小刘、柳莹、李连长等一批红军指战员的光辉形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怎样一个党，怎样一支军队，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朝阳花》与同时期出版的《苦菜花》、《迎春花》并称“三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黄永胜以《朝阳花》是歌颂贺龙、为贺龙树碑立传的“大毒草”為由，带走了马忆湘，送到“学习班”，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妄图通过马忆湘进一步整倒贺龙、挖出晏福生的黑材料。面对专案组不分白天黑夜逼迫，马忆湘几次昏倒，但始终没有出卖灵魂。
再次未果后，黄永胜干脆以召开常委会，不准带警卫员和秘书为由，先控制晏福生，送到“学习班”隔离审查，随之逮捕，关押在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也放着刺眼的强光，承受着“车轮战”式的逼供。在晏福生看来，当初自己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不惜流血牺牲追随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就是因为相信党的伟大。如今，他同样坚信总会有云开见日的那一天。
1969年10月，林彪向全军下达了“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又称“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晏福生因此被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在黄永胜的授意下，晏福生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与虐待。但晏福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相信林彪、黄永胜之流，必将被人民所唾弃，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后，晏福生才重获自由。
1980年11月，黄永胜被作为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大主犯之一受到审判。
晏福生又一次迎来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