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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代亲子诗中许多是关于诗人勉励、督教孩子向学修业的主题，其中寄予了诗人对孩子的期盼——包含立身扬名光耀门楣的传统世人愿望与道德人格修养之读书士人的要求两大部分。
关键词：唐代 亲子诗 督教 传承
唐代诗人在社会环境的要求下，对儿子有督教学业的责任；而其内心也希望儿子功成名就，光耀家族，以显父母。督教儿子读书便成为唐代诗人共同的课题，其内容以学诗为指标，辅以《文选》、五经等以增加孩子的阅读能力。其教育的态度则是学业与人格教育并重，而父亲志业的传承，其内容无非诗文、书、琴等精神层面的财产，此需辅以教育对孩子内在层次的提升，方能达成。在唐代亲子诗中能发现许多诗作是关于诗人勉励、督教孩子向学修业的主题，其中寄予了诗人对孩子的期盼——包含立身扬名光耀门楣的传统世人愿望与道德人格修养之读书士人的要求两大部分。
一.督教之殷切
一个父亲重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与表现，就看他如何看待别人的孩子便知。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和《徐卿二子歌》这两首诗都反应出杜甫对他人优秀出众儿子的欣赏，由欣赏佩服便衍生出羡慕之情，羡慕之情又轻易的带出比较之心，因此难免去回顾自己的两个儿子，一比较之下便容易陷入“失衡”的状态，因此“自恐二男儿，辛勤养无益”[1]之言便产生。无法得知宗文宗武二人对父亲的这句话作何感想，但眼见父亲对别人的孩子处处称赞“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1]外表晶莹者称其“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2]而即使肤色稍黑则说“人间好少年，不必须白皙”，[1]甚至小儿胃口大也赞其“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2]父亲对别人的称赞通常令孩子感到难受的，若是比较之意又甚明显，这对孩子而言是痛苦的，压力也往往是由成人的羡慕、比较、不如、责怨而逐渐加重。因此，如何透过督教的途径，使儿子更能符合父亲的期待，从教育的内容与态度、方法可见一斑。
1.督教的内容
杜甫诗中有数次提及儿子宗文、宗武，至德二年（46岁）身陷长安时倍怀家人，《忆幼子》、《遣兴》、《得家书》都作于此年，《宗武生日》 作于宝应元年（51岁），《催宗文树鸡栅》 作于大历元年（55岁），《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作于大历二年（56岁），《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则作于大历三年（57岁）。父亲对儿子的期盼与要求，随着儿子的年龄增长而有差异，且看至德二年，当时杜甫四十六岁，两个孩子尚年幼，父亲的口吻充满怜爱：“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3]（《遣兴》）“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4]《忆幼子》）“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5]（《得家书》）同一年所写的三首亲子诗都出现”渠”字，以此来称呼孩子，与相隔十年后所写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之口吻相去甚远。孩子渐长，父亲对孩子的态度也由初始的天性之爱转为重视成就表现的现实期待。杜甫对儿子的期盼以文学方面的表现为主，而《文选》与诗乃是学习的项目与指标。《文选》亦可视为杜甫作为教子读书的教科书。“诗”不仅为法定考科的时尚因素，而且包含杜甫对杜氏家族认同与先祖精神血脉维系的责任感。盘结于杜甫心目中那“诗是吾家事”的自觉与期许，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理念与方式。能否写出好诗来传承“诗是吾家事”的光荣，是杜甫在扮演父亲角色上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常常于平日训练孩子的书写能力：“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6]“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3]“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7]作诗示宗武诵，“爱竹遣儿书”，[8]他不但写诗训练儿子诵读，也指派他们由日常生活中帮忙检诗来训练其阅读的能力，并且教其写诗觅句找数据的方法，若有优异表现亦立即加以赞许增强信心，“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6]能“诵得老夫诗”的宗武似乎尽得杜甫的疼爱，后人亦不免将宗文宗武加以比较，而杜甫的一首《催宗文树鸡栅》几乎成了杜甫偏爱宗武的证据。由这首诗可见杜甫在日常劳动中对孩子也适时的给予机会教育，杜甫催促宗文树鸡栅，使大小鸡和蝼蚁又有归宿，互不相争。杜甫心中父子关系的理想型态，与其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连，其对儿子的期许取决于界定人生成就的价值标准。因此，宗文、宗武两人一钝一敏，一平庸一聪慧的不同“天机”，不但使杜甫的父爱产生偏倚倾侧的轻重现象，同时也就决定了杜甫衣钵传承的人选。
白居易没有儿子传承寓寄诗传的期盼，因此他便对三弟白行简的儿子——龟儿有类似的期许。白居易对阿龟已能解咏诗章极为重视，“怜渠已解咏诗章”、[9]“一能诵歌诗”、[10]“复报龟儿解咏灯”，[11]凡与诗有关的消息乐天皆表关心，但除了关心学诗进度之外，在听到龟儿会作诗，似乎长大了，诗人反而兴起“怜”的不舍，不舍这展开在未来的学习之路并不轻松，不舍你将面对一连串的磨练，不舍你可能像我“才年四十鬓如霜”。[9]是一份如同父亲的真心方能凌驾外在现实功名的要求。是故白居易将一生著作缮写成五部，其中一部便是留给龟儿，也留了一部给罗子的儿子，白居易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无子的缺憾。
唐代亲子诗中除了“咏诵作诗”的普遍要求外，《文选》、五经都是科举取士的项目，所以凡与功名考试相关者，无庸置疑是父亲家人的殷切叮咛与督促的重点：卢仝《寄男抱孙》，路德延《小儿诗》，韦庄《勉儿子》，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这些作品中提到的项橐、甘罗、辟强是父母心目中的优秀典范，这些孩子都具有早慧的资优特质，多数父母皆有神童迷思，古今皆然。不但希望孩子能显扬于世，更羡慕少年得志的传奇事迹，父亲的期盼诗中表露无遗。惟一例外，李商隐《骄儿诗》却说出父亲不同的心声：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12]他提出了除了攻诗考试外，若能具备一身好武艺，不一定非得固守几本经佚方能求取登科仕途，或许以武艺的方向来发展也能有“入将”的机会，李商隐对儿子的期盼更具多元性。
2.督教的态度与方法
殷切期盼下的教育态度势必严格。若是想藉由科举取士一途造成社会向上流动，从而晋身官宦世家名利双收，则必须让自己出类拔萃，其中的辛酸与压力应不亚于现代的升学考试。因此，父亲的亲自督教向学也是一刻不敢稍懈，元稹为他早逝爱儿所写的《哭子十首》，中恰恰提到了当时督促儿子读书的情境：“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13]父亲望子成龙的期盼之下，施以最严格的教导方式，要求的过程中经常是厉色责打多于温柔疼惜，父亲的爱是以要求的方式呈现，过程虽是痛苦，但父亲总想：等你长大有成就时便能体会我今日的苦心，他日必能有所谅解，甚至感谢我现在对你苛求。不过一旦孩子死去，留在父亲心中的期盼全盘落空，可能获得的谅解也全然绝望，父亲对于孩子竟然只剩下那些扑打与责骂，这全不是父亲的本意，但却是孩子活着时的事实，无法解释与证明的爱令父亲伤心痛哭。
关键词：唐代 亲子诗 督教 传承
唐代诗人在社会环境的要求下，对儿子有督教学业的责任；而其内心也希望儿子功成名就，光耀家族，以显父母。督教儿子读书便成为唐代诗人共同的课题，其内容以学诗为指标，辅以《文选》、五经等以增加孩子的阅读能力。其教育的态度则是学业与人格教育并重，而父亲志业的传承，其内容无非诗文、书、琴等精神层面的财产，此需辅以教育对孩子内在层次的提升，方能达成。在唐代亲子诗中能发现许多诗作是关于诗人勉励、督教孩子向学修业的主题，其中寄予了诗人对孩子的期盼——包含立身扬名光耀门楣的传统世人愿望与道德人格修养之读书士人的要求两大部分。
一.督教之殷切
一个父亲重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与表现，就看他如何看待别人的孩子便知。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和《徐卿二子歌》这两首诗都反应出杜甫对他人优秀出众儿子的欣赏，由欣赏佩服便衍生出羡慕之情，羡慕之情又轻易的带出比较之心，因此难免去回顾自己的两个儿子，一比较之下便容易陷入“失衡”的状态，因此“自恐二男儿，辛勤养无益”[1]之言便产生。无法得知宗文宗武二人对父亲的这句话作何感想，但眼见父亲对别人的孩子处处称赞“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1]外表晶莹者称其“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2]而即使肤色稍黑则说“人间好少年，不必须白皙”，[1]甚至小儿胃口大也赞其“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2]父亲对别人的称赞通常令孩子感到难受的，若是比较之意又甚明显，这对孩子而言是痛苦的，压力也往往是由成人的羡慕、比较、不如、责怨而逐渐加重。因此，如何透过督教的途径，使儿子更能符合父亲的期待，从教育的内容与态度、方法可见一斑。
1.督教的内容
杜甫诗中有数次提及儿子宗文、宗武，至德二年（46岁）身陷长安时倍怀家人，《忆幼子》、《遣兴》、《得家书》都作于此年，《宗武生日》 作于宝应元年（51岁），《催宗文树鸡栅》 作于大历元年（55岁），《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作于大历二年（56岁），《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则作于大历三年（57岁）。父亲对儿子的期盼与要求，随着儿子的年龄增长而有差异，且看至德二年，当时杜甫四十六岁，两个孩子尚年幼，父亲的口吻充满怜爱：“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3]（《遣兴》）“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4]《忆幼子》）“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5]（《得家书》）同一年所写的三首亲子诗都出现”渠”字，以此来称呼孩子，与相隔十年后所写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之口吻相去甚远。孩子渐长，父亲对孩子的态度也由初始的天性之爱转为重视成就表现的现实期待。杜甫对儿子的期盼以文学方面的表现为主，而《文选》与诗乃是学习的项目与指标。《文选》亦可视为杜甫作为教子读书的教科书。“诗”不仅为法定考科的时尚因素，而且包含杜甫对杜氏家族认同与先祖精神血脉维系的责任感。盘结于杜甫心目中那“诗是吾家事”的自觉与期许，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理念与方式。能否写出好诗来传承“诗是吾家事”的光荣，是杜甫在扮演父亲角色上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常常于平日训练孩子的书写能力：“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6]“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3]“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7]作诗示宗武诵，“爱竹遣儿书”，[8]他不但写诗训练儿子诵读，也指派他们由日常生活中帮忙检诗来训练其阅读的能力，并且教其写诗觅句找数据的方法，若有优异表现亦立即加以赞许增强信心，“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6]能“诵得老夫诗”的宗武似乎尽得杜甫的疼爱，后人亦不免将宗文宗武加以比较，而杜甫的一首《催宗文树鸡栅》几乎成了杜甫偏爱宗武的证据。由这首诗可见杜甫在日常劳动中对孩子也适时的给予机会教育，杜甫催促宗文树鸡栅，使大小鸡和蝼蚁又有归宿，互不相争。杜甫心中父子关系的理想型态，与其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连，其对儿子的期许取决于界定人生成就的价值标准。因此，宗文、宗武两人一钝一敏，一平庸一聪慧的不同“天机”，不但使杜甫的父爱产生偏倚倾侧的轻重现象，同时也就决定了杜甫衣钵传承的人选。
白居易没有儿子传承寓寄诗传的期盼，因此他便对三弟白行简的儿子——龟儿有类似的期许。白居易对阿龟已能解咏诗章极为重视，“怜渠已解咏诗章”、[9]“一能诵歌诗”、[10]“复报龟儿解咏灯”，[11]凡与诗有关的消息乐天皆表关心，但除了关心学诗进度之外，在听到龟儿会作诗，似乎长大了，诗人反而兴起“怜”的不舍，不舍这展开在未来的学习之路并不轻松，不舍你将面对一连串的磨练，不舍你可能像我“才年四十鬓如霜”。[9]是一份如同父亲的真心方能凌驾外在现实功名的要求。是故白居易将一生著作缮写成五部，其中一部便是留给龟儿，也留了一部给罗子的儿子，白居易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无子的缺憾。
唐代亲子诗中除了“咏诵作诗”的普遍要求外，《文选》、五经都是科举取士的项目，所以凡与功名考试相关者，无庸置疑是父亲家人的殷切叮咛与督促的重点：卢仝《寄男抱孙》，路德延《小儿诗》，韦庄《勉儿子》，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这些作品中提到的项橐、甘罗、辟强是父母心目中的优秀典范，这些孩子都具有早慧的资优特质，多数父母皆有神童迷思，古今皆然。不但希望孩子能显扬于世，更羡慕少年得志的传奇事迹，父亲的期盼诗中表露无遗。惟一例外，李商隐《骄儿诗》却说出父亲不同的心声：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12]他提出了除了攻诗考试外，若能具备一身好武艺，不一定非得固守几本经佚方能求取登科仕途，或许以武艺的方向来发展也能有“入将”的机会，李商隐对儿子的期盼更具多元性。
2.督教的态度与方法
殷切期盼下的教育态度势必严格。若是想藉由科举取士一途造成社会向上流动，从而晋身官宦世家名利双收，则必须让自己出类拔萃，其中的辛酸与压力应不亚于现代的升学考试。因此，父亲的亲自督教向学也是一刻不敢稍懈，元稹为他早逝爱儿所写的《哭子十首》，中恰恰提到了当时督促儿子读书的情境：“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13]父亲望子成龙的期盼之下，施以最严格的教导方式，要求的过程中经常是厉色责打多于温柔疼惜，父亲的爱是以要求的方式呈现，过程虽是痛苦，但父亲总想：等你长大有成就时便能体会我今日的苦心，他日必能有所谅解，甚至感谢我现在对你苛求。不过一旦孩子死去，留在父亲心中的期盼全盘落空，可能获得的谅解也全然绝望，父亲对于孩子竟然只剩下那些扑打与责骂，这全不是父亲的本意，但却是孩子活着时的事实，无法解释与证明的爱令父亲伤心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