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江青、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王新德教授的爱人汤慈美现在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访中，恰逢他老伴从外面回来，有关话题也因汤女士的到来而丰富起来，记者为此了解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种种滋味：
　　一是苦。因为保健专家们的特殊位置，常常是在午夜睡梦中，他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下子，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头天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他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无论再苦也要坚持，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和不定性给日常工作等造成的艰苦可想而知。
　　同时，做保健专家，思想上的担负压力也极大，精神上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如汤慈美所言，由于接触人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普通人身上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旦到了他们身上，也就成了问题；做的事情即使100%正确，别人也无法理解。
　　紧张到不能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感受最深的则当属周总理去世那件事了。汤回忆说，当时总理逝世，她沉痛之余，在家里摆了总理遗像和白花以寄托悼念之情。王新德从外面回来，看到此情此景，大声责问：“撤掉！马上撤掉！！”汤不理解，委屈地说：“我在家里，放个总理遗像怎么了？”王新德忧心忡忡地解释：他当时在毛主席医疗组，正值“四人帮”当道。如果这时他被“四人帮”找出一点点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被抓起来，这对于毛主席的治疗将非常不利；同时，万一出问题，别人不知晓内情，会猜测：你是怎么被赶出来的？面对种种想法，他无法说得清楚。
　　对总理有感情，却不能表现出来，连家属也不能表现出来。个人的儿女情长，在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时候，早已被置之度外，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呢？这些苦衷，如果不是汤女士的出现，记者是不会听到的，王老的基本态度，就是那种一贯的微笑——“这些，没有什么好讲的”。只是偶尔作一点补充。他说，我只写学术论文，不愿讲“秘史”，我要是讲了，我可以出一本书，我可以因此而赚一笔稿费，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则。于是，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他依然坚持原则，不想讲。
　　说时，语气很淡，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对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形态，如何难以捉摸，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的承受，默默的奉献，默默地搞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让他没想到的是，记者还是设法使他开了一个口子，也许今天他讲了，却是他心中的一个“痛”。
　　据说：有时中央保健局拿来一份病历让保健专家看，但就只是病历，是没有姓名的。“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在为谁看病，不过，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王新德讲，我们这些保健专家是机动的，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江青、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75年的一天，总理头痛，疼得厉害，王新德当时诊断为可能是带状疱疹。总理问：“你们神经科，研究过针灸没有？”他答：“没有，以后可以研究。”总理长叹：“哎，你们研究出来，我也看不到了。”王老说，当时听了总理的话，心里很是难过，这反映出总理对自己当时病情的不乐观，也寄望我们早日在医学上大有长进。王新德刚才还笑意盎然的脸上，突然掠过一层忧戚，有着挥之不去的难过。
　　1983年，已是86岁高龄的叶剑英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叶剑英的心与肺又出现病症，而且病情复杂，医疗任务很重。王新德等一流的教授与专家夜以继日的会诊、治疗，半个多月后，叶帅的病情稳定了。
　　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较重。“作为保健专家，我们对任何一位患病的中央领导人的诊治都必须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对叶帅的关切，除了医生的责任感外，再就是我对叶帅敬仰由衷，因为他在我党历次重要历史关口，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而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当时表示一定要努力挽救、延长他的生命。”
　　然而进入7月中旬以后，叶剑英的病情再度恶化，除心肺疾病加重外，并发多种病症，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以致不得不进行气管切开。据王老回忆：年迈的叶剑英几乎各个系统都出现了病症，治疗非常困难。“这种复杂的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当时称此次抢救为医疗保健史上的淮海战役。”
　　当时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对叶剑英实行昼夜监护抢救治疗。不论白天黑夜，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会诊与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24小时不离开大厅，大家在极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实在太困倦了，就找个角落一靠，眯一会儿。
　　叶剑英的生命依然处在危急之中，眼看“八一”临近，根据他的病情，中央决定不举行例行的建军节庆祝活动。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务人员，仍在极力为挽救叶剑英的生命而努力。
　　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稳地度过了建军节，叶剑英的病情再次趋于稳定。医务人员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一位护士说：“今晚可以看看电视了。”王新德所欣慰的是自己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中央对抢救叶剑英的工作很满意,胡耀邦对医疗组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1984年12月27日，杨尚昆、习仲勋、胡启立和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抢救叶剑英的全体有功的医务人员。在这次抢救之后，叶剑英的生命又延续了两年多。
　　
　　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
　　
　　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王新德，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严谨不苟的行医，为中央首长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确诊断……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多次嘉奖。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父亲却主张我学医，最终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当记者提议想采访他本人成长的一些经历时，王新德说：“我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面对记者提问，他似乎过于谦虚，不过最终他依然认真得像小学生答题般，搜索着内心深处那些记忆的碎片，讲开了。
　　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其实，王新德并不是脱胎于医学世家，和许多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一样，他的道路听起来似乎平淡无奇。
　　1924年11月，王新德出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商人家庭。在他十四五岁时，母亲去世。高中毕业时，出于生计，父亲希望他能够参加工作，他却敏锐地感觉到，上大学也许是更好的出路。由于当时的私立大学学费昂贵，面对父亲的疑惑，他下决心报考当时的国立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结果被两家大学同时录取。自己希望能够在大学里学习土木工程，父亲却主张我学医，认为学医更有前途。一番考虑，并经过斟酌，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1944年，我最终跨进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大门，一呆就是六年。”
　　医学院的学业一向繁重。前三年，他们要学习医学基础理论：生物学、解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到第三年头上，还要来一次大考试，由于考试很难过关，许多人由于不及格而退学了。这样，原本班上的五十多个人，已只剩下四十多个。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应付功课，王新德学习很用功，有时候晚上开夜车，常常不得不靠喝咖啡提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还是睡着了。
　　“太累了，有大量的东西要背”——回顾求学路，王老似乎仍是沉浸在一种沉重的回忆里。他说，他们那个年代，比较艰苦，大学高年级时，上海沦陷。时局的险恶使求学生涯艰辛而充满动荡。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尽量找点有趣的事做。那时，因为实验室的需要，学校里养了许多羊。做功课累了的时候，他们几个男生，常常走出教室，去“斗羊”而寻一点开心。蓝蓝的天空下，雪白的羊，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繁重的功课之余，尽情地戏耍的场面，在王老的讲述下，使整个沉闷的求学生涯变得异常生动。
　　在他绘声绘色的讲述里，记者下意识翻看着他大学时代的那些照片：当时的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梳着整齐的分头，鼻梁上架一副玻璃框眼镜，看上去清秀而文雅，飘逸而洁净。几十年光阴荏苒，当时英俊的青年，现在已华发满头。当年的潜心苦读，也早已变作今天的累累硕果，他该欣慰了吧？
　　一问一答之间，王老自然、真实、和自信，不刻意粉饰自己，也不去对终生兢兢业业献身的医学事业刻意赞美。记者原先所假想的面对一位名师时，他的关于理想的抗争，他的关于医学的宏篇大论，都似乎在这种自然和本色面前消解，记者真正陷入了一种真实所带来的感动里。
　　接触王新德，有两种印象让人难忘：一是“本色”。言谈之中，无论是对于自己成就卓著的医学领域，还是做中央领导人保健专家的经历，他始终平淡视之，极少为自己作注脚。二是“真”。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说到兴处，他眉飞色舞，笑声朗朗，当陷入往事，他蹙眉顿首，面露忧色……
　　
　　“老伴曾是我的学生，至今已风风雨雨中相伴近50个年头，作保健专家的日子里，她在背后作了不少牺牲，受了不少委屈。”
　　
　　和王老交谈的过程中，他一直笑声连连，有时候说得情绪激昂，还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比划一下当年的情形。让人感受到，他首先是一个性情天真、平易近人、活泼可爱的老人；其次，才是一位医术精湛、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于是，记者顺口说道：“王老，您脾气这么好，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和您在一起吧？”
　　谁知一听这话，王老却强烈反对了，“不，不，我的学生都比较怕我……”事实上，工作中，王新德是个非常严厉的人，无论他的学生还是下属，都对他十分敬畏。
　　据汤女士讲，五十年代后期，王新德在上海医学院一边教书，一边做神经科的任职医生。当时他上大课，只要看到有谁不专心听讲，他准会让这名学生站起来，罚其回答问题，回答不出，就“晾”在一边。即使如此，提问依然十分有限。于是，他就常常在带领实习学生查房时，针对病人的具体病情，对学生提出一些较难的问题让其回答。回答不出，则予以苛责的批评。学生们于是十分怕他，每逢他查房时，所有有关各个病人及其病情的资料都准备得十分详备。
　　一天，汤和女友在一块说笑，女友突然问汤：“汤慈美，你在家里，见到王老师害怕吗？”汤疑惑：“我怕他干嘛，我要是怕他，这日子还怎么过？”女友说：“你不怕，我们可是怕他，明天王老师查房，提的问题我们回答不出来可怎么办？算了，我们不能和你比，我们可得准备功课去也！”
　　讲这些时，汤女士笑起来，补充说，“其实，那时每逢上他的课或者轮到他查房，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紧张，也准备功课到深夜。往往这时，他就说：你睡吧，明天不问你就是了。”王老的严厉由此可见一斑。
　　自始至终，记者听不到豪言壮语，一切崇高行为的背后，只是因为“本心”使然。对于王老的采访，其实是在其爱人汤慈美女士加入谈话后才真正变得充盈生动起来。正是在她的讲述里，王老由“不讲”，开始引发出一点补充，一点感慨。也正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使记者得以了解感受到二老相濡以沫的深情，以及充满情趣的家庭生活。
　　二人相识于1950年的毕业晚会上。那时，王新德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汤慈美也从护士学校毕业了。由于后来的工作关系，二人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并于1952年结婚。至今，已风风雨雨中相伴近50个年头。听王老说，最近，马上就到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了。
　　 在二人这种调侃的幽默里，我们大笑。笑声里，记者再次翻看王老影集。那些记载了二人相处时光的老照片，携着岁月的风尘扑面而来：这里，脸上溢满青春的光泽，二人在沙滩上并肩、牵手与嬉闹；在美丽的西双版纳，中年的他们，像两个天真未泯的孩童，夏风里津津有味地共吃一个大椰果；这里，是走入老年的他们，在王老的生日宴会上，“汤老”在“王老”头上扣了一顶王冠，在王老的躲闪中，二人相对大笑，乐不可支……
　　一张张照片，收藏着他们几十年点点滴滴的欢笑，无不默默诉说二人相依相伴的幸福时光和充满情趣的夫妻生活。在这种恩爱笃定的漫长时光里，他们一起慢慢地变老了，却神采依然，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