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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是訓詁學上不可忽視的一部著作，這部巨著雖然不是漢語同源詞的專著，但是對於詞源學來說意義重大。王念孫在書中提到的“聲近義同”說作為其理論的綱領性思想，在同源詞系聯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介紹“聲近義同”的含義和其在同源詞系聯中的運用，讓讀者對於這一長期被忽視的理論有所了解。
關键词：聲近義同；核義；類義；同源詞
作者简介：李琳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2
一、《廣雅疏證》與“聲近義同”
《廣雅》一書“參考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書》、《詩》、《三禮》、《三傳》經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闚其端緒，則其書之為功於詁訓也大矣。”是訓詁學上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但是《廣雅》的注疏並不多，書中內容在流傳中很多訛佚，已經很難讀懂了，因此王念孫所作的《廣雅疏證》一出，便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王念孫師承戴震，成為徽派樸學的嫡系真傳大師，《廣雅疏證》集其文字、音韻、訓詁知識于大成，成為語言學史上的一顆明珠。
王念孫認為“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綱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在《廣雅疏證》的自序之中，王念孫提出了他的綱領性思想，即“聲近義同”說，這是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系聯同源詞，達到“同條共貫”的一個出發點，也是其基本原則。王念孫認為考辨同源詞的關鍵就在於其“聲”，這是裘之領，綱之綱，是貫穿“類聚群分”狀態的一個根本。但同時也不同忽視“義同”這一現象。“聲近”是這一理論的主線，“義同”則是其內涵，要從根本主線入手，抓住其內涵，達到“就古音以求古義”的目的。
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到現今為止仍是一部不可不讀的經典之作，在書中他所彙編資料之廣博，“同條共貫”之繁多，都讓人驚歎。他在書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術語，“聲近義同”只是其中一條，卻也是關鍵性的一條，在詞源學上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但很少有人單列出“聲近義同”說進行闡釋，大多只是提到或者是單純的將其作為王念孫書中“因聲求義”的平常術語進行簡單的歸類和說明，未免會讓很多讀者忽略其重要價值。楊光榮先生在他的《詞源觀念史》中對王念孫的皖派同源詞理論作闡述時重點提到了“聲近義同”說，對其意義與價值作了肯定，但是因為著作需要，不能面面俱到。王念孫先生學問之淵博讓筆者敬仰，此處僅對其這一條關鍵性的理論做一些前人的概述和個人補充。
二、“聲近義同”在詞源學中的運用
王念孫深刻的認識到詞義的引申分化和古今音或方俗音的流轉是同源詞音義結合規律形成的主要原因，并將其概括成了“聲近義同”，這一學說成為系聯同源詞的一個重要標誌。關於“同源詞”的問題一直是漢語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楊光榮先生的《詞源觀念史》是一部較為權威的詞源學專著，他在著作中創造性的提出既為“同源詞”，有著“同源”這一顯著性特征，則和生物學中的物種起源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它們雖分屬於不同的學科，但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漢語同源詞就是漢語聲、義具有親緣關係的一組詞，也就是說要想判定同源詞，則必須聲、義兩個方面都要有“基因”遺傳關係。那麼王念孫書中系聯的大量漢語同源詞都應該是建立在聲、義具有親緣關係的基礎之上。這和王念孫先生的聲音具有流變關係，同時意義分化不謀而合。王寧先生也在《訓詁學原理》一書中提出“一組待定為同源詞的語料，在已知它們的音同或音近關係後，判定它們之間的義同關係，便成為確立它們同源的關鍵。”而這也正是“聲近義同”說的關鍵所在。
王念孫的“聲近義同”說操作的關鍵是“就古音以求古義”，那麼“聲近”則是古聲相近，而“義同”也一定是周秦兩漢的古義。首先要談到“聲”，“聲近”的判定標準或多或少的繼承了其師戴震的說法，對於王念孫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于靖嘉先生曾經作過詳細的說明，她採用戴氏轉語聲紐表和韻部部類表，經過細緻分析，作出了以下結論，“綜以上分析，看到王氏以古音求古義的體系。他以同、通、近、轉四類為綱，而每一類的提法雖有若干，但歸納起來不出四則。此四則各類皆備，即：聲韻皆同，聲韻皆轉，聲同韻轉和聲轉韻同。其全部體系是以四類為經，以四則為緯，構成以古音求古義的完整方法論，這就是群分與共貫。讀古書者可以振其領而挈其綱，六經多假借，假借乃依聲托事，假借之法操之至約，依聲音流變的規律，遵轉語之法而類推，終使‘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縱經籍之假借，據數之不能終其物，但《廣雅疏證》卻條分縷析，綱舉目張，再以轉語之法為之統括而一以貫之，則協靈通氣，若合符節。從語言實際而至理論高度，王戴結合，互為生輝。”于靖嘉先生的這篇《<廣雅疏證>聲韻轉變分析》對於王念孫的“聲紐”觀念分析的細緻精確，“聲近”即是一組詞之間語音有時代的流變關係，經過語音推演它們的古音是相近或者相同的，就可以認定他們的聲音是具有“基因”遺傳關係的，這是同源詞判定的首要條件。“聲近”之後要推求的就是“義同”。對於“義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主要源於對於詞義沒有明確的界定。語言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的，漢民族歷史源遠流長，作為記錄漢民族文化的漢語也在不斷的更迭中演變，再加上地域等因素，漢語中詞語的意義自然也會受到諸多影響。在“聲近義同”說中，就有不同的情況出現，一是“聲近”，詞語的核義相同；一是“聲近”，詞語的所指義（類義）相同。下面筆者將對這兩種情況加以說明。
核義和類義是訓詁學上常用的術語，“所謂類義，是能夠表示事物類別的意義成分。例如前面例子中的‘行路類’‘婚姻類’‘目見類’等。類義，實際上是概念性的東西，是事物類別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在詞義中，類義承擔所指的功能。”“所謂核義，就是類義所代表著的若干物件之間所具有的相似性或相似行為。例如‘狗’‘駒’‘羔’，它們之間共有的相似性性狀為‘初生捲曲’。”詞語是音義結合體，而詞義又有核義和類義之分，那麼要確定一個詞，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詞音，核義和類義。現在，“聲近”也就是詞語的讀音在發展過程中有流變關係，根據王念孫的聲韻系統找出古音，它們的古音是相近或者相同的。那麼核義和類義便成為兩個變量存在，據此則可以分為兩種可能，一是，“聲近”，詞語的核義相同。即一旦讀音具有流變關係，它們的核義又是相同的，則可以判定一組詞的同源關係。根據核義的概念可知，核義是一個詞的意義核心，也就是王念孫所謂的“命名之由”，它相對來說是穩定的，只要確定了一組詞的核義相同，就基本可以確定它們為同源詞組。二是，“聲近”，所指義（類義）相同。所指義相同則可以分為歷時和共時兩個方面。詞語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含義有所不同。例如，在先秦時期對於“人”的認識和現代社會對於“人”的認識是不同的，對於“人”這個概念的定義隨著時代的變化越來越精確，但是不管人們的認識是怎樣，它在先秦時代和現代社會的所指物件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它們的所指義是相同，這是歷時層面的相同。共時層面則是指在相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所指義相同。例如，土豆在山西叫作“山藥蛋”，河南叫作“蔓菁”，陝西則叫作“洋芋”。它們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但是所指義是相同的。如果一組詞，可以證明其讀音有流變關係，然後歷時內的所指義相同或者在不同地域的所指義相同，則可以判定為一組“同源詞”。不管詞義怎樣分化，同源詞組的各個詞之間都會有一個不變的“基因”對它們進行系聯，而這個“基因”則是我們推求同源詞的關鍵所在。核義相同時，它們的意義核心即是“基因”，而所指義相同時，它們指稱的共同事物即是“基因”。 此外，還有一個方面值得注意。有些詞的詞義並不是單一的，如果不同的詞項之間有一組所指義相同，那麼在判定同源片語時需要相當慎重。如果只是其中一項和其他詞所指義相同，讀音又不存在明顯的流變關係，即只是共時音相同，則不能將其判定為同源詞組，它很有可能只是同音詞或者近義詞。這一點王念孫在根據“聲近義同”說進行同源詞系聯時可能沒有進行區分，所以在《廣雅疏證》中很多詞組並不是同源詞，這需要在使用中多加辨別。
三、“聲近義同”說與“聲與義同原”說的比較
戴震先生治學廣博，音韻、文字、曆算、地理無不精通，他有兩名得意弟子，一是段玉裁，其《說文解字注》成就不可估量，另外一位便是王念孫，《廣雅疏證》亦是經典，兩位都是乾嘉學派的大家。他們師承戴震，學術理論同出一宗，自然有其相似之處，但是又因為自身的繼承發揚有了自己的特點。“聲與義同原”是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用到的理論術語，可以說是其同源詞理論的綱領性思想，它與王念孫的“聲近義同”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特點。
段玉裁認為“聲”和“義”是同出一處，它們有著共同的起源，提出了“聲與義同原”。他認為，“‘先有義而後有音’，‘義’催生了‘音’，而‘音’則緣‘義’而生，這便是‘聲’‘義’‘同源’的具體情況”。在段玉裁看來，音和義的邏輯關係是並列的，它們出自一處，只是出現的先後順序有所差別。同時，段玉裁還提到了“形”的問題，他認為“音”乃是立“形”的依據，因為“音”在時間上“必先乎形”，是時序作用的結果。段玉裁的這番理論不僅對於詞源學有著影響，並且對於文字學也有著巨大貢獻，其中隱含的邏輯學理論有著超時代的價值。段玉裁以“聲與義同原”為綱領，以聲符義與字義具有一致性為操作原則，全面而細緻的系聯出了《說文解字》中存在的同源詞。王念孫則認為因為“聲近”，所以“義同”，在他的理論中“聲”和“義”的邏輯關係是由因得果，這是他與段玉裁最大的不同。但不管他們的理論在判定同源詞中多麼得出眾，仍舊有一些缺陷。因此，楊光榮先生在《詞源觀念史》中提出，將兩者互補，一起作為詞源學判定的標準，他認為“段氏命題從起源上表徵‘音’與‘義’，而王氏命題則從條件上表徵‘音’與‘義’。這兩個命題均可以設定為皖派詞源學的原則，即是說，皖派詞源學可由此而出發，推演出自己的理論體系。”
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所含的哲學思想和同源詞探求理論深奧廣博，即使是在現代依舊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他的“聲近義同”說為學界考辨同源詞提供了理論依據，從音和義兩方面來考證，雖然不是獨創，但是他將兩者的關係作了嚴密的邏輯分析，這一點是值得學習和發揚的。
參考文獻：
[1]王念孫.广雅疏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M].四川：巴蜀書社，2003.
[3]楊光榮.詞源觀念史[M].四川：巴蜀書社，2008.
[4]于靖嘉.于靖嘉先生文集[M].三晉出版社，2013.
[5]陸宗達，王寧.淺論傳統字源學[J].中國語文，1984，（5）.
[6]楊光榮.分析哲學視野中的訓詁學[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5）.
[7]楊光榮.漢字構字理據與漢語構詞理據的交集[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4）.
[8]胡繼明.王念孫《廣雅疏證》對漢語同源詞研究的貢獻[J].語言研究，2007，（23）.
關键词：聲近義同；核義；類義；同源詞
作者简介：李琳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2
一、《廣雅疏證》與“聲近義同”
《廣雅》一書“參考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書》、《詩》、《三禮》、《三傳》經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闚其端緒，則其書之為功於詁訓也大矣。”是訓詁學上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但是《廣雅》的注疏並不多，書中內容在流傳中很多訛佚，已經很難讀懂了，因此王念孫所作的《廣雅疏證》一出，便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王念孫師承戴震，成為徽派樸學的嫡系真傳大師，《廣雅疏證》集其文字、音韻、訓詁知識于大成，成為語言學史上的一顆明珠。
王念孫認為“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綱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在《廣雅疏證》的自序之中，王念孫提出了他的綱領性思想，即“聲近義同”說，這是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系聯同源詞，達到“同條共貫”的一個出發點，也是其基本原則。王念孫認為考辨同源詞的關鍵就在於其“聲”，這是裘之領，綱之綱，是貫穿“類聚群分”狀態的一個根本。但同時也不同忽視“義同”這一現象。“聲近”是這一理論的主線，“義同”則是其內涵，要從根本主線入手，抓住其內涵，達到“就古音以求古義”的目的。
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到現今為止仍是一部不可不讀的經典之作，在書中他所彙編資料之廣博，“同條共貫”之繁多，都讓人驚歎。他在書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術語，“聲近義同”只是其中一條，卻也是關鍵性的一條，在詞源學上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但很少有人單列出“聲近義同”說進行闡釋，大多只是提到或者是單純的將其作為王念孫書中“因聲求義”的平常術語進行簡單的歸類和說明，未免會讓很多讀者忽略其重要價值。楊光榮先生在他的《詞源觀念史》中對王念孫的皖派同源詞理論作闡述時重點提到了“聲近義同”說，對其意義與價值作了肯定，但是因為著作需要，不能面面俱到。王念孫先生學問之淵博讓筆者敬仰，此處僅對其這一條關鍵性的理論做一些前人的概述和個人補充。
二、“聲近義同”在詞源學中的運用
王念孫深刻的認識到詞義的引申分化和古今音或方俗音的流轉是同源詞音義結合規律形成的主要原因，并將其概括成了“聲近義同”，這一學說成為系聯同源詞的一個重要標誌。關於“同源詞”的問題一直是漢語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楊光榮先生的《詞源觀念史》是一部較為權威的詞源學專著，他在著作中創造性的提出既為“同源詞”，有著“同源”這一顯著性特征，則和生物學中的物種起源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它們雖分屬於不同的學科，但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漢語同源詞就是漢語聲、義具有親緣關係的一組詞，也就是說要想判定同源詞，則必須聲、義兩個方面都要有“基因”遺傳關係。那麼王念孫書中系聯的大量漢語同源詞都應該是建立在聲、義具有親緣關係的基礎之上。這和王念孫先生的聲音具有流變關係，同時意義分化不謀而合。王寧先生也在《訓詁學原理》一書中提出“一組待定為同源詞的語料，在已知它們的音同或音近關係後，判定它們之間的義同關係，便成為確立它們同源的關鍵。”而這也正是“聲近義同”說的關鍵所在。
王念孫的“聲近義同”說操作的關鍵是“就古音以求古義”，那麼“聲近”則是古聲相近，而“義同”也一定是周秦兩漢的古義。首先要談到“聲”，“聲近”的判定標準或多或少的繼承了其師戴震的說法，對於王念孫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于靖嘉先生曾經作過詳細的說明，她採用戴氏轉語聲紐表和韻部部類表，經過細緻分析，作出了以下結論，“綜以上分析，看到王氏以古音求古義的體系。他以同、通、近、轉四類為綱，而每一類的提法雖有若干，但歸納起來不出四則。此四則各類皆備，即：聲韻皆同，聲韻皆轉，聲同韻轉和聲轉韻同。其全部體系是以四類為經，以四則為緯，構成以古音求古義的完整方法論，這就是群分與共貫。讀古書者可以振其領而挈其綱，六經多假借，假借乃依聲托事，假借之法操之至約，依聲音流變的規律，遵轉語之法而類推，終使‘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縱經籍之假借，據數之不能終其物，但《廣雅疏證》卻條分縷析，綱舉目張，再以轉語之法為之統括而一以貫之，則協靈通氣，若合符節。從語言實際而至理論高度，王戴結合，互為生輝。”于靖嘉先生的這篇《<廣雅疏證>聲韻轉變分析》對於王念孫的“聲紐”觀念分析的細緻精確，“聲近”即是一組詞之間語音有時代的流變關係，經過語音推演它們的古音是相近或者相同的，就可以認定他們的聲音是具有“基因”遺傳關係的，這是同源詞判定的首要條件。“聲近”之後要推求的就是“義同”。對於“義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主要源於對於詞義沒有明確的界定。語言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的，漢民族歷史源遠流長，作為記錄漢民族文化的漢語也在不斷的更迭中演變，再加上地域等因素，漢語中詞語的意義自然也會受到諸多影響。在“聲近義同”說中，就有不同的情況出現，一是“聲近”，詞語的核義相同；一是“聲近”，詞語的所指義（類義）相同。下面筆者將對這兩種情況加以說明。
核義和類義是訓詁學上常用的術語，“所謂類義，是能夠表示事物類別的意義成分。例如前面例子中的‘行路類’‘婚姻類’‘目見類’等。類義，實際上是概念性的東西，是事物類別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在詞義中，類義承擔所指的功能。”“所謂核義，就是類義所代表著的若干物件之間所具有的相似性或相似行為。例如‘狗’‘駒’‘羔’，它們之間共有的相似性性狀為‘初生捲曲’。”詞語是音義結合體，而詞義又有核義和類義之分，那麼要確定一個詞，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詞音，核義和類義。現在，“聲近”也就是詞語的讀音在發展過程中有流變關係，根據王念孫的聲韻系統找出古音，它們的古音是相近或者相同的。那麼核義和類義便成為兩個變量存在，據此則可以分為兩種可能，一是，“聲近”，詞語的核義相同。即一旦讀音具有流變關係，它們的核義又是相同的，則可以判定一組詞的同源關係。根據核義的概念可知，核義是一個詞的意義核心，也就是王念孫所謂的“命名之由”，它相對來說是穩定的，只要確定了一組詞的核義相同，就基本可以確定它們為同源詞組。二是，“聲近”，所指義（類義）相同。所指義相同則可以分為歷時和共時兩個方面。詞語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含義有所不同。例如，在先秦時期對於“人”的認識和現代社會對於“人”的認識是不同的，對於“人”這個概念的定義隨著時代的變化越來越精確，但是不管人們的認識是怎樣，它在先秦時代和現代社會的所指物件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它們的所指義是相同，這是歷時層面的相同。共時層面則是指在相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所指義相同。例如，土豆在山西叫作“山藥蛋”，河南叫作“蔓菁”，陝西則叫作“洋芋”。它們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但是所指義是相同的。如果一組詞，可以證明其讀音有流變關係，然後歷時內的所指義相同或者在不同地域的所指義相同，則可以判定為一組“同源詞”。不管詞義怎樣分化，同源詞組的各個詞之間都會有一個不變的“基因”對它們進行系聯，而這個“基因”則是我們推求同源詞的關鍵所在。核義相同時，它們的意義核心即是“基因”，而所指義相同時，它們指稱的共同事物即是“基因”。 此外，還有一個方面值得注意。有些詞的詞義並不是單一的，如果不同的詞項之間有一組所指義相同，那麼在判定同源片語時需要相當慎重。如果只是其中一項和其他詞所指義相同，讀音又不存在明顯的流變關係，即只是共時音相同，則不能將其判定為同源詞組，它很有可能只是同音詞或者近義詞。這一點王念孫在根據“聲近義同”說進行同源詞系聯時可能沒有進行區分，所以在《廣雅疏證》中很多詞組並不是同源詞，這需要在使用中多加辨別。
三、“聲近義同”說與“聲與義同原”說的比較
戴震先生治學廣博，音韻、文字、曆算、地理無不精通，他有兩名得意弟子，一是段玉裁，其《說文解字注》成就不可估量，另外一位便是王念孫，《廣雅疏證》亦是經典，兩位都是乾嘉學派的大家。他們師承戴震，學術理論同出一宗，自然有其相似之處，但是又因為自身的繼承發揚有了自己的特點。“聲與義同原”是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用到的理論術語，可以說是其同源詞理論的綱領性思想，它與王念孫的“聲近義同”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特點。
段玉裁認為“聲”和“義”是同出一處，它們有著共同的起源，提出了“聲與義同原”。他認為，“‘先有義而後有音’，‘義’催生了‘音’，而‘音’則緣‘義’而生，這便是‘聲’‘義’‘同源’的具體情況”。在段玉裁看來，音和義的邏輯關係是並列的，它們出自一處，只是出現的先後順序有所差別。同時，段玉裁還提到了“形”的問題，他認為“音”乃是立“形”的依據，因為“音”在時間上“必先乎形”，是時序作用的結果。段玉裁的這番理論不僅對於詞源學有著影響，並且對於文字學也有著巨大貢獻，其中隱含的邏輯學理論有著超時代的價值。段玉裁以“聲與義同原”為綱領，以聲符義與字義具有一致性為操作原則，全面而細緻的系聯出了《說文解字》中存在的同源詞。王念孫則認為因為“聲近”，所以“義同”，在他的理論中“聲”和“義”的邏輯關係是由因得果，這是他與段玉裁最大的不同。但不管他們的理論在判定同源詞中多麼得出眾，仍舊有一些缺陷。因此，楊光榮先生在《詞源觀念史》中提出，將兩者互補，一起作為詞源學判定的標準，他認為“段氏命題從起源上表徵‘音’與‘義’，而王氏命題則從條件上表徵‘音’與‘義’。這兩個命題均可以設定為皖派詞源學的原則，即是說，皖派詞源學可由此而出發，推演出自己的理論體系。”
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所含的哲學思想和同源詞探求理論深奧廣博，即使是在現代依舊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他的“聲近義同”說為學界考辨同源詞提供了理論依據，從音和義兩方面來考證，雖然不是獨創，但是他將兩者的關係作了嚴密的邏輯分析，這一點是值得學習和發揚的。
參考文獻：
[1]王念孫.广雅疏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胡繼明.《廣雅疏證》同源詞研究[M].四川：巴蜀書社，2003.
[3]楊光榮.詞源觀念史[M].四川：巴蜀書社，2008.
[4]于靖嘉.于靖嘉先生文集[M].三晉出版社，2013.
[5]陸宗達，王寧.淺論傳統字源學[J].中國語文，1984，（5）.
[6]楊光榮.分析哲學視野中的訓詁學[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5）.
[7]楊光榮.漢字構字理據與漢語構詞理據的交集[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4）.
[8]胡繼明.王念孫《廣雅疏證》對漢語同源詞研究的貢獻[J].語言研究，2007，（23）.